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金耀基教授在2000年的新版《大學之理念》中曾提出："華人的高等教育在國際化的同時，在擔負現代大學的普遍的功能之外，如何使它在傳承和發(fā)展華族文化上扮演一個角色，乃至于對建構華族的現代文明秩序有所貢獻，實在是對今日從事華人高等教育者的智慧和想象力的重大挑戰(zhàn)。"

　　我在2000年底收到金耀基先生寄贈新書時，曾即刻發(fā)表了兩篇評論，分別題為"華人大學的理念"以及"華人大學與通識教育"（收入拙著《將錯就錯》）。在這兩篇評論文章中我認為，金著《大學之理念》舊版與新版相隔17年，其間有一個意味深長的變化，即舊版《大學之理念》主要討論的是"西方大學的理念"，而在新版中作者已經開始思考"華人大學的理念"。但我在評論結尾中亦指出："就今日華人社會例如中、港、臺的所有大學而言，根本的問題乃是華人的大學基本尚談不上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亦即遠未確立華人大學的理念"。

　　一、 華人大學：獨立自主還是附庸藩屬？

　　今天討論北京大學等國內大學的改革問題，不能不重新提出這一"華人大學的理念"問題，因為這一問題直接關系到中國大學改革的方向和目標。在這方面，香港高等教育界在2000年前后對香港高等教育的檢討和反省，是值得國內高等教育界人士深思的。因為這些檢討和反省雖然主要針對香港高等教育的弊端，但卻對華人社會的所有大學有普遍的意義。我個人印象深刻而一直存留的一篇文章是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丁邦新教授的"香港高等教育何去何從"（香港明報2000年2月14日"世紀版"），而丁教授的文章又是呼應原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主任劉述先教授一篇文章，題為"香港高等教育的歧途"。這兩位先生在一致指出香港高等教育的歧途時，又都同時引用了原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院長杜祖眙教授的一個看法，來概括香港高等教育也是所有華人大學面臨的最大危險，這就是杜教授所言，在一個西方為主的全球化世界中，華人大學如果"放棄了學術的獨立自主，便成為人家的附庸藩屬"！

　　如果綜合這四位香港高等教育者的看法，則我認為"華人大學的理念"之核心問題實際已經非常清楚，這就是，華人大學的根本使命在于必須一方面學習西方大學的優(yōu)良制度和成果，但另一方面，這種學習的目的是要加強中國人在思想、學術、文化、教育的獨立自主，而絕不是要使華人大學成為西方大學的"附庸藩屬"。我們現在擔心的問題恰恰是，最近北京大學等的改革方向，是否會導致失去中國大學在思想學術和教育科研方面的獨立自主，是否會反而主動自覺地把北京大學等變成西方大學的"附庸藩屬"？

　　我略覺遺憾的是，最近丁邦新教授在介入關于北大改革方案的討論時（見《21世紀經濟報道》6月19日），卻沒有能闡述發(fā)揮他在"香港高等教育何去何從"一文的精辟見解，從而沒有提醒國內大學改革可能面臨的最大陷井即失去中國大學的學術獨立自主而變成西方的"附庸藩屬"。我不大相信丁邦新教授現在會放棄他三年前在"香港高等教育何去何從"的基本看法和立場，因此只能認為這或許是因為丁先生還沒有意識到，他提出的"香港高等教育何去何從"的問題，現在不折不扣地正在同樣成為"中國高等教育何去何從"的問題。而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丁先生在"香港高等教育何去何從"中所提出的妨礙中國學術發(fā)展的根本弊端，似乎現在恰恰是有些中國大學當局認為最需要模仿的先進經驗！正因為如此，我覺得下面有必要大段引用丁邦新教授討論香港高等教育問題的原話，以說明不可把弊端當經驗。

　　二、中文為主還是英文為主？

　　丁邦新教授的"香港高等教育何去何從"一文的所謂"何去何從"，就是指香港高等教育是要走"獨立自主"的學術之路，還是永遠作西方的"附庸藩屬"。而在他看來，香港高等教育的體制性問題如果不改革，那就很難走上學術自主的道路。他非常準確地抓住了華人大學要堅持學術獨立自主必須解決的最關鍵的體制性問題，即第一，"建立以中文期刊為主的評鑒標準"；
第二，要明確"寫人文社會科學的論文用中文是天經地義的事"；
第三，在"學術成果評鑒"方面，不能想當然地認為"遠來的和尚會念經"，動輒就請外國專家來評鑒，因為"香港的學術水平應該由自己來判斷"。

　　下面讓我直接引用丁邦新教授的原話，因為這些話幾乎每一句我都從心底里贊成，而且我不可能比丁先生說得更好了。

　　首先是中國學者應該以什么學術期刊為主發(fā)表論文的問題。丁先生說："期刊的好壞如何判呢？大家以同一學門公認的第一流期刊為最好，這些期刊絕大多數都是美國出版的。這里牽涉兩個問題：第一、有些學問沒有地域性，理工科大致如此，容易有公認的標準。人文社會的研究卻很有地域性，美國出版的學報很少登純中國的研究，唐詩是中國的瑰寶，美國有多少一流學報登研究唐詩的文章？外國的漢學家不敢研究唐詩的大家，如杜甫李白，因為古今的評注就難以掌握。這須中國人來作，在哪里發(fā)表呢？美國第一流的漢學期刊嗎？中國經濟的問題是非常大的問題，研究得當可以給許多開發(fā)中國家參考，但主流經濟學期刊關心的是理論，有關中國經濟的論文不會有多大市場，而且外國期刊為什么要提供許多篇幅給研究中國的論文？這合于他們國家的利益嗎？由于英美第一流的漢學期刊很少，我們學者以英文撰寫的論文努力擠進第二流的期刊，以致我們自己的期刊稿源不足，更嚴重的是重要的研究沒有人肯化時間去做，完全扭曲了學術發(fā)展應有的走向。"

　　第二，由此就立即涉及，中國學者應該用什么語言文字為主來寫作學術論文的問題。丁邦新教授說："目前理工科學大部分期刊都是用英文發(fā)表的，英文已經成為世界語文了。這一不爭的事實是不是跟英美國家的強盛有關呢？為什么重要的學術論文不能用中文發(fā)表呢？英文并不是中國人的母語，用不是母語的語文發(fā)表意見總不如用母語來得準確，人文社會科學牽涉許多中國的概念，為什么要用英文來表達呢？我們不能否認，用第二語言總沒有第一語言純熟。那么寫人文社會科學的論文用中文是天經地義的事，為什么要以英美學報為標榜？如果學人文的人對自己的語文都沒有信心，這個民族大概也就前途有限了。如果有充分信心，何以不能建立以中文期刊為主的評鑒標準？"

　　最后，丁教授嚴厲批評主宰香港各大學財政命運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不相信香港各大學在學術上的"獨立自由發(fā)展"，總是要請外國的專家來評鑒香港學者的水平。例如以"研究成果評鑒"來說，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首先"請了好幾位外國專家來解釋如何評鑒"，因為"主事的人大概覺得遠來的和尚會念經，這也是香港一般人心態(tài)，卻不了解美國人念的經和香港的版本大不相同。"此外各類評鑒活動多得要命，"每一次都是擾攘多日，人仰馬翻。美國和臺灣既沒有這么頻繁，也沒有這么瑣碎�！�現在各校用于這些評鑒工作的人力、物力、金錢難以數記"。

　　我之所以不厭其詳地引用丁邦新教授的原話，是因為丁先生指出的這些香港高等教育的弊端，卻恰恰在成為有些中國大學改革所追求的目標。換言之，香港由于歷史的原因而陷入不能自拔的這種高等教育的附庸藩屬狀態(tài)，國內不少大學卻似乎羨慕不已，甚至以為北京大學等國內大學最大的不幸就是至今尚沒有資格作西方的"附庸藩屬"，因為北大的教授們居然還在用中文寫作，這怎么與國際接軌呢！中國大學的理工科現在已經是以用英文在國外期刊發(fā)表論文作為"評鑒標準"了，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大概目前主要仍是用中文在中文期刊發(fā)表論文，這在大學改革者看來似乎正表明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落后。所以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發(fā)展目標就是今后都要用英文到美國期刊上去發(fā)表論文;用中文發(fā)表的論文算什么學術成果呢，不夠國際標準嘛。最后，理所當然，中國學者的學術水平必須由外國學者來評鑒，你看連香港都不但要請外國專家來評鑒，而且首先要請外國專家來"解釋如何評鑒"！人家香港至少一直是用英文的，即使自己不會評鑒至少能聽懂人家"解釋如何評鑒"，中國大陸只怕連人家"解釋如何評鑒"都聽不懂。因此中國的大學改革第一步只能先模仿香港高等教育，然后才能有資格與美國接軌。

　　大概所謂要達到"世界一流大學水平"，主要就是要大學不但理工科而且人文社會科學教師都用英文到美國期刊發(fā)表論文，除此以外好象也沒有其他什么目標了。北京大學當局現在經過精密的科學計算后宣布，北京大學可以用"十七年"的時間達到"世界一流大學"的標準，這是什么意思呢？我不知道這個"十七年"是怎么算出來的，為什么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二十年？但我想不管多少年，北大的這個目標大概也就是要在"十七年"后達到北大教師主要都用英文在美國期刊發(fā)表論文吧。如果不是這個目標，又是什么目標呢？但如果無非如此，則香港所有大學早就都已經達到"世界一流大學"了，因為香港不管理工還是文科歷來都不得不用英文爭取在英美期刊上發(fā)表論文。如此說來，則北京大學的"世界一流大學目標"其實不過就是香港化。具體說來，北大目前的改革目標，我想其實也就是兩個目標，第一，北大當局決心要用各種方式來保證，十七年后北大教師必須象香港那樣主要是由英美大學培養(yǎng)的博士來擔當；
第二，十七年后北大教師必須象香港學者那樣主要用英文寫作論文到英美期刊發(fā)表，不然就解聘。據說北大的管理階層最近都學了一個英文短語，叫up or out。怎么個up怎么個out呢？答案大概是：今后用英文就up，用中文就out!

　　三、一流大學還是三流大學？

　　我以為中國的大學改革實際正在出現一種危險的傾向。這種危險就是在"創(chuàng)建世界一流大學"的口號下，實際卻可能恰恰在把中國的大學變成注定只能成為三流、四流、甚至不入流的大學。出現這種危險傾向的原因在于，目前對所謂"世界一流大學"的理解是相當似是而非的甚至是完全錯誤的，因此一些改革方案的設計往往從一開始就犯了方向性的錯誤。

　　且讓我們現在以一種假設情況來提出問題。以中國現在的一流大學例如北京大學為例，假如17年后，北京大學的所有教授、副教授和講師助教都是由哈佛、耶魯、芝加哥等世界一流大學培養(yǎng)的博士所組成，而與此同時北京大學自己培養(yǎng)的博士則只能去中國本土的二流和三流大學任教，試問那時的北京大學是變成了世界一流大學，還是變成了中國的二流或三流大學？答案自然是后者，即北京大學不但沒有變成世界一流大學，反而變成了中國的二流甚至三流大學。因為這種情況實際意味著，北京大學自己培養(yǎng)的博士不但沒有升值，反而越來越貶值，越來越不值錢。

　　很簡單地說，大學的根本使命就是培養(yǎng)人才，所謂世界一流大學就是它能培養(yǎng)出世界一流的人才。如果某大學僅僅能以高薪聘請別家大學培養(yǎng)出來的人才，卻永遠在自家大學里培養(yǎng)不出同等甚至更好的相應人才，那么這家大學就永遠是三流大學，它的所有投資都是失敗的，因為它只有投入，沒有產出，或者是高投入低產出。我們現在因此不妨提出三種不同的可能情況來進一步說明這個問題。由于我們現在是討論高等教育的問題，因此我們這里暫時只考慮大學培養(yǎng)的今后從事高等教育的人才。

　　第一種可能情況是，17年后北京大學本身培養(yǎng)的博士越來越吃香，受到哈佛和牛津等世界一流大學的競相聘請，亦即以"北大博士"這一學術資格就可以成為哈佛教授或牛津教授等的越來越多，那么我們大概可以說，北京大學開始進入了世界一流大學的行列；

　　第二種可能情況是，17年后以"北京大學博士"的學術資格而直接受到哈佛和牛津等國外一流大學聘請擔任教授的仍然很少或幾乎沒有，但以"北京大學博士"這一資格在中國本土一流大學任教的比例在國內仍然名列前茅；
這種情況有可能表明北大仍未進入世界一流大學行列，但至少可以肯定，即北大仍然是中國的一流大學；

　　第三種則就是我們前面已經提及的可能性了，即17年后"北大博士"的資格不但不足以在哈佛和牛津等國外一流大學得到聘請，甚至也已經得不到中國國內一流大學的聘請，而只有資格在中國的二流和三流大學任教，那么這就只能意味著，北大下滑成了中國的二流甚至三流大學。這就象假如哈佛的博士今后都只能去美國州立大學任教，那么哈佛也就下降到州立大學水平了。

　　我們現在因此不能不問，北京大學現在宣稱的在"十七年左右達到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到底是什么目標？如果北大的目標是要達到上述第一種情況，即在十七年內造就越來越多的"北大博士"直接成為哈佛教授或牛津教授，那么至少有志氣，唯一問題是北大通過什么制度來達到這個目標。但如果北大說，這種目標是不可能的，不要說十七年，(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甚至七十年都不可能，那就奇怪了，如果這是不可能的，那么北大所謂"創(chuàng)建世界一流大學"到底是什么目標？我們必須強調，"世界一流大學"的真正標準是這大學培養(yǎng)的最高學位如博士是世界一流的，其他標準都不是真正的標準。美國有很多非常好的liberal college，培養(yǎng)最好的本科生，但不會稱"世界一流大學"，人家根本就不屑這種空洞名號。又如果光是以生產論文數量質量為標準，那不如大力擴充辦好中國的科學院和社科院體制，專事研究和寫論文，何必浪費精神辦大學，反正學生再培養(yǎng)也不成材，因為只能去二流三流大學教書。

　　北京大學如果不是以上述第一種情況為自己的目標，今后實在沒有必要喊什么"創(chuàng)建世界一流大學"的口號，因為這種口號只能誤導北大自己。這種誤導就在于北大根本沒有想過要達到上述第一種情況，卻事先排除上述第二種情況，最后結果恰恰只能是淪落到上述第三種情況，即造成北大自己培養(yǎng)的"北大博士"越來越貶值。

　　四、"留美近親繁殖"

　　有人一定會反駁說，如果北京大學今后的所有教授、副教授和講師助教都是由哈佛、耶魯、芝加哥等世界一流大學培養(yǎng)的博士所組成，那么由這樣的北大教師隊伍培養(yǎng)的北大博士自然也應該是最好的，怎么會反而貶值呢？我們說，這只是想當然的看法。因為如果北大以及全中國的一流大學都走上了"留美近親繁殖"道路（為行文簡便，以下用"留美"泛指所有留學），亦即如果北大等先天地認定北大教師聘任首先考慮留美博士，那么所有北大本科生自然就明白，讀北大博士是絕對沒有前途的，是低人一等甚至三等的。由此北大自己就貶低了自己培養(yǎng)的北大博士，這樣北大學生自然不屑再讀北大的博士，怎么也得到美國去混個博士，以免低人一等。由此就會造成一代又一代的"留美近親繁殖"，因為北大將慣性地認為只有留美博士才有資格來北大任教，北大學生會慣性地認為只有去美國拿博士才有前途，而讀了北大博士的將注定只能去中國三流大學任教。一旦形成這種狀況事實上就將永遠無法再改變。由此，北大當然注定永遠不可能成為"世界一流大學"，它將千年萬年地最多成為最好的"北京留美預備大學"。

　　如果這就是北大改革的方向，那也未嘗不可。不過這樣北大要學的就不是哈佛或芝加哥大學等，而應該多學美國的liberal college。同時，北大不應該再辦研究院，沒有必要再培養(yǎng)那么多北大博士，甚至連碩士都沒有必要培養(yǎng)。作個名副其實的"北京留美預備大學"，盡早把本科生送到美國去讀博士，對學生、對家長、對學校、對國家和納稅人，都是更經濟更負責的方式。但問題在于北大號稱要成為"世界一流大學"。

　　我們有理由認為，這次北大改革的基本指導思想其實很簡單，這就是它認為"世界一流大學"的前提是大學教師必須大多數是美國博士，有這一條才能確保大多數教師都用英文寫作論文到英美期刊發(fā)表。因此這次北大改革其實只有一個目標，這就是如何盡快把北大現有教師換掉，換成絕大多數都是美國博士。北大改革方案的所有設計其實都是為這一目標服務的。例如為什么要"十七年"呢，因為北大現在改革不能動已有教授，沒有教授支持就無法通過改革方案。但"十七年"后現在的教授基本都退休了。因此改革的主要矛頭是如何盡可能多地淘汰目前北大的講師副教授，由此設計的升級機制毫無理路地繁復無比，總之升級越難越好，淘汰越多越好，這才可以有更多的位置給留美博士。最后，則是北大自己的博士不留校，說是防止"北大近親繁殖"。

　　但我們可以問，北大不留自己的博士，又盡可能淘汰自己的青年教師，難道是為了納入國內的復旦、南大、浙大的博士？當然不會，北大畢業(yè)的人自然都知道，以北大的老大心態(tài)，它怎么會把國內其他大學放在眼里？北大眼里自然只有美國的大學比它好，空位自然將主要只聘任留美博士。因此，杜絕"北大近親繁殖"的目的其實是要擴大"留美近親繁殖"。但問題是，現在復旦和浙大等并沒有把北大放在眼里，它們因此很可能同樣不會聘任北大的博士，而是同樣只要留美博士。由此，全中國一流大學都走上"留美近親繁殖"的道路，而全中國一流大學自己培養(yǎng)的博士就全都只有到中國二流三流地方大學去任教。由此，最終的結果將是中國所有一流大學自己培養(yǎng)的博士都貶值。如果這樣，中國實在應該考慮取消所有的博士培養(yǎng)點，把錢用在辦地方中等學院和加強鄉(xiāng)村的基礎教育。

　　五、立足"華人大學的理念"改革北大

　　從"華人大學的理念"出發(fā)，北大的改革應該著重于提升北大自己培養(yǎng)的博士的水準，減少對國外博士的需求。中國大學改革的總體目標是要盡快結束中國留學運動，以中國自己培養(yǎng)的博士構成中國高等教育的主體，而不是要把中國的大學教師都換成美國博士。如果中國的大學走上"留美近親繁殖"的道路，那么中國的大學就是"放棄了學術的獨立自主，成為人家的附庸藩屬"！

　　北大目前的改革方案是亂北大、亂中國高教的方案。這個方案的根本問題是北大主事者基本不信任北大自己現有教師隊伍，而又盲目迷信國外博士，從而試圖以"留美近親繁殖"的方式來對北大換血。如果放棄這種錯誤的指導思想，北大的改革完全可以有更現實的新思路。這種新思路將首先立足于對北大現有年輕教師的充分認識上。事實上，北大最近三、五年聘用的年輕教師，可能是北大歷史上最優(yōu)秀最有潛力的人才。他們大多是北大和國內其他一流大學自己培養(yǎng)的博士，在畢業(yè)時經過激烈的競爭才成為北大教師的一員。在學校中他們通常是生活待遇最低，工作條件最差，但在課堂上卻往往是最受北大學生歡迎的教師。正如現在人所周知，北大年輕的講師副教授水平超過許多教授。這些年輕教師外語好，閱讀廣，知識面寬，思路開闊，而且對學生有精神感召力。沒有人可以有資格任意斷定他們的水平低于國外博士。事實上他們中佼佼者的水平和眼光遠遠高于留美博士的水平。

　　中國從改革以來的留學運動已經二十多年，現在也應該對此有一個清醒的估計了。理工科暫時不論，如果單純從文科（為行文簡便下面用"文科"包括所有人文社會科學）看，在很多方面是相當令人失望的，并不那么理想。大多數文科留美博士都擠在美國學術界一個邊緣的方寸之地，就是所謂"中國研究"。中國人到西方去留學，本應研究西學的精髓，而西學的精髓乃在西方學界對西方本身思想傳統和制度文化的研究，不在西方人對中國的研究上。西方學界的"中國研究"只能說是西學的皮毛之學，因為這個部門研究的問題和方法都是來自西學主流部門的�，F在有多少中國大陸留美博士在美國留學是專門研究西學的呢？大多數都擠到所謂"中國研究"領域去了。很多人其實對中國一點興趣都沒有，也要擠進去，自然是因為中國人懂中文作中國研究寫論文容易點，以后在美國找工作容易點，這也不是什么秘密。有些人似乎不知道在美國拿個博士只要中人之材就綽綽有余，并不需要什么特別的才華，中規(guī)中矩的學生拿個博士最容易。真正難的倒是今天很少再有人象老輩學者陳寅恪錢鐘書那樣去留學只問學問不求學位。

　　北大主事人如果對北大自己的青年教師和留美博士都有一個清醒的認識，那大概就會放棄盲目認定美國的博士一定比自己培養(yǎng)的博士好的無根據思想。而一旦放棄了這種心態(tài)，也就有理由徹底放棄現有的以"換血"為目標的改革方案。不妨說，北大的改革目前最迫切的就是要改革主事人的思想和頭腦!人們有理由要求北大的主事人樹立"華人大學的理念"，這就是要明確認識到，中國大學不是要無休止地復制"留美近親繁殖"，而是要盡快結束中國留學運動，以中國自己培養(yǎng)的博士為主研究中國與西方。因此北大在今后的聘任制度上，應該有三條原則：第一，主要面向國內博士；
第二，在聘任留美博士時，主要聘用那些專門研究西學的人，因為中國需要大規(guī)模地研究西方；
第三，一般情況不聘用那些作中國研究的留美博士，除非已經證明其人至少在西方的中國研究領域是"領頭學者"。如果按這三條原則，我相信北大人文社會科學十年后必有極大起色；
反之，如果按北大現在的改革方案辦，則北大的人文社會科學必然變成西方學界"中國研究"的一個分部，成為"人家的附庸藩屬"。

　　北大！抬起你高傲的頭，挺起你高貴的胸，不要自卑自賤地低三下四跟人走，而要自尊自信地為"華人大學的理念"走你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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