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情是不能說破的，一說破，大家都覺無趣。比如說，這十幾年里，越說越煞有其事的“文化問題”�！拔幕瘑栴}”在八十年代叫“文化熱”，在九十年代叫“文化批判”，幾乎呈經久不衰可大可久之勢。

　　之所以出現這一局面，原因多多。其中之一，中國知識階層的結構是否存在一個文人過剩的問題？文人的思維特征是瞧不起工匠式技術思維，有問題喜歡向上走，走向云端，引出一個統(tǒng)攝一切的本源，然后再俯瞰下來，向下作哲學的批判或文學的抒情。這種文學化的哲學或哲學化的文學，構成大陸人文學科的先驗氛圍，而不是經驗氛圍，使得這一行當中人的思維方式遲遲不能向下著陸，掙脫中古束縛；
而工匠式的經驗性思維就比較笨拙，總是貼著地面步行，就事論事，局部問題局部解決，甚至是技術性地解決，輕易不敢把很多不相關的問題攪在一個大局里，然后發(fā)一通宏觀議論了事。文人傳統(tǒng)過甚，又喜歡追尋萬物一源，就容易把這個“一源”定位在文人所熟悉的事務上，小如語言文字，大如文化方式，總得 與“文”有緣，這樣，他們從大學中文系學得的文化評論(多半是文藝評論)，以及由此形成的思想訓練就統(tǒng)統(tǒng)派上了用場。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原因，是否因為允許討論的問題實在太少？那么多人擠在這么狹小的言論空間，是因為再也沒有一個話題像“文化”這樣本身寬泛無邊，同時又可以被討論，必要時還可以被批判。這樣一來，可就苦了“文化”，萬喙啄一，啄得體無完膚，身上涂滿各種文化人的口涎，不說臭不可聞，至少沒有一塊干凈的地方了。

　　以上兩個原因，輕易不能說破。尤其是后面一個，一說破，大家臉上都掛不住，那么一個高尚的文化形而上，竟然還有這樣一個形而下的安全考慮？

　　世界歷史上可能還沒有哪一個民族像我們這樣，要讓“文化”承擔那么多的東西。既有歷史的，又有現實的，既有經濟的，又有政治的，既有社會的，又有個人的。文化說多了，就出來兩派：西化派認為傳統(tǒng)文化不改造，科學無望，民主無望；
儒化派認為，科學也好，民主也罷，都要從傳統(tǒng)文化里往外“開”，不要說四個現代化，就是那第五個現代化也可以而且是只能從傳統(tǒng)文化里“開”出來。

　　我始終不能接受這個“開”字，無論是從西方文化里“開”，還是從中國文化里“開”。

　　我們是否先想一下文化究竟有沒有那種決定性力量？我的看法是，沒有。文化、政治、經濟這三大塊，各自有不同的發(fā)生機制，如果硬要說哪個與哪個接近，我只能說政治這一塊離經濟近，離文化最遠。與其說政治體制是從文化里“開”出來的，不如說是從經濟里“長”出來的(當然不能離開人在制度層面的努力)；
與其說政治體制是文人議論出來的，不如說是與文人習慣距離最遠的律師或相當于律師的人討價還價錙銖必較“摳”出來的，此其一。其二，一種文化并不必然地只能與一種政治、經濟模式配合，而是呈開放性多種可能：在文化基本不變的情況下，既可忍受這樣一種政治經濟模式，也可接受另一種更為合理的政治經濟模式，文化與政治經濟之間不存在那種一旦文化如此，政治與經濟只能如此，倘若變動政治經濟如彼，先要文化改造成如彼的決定論閉鎖關系。東亞如臺灣等地基本是儒家文化，卻出現與大陸不同的制度走向，已經說明了這一問題。事實上，世界上沒有哪一個民族的現代轉型是由幾個知識分子關在書齋里搞文化工程設計，從“文化”里“開”出來的。沉溺于文化討論，只能說明一個民族的知識分子面對另外兩大板塊尤其是制度層面的偷懶、無能與無

　　奈。僅僅是偷懶、無能與無奈，倒也罷了，可笑的是，失敗以后還要把比自己強橫的一方說成是被自己所從事的文化決定著的被決定者，自己的躲避是對被決定者的高邁超越，是“深挖洞，廣積糧”，是為未來的根本變動“建設”更為“深刻”的“基礎”去了。這不是典型的精神勝利法，又是什么？順便說一句，阿Q歷來出在城里的知識界，而不是農村里的農民。

　　再進一步，還可以想一下世上究竟有沒有可以決定一切的東西，管它是叫“文化”還是別的東西？從思想方法說，西化派，還是儒化派，兩種看法表面對立，但在內里卻是共通的。他們都相信有一種世界圖式，在這種世界圖式后面，就藏著這個決定性的主宰因素，這個主宰因素制約著世界圖式的每一個重大筆劃，規(guī)范著世界圖式的最終走向。這個主宰很久以前叫“上帝”，后來叫“歷史理性”，在最接近我們的那一段行程里突然被改名為“經濟”，由于“經濟”這一字眼過于粗俗以及它后來在某些地方遭到了臭名昭著的失敗，一部分學者嫌其不雅，于是約定俗成，又把這個決定者改名為“文化”。所以，西化也好，儒化也罷，表面吵得兇，其實都是決定論，只是以“文化”替代了“經濟”、“歷史理性”與“上帝”。兩派人以對立的方式互相補充，都從對立的兩端向當中那個雙方看中的地方擠，一定要擠出一個文化決定論才善罷甘休。在文化決定論者眼里，文化問題沒有最終解決以前，所有的社會改革都是不徹底的、沒深度的，是盲人摸象；
不討論文化，而討論政治體制、社會體制改革，就像一群沒文化的工匠，在工程師沒有交給他們圖紙以前就草率開工，太可笑也太可憐了。

　　我不這么看。第一，我不相信有那個世界圖式的存在，第二，更不相信文人手里擺弄的那一點文化，就是那個世界圖式后面的決定性主宰因素。有一次，一個編輯在電話里非讓我在文章名字后面注明職稱之類的文化身份，我實在心煩，就隨口報了一個“前管道工”職稱。我以前是作過管道工，而且不止三五年，告別那一行當進入所謂的文化界，也還是甘心做一個“不徹底”、“沒深度”、“沒文化的工匠”。我和他們的區(qū)別在于，他們認為除了文化，其它東西都不值得改造，而我的看法相反，其它東西都可以成為討論與改革的對象，唯有文化除外。被人們稱作“文化”的那樣東西不能說沒有，但是它太大而且太空，始終在我們的身后，人們向前伸出無數雙手，試圖抓住它，每一雙手抓回來卻都是空的。文化確實像空氣，人們每天都在呼吸它，卻無從把握它。因此我始終弄不懂的是，人們怎么能向空氣宣戰(zhàn)，有什么必要向空氣宣戰(zhàn)？如果確實有某種主體宣稱他能改造文化，而且是在一代人的時間里重建了一種新文化或摧毀了一種舊文化，那么他非神即獸，肯定不是人能干的事業(yè)。從思想史范圍說，我近年來產生一個懷疑，難以釋懷：從嚴復、胡適以來的文化討論，很可能是個百年假問題？不能說毫無所見，但相比更應該著手的實際問題，那幾代精英耗費于文化辯論的精力，實在得不償失。三百年前黃宗羲說“有治法方有治人”，表面看來不深刻，缺乏哲理深度，屬常識性思維，實際上是壁立千仞，頂破了幾千年中國文人的習慣思維。他已經摸到了今天只有制度學派才摸到的一個關鍵點：制度本身能釋放出強大的學習功能，能使整個社會行為模式卷入其中而不自覺�？上н@一突破性想法，太不合喜弄文藝、文化的中國文人的習性。到近代，在治法層面稍有挫折，就被胡適等改成“先有治人再有治法”，實際是先有“治‘文’再有治法”，去搞文化改造去了。后經丁文江斥責：不要上胡適之的當，他才有所悔悟。到了我們這一代手里，文化問題則弄得更不象樣，不說在知識積累上沒有超過前人，而且形成一種偽深刻的風氣，什么事都得往文化上扯，不扯就顯得沒學問。前輩學者陷于這一“文化問題”，既有上述思想方法的嚴肅原因，也有當時具體的歷史環(huán)境使然，值得認真總結。我們這一代繼續(xù)擴大這一“問題”，恐怕還有一個在當下環(huán)境中產生的形而下的心理動機？多半人當然不自覺，但是不自覺的力量超過自覺的力量，形成集體無意識，更厲害。在這一集體無意識的作用下，大家都把只能討論的問題冒充成必須討論的問題，而且是決定一切的問題，越說越假，越假越當真，終于弄出一個“現實中不可承受之輕”，呈現一種內里萎縮外延肥大的文化癡肥狀。戈培爾說，謠言重復千遍，自會成真理。他沒有想到，文化問題重復十幾年，居然也能成真理。這樣一個可氣又可笑的局面，大概只有等著童言無忌來解救了？恐怕是會有一天有一個不知輕重的小孩出來，冒叫一聲“啊，皇帝身上沒有穿新衣！”這個可憐的用泡沫塑料吹成的文化大氣球才會“嘭”地一聲徹底爆裂。

　　說到法蘭克福學派，很可能是這些年“文化決定論”的一個洋根源？因為僅從學理符號看，這一派人以“文化批判”見長，似乎比他們的上幾代人深刻，超越了政治結構、社會結構與經濟結構，在諸種結構之下，打出了一口文化批判的深水井。在中國那些好談文化問題的朋友眼里，能以法蘭克福符號談文化，自然比只會引用先秦古籍的人來得高雅而且時髦，又深刻了一層。

　　我寫過一篇《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試圖說明任何一種決定論，包括文化決定論在內，推理越深刻，越違背起碼的邏輯。現在想來，對文化決定論者，僅僅說明邏輯是不夠的，還必須認真對待他們的每一個論據；
僅僅反對本土出現的文化決定論也是不夠的，還必須認真對待他們從外面搬來的洋根源。對那些喜歡引用舶來學理而不是中國古籍談論文化問題的朋友，似乎有必要破一破有關法蘭克福學派的迷信。事實上，這十幾年從外面引進的洋思潮，像法蘭克福學派這樣，拿來就用，用之不衰，跟進者日眾，卻始終沒有受到與之平等的學術檢驗，確實罕見。這件工作早就該做，現在有《讀書》雜志來做，當然是好事，但也晚了一點。

　　我以為，法蘭克福過來的這幅油畫再深刻，也先不忙贊嘆這幅畫的內部結構。不妨退一步，設法獲得一個廣角視野，看看這幅畫所在的西方批判理論發(fā)展史，究竟是出于上升通道，還是下降通道？

　　站遠一點看二百年歐洲社會沖突史，以法國為代表，可以看出一根社會沖突的下降通道。下降通道的第一階段，是經濟沖突，從早期工人毀壞機器到一七八九年攻占巴士底獄；
第二階段是政治沖突，從一七九三年雅各賓專政設置斷頭臺到一八七一年蒙馬特爾高地起義；
第三階段是文化沖突，從上世紀中葉波特萊爾《惡之花》出現至一九六八年學生造反五月風暴失敗。十九世紀以來的批判理論家，經歷幾代人的變化，就是在這根下降通道中劃出了一根批判理論發(fā)展史的軌跡，它可以上下踢騰，但無法突破制約它的上下軌道的限制。

　　面對這根下降通道中的下降線，也有一些思想家力圖作出向上的解釋，葛蘭西在監(jiān)獄里構思文化批判，即認為向資本社會爭奪文化霸權，要比馬克思當年的政治經濟批判還要厲害，已經抵臨與資本控制的總決戰(zhàn)。而我以為，對立一方已經在罵聲中成長，從批判中吸取了營養(yǎng)，底部逐漸抬高，走出了十九世紀的百年大底，終于走上了一條逐級攀升的上行通道。這條被批判者的上行通道，與上述下降通道和下降通道中的批判理論，對位而立，是不能否定的基本事實。我們可以同情走下坡路的一方，就說從經濟批判到政治批判，再到文化批判，矛盾繼續(xù)存在，只是解決矛盾的戰(zhàn)場一次接一次轉移而已。但是，有一個基本事實不能否認：矛盾是按照有利于對方的方式解決，戰(zhàn)場是按照對方限定的路徑轉移。我對葛蘭西充滿敬意，同情心也在批判者這一邊，但我總覺得他有點一廂情愿。我確實欣賞對方的頑強，欣賞對方的上行通道走得漂亮，也承認自己一方的被動，實在是一浪低于一浪。

　　一九六八年學生從街壘撤退，標示著法蘭克福文化批判由盛轉衰，也標示著一七八九——一九六八近二百年“急風暴雨式的階級斗爭”在西方已經成為過去。此后法蘭克福人還在說文化批判，那已經是撤退以后撒在街上的一串刪節(jié)號，雖有余韻，但更多的是無奈；
說句不好聽的話，那真是龔自珍所喻，將萎之花，慘于搞木了。此外還有不能忽視的一點，上代批判者多有革命氣質，恩格斯還直接參加過巷戰(zhàn)，到法蘭克福一代，批判再激烈，也只是在書齋里撒豆成兵，關起門來指點江山，自我稱雄。法蘭克福人至今還在說他們是馬克思的遙遠后裔，但他們也該想一想，老祖宗是被法國警察驅逐出境的，而新后裔的胸前卻掛滿了法國政府獎賞的學術勛章，這兩者之間，有著多么令人難堪的差異？故而我總覺得后代人的“深刻”深得有點可疑。我的比喻可能粗俗：前者是配以工人運動的鐵錘，猛擊資本結構的頭蓋骨，而后者只不過是拿起知識分析的繡花針，戳戳資本結構的下腹部。重錘與頭蓋骨，不失為一種危險的關系，重量級對重量級，故而十九世紀的歷史遠比二十世紀精彩；
以針尖戳戳下腹部，盡管被知識分子解釋得那樣奧妙復雜，以至說是打出了一口深水井，比比馬克思當年，實在是一種在學院中進行的知識譜系考古游戲，最危險的關系都已經釋放。那口深水井，恐怕是避開巖層，打在流沙層上，是否有甘泉流出，我總是懷疑。你可以說是針刺，刺得真深呵；
也可以說是在隔“腹”穿刺，(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針刺太短，已經夠不著文化脂肪下的膏盲地段。脂肪太厚，批判苦短，那樣的針刺，與其說是批判，又何如說是在文化脂肪上戳幾個小麻點搔搔癢，甚至干脆說是在文化脂肪上跳舞，與資本結構遠距離調情？

　　因此，如果讓我來尋找文化批判理論在西方社會沖突史上的地位，只能到比馬克思、赫爾岑等人更下面的一段行程去摸索。從資本結構的頭部一點一點往下摸，一直摸到那塊柔軟的下腹部，摸到那一大塊文化脂肪，最后才會摸到在文化脂肪上打井的那幾個針尖人物。在這些人物中，也有我喜歡的人物，如哈貝馬斯。他能拒絕馬爾庫塞的“大拒絕”，還真需要一點保守主義的膽識。他談出一番與西方社會主體結構交往溝通的道理，我不一定接受，但至少看出他有承認失敗的勇氣，沒有把大失敗說成大迂回，更沒有把大潰退說成是深層掘進之后的大爆破，沒有洋阿Q。

　　沉痛一點說，塞納河左岸來的左翼批判，一陣接一陣，已有二百年。先是經濟批判，后是政治批判，現在又是文化批判，只有一樣不變，那就是它們都是失敗的記錄，一串失敗的記錄綴成一根歷史的下降線。這條路線的坡度是向下，而不是向上，是撤退，而不是進攻，是無奈，而不是深刻。所謂文化批判，很可能是把一支潰軍帶到了文化領域，去進攻一個比先前的攻擊目標更不可攻克的目標。新目標叫“文化”，其實就是精神領域里的空氣，無所不在，無所不包，張口即能呼吸，閉口即能食味，誰都能抓上一把到沙龍里談談，一松手，則什么都沒有。這樣的精神總攻，連唐·吉訶德都不如，唐·吉訶德前面還有一架具體的風車；
這樣的文化批判，清風逐流云，實在是太配中國文人的胃口了。

　　我無意貶低法蘭克福學派，我只是想提示兩個基本事實，一是法蘭克福在西方歷史長時段演變中的位置，二是中國文人好談法蘭克福的接受心理。西方批判理論發(fā)生那樣一場長時段的蛻變，是受制于精神史背后更為復雜也更具悲劇性因素的歷史背景，容不得輕慢。需要的是同情，是扼腕，甚至應該跟在他們的后面，指揮一支交響樂隊，反復演奏柴可夫斯基的《悲愴》，為他們伴奏，為他們送行。然而，白事不是紅事，暮云不是朝霞，總不能在人家辦喪事的時候去當啦啦隊，搶過挽聯當旗幟？更不能興高采烈，爭搶人家的丟盔棄甲，撿到籃里就是菜。

　　大概是在七十年代，李敖曾經寫過一篇很辛辣的文章，題目似乎叫《給好談文化的人治治病》。這個李敖，有很多地方不能讓我接受，但是這篇文章卻記憶猶新，至今不敢忘卻。我以為，中國人若真想為中國文化好，在目前的情況下，最好少談文化，至少不談文化批判，先晾干文化問題里的水分，讓那個文化癡肥癥逐漸萎縮，十年以后，回頭再說？

　　原刊《讀書》199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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