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位中國知識分子卑微而真實的一生寫照，但是嚼在嘴里，不知怎么總有一種苦澀和凄涼之意。 　　 　　1933年10月，《大晚報》副刊的編輯崔萬秋約施蟄存先生談?wù)勛x書的事情，具體而言：一是眼下讀什么書；二是介紹給青年的書。施蟄存先生在第二欄中寫的是《莊子》和《文選》，然后在下方做了一個小注“為青年文學(xué)修養(yǎng)之助”。給報刊推薦圖書是常有的事情，推薦的書目其實也有很大的隨意性和個人性。但是，就是如此簡單的一個書單，隨后遭到了魯迅先生的嘲諷和批評，不但引起了讀書界的一場爭論，而且引來了“洋場惡少”的罵名。
　　陳子善編選的《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記憶施蟄存》一書中，今人的很多關(guān)于施蟄存先生的回憶或者訪談都會提到這場爭論。但是施蟄存先生在這個問題上有時候也是前后矛盾含糊不清。比如很多人都會問施蟄存先生當(dāng)初是否知道寫下《重三感舊》的批評者“豐之余”就是魯迅先生。在朱建國的《施蟄存的第五扇窗戶》一文中，朱先生的說法是：“訪談中施蟄存先生透露，當(dāng)年他雖不知‘豐之余’就是魯迅的筆名，但從文章的風(fēng)格還是能猜到作家是魯迅――這就為他多次自稱并非有意攻擊魯迅提供了另外的注釋：他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钡�在另外的訪談中，施蟄存先生說的是“我不曉得這個‘豐之余’就是魯迅，我以為與魯迅不搭界”。而黃裳先生在《憶施蟄存》一文中提到，“當(dāng)發(fā)現(xiàn)對手是魯迅時，蟄存依舊不依不饒，說了些尖刻的過頭話，那就不能不說是年少氣盛的出格舉動了”。后來施蟄存先生也在采訪中坦然承認(rèn)，當(dāng)時確實年少氣盛，容易沖動，以為文壇宿主也不能以勢壓人，為了掙得說話的權(quán)利，而奮力反駁。事后想來，他也覺得當(dāng)時太沖動了。畢竟兩人沒有什么私人恩怨，魯迅生性多疑，說話刻薄是常有的事情，也并非僅僅對他如此，沒有必要如此計較。后來魯迅去世，施蟄存拜謁魯迅墓后賦長詩哀悼魯迅先生，誠摯沉痛，令人動容，可見施蟄存也沒把前事記恨于心。但是對施蟄存而言，這個“洋場惡少”的帽子是戴定了，而且一戴就是幾十年。
　　被魯迅先生罵過的人基本沒有什么好下場，1949年前如此，1949年后亦是。1957年施蟄存劃為右派，他后來坦言，主要的因素是1956年在《人民日報》發(fā)表了一篇雜文《才與德》。因為文中主要觀點治理天下不光要有德，而且還要有才，這點觸及到了新統(tǒng)治者階層中基本都是農(nóng)民出身，沒有什么文化，所以才惹得大禍。但他也提到和30年代與魯迅的爭論不無關(guān)系。
　　在《記憶施蟄存》一書中收錄的很多文章都提到了施蟄存的住所，上海愚園路上臨街的一幢小洋樓里，二樓朝南，書房、客廳、餐廳和臥室合而為一，這間約二三十平方米的屋子就是他和夫人的家。施蟄存先生從1937年搬進(jìn)這棟樓開始，除了“文革”時期被驅(qū)逐出家門外，他的一輩子的學(xué)問都被釘在了這狹小的空間內(nèi)。施先生晚年引以為傲的是在學(xué)問上開了四扇窗：東窗是文學(xué)創(chuàng)作，南窗是古典文學(xué)研究，西窗是外國文學(xué)翻譯和研究，北窗是碑版整理。這四扇窗每一扇都讓后輩學(xué)人難以望其項背，更別說四扇全開了。可是，施先生的房子才有幾扇窗可以開呢？
　　施蟄存先生有篇文章《說說我自己》，文中他把自己幽默了一把，給自己的墓碑題了字，碑文曰：“欽定三品頂戴、右派分子、牛鬼蛇神、臭老九、前三級教授降二級錄用，施蟄存之墓。”這是一位中國知識分子卑微而真實的一生寫照，但是嚼在嘴里，不知怎么總有一種苦澀和凄涼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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