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沒有為公民的幸福生活提供客觀條件是一種失職，但試圖超越自己的能力去實現(xiàn)公民的幸福，或者試圖替代公民去實現(xiàn)他們的幸福，則是相當危險的。” 　　 　　幸福，是人類追求的基本價值，而隨著各地建設“幸福地區(qū)”、“幸福城市”、“幸福社區(qū)”等規(guī)劃的提出，“幸�！币渤闪苏�府的施政導向。幸福究竟在哪里？幸福的公式是什么？怎樣能讓幸�！跋窕▋阂粯泳`放”？中央編譯局副局長、政治學專家俞可平教授接受本刊記者專訪，詳解通往幸福之門的道路如何通暢。
　　
　　“幸福”為何成為“熱詞”？
　　科學發(fā)展的最終目標是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
　　
　　記者：今年地方兩會上，“幸�！背蔀榱艘淮鬅嵩~。您如何看待？
　　俞可平：總的說來，這是令人鼓舞的現(xiàn)象。至少說明三點問題：其一，政府開始自覺認識到幸福是人們追求的基本價值，是人類發(fā)展的共同目標，超越了時間和空間；其二，認識到發(fā)展的最終目標是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既包括經(jīng)濟增長、居民收入增加，也包括政治、經(jīng)濟、文化和生態(tài)的平衡協(xié)調發(fā)展；其三，也是尤其重要的，認識到了政府在實現(xiàn)公民的幸福方面承擔著義不容辭的責任。
　　記者：幸福作為一種主觀心理感受，主要包括哪些內容？如何評價？
　　俞可平：幸福是多樣的、動態(tài)的、具體的。一般認為，幸福是個人在需求和欲望得到滿足時產(chǎn)生的愉悅感。從根本上說，個人是幸福的主體，幸福應當是一種個人的主觀體驗。我最近看到一份國外的幸福研究報告，它說幸福的要素至少包括：年齡、性別、收入、教育、婚姻、飲食、個人身體與心理狀況、個人所在的區(qū)域特征和國家特征。
　　然而，正如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指出的那樣，人們的幸福與社會制度和個人心理相關。所以，談幸福不能抽象地、脫離環(huán)境、超越發(fā)展階段空談，而應始終結合幸福主體――個人的實際需要，盡可能具體化、量化，也就是讓幸福來得“更實在”。
　　幸福畢竟是個人的主觀體驗，所以，對幸福的評價是非常困難的。國內外已經(jīng)有眾多的幸福評價指標體系，如國外有法國的“快樂指數(shù)”、英國的“國民福祉指標體系”等，國內也出現(xiàn)了如“幸福江陰綜合評價指標體系”等評價體系。但目前并沒有公認的幸福評價體系。我認為，評價幸福，要始終堅持“人民說了算”，不能“被幸�！�；還要充分發(fā)揮獨立專業(yè)機構、科學評價方法程序這兩大因素的作用。
　　
　　政府如何承擔“幸�！必熑危�
　　政府為公民幸福生活提供的最重要條件是善治
　　
　　記者：公民的幸福與政府治理之間的關系是怎樣的？
　　俞可平：全球化時代，政府的責任清單中增加了“幸�！边@一醒目字眼，“幸�！笔钦�府義不容辭的責任。
　　建設責任政府已經(jīng)成為世界各國的共同目標。什么是責任政府？責任政府就是政府要對人民負責，對人民的幸福生活負責。
　　政府之所以對人民的幸福生活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是因為人們產(chǎn)生并實現(xiàn)其需求和欲望以達到幸福生活所必需的某些基本條件，只能由政府來提供。政府正是通過創(chuàng)造、提供或取消這些條件，直接或間接地決定和影響著人們的幸福。
　　例如，許多關于幸福的研究表明，在影響個人幸福的最重要變量中，前三項分別是就業(yè)、婚姻和教育。政府對個人的婚姻狀況影響可能有限，但與就業(yè)和教育卻直接相關。其他影響個人幸福感的因素如安全、環(huán)境、醫(yī)療、文化生活等，也與政府治理關系密切。
　　公民的幸福指數(shù)，應當成為評價政府民主治理的一個重要指標。政府應當建立一系列的制度和機制，履行對人民幸福生活的承諾和責任。
　　
　　記者：您曾經(jīng)指出人民幸福離不開善治，究竟什么是善治？
　　俞可平：在當今世界，政府應當為公民的幸福生活提供的最重要條件就是善治。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一種社會管理過程和管理活動，是國家與公民社會的良好合作，是兩者關系的最佳狀態(tài)。
　　簡單來說，善治就是政府官員和平民百姓都對治理狀況感覺很好。不僅政府的管理要好，政府不在場時，社會的治理狀況也很好。善治有諸多要素，例如法治、責任、回應、公正、參與、透明性、穩(wěn)定、廉潔等。
　　
　　記者：具體來看，政府如何對人民的幸福承擔責任？
　　俞可平：首先，責任意識。政府要有自我加壓、自我提醒的意識，把實現(xiàn)公民的幸福作為一種責任。
　　其次，經(jīng)濟發(fā)展。亞當•斯密說，如果一個社會中的大部分成員貧窮而又悲慘，這個社會就談不上繁榮幸福。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水平，是其幸福生活的基礎條件。物價飛漲、生活貧困、收入降低、民不聊生，不可能有幸福生活。
　　再次，改善公共服務。公共服務的質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人民的生活質量。人民的幸福生活需要安居樂業(yè)、國泰民安，需要文化教養(yǎng)、健康和睦，也需要交通便利、生態(tài)平衡，所有這些都與政府的公共服務密不可分。政府在努力擴大公共服務范圍的基礎上，應更有效地改善服務的質量。
　　最后，擴大參與度。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除了滿足衣、食、住、行的生活需要之外，還有自由、平等、參與等政治需求。保障和實現(xiàn)公民的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權益，人們才會有生活的幸福感。民主和民生從來就不可分，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兩個基本保障。
　　
　　怎樣確立“幸福期望值”？
　　公民追求幸福自己必須承擔相應的義務和責任
　　
　　記者：幸福既包含著狀態(tài)和結果，也包括對幸福的科學認識，公民如何確立科學的“幸福期望值”？
　　俞可平：科學的幸福觀極其重要。個人的幸福感與其自身的人生觀、世界觀、道德觀和權利觀密切相關。一個貪得無厭的人不會有幸福，一個損人利己的人難有幸福，一個心胸狹窄的人和悲觀厭世的人也難有歡樂。樹立科學的幸福觀既涉及公民教育問題，也涉及良好社會風氣的營造。
　　我認為，追求和創(chuàng)造幸福生活既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也是公民自己的責任。公民教育在培育科學幸福觀上，首先應當樹立這樣一種觀點：公民有權對政府提出追求幸福生活的正當主張，但公民在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時也必須承擔相應的義務和責任，要有發(fā)現(xiàn)幸福的眼睛，也要有創(chuàng)造幸福的雙手。
　　此外，個人的“幸福期望值”必須合理，既要切合自身實際，又要切合社會現(xiàn)實。欲望和需要始終是與社會發(fā)展的水平相適應的。期望過高，失望也大。我們要反對那種“存天理，滅人欲”式的對個人欲望的遏制，但也要避免個人欲望無限的膨脹。無論在物質生活方面，還是在民主法治方面。
　　
　　記者：善治本身需要政府和公民的共同努力，那么，用善治來實現(xiàn)幸福，個人應當如何作為？
　　俞可平：政府對公民幸福的責任是有限的，而絕不是無限的。政府對公民幸福生活所提供的條件是重要的，甚至是必要的，但并不是充分的。政府沒有為公民的幸福生活提供客觀條件是一種失職，但試圖超越自己的能力去實現(xiàn)公民的幸福，或者試圖替代公民去實現(xiàn)他們的幸福，則是相當危險的。
　　幸福首先是一種個人的主觀體驗，歸根結底，公民自己才是幸福生活的主體。前些年，一首流行歌曲說，“幸福不是毛毛雨，它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它道出了一個樸實的真理，即爭取幸福首先是公民自己的責任，要靠自己努力奮斗。
　　
　　
　　【俞可平簡介】
　　俞可平，男，1959年出生，浙江諸暨人，政治學博士，研究員，教授，哲學和政治學雙學科博士生導師，著名的政治學者。
　　俞可平現(xiàn)任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jīng)濟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中國政府創(chuàng)新研究中心主任、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著作基本觀點研究”課題首席專家、“中國地方政府改革創(chuàng)新研究與獎勵計劃”總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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