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評選中國樓市的熱門詞，“炒房團”一定會名列前茅。 　　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詞匯。從字面上看，“炒房”和“炒股”不過一字之差，后者早已被社會普遍認(rèn)可為一種正常的投資行為，而前者至今無法擺脫充滿爭議的命運。
　　事實上，和這個群體的復(fù)雜組成一樣，炒房團本身的定義也難以簡單說明白：怎么樣才算炒房？是單指做短線買進賣出還是包含了長線投資者？
　　可以理清的似乎只有他們自己的態(tài)度。無論是在媒體上頻頻曝光的溫州人、山西人、深圳人，還是其他城市的樓市投資者，“炒房團”都是他們不喜歡的標(biāo)簽。在他們眼里，自己的購房行為，不過是和炒股一樣無可厚非的投資行為。
　　然而，房價對普通民眾的敏感性，注定了他們的愿望只能落空。
　　2001年8月18日，當(dāng)157個溫州人懷揣巨額的資金浩浩蕩蕩地進入了上海的房地產(chǎn)市場，在3天時間里買下了100多套房子，擅于炒股的上海人發(fā)出了驚呼：“炒房團來了！”
　　上海人的驚呼背后，是對這些外地人推高上海房價的恐懼。2001年前后，中國經(jīng)濟剛從亞洲金融危機中恢復(fù)，各地房價基本都處于低位，唯有上海房價一路狂飆。第一個“溫州炒房團”的到來，預(yù)示著溫州民間資本對這片房產(chǎn)熱土的關(guān)注――關(guān)注的結(jié)果，往往預(yù)示著房價的繼續(xù)走高。
　　不過，此時的溫州炒房團規(guī)模并不大，活動范圍也基本限于上海、杭州等地，炒房團并未正式為社會各界所關(guān)注。但在開發(fā)商、地方政府和媒體的推波助瀾下，他們很快走向更多的城市。
　　從2004年開始，隨著全國各地房價的緩慢上揚，炒房團開始由上海向長三角的江浙等地蔓延。而在中國另兩個經(jīng)濟圈的北京、廣深等城市，各類炒房團也零星出現(xiàn)。由于組團的方式可以通過集體談判拿到更低的折扣，更多的投資客開始有組織地加入了這種錢生錢的快車道。
　　一年后，由于投資型需求比重過大，最開始受到炒房團青睞的上海房價狂跌。始于2003年的地產(chǎn)宏觀調(diào)控也開始顯現(xiàn)出效果，叱咤一時的溫州炒房團開始慢慢地淡出了人們的視野。
　　但淡出不是退出。嗅覺敏銳的投資客們并沒有就此退出舞臺，用他們的話來說，“只是在下雨天打打盹，等待來日的天晴”。
　　2007年前后，伴隨房價再次狂飆，第三波炒房團的高潮迅速在全國上演。溫州炒房團再次戰(zhàn)無不勝、攻無不克，贏得“樓市炒作名”，他們東征上海、杭州，南下廣深、海南，北取京津、西至重慶、成都……在這輪炒房團浪潮中，除了名震江湖的溫州太太團，山西煤礦主等新的錢主也開始初露崢嶸，他們合力推高了各地的樓價。
　　在輿論與民憤的壓力下，上海、北京、杭州等地政府不得不出手，限制期房轉(zhuǎn)讓、二手房市場征收高額個人所得稅、購房實名制等強力舉措紛紛出臺，炒房團開始了向二三線城市的撤離。其后，中西部的成都、重慶、西安等二線城市成了這輪投資潮的寵兒。但在市場步入拐點之后，全國樓市跌聲一片，此輪炒房風(fēng)波宣告偃旗息鼓。
　　今年年初以來，各地房價的漸次回暖，房企拿地也開始漸入佳境�！按航�水暖鴨先知”，伴隨交易的回暖和通漲的強烈預(yù)期，手握大把鈔票、沉寂兩年之久的炒房團又開始蠢蠢欲動，并在上海、北京、深圳等全國核心城市開始找尋可以投資升值的新物業(yè)。八年間的第四波炒房團的身影就這樣又一次走進了普通百姓的視野�？梢韵胂蟮氖牵�炒房團出沒的這些城市里的普通百姓們，又一次陷入了對房價癲狂的恐懼之中。
　　此輪炒房團會不會像上輪一樣，由三大經(jīng)濟圈開始，再向中西部蔓延滲透，目前還尚難定論，但毫無疑問的是，他們的出現(xiàn)，無疑會預(yù)示著一個房價新波動周期的又一次開始。
　　到底是房價上漲催生了炒房團，還是炒房團的到來推高了房價，始終是一個“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或許爭論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現(xiàn)實條件下，炒房團早已演繹成了一個房價波動的參考指標(biāo)，甚至遠(yuǎn)比所謂的主管部門的聲音還來得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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