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最早一批參與國際人道救援的中國外科醫(yī)生,自2002年起,為6個遭遇戰(zhàn)火創(chuàng)傷或天災的非洲、東南亞國家做過國際救援服務,2009年榮獲“香港人道年獎”。 　　
　　從醫(yī)以來,歐耀佳第一次接生,是在非洲�？夏醽喌貐^(qū)的一位待生產的母親有肺結核,身體還有些駝背,這意味她就只能坐著生產了,給接生造成了比較大的困難。在香港,這種情況很少見,也必須有經驗的婦產科醫(yī)生來做�！拔覟樗�做手術時,也很緊張。好在我的基本醫(yī)療技術很扎實,半個多小時后,孩子出生了。我感到很開心”。
　　“在這個醫(yī)院,我第一次看到槍傷,最初也感到害怕。一位病人的眼睛里有子彈殼,導致眼角膜發(fā)炎,我?guī)退�拿出彈殼。除了槍傷手術,我也做骨折、燒傷之類的手術,總之,這里的醫(yī)生必然是‘全能選手’,什么手術都要做”。
　　
　　
　　去肯尼亞,為解一個心結
　　
　　第一次參與國際紅十字人道救援,去肯尼亞,歐耀佳是為解一個心結。上世紀90年代,醫(yī)療科技有了長足的發(fā)展,甚至不需要醫(yī)生親自操刀做手術,用電腦操縱機械臂就可以為病人做很多微創(chuàng)治療手術。
　　無論走到哪里,在同事之間、在教授學生、與內地醫(yī)生交流時,大家的話題都離不開高科技,對高科技醫(yī)療手段的追求到了一種瘋狂迷戀的狀態(tài)。
　　歐耀佳有些疑惑,難道最基本的醫(yī)療手段真的不再重要了嗎?為了追求高效率,醫(yī)生不再需要與病人交流,把病人送到機器面前,機器手術完,再用機器送走,人與人之間的關懷微不足道嗎?
　　大都市里,人們都在一窩蜂追求新技術,另一番景象是,落后地區(qū)、不發(fā)達國家連基本醫(yī)療條件都很貧乏,隨時面臨生命的危險,這種不平衡隨著經濟的發(fā)展,其差距日益增大。年近中年的歐耀佳開始反思自己的人生和過往的追求。
　　很偶然的一次機會,在參加一次戰(zhàn)爭創(chuàng)傷的醫(yī)療會議時,一位為國際紅十字服務過的香港醫(yī)生問歐耀佳,是否愿意參與國際紅十字會的國際救援。
　　歐耀佳覺得很新奇,他彷佛找到了解決問題的一線曙光,他希望解答自己的疑惑,到落后的地方,到需要他的地方,跟當地醫(yī)療人員交流自己掌握的基本醫(yī)療技術。隨后,他加入了香港紅十字會。2002年,被派到肯尼亞。
　　歐耀佳在香港出生、香港長大、香港工作,從沒有去過戰(zhàn)后地區(qū),在肯尼亞,他有太多的第一次。
　　因為內戰(zhàn),紅十字國際委員會1987年在這里成立的流動醫(yī)院變成了常規(guī)醫(yī)院。這所全球最大的戰(zhàn)地醫(yī)院,擁有560張病床和兩間手術室。他為這家名為“Lopiding醫(yī)院”工作,工作內容分為兩部分,一是為戰(zhàn)爭難民進行救護,二是為平民提供基本醫(yī)療服務。
　　在香港,各科室的醫(yī)生分工很明確,但在這里,他是醫(yī)生,也是護士、麻醉師,還是治療師,身兼多職。
　　這里的工作辛苦忙碌,時常到午夜才能收工,一般來說,他每天做6至10臺各類手術,從鼻尖到腳趾都汗水淋漓。從醫(yī)療上講,是醫(yī)生在幫助肯尼亞的人民,但實際上,肯尼亞很多家庭的親情畫面也讓歐耀佳有太多感動。
　　一位非洲媽媽在家里生產后流血不止,送來醫(yī)院治療,康復后出院時,她的媽媽和2個妹妹都來接她,三代五口人圍在一起,喜笑顏開其樂融融,特別溫馨。另一位病人是因為腹膜炎做手術,她的姐姐每天走路半個小時到醫(yī)院看她,兩姐妹在病房里說說笑笑,互相鼓勵;出院后,女病人還時常帶著3歲的兒子一起回醫(yī)院做定期檢查,兒子乖乖地陪在媽媽身邊,不吵不鬧。
　　親人之間簡單而親昵的肢體語言表達,卻讓歐耀佳感觸很深,“家人在苦難中互相扶持,雖然沒錢,卻可以過得很開心”,這是長年生活在香港的歐耀佳不�？吹降漠嬅�。
　　
　　在蘇丹,
　　救一個母親就是救一個家庭
　　
　　自肯尼亞以后,歐耀佳對非洲有了牽掛。2008年,他隨另一個國際救援組織來到非洲蘇丹。剛到這不久,歐耀佳就發(fā)現這樣一個奇怪的現象。
　　在醫(yī)院,普遍是一個年邁的婆婆帶著3個小孩來看病,卻不見媽媽們的蹤影。歐耀佳忍耐不住,便通過翻譯問了問,一問全都說,孩子的媽媽因為難產去世了。
　　歐耀佳想起自己剛到蘇丹,就為一位媽媽做了接生手術。這位非洲媽媽不知道自己懷的是雙胞胎。在家里生產完第一個孩子后,依然很難受,堅持了幾個鐘頭后,忍耐不住才走路到醫(yī)院找醫(yī)生診治。
　　諸如媽媽生完孩子,胎盤卻還在里面的事情也經常發(fā)生。歐耀佳了解到,由于蘇丹內戰(zhàn)剛剛�；�,恢復和平后,蘇丹的出生率自然居高不下。但因為蘇丹基本醫(yī)療技術不夠,沒有基本醫(yī)療和產前檢查,婦女的教育水平又偏低,不懂得如何保護自己,導致很多婦女在懷孕期間有許多并發(fā)癥,分娩時難產率極高。
　　對于一個家庭來說,媽媽的去世會給這個家庭帶來很多后續(xù)的問題。因為沒有奶水,也沒錢買奶粉,每個小孩都營養(yǎng)不良,即便孩子能維持生命長大,未來的成長無人照管,也將帶來社會隱患�！霸趹�(zhàn)后的地方,很需要婦產科醫(yī)生,救一個母親就是救一個家庭”。
　　
　　在利比里亞,
　　用最有限的資源救最多的人
　　
　　西非國家利比里亞是歐耀佳參與國際救援以來去過的第三個國家。2006年2月,他隨無國界醫(yī)生組織到利比里亞首都蒙羅維亞,為戰(zhàn)后的人民提供緊急外科治療。
　　
　　14年的戰(zhàn)火,令利比里亞滿目瘡痍,原有的許多經驗醫(yī)生,也都已另覓安身之處。2006年利比里亞全國人口330萬,醫(yī)院床位卻僅700個。當地醫(yī)療人員驚人短缺:首都唯一的主要公立醫(yī)院,竟在3月份整個月里,沒有骨科外科醫(yī)生。歐耀佳工作的醫(yī)院不得不承擔起全城的骨科和創(chuàng)傷病例。
　　歐耀佳剛到這家醫(yī)院3天,就失去了2位病人。一個29歲的年輕人患有闌尾炎引致腹膜炎,歐耀佳值班第一天為他做了手術,但他最終死于難以控制的敗血癥。由于病房沒有供氧或心肺復蘇設備,所以只能眼睜睜看著他死去。另一位更年輕的27歲病人因為感染肺結核導致全身流膿,嚴重消瘦,連喂藥都難以吞咽,他等不及救治,便離開人世。
　　兩位年輕人都死于這些簡單的、可治療的疾病。他們的離去,僅僅因為得不到治療或延誤治療。作為家庭的主要勞動力,他們的死可能使他們的家庭生活更加艱難。
　　在利比里亞,歐耀佳時常還面臨著救與不救的艱難抉擇。在離開利比里亞的前2天,有2位病人送來,因為發(fā)電機爆炸,2位病人嚴重燒傷,一位燒傷程度達到40%,另一位高達70%。如果在香港,這兩位病人都能得到救治。但在這里,經驗告訴他,70%嚴重燒傷的病人難以救治了。
　　即便耗盡這里能有的醫(yī)療資源,為病人清理皮膚、消毒止痛,在接下來的一個星期里,病人也會因環(huán)境不利于康復,感染死亡。另一個考慮是,因為醫(yī)療資源有限,如果耗費有限的物資救治他,其他病人的救治物資就會短缺。面對生命,這是一個艱難的選擇,“但理智告訴我,只能放棄”。
　　歐耀佳救治了40%燒傷的那位病人,而給這位70%燒傷的病人止痛、打點滴后,歐耀佳和同事把他安放到安靜的地方,希望他能好過一點,讓家人陪著他走完了最后的時間。
　　“在醫(yī)療條件落后的地方,這種抉擇時常發(fā)生,很多時候,醫(yī)生的決定不一定就能救到人,不是每件救人的事情都讓人開心。用最有限的資源救治最多的人,在醫(yī)療資源有限的地方,成為一個無奈的救人原則”。
　　利比里亞也有讓歐耀佳欣喜的地方,醫(yī)院雇傭了十幾個醫(yī)生助理,都是年輕人,他們接受過基本的醫(yī)療護理培訓,并在病房里充當住院醫(yī)師。在醫(yī)生早上八時巡房之前,他們會先巡查病房,并在病患病志上,記下觀察到的癥狀并提出治療建議,他們主動找歐耀佳求教救人的治療方式。歐耀佳很喜歡利比里亞年輕人的好學。
　　“他們沒有錢讀大學醫(yī)科,但求知欲很強,當時非洲正受禽流感威脅,我就主動與他們分享香港之前應變禽流感的措施,結果一個20平米的房間被擠爆棚,30多個年輕人都趕來聽講座。一個年輕人告訴我,他想工作幾年,賺上一些錢后回到大學去學習社會學和公共衛(wèi)生學,多學新知識,幫助自己的國家盡快重建。他非常值得我尊重”。
　　
　　在也門,
　　欣喜地與阿拉伯婦女合影了
　　
　　2005年,歐耀佳隨無國界醫(yī)生組織去了泰國;2006年隨香港紅十字會去了印度尼西亞的日惹;今年他剛從也門回來。到這些國家進行救援,給他的最大感觸是文化差異對國際救援造成的影響及其溝通的重要。
　　如果文化、宗教存在差異,雙方的溝通方式必然有異,理念和救援方式也會不同,合作救援時,難免會產生分歧。
　　
　　在印度尼西亞日惹地震救援中,歐耀佳就成了印度尼西亞穆斯林國家與來自西方國家的醫(yī)療人員之間的橋梁;在泰國南部考察醫(yī)療服務的工作中,歐耀佳用3個星期時間完成了其他同事4個星期才能完成的工作。這得利于他是中國人,與印尼的同事、泰國的官員能有亞洲人的文化認同感。
　　“這說明,在東南亞國家參與救援時,中國人的身份背景能有益于合作。”
　　當然,除了有文化認同感的優(yōu)勢,歐耀佳還有另一法寶�！叭ヒ查T的經驗,告訴我,用關懷的方式表達自己的善意,也能很好地解決文化差異的問題”。
　　起先了解到,也門是阿拉伯國家,文化傳統(tǒng)較保守,婦女必須戴面紗,男醫(yī)生不能給女病人看病,更不可能跟女病人接觸。
　　但到也門后,歐耀佳發(fā)現情況要比之前了解的好很多。他們的善意和關懷讓病人家屬很快地信任他們,甚至病人家屬主動讓歐耀佳給女病人做檢查。原本在阿拉伯國家,婦女不允許和男人合影,但贏得她們的友情后,歐耀佳還拍了很多與她們的合照,“這讓我非常高興”。
　　
　　在汶川,
　　2星期翻譯完整本德語工作指南
　　
　　每次到國外執(zhí)行任務,歐耀佳都能碰到中國政府組織的國際救援隊,他們通過政府間的合作,塑造著中國的國際形象。但有些數據仍然讓我們不甚樂觀――美國50%的公民都是積極的志愿者,高達75%的美國人曾向慈善事業(yè)捐款,2000年這些志愿者的服務價值量接近2400億美元。而中國的志愿者參與率只在30%左右,其中約70%還是以政府或單位組織的方式,以個人身份參與志愿行為的比例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國際救援時,歐耀佳也多次被問及是“日本人”還是“韓國人”,他不得不每次都耐心地跟對方解釋――他來自中國香港。
　　2008年汶川地震后,歐耀佳覺得這種情況會有所改變。地震后的第三天,他隨香港紅十字會到位于北川的中國紅十字會醫(yī)療站工作。在都江堰,中國紅十字會則和德國紅十字會合作建立了帳篷醫(yī)院。
　　在帳篷醫(yī)院里,都是原裝的、可拆卸裝箱的各種醫(yī)療設備,在軍人的幫助下,只花了50個小時,150個床位的帳篷醫(yī)院就建好了。德國紅十字會撤退時,將這一帳篷醫(yī)院交給了中國紅十字會運作,并留下了德語版的帳篷醫(yī)院工作指南。中國紅十字會只花2個星期就將工作指南翻譯成了中文,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經歷過汶川地震后,中國的內心變得很開放,也學到很多國外緊急救援的經驗,掌握了帳篷醫(yī)院的運作方式。不久的未來,中國就會建立自己的帳篷醫(yī)院,并能幫助其他國家�！睔W耀佳介紹說,這是很多國外救援人士的共同認知。
　　“中國民間組織緊急救援經驗的日趨成熟,對國際救援工作來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為中國和很多第三世界國家長期保持友好關系,一些國家因不同原因不容易接受歐美國家的救援,但樂意接受來自中國的救援。隨著中國國際救援力量的強大,10年后,國際救援的民間身影里,就會有很多中國人的面孔了。這讓我覺得是最開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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