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護海上通道及運輸線的安全、需要建立一整套促進國際合作的體制機制。世界各國只有加強相互信任與合作，才能有效地處理一些突發(fā)事件，應對各種非傳統安全威脅的挑戰(zhàn)。開展海上安全合作正在成為一種不可抗拒的潮流。
　　
　　危機預警與處理機制
　　
　　海盜、海上恐怖主義等非傳統安全性威脅不僅具有跨國性、蔓延性，還具有突發(fā)性與不確定性：國際安全與穩(wěn)定牽涉到各國的利益，以海上安全為例，由于地形復雜、海盜出沒、各國經濟與社會發(fā)展階段不同、軍事實力差距甚大，任何一個國家僅僅依靠自己的力量都不足以應付日益嚴峻的海上安全形勢，都不能達到有效預防和打擊國際恐怖主義犯罪的目的。
　　所謂海上反恐危機處理機制是以全球性或區(qū)域性國際組織、國家有關職能機構為主體，按照條約、公約、協定、條例等要求，結成緊密或寬松的組織框架，對海盜、海上恐怖主義以及其他突發(fā)性事件進行預警、應對和處理。這一組織框架應包括情報采集與分析系統、預警系統、支援和保障系統以及中樞指揮系統等。大部分海上非傳統安全問題出現時，最大的威脅是缺乏早期預警以至于缺乏防范和處理能力。因此，情報采集與分析系統是危機處理機制的基礎，應切實提高海上反恐所需要的情報搜集與分析能力，利用好聯合同反恐委員會、國際刑警組織等現有機制，通過建立數據庫、熱線聯系、定期交流等方式，加強各層次、各領域的信息和情報共享。在危機處理機制中處于核心位置的是中樞指揮系統。海上危機發(fā)生后，決策機關能否了解情況，尋求最佳化解危機的方式，是對中樞指揮系統的最大考驗。
　　建立危機處理機制是積極應對并有效降低海上非傳統性安全的威脅的必由之路，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有助于密切各國之間的交流與聯系，減少因誤解和信息不暢通而造成的對立和沖突，增進相互間信任和了解。參與國際組織或國家應努力增加安全的透明度，公開所要達到的戰(zhàn)略意圖和軍事目的，通過加強信息交流來促進信任，減少因誤判而擦槍走火的可能，有關國家有權要求當事國和平解決沖突并做好善后處理。危機結束后，當事國應將事件發(fā)生的詳細情況進行通報。
　　2006年9月4日正式生效的《亞洲地區(qū)反海盜及武裝劫船合作協定》，是亞洲第一個政府間海上安全合作機制，中國、日本、韓國、印度、東盟等16個國家和地區(qū)參加。按照該機制的安排，在新加坡建立了“反海盜信息共享中心”，其職責是全天候地提供海上信息，為本區(qū)域各國政府打擊海盜及海上恐怖分子提供幫助。相關國家需要承擔海盜事件信息交換、打擊海盜行動的互助與支援等義務。在本地區(qū)相關國家共同努力下，2006年以來，東南亞海域的海盜攻擊事件呈大幅下降態(tài)勢，2008年只有63件，其中有10件攻擊未遂。
　　
　　爭端解決機制
　　
　　沿海國家，特別是海上戰(zhàn)略通道附近的國家，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各種原因，不可避免地存在島嶼領土主權歸屬爭端和海洋劃界問題，妥善處理和解決這些爭議，僅僅依靠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顯然不行，必須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遵照聯合國等國際組織通過的憲章、公約、協定等，通過海洋權益爭端解決機制，經過平等協商，和平解決。
　　目前，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理念正深入人心，相關的制度設計也日臻成熟，其中《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制定及其提供的成熟而完整的爭端解決機制，妥善解決了一些國家的海洋爭端，增進了海上的和平與安全。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首先在國際法領域規(guī)定了強制性而非任擇性的爭端解決機制，并提供了一整套爭端解決程序，這些程序不僅吸收了國際社會在和平解決爭端中所創(chuàng)造出來的有益經驗，而且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創(chuàng)新，具有鮮明的特點。
　　運用爭端解決機制，聯合國已成功地仲裁了許多涉及海洋權益的國際糾紛，消除了戰(zhàn)爭的隱患。烏克蘭與羅馬尼亞對黑海大陸架及專屬經濟區(qū)劃分和蛇島法律地位問題的爭議由來已久，烏克蘭認為蛇島是一個獨立島嶼，擁有對周圍海域開發(fā)的權利，而羅馬尼亞認為它只是一個普通的巖石。2004年9月羅馬尼亞向國際法院提起訴訟。2007年，烏克蘭單方面決定開發(fā)蛇島，并宣布黑海大陸架為其所有，兩國糾紛進一步升級。2009年2月3日聯合國海牙法庭裁決，蛇島在劃分大陸架時沒有被看作是烏克蘭的海岸沿線，新劃定界限距離羅馬尼亞海岸248公里，烏克蘭沿岸705公里，這使烏克蘭喪失了對該地區(qū)資源開采權，但兩國還是對最終的裁決表示接受。
　　
　　多邊安全合作機制
　　
　　多邊主義是指“一種在廣義的行動原則基礎上協調三個或者更多國家之間關系的制度形式”。除了這種制度層面的界定外，多邊主義還表現為國家行為體之間的行為方式，以及對國際普遍的行為準則和制度的重視和遵守。建立多邊安全體系，有助于所有成員國制定出一套各國認同并遵循的原則、章程、制度。協調與合作是多邊主義的基本特征，它對每個成員國的行動(尤其是軍事行動)都有一定的制約，預防或避免沖突發(fā)生。
　　例如北京六方會談為各方提供了闡釋自己觀點的論壇，增進了相互的了解，也達成了許多共識，確定半島無核化的目標，確認了通過和平方式解決核問題的途徑以及按分階段、同步并行的方針解決朝美各自關切的問題等，為和平解決核問題邁出了重要一步。又如創(chuàng)立于1993年7月的東盟地區(qū)論壇是東亞地區(qū)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官方多邊安全對話與合作機制，涵蓋了東亞地區(qū)的超級大國、地區(qū)性大國和最大的區(qū)域組織，論壇確立的加強信任措施、開展預防性外交、建立解決沖突機制的三階段發(fā)展目標，對推動亞太地區(qū)多邊安全合作進程、促進東南亞和亞太地區(qū)的和平穩(wěn)定發(fā)揮了積極作用。
　　國際社會尚缺乏有效的海上安全多邊合作機制，相關國家應就保護海上通道的合作達成協議，該協議應包括基本的海事合作，如聯合搜救的界定和行動、反海盜巡邏和行動、召開有關海洋生態(tài)研究會等；高級海事合作，如成立聯合保護通道的部隊、聯合多邊救災活動、開展環(huán)境保護和監(jiān)測活動等；廣義海事合作，聯合開發(fā)海洋技術、制定保護港口、碼頭安全的統一戰(zhàn)略、確立地區(qū)海洋科學項目等內容。
　　
　　能源安全合作新機制
　　
　　在當今世界，沒有一個國家能獨立地抵御能源市場動蕩帶來的沖擊，共同的利益訴求促使世界各國在能源方面相互協作、相互支持，新的能源安全合作機制便應運而生。能源安全機制成立于20世紀70年代，1974年11月15日，經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為應對阿拉伯石油禁運，保證其成員能源安全在巴黎發(fā)起建立了國際能源機構。國際能源機構建立了緊急石油共享機制，促進各成員間的有效協調，推廣和運用新技術手段，避免惡性競爭造成的傷害，有效地應對了石油危機。此外，還陸續(xù)建立了進口國與出口國之間的對話和合作機制，包括國際能源會議、世界能源理事會、世界石油大會、世界能源憲章等，為保證世界能源的安全供應和消費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隨著時代的變化、國家間實力的消長以及世界石油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舊的能源安全體制越來越顯示出局限性和不適應性，突出地表現在：傳統的石油消費大國的需求相對穩(wěn)定，而新興國家，特別是中國、印度等國，石油需求量急劇增長，保證這些國家的石油供應是亟待解決的問題；國際能源機構、歐洲能源憲章等國際能源合作機制，主要由發(fā)達國家組成，東亞只有日本是正式成員，沒有中國、印度、韓國等石油消費大國的直接參與，能源合作機制很難發(fā)揮更大的作用；恐怖主義活動對石油價格影響巨大，而反恐需要世界各國的共同努力，僅僅依靠少數發(fā)達國家顯然不行；傳統的產油區(qū)域的原油產量開始下降，而非石油輸出組織石油產量逐漸增加，舊的能源安全合作機制難以忽視俄羅斯、非洲等產油區(qū)的重要性。
　　建立新的能源安全體制，必須改變“零和博弈”狹隘的思維模式，樹立新的能源觀，要加強國家交流與合作，促進共同發(fā)展，共同維護能源生產國和輸送國，特別是中東等產油國地區(qū)的局勢穩(wěn)定，實現能源供應與消費的共同的安全；重視和反映發(fā)展中國家的利益和訴求，促使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發(fā)揮更大的建設性作用；通過對話與協商解決分歧、化解矛盾，不應把能源問題政治化，避免動輒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改善能源儲存和運輸網絡，加快建設油氣運輸管網，共同打擊跨國犯罪，特別是打擊海盜，保證海上通道的安全和暢通，避免地緣政治紛爭干擾全球能源供應。
　　在亞太地區(qū)，新的能源合作機制建設正展開，如中國、日本、韓國、印度和美國五國就能源安全加強對話，避免因誤解引發(fā)權益爭端和惡性競爭。2003年3月，在東盟“10+3”機制框架下建立了“亞洲能源合作工作組”。2004年6月，在青島舉行的亞洲合作對話第三次外長會議發(fā)表了亞洲能源合作的框架文件《青島倡議》。2007年1月15日，東盟十國和中國、日本、韓國、印度、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簽署了《東亞能源安全宿務宣言》，提出了東亞地區(qū)能源合作的具體目標和措施。2008年6月，主題為“通過實施新解決策略以實現發(fā)展”的第13屆亞洲石油天然氣大會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舉行。
　　
　　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
　　
　　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是國家間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在軍事等方面采取具體措施并協調行動，應對并解決海上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威脅，以實現共同安全的一種制度安排，有助于避免大國間�？樟α恳蛘`解或錯誤判斷而發(fā)生意外事故。海上軍事安全磋商通常是通過一些地區(qū)性的安全論壇來實現，如亞太合作安全理事會、東盟地區(qū)論壇以及西太平洋海軍研討會等，這些論壇在構建地區(qū)多邊安全合作機制，維護地區(qū)和平、穩(wěn)定及締造新型國際關系方面發(fā)揮著重要作用。
　　20世紀90年代以來，亞太地區(qū)雙邊和多邊安全合作在各個層次和各個領域迅速發(fā)展，海上軍事安全合作與磋商機制呈現出勃勃生機。亞太地區(qū)是美、日、中、俄等大國利益的交匯點，幾乎所有重大的安全問題都牽涉到大國的態(tài)度和切身利益。由于各大國關切的問題不同，對進行海上安全磋商論壇的看法也不同。美國企圖利用其強大綜合實力，借助反恐行動，構建由美國主導的亞太多邊安全合作機制。1995年，美國國防部出版的《美國的東亞和太平洋地區(qū)的安全戰(zhàn)略》白皮書指出，“美國通過積極參加像東盟地區(qū)論壇這樣的新的多邊論壇對地區(qū)穩(wěn)定作出貢獻。該地區(qū)的國家通過這種多邊手段尋求發(fā)展新的合作方式，以實現更大的穩(wěn)定和安全。”希望海上安全磋商多討論一些實質性問題，如在反海盜、反走私、漁業(yè)監(jiān)察、環(huán)境保護以及控制邊境糾紛等方面展開合作。對中國來說，參加海上安全多邊對話既是機遇也是挑戰(zhàn)，中國支持亞太地區(qū)多邊安全對話，以便增進了解，建立相互信任，探索預防性外交的領域和可行途徑。日本相繼提出美澳日三方高層安全對話機制和建立由各國防部長直接磋商安全問題的機制，力求改變在地區(qū)安全問題上消極、被動的形象。
　　亞太合作安全理事會成立于1993年，美日韓中俄等多數國家參與，是亞太地區(qū)海事安全的重要協商機構，其主要功能是為亞太國家和地區(qū)提供一個建立信任及安全合作的架構，就某些具體的政策問題及共同關心的問題通過對話、協商和合作來加強地區(qū)的安全和穩(wěn)定。它還專門成立研究專題工作組，如從事海上信任措施研究的海上合作工作組、對付跨國犯罪問題的跨國犯罪工作組、研究軍事透明度不擴散問題的建立信任與安全的國際工作組等。
　　東盟地區(qū)論壇從1995年起開始成為亞太安全理事會附屬的一個海上安全磋商的場所，是亞太地區(qū)最主要的官方多邊安全對話與合作渠道。在海事安全方面，東盟地區(qū)論壇已經舉辦了幾次相關會議并提出了許多地區(qū)海上行動的建議，如組建海上交通線協商機構，確立了海上安全合作的三步走計劃：促進建立信任、推進預防性外交和理性對待沖突。此外，論壇還專門成立了信任建設措施日程小組，以推動各國海軍互信建設、海上合作，以及維護海上通道的安全。在2008年7月召開的第十五屆東盟地區(qū)論壇會議上，與會者支持實施“東盟地區(qū)論壇反恐與打擊跨國犯罪工作計劃”，在反恐領域密切與其他區(qū)域和國際有關機構組織的聯系。
　　西太平洋海軍研討會成立于1988年，其主要職責是提供一個探討包括全球和地區(qū)在內的海上問題的論壇，加強各國海軍在西太平洋地區(qū)的合作、促進海軍專業(yè)人士信息和觀念的交流等。論壇的成員國包括美國、俄羅斯、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國，法國和加拿大為觀察員。2004年11月，第9屆西太平洋海軍研討會在新加坡舉行，共有21個國家的海軍代表參加，新加坡國防部長張志賢在開幕儀式上說，研討會和其相關的演習、活動及交流讓成員國之間培養(yǎng)出更好的默契和信任，以便更好地面對海事方面的新挑戰(zhàn)。威脅本地區(qū)海事安全的重要方面是海盜、持械搶劫和海上恐怖活動，因此，必須通過協作才能對抗跨國性的海事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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