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是胡適誕辰120周年的紀念日，從1991年胡適誕辰100周年到今天，一晃已經20年，在這不短也不長的20年里，中國社會與知識界發(fā)生了嚴重分化，知識群體面對國內外的基本問題援引的思想資源更加豐富多元，而對于自由知識分子來說，從1950年代胡適大批判之后，被徹底邊緣化和“消音”的胡適重新浮出水面，進入年輕一代知識人的精神視野，余英時、林毓生、周質平、耿云志、羅志田、章清、潘光哲等學人對胡適的研究，正在還原一個更加立體和真實的胡適，而以民間思想者自居的學者如邵建、傅國涌、智效民等人對胡適作為一個持不同政見的異議分子的生命歷程和思想歷程的發(fā)掘，更是為1990年代以后的民間思想界灌注了精神的養(yǎng)分和思想的動力。因此，就這20年的“胡學”發(fā)展史而言，胡適的思想、學術、文藝、政治實踐與人格等，從被壓抑的“執(zhí)拗的低音”轉化成“昂然的高音”，正在對中國知識界產生相當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民主信念貫徹一生
　　1949年，胡適在去往美國的船上編輯早年好友陳獨秀的文集，感慨系之寫了一篇短文《陳獨秀的最后見解》，進而指出，“獨秀最大的覺悟是他承認民主政治的真實內容有一套最基本的條款―一套最基本的自由權利―都是大眾所需要的，并不是資產階級所獨霸而大眾所不需要的�！边@何嘗不是胡適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的夫子自道�？v覽胡適的一生，無論是早年留學美國，還是在亂世危局的中國，以及風雨倉皇的晚年，他都堅持了民主和自由的理想。
　　民國初年，還在美國康奈爾大學求學的胡適，面對袁世凱大權獨攬登上總統(tǒng)寶座，在身邊的庚子賠款留學生都在為之歡欣鼓舞時，胡適說：“相傳袁世凱已受命，此人真是蠢物可鄙�！彼�當時就對民主闡發(fā)了這樣的信念：“中國只不過是追隨這個世界上澎湃的、不可抗拒的潮流。它在亞細亞大陸敲響了自由鐘的第一聲，我們預祝那悅耳的鐘聲響徹大地的每一個角落�！�愿那自由的圣光，永照我祖國大地’�！边@種民主信念貫徹了他的一生，從未有絲毫之松動與懈怠。
　　抗戰(zhàn)結束之后隨著兩黨競爭的加劇，知識群體在政黨力量的牽扯與撕裂之中左右搖擺，大多數最終因對國民黨政權的失望和對中共的期許，而轉向左翼陣營，當時實行極權主義統(tǒng)治的蘇聯帝國更是在二戰(zhàn)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后如日中天。在這樣一個天地玄黃的時刻（1947年），作為北京大學校長的胡適面對青年知識分子演講時，仍舊如此擲地有聲地說道：“我是學歷史的人，從歷史上來看世界文化的趨向，那民主自由的趨向，是三四百年來的一個最大目標，一個最明白的方向�！�
　　
　　公共輿論的推手
　　1917年從美國留學歸來的胡適，在上海登岸時目睹祖國山河破碎，教育文化凋敝，遂下決心做一個將真理與光明傳導給中國人的啟蒙主義者，他認定只有從教育、思想與文化入手才可以為現代中國的新生奠定基石，于是決定“20年不談政治”，以《新青年》等刊物為陣地，大倡中國的文學革命、白話文運動之類的文藝復興，并提出重估一切價值。而在好友陳獨秀等人被捕，他接手政治性刊物《每周評論》之后，潛伏胡適內心而一貫被自我壓抑的政治意識就發(fā)抒出來，并一發(fā)而不可收拾，從《努力周報》倡導好人政府，到《新月》時期的討論人權與約法，公開挑戰(zhàn)國民黨一黨獨裁的威權政治；從1930年代因為日寇侵入而心憂國家命運，與丁文江、蔣廷黻等人發(fā)起《獨立評論》，提倡“不倚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的言論來發(fā)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果；這是獨立的精神”，一直到1950年代的臺灣政論刊物《自由中國》，胡適一直是現代中國公共輿論最重要的推手。
　　胡適曾經在發(fā)表于《努力周報》的《政論家與政黨》一文中如此申述他的政論理想：“只認是非，不論黨派，只認好人與壞人，只認好政策與壞政策，而不問這是哪一黨的人與哪一派的政策：他們立身在政黨之外，而影響自在政黨之中。他們不倚靠現成的勢力，而現成的勢力自不能不承認他們的督促。”
　　1933年，當汪精衛(wèi)盛情邀請胡適出任國民政府的教育部長，而其友朋如傅斯年、翁文灝、吳景超等人紛紛入閣，他如此婉言拒絕：“我所以想保存這一點獨立的地位，決不是圖一點虛名，也決不是愛惜羽毛，實在是想要養(yǎng)成一個無偏無黨之身，有時當緊要的關頭上，或可為國家說幾句有力的公道話。一個國家不應該沒有這種人；這種人越多，社會的基礎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間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雖不能至，心實向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許我留在政府之外，為國家做一個諍臣，為政府做一個諍友�！�
　　這確實是見證了政治的黑暗，卻又力圖革新政治，為中國政治生活澆灌一種新生命的胡適，在現代中國全力塑造的一種新氣象，也就是通過知識人的講學議政，而讓科舉制廢除后日益邊緣化的知識人重返社會中心，重建政治權威和心靈秩序的一種努力。一部近代中國輿論史，胡適是最不能繞開也無法繞開的人物。
　　在后人的眼里，胡適似乎僅僅是書生論政而已，其實，仔細閱讀胡適的日記、書信與政論便可發(fā)覺，胡適并沒有那么“幼稚”，胡適是一個非常具有政治智慧或者說政治實踐感的人。其公開的政論與私下的言論之間常常大有區(qū)分，他非常注意政論的實際政治影響。1930年代當蔣介石、汪精衛(wèi)迫于政治集團內外的壓力而提及自由民主憲政時，胡適就會抓住機會發(fā)表一系列政論，闡述他對憲政的理解，以及在當時中國情勢之下如何開始憲政，在這一點上，他不同于當時主張新式獨裁的丁文江、蔣廷黻等人。
　　胡適有一個著名的觀點，認為民主政治是一種幼稚園政治，更是一種選票政治，到了政黨輪替與政府換屆的時候，即使是阿斗也可以去投票選舉表達民意。以人格建設而言，胡適鼓勵的是一種健全而自由的個人，以政治生活而言，胡適鼓吹的卻是一種低調的民主。從這一點來說，胡適從來不是一個徒逞口舌之快的政論家，而是一個充分考慮政論之責任倫理與政治后果的政論家，他有著一種常人所未及的審慎的智慧。
　　
　　魅力與局限
　　1990年代以來，李澤厚、劉再復的“告別革命”說盛極一時，這代表著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對彌漫在20世紀中國的革命暴力，以及由此帶來的封閉而偏執(zhí)的兩極心態(tài)的反思，胡適的漸進思想（所謂寧可一日不將軍，不可一日不拱卒）和改良思維被思想界重新引入公共討論。在革命成為烏托邦的20世紀，以實驗主義為圭臬的改良者胡適在政治生活中幾乎完全被邊緣化，但在革命意識形態(tài)已經成為一種博物館文化的最近20年，胡適的影響似乎仍舊主要局限在知識界，而未能向社會層面（包括傳媒）擴散。
　　造成這種尷尬狀況的原因之一在于，在中國自由知識界強調市民社會發(fā)育和公民社會建設的這20年，更多的思想資源是來自黑格爾、哈耶克、哈貝馬斯等西哲。胡適不是被忽略了，而是胡適生前很少就“社會”這一核心議題發(fā)表見解，就政治議題而言，他最關切的是政治制度建設和公民人格形成，以及與此相關的思想言論自由等命題，而社會正義、公平，以及社會底層等幾乎很少進入他的思想論說，可以說，胡適在自由與平等兩種價值系統(tǒng)之間明顯地偏向前者而輕忽后者，這就導致胡適的思想缺乏一種執(zhí)拗的緊張感和深邃性，賤民的苦難幾乎很少困擾著胡適的心靈世界和日常生活，這也是胡適相對于魯迅而言，更缺少一種道德美學和精神魅力的緣由。胡適自然也有一種偉岸的人格，這人格似乎更多的是儒家式的有所為亦有所不為的君子形象，而相對匱乏那種充滿激情與尖銳感的內心沖突。
　　胡適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因此寫作政論的人應該持哀矜謹慎的態(tài)度，可綜觀以胡適為核心的自由知識分子在20世紀中國的命運就會發(fā)現，他們太重視對精英（包括政府官員、知識分子、商人、中上層軍官等）的啟蒙，而相對忽視了底層的訴求以及社會運動的批判和建設功能，他們也太迷信作為一種話語的公共輿論的政治影響力和社會影響力，這就導致近代中國的公共輿論似乎始終是漂蕩在中國社會上空的浮云，而無法實際地切入到政治運動以及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之中。
　　1935年9月29日，胡適在《大公報》發(fā)表《從一黨到無黨的政治》，認為“民國初元的政黨怪劇都由于當時的人迷信民主政治必須是政黨政治，所以大有畫老虎畫成狗的怪現象。20多年的世界政治趨勢，使人們對于政黨政治的迷信減低了不少；在這個本來厭惡政黨政治的國家，對政黨的信用更減低了”。深受民初政黨政治傾軋文化之刺激的胡適，一生對政黨政治和黨派文化深有反感，他強調的是超越于黨派之上的公民大聯合。殊不知，現代政治的邏輯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種組織政治，沒有扎根社會民眾的組織、社團等作為依托，沒有具有一定激進色彩的維權運動的配合，光靠知識分子的吶喊，100年也沒法根本地觸動政治之惡和養(yǎng)成政治美德。
　　現代政治在某種程度上是祛魅的政治，對政治組織的理解更多的是工具主義的，而胡適雖然在論述政黨時偶有類似表達，但就其總體而言，他的政治觀念仍舊在相當程度上是德性政治，無論是他對好人政府的想象還是對超越黨派之上的政見的期待，都說明他的政治觀是祛除利益而只保留美德和權利的，這樣一種高調的政治觀或許能夠激發(fā)知識階層的政治參與意識，但要以此孕育全社會民眾的政治意識，甚至激發(fā)起政治參與和政治反抗精神，卻無疑是曲高和寡緣木求魚。
　　在這20年的中國社會變遷中，曾經被胡適那一代新文化運動健將批評的傳統(tǒng)文化，又在以各種形式重新回返到中國社會各個階層，國學熱、經典閱讀熱、孔子學院、佛教興盛等，都說明1990年代以后中國社會的世俗化進程，根本無法解決相當一部分（尤其是知識階層）國人的精神層面的需要，從這100年的歷史來看待這一場曠日持久的古今中西之爭，我們就會發(fā)現胡適在人生意義建設上能夠為國人提供的資源實在太有限，這也正是自由主義備受爭議（面對古典主義、社群主義等的挑戰(zhàn)）的地方。
　　也許在今人看來，胡適的民主思想、自由觀念等都顯得過于簡化，也缺乏一種與現實中國政治對接的可能性，可是胡適的魅力不在于他建構一套縝密而宏大的理論，他不是一個伯林所謂刺猬型的學者，而毋寧是一個狐貍型的在諸多領域“但開風氣不為師”的知識分子，更難能可貴的是胡適知行合一的生命實踐，這種不但坐而論道，而且起而躬行的處世方式，對有公共關懷的知識分子而言，是一份寶貴的精神遺產。
　　晚年胡適在臺灣政論刊物《自由中國》以宋代士大夫范仲淹等為例，來探討傳統(tǒng)中國士人爭言論自由的精神譜系，他在該文結尾的兩段話無疑是胡適的知識分子風骨最有力的寫照：“從中國向來智識分子的最開明的傳統(tǒng)看，言論的自由，諫諍的自由，是一種‘自天’的責任，所以說，‘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瘡膰�家與政府的立場看，言論的自由可以鼓勵人人肯說‘憂于未形，恐于未熾’的正論危言，來替代小人們天天歌功頌德，鼓吹升平的濫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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