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中國老百姓對貪污腐敗行為的憤恨早已經罄竹難書，但是除了“貪官越反越多”的尷尬現狀，法律對絕大多數伏罪貪官的命運安排也令人心糾結。 　　“鑒于鄭少東案發(fā)后認罪態(tài)度較好，贓款贓物已全部退繳，對其判處死刑，可不立即執(zhí)行�！�2010年8月24日，陜西省西安市中級法院對公安部原部長助理、經濟犯罪偵查局原局長鄭少東受賄一案作出如此一審判決。
　　法院雖然認定鄭少東在2001年至2007年10月期間，利用其擔任廣東省公安廳副廳長、公安部部長助理兼經濟犯罪偵查局局長的職務便利，為他人在案件查處、職務晉升、就業(yè)安排等方面謀取利益，索取、收受他人款物共計折合人民幣826萬余元，其行為已構成受賄罪，受賄數額特別巨大，犯罪情節(jié)特別嚴重，但是仍然以前述理由判處其“死緩”，而不是一些人所希望的“立即執(zhí)行死刑”。
　　“貪污腐敗是一個全球性難題，可以說已經找不到一方凈土�！�死緩’其實是一種‘中國特色’，其來源于建國初期國家領導人毛澤東‘避免殺人太多’的建議�！蔽髂险�法大學刑法學教授趙長青說，“盡管兩種情況在中國的刑法概念里都屬于死刑，但是目前貪官被判處‘死緩’的情況已經明顯多于‘執(zhí)行死刑’�！�
　　對國家公職人員犯貪污賄賂罪設立死刑罪名，本是出于社會和政治穩(wěn)定需要而對民眾情緒的刑法性安撫。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刑法室主任劉仁文表示，對于貪污數額巨大，遠遠超出《刑法》規(guī)定的死刑判決金額的高官，死緩判決已經成為一個突出現象，讓許多人不解甚至不滿。
　　
　　貪官死緩此起彼伏
　　
　　“北京市公安局網監(jiān)處原處長于兵貪污、受賄和徇私枉法”、“廣東省公安廳原廳長、省政法委原書記、省委原副書記、省政協(xié)原主席陳紹基受賄”、“天津市委原常委、天津濱海新區(qū)管理委員會原主任皮黔生受賄、濫用職權”、“吉林省人大原副主任米鳳君受賄”、“商務部條約法律司原副司長、原巡視員郭京毅受賄”、“國家開發(fā)銀行原副行長王益受賄”、“貴州茅臺酒股份公司原總經理喬洪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僅2010年以來，這些曾經身居各種高位、權傾一方的官員紛紛被宣判，盡管罪名有所不同，但殊途同歸，都是被判處死緩。
　　不僅僅是以上級別、地位很高的官員獲此“待遇”，一些級別較低的犯罪官員也如此：僅以近期安徽省的情況為例，“毫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隊原支隊長白玉嶺受賄、貪污、徇私枉法、強奸、巨額財產來源不明”、“阜陽市潁泉區(qū)區(qū)委原書記張治安受賄、陷害他人”、“馬鞍山市國土資源局原局長王海風受賄”……判決情況都是死緩。
　　觀察這些大小貪官的死緩原因，絕大多數也與公安部原部長助理鄭少東的情形大同小異，主要是認罪態(tài)度，主動交代，贓款追繳等方面。其中，于兵的情況還與云南省昆明市原副市長、云南省交通廳原副廳長胡星的情況異曲同工：后者潛逃新加坡，前者潛逃南非被勸回。
　　“持續(xù)對經濟性非暴力犯罪免于判處立即執(zhí)行死刑，這些情況將有利于中國政府在今后外交活動中的協(xié)商和談判。”趙長青說，“胡星和于兵等外逃又歸案的貪官均被判處無期徒刑或死緩，事實上已經表明了中國政府的態(tài)度，其目的是希望告訴西方國家即使把中國的貪官引渡回國，也不會輕易處決他們。當然這里面有政治因素的考慮，不能完全以法律規(guī)定來評判�！�
　　換言之死緩似乎已經成為貪官們的一種“常見待遇”。盡管《刑法》第383條規(guī)定：對貪污受賄10萬元以上，情節(jié)嚴重的可判處死刑。但是很多腐敗大案，涉案金額從幾百萬、上千萬甚至上億元，很少被認定“情節(jié)嚴重”，結果都是死緩，其余被判處無期徒刑、有期徒刑的貪官更是數不勝數。
　　趙長青表示，近幾年來被直接處決的貪官并不多見，影響比較大的幾乎只有2007年7月被執(zhí)行死刑的國家食品藥品監(jiān)督管理局原局長鄭筱萸，事實上國內司法界的人都清楚，其被處決的原因并不在于貪了多少錢，而是因為其違法為8家制藥企業(yè)在藥品、醫(yī)療器械進行審批，后者導致了大量醫(yī)療傷亡事故。
　　“盡管目前國家的法律對官員的瀆職、貪腐行為有著嚴格的規(guī)定，但是在具體量刑過程中很少對他們立即執(zhí)行死刑，除非其還有經濟之外的嚴重問題，或者說還引發(fā)了另外的巨大損失�！眲⑷饰恼f，“全國人大代表、湖南省高級法院院長江必新在2006年就提出對走私、盜竊、貪污罪、受賄罪等絕大部分貪利犯罪逐步進行死刑廢除，控制死刑適用，重構刑罰體系，事實上類似的觀點在法學界早已經層出不窮。之所以高層一直沒有明確的態(tài)度，的確是因為這些問題的成因和狀態(tài)都比較復雜，很難簡單應對�！�
　　現實中，當每一名貪官落馬的消息傳出，早期人們都是對結局有著許多猜測，但是后來都漸漸失去了關注的熱情，因為除了偶爾有個別貪官被直接處決，絕大部分都是以死緩的結局出現，有些甚至更輕。劉仁文認為，這樣的情況已經引起了社會的許多不滿，不少民眾表示貪官們肆元忌憚的原因就在于案發(fā)后被懲處太輕，而且死緩已經成為貪官們繼續(xù)生存的可靠希望。
　　新華社在2009年末曾經披露，近10年來被查處的副省(部)級以上高官超過100人，其中除8人被執(zhí)行死刑外，被判死緩的占11％，無期徒刑者占8％，有期徒刑10年以上者占21％，有期徒刑10年及10年以下者占15％。另外從監(jiān)獄方面透露出來的消息證實，目前中國在押犯每年至少有20％至30％獲得減刑，而其中各種原高官獲假釋、保外就醫(yī)的占絕大多數。
　　“死緩等于度假”、“不死就ok了，坐幾年牢就脫身了”、“過幾年就可以到國外安度晚年了”!這是許多人對于貪官們被判處死緩后最具代表性的反應。劉仁文也證實：“死緩犯一般情況最多關18年就會被釋放，個別人甚至時間更短。”
　　
　　“緩死”還是“免死”
　　
　　按照《刑法》有關法律條文的理解，“死緩”并非“免死”，只是“緩死”，即如果罪犯在緩期兩年期間的表現好就可以“免死”，反之就得執(zhí)行死刑。事實上，被判死緩兩年后又被執(zhí)行死刑的罪犯非常少，僅出現在個別暴力犯罪的罪犯身上，還沒有貪官的案例出現。
　　“死緩本身就是死刑的一種，如果以后取消了死刑，死緩也就不存在了�！眲⑷饰恼f，“一些人，尤其是普通老百姓總把判處死緩的原因朝司法腐敗方面去遐想，其實有點牽強附會，這個原因更多是源于中國的死刑政策正在改變�！�
　　其實不僅僅是對貪官的判決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死緩，其他罪名的情況也越來越多。慎用死刑是個大的歷史發(fā)展趨勢。
　　從2007年1月1日起，最高法院正式收回了死刑復核權，開始大力推行“少殺慎殺”、“寬嚴相濟”、“疑者不殺，殺者不疑”等刑事政策。同年末，時任最高法院院長肖揚表示，本年度的死緩判決已首次超過 死刑判決。
　　2010年8月全國人大審議了新的《刑法修正案草案》，擬取消走私、詐騙、盜竊古物以及盜竊罪等13個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這是1979年以來首次在刑法修正案中提出減少死刑罪名，之前有68種死刑罪名。趙長青介紹，從1998年到2007年近20年間，每萬人的刑事案發(fā)率從75余人增加到360余人，理論上犯罪率增加了4倍，但是其中傳統(tǒng)的兇殺、強奸等犯罪和重罪增加很少，而主要是經濟領域的犯罪和輕罪增加很多。國際上大多數國家尤其是發(fā)達國家，一般都不會對經濟犯罪執(zhí)行死刑。
　　一個值得關注的細節(jié)是，此次刑法修正并沒有提及官員腐敗等方面的內容，這無疑與全社會對腐敗現象越來越關注的情形大相徑庭�！安⒉皇撬痉üぷ髡吆蛯W者們都看不到、想不到，而是覺得官員腐敗的情況面積太廣、程度太深，想要動作起來波及面太大。”劉仁文說，“而且按照目前國際、國內的法律形勢，如果這方面要改革，也只會向‘少殺不殺’的方向走，絕對不可能‘多殺濫殺’，這顯然與一些民眾的愿望是相悖的，所以暫時不去涉及這方面的內容可以想象。”
　　重慶市的一名資深檢察官認為：“貪官之所以能夠為所欲為，主要還是因為其擁有著不受監(jiān)督和約束的權力，如果從政治上、法律上剝奪了他們的權力，再剝奪了他們的非法財產，沒權也沒錢之后，他們基本上就掀不起什么風浪了�！�
　　他表示，香港和澳門廢除了死刑，社會治安之好有口皆碑，但香港和澳門制度之完善也是有目共睹的�！爸鲝埛乐畏缸锏母�本出路在于制度建設，而不在于刑罰的嚴厲。法學理論界呼吁限制、減少乃至廢止死刑，但在現實制度漏洞百出，建設進程緩慢的環(huán)境里，普羅大眾也需要充分理由，在相關制度的建設過程中，迅速限制、減少乃至廢止死刑并不具有現實性�！�
　　“2010年的《刑法修正案草案》取消了13個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據統(tǒng)計占死刑罪名總數的19.1％。”趙長青說，“對此，社會層面反對的聲音甚微，因為從理念上，減少死刑甚至廢除死刑是一種文明，是一種進步，社會都能接受。但面對貪官橫行的現實，社會心態(tài)為之一變，對取消國家公職人員犯貪污賄賂罪的死刑罪名則爭論很激烈，反對的聲音依舊很高。”
　　他認為，有人認為用死刑反腐敗是一種制度性偷懶，這話說到了要害。當前腐敗猖獗，最根本的原因的確是由于轉型時期體制、制度不健全造成的，制度失靈造成的問題必須用制度的完善去解決，死刑管不住腐敗，河南省和貴州省幾任交通廳長“前腐后繼”就是典型例子。
　　目前，中國被判死緩刑的罪犯通過服刑后，都可以得到依次減刑、假釋和釋放。按照法律規(guī)定，如果改造表現好，不少地方死緩刑罪犯一般在15年后便可以出獄，無期徒刑13年后便可以出獄，有期徒刑服滿刑期一半以上時間便可出獄。
　　“這就使得死緩執(zhí)行的結果實際等同于有期徒刑，其嚴重性很容易被低估�！壁w長青說，“加之《刑法》對于‘不是必須立即執(zhí)行’的含義沒有明確的規(guī)定，易被人為操縱，判處死緩往往不被普通民眾認為是死刑，而是寬大處理的結果。特別是越來越多的大貪官被判處死緩，其正當性和合法性很難獲得普通民眾認同�！睂ω澪凼苜V的處罰，他認為極不合理，低金額刑罰很重，高金額則很輕。
　　
　　終生監(jiān)禁?
　　
　　新的《刑法修正案草案》規(guī)定，對判處死刑緩期執(zhí)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殺人、強奸、搶劫、綁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或者有組織的暴力性犯罪被判處死刑緩期執(zhí)行的犯罪分子，可根據犯罪情節(jié)等情況同時決定在依法減為無期徒刑或者20年有期徒刑后，不得再減刑。由此許多人以為“既然無期徒刑不得再減刑，那么是不是意味著中國為真正的終身監(jiān)禁開了一個口子”。
　　“早就有人明確提出應該更多地采取終身監(jiān)禁的方法。由于傳統(tǒng)的思想和復仇文化，許多人甚至還為沒有更嚴厲的報復措施而惋惜�！币幻�監(jiān)獄警察說，“事實上，處死與終生監(jiān)禁罪犯，手段雖然不同，但是目標和結果一樣，即都限制和停止了罪犯的行為，使其不能再對他人和社會造成傷害�！�
　　“從懲罰的意義來看，對終身監(jiān)禁給貪官造成的實際痛苦甚至比死刑更可怕�！壁w長青表示，公安、檢察院和法院三家部門從技術上是很容易操作的，但是最后終身監(jiān)禁的所有工作壓力都將集中在監(jiān)獄方面，“最直接的問題是形成大量罪犯長期積壓在監(jiān)獄里，還將產生醫(yī)療、養(yǎng)老等很多具體的管理難題，政府屆時肯定會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贝舜巍缎谭ā沸拚�也一樣，如果新的《刑法修正案》實施，《刑法》的罪名將從1997年的100多個增加到460多個�，F在每年至少有100萬人被法院宣判為罪犯關進監(jiān)獄，常年累積后的服刑人員數字非常驚人，致使全國所有的監(jiān)獄都在超負荷運行。取消某些死刑和增加某些罪名，提高有期徒刑的最高期限對監(jiān)獄的影響還不算太大，而無期、死緩期限的加長，卻將對監(jiān)獄現行刑罰的執(zhí)行模式造成很大的沖擊。
　　劉仁文則認為：“這個問題不能如此簡單理解，罪犯雖然不得再減刑，但實際執(zhí)行較長刑期后，經過必要的審批程序可以假釋，目前《草案》規(guī)定減為無期徒刑后不得再減刑的犯罪分子的假釋考驗期限為15年。不過這當中如何防止司法腐敗也是一個需要面對的新問題，國家需要在程序監(jiān)控制度、司法鑒定制度等方面多下功夫�！�
　　他表示，按照國際通行的觀點，是不允許判處罪犯“沒有期限的刑期”的，即不能讓罪犯感覺到前途沒有任何希望，這將給監(jiān)獄看管帶來困難，包括美國那樣的發(fā)達國家也如此，“雖然美國一些州也有一種不得假釋的終身監(jiān)禁，但是也比不執(zhí)行死刑的意義要大。同時美國一些地區(qū)在進行著監(jiān)獄的分類：精神病監(jiān)獄、老年人監(jiān)獄等，畢竟一律把罪犯放掉也不合適”。
　　從1951年毛澤東關于死緩的設想來看，死刑是“罪大惡極+民憤甚深”，死緩是“罪該處死+民憤不大”。貪官是非暴力犯罪，在國際社會都提倡“少殺不殺”的大背景下，是不是“罪該處死”可以通過修改《刑法》來確定；但在對這類犯罪民憤甚深的背景下，僅僅通過修改《刑法》是難于“平民憤”的。不能“平民憤”，僅僅從立法技術上修改《刑法》，反而會帶來更多問題。
　　“有研究表明，一個人如果被連續(xù)關押達到18年，其基本就沒有了回歸正常社會的能力，那么監(jiān)獄存在的意義就減小了”劉仁文說，“在中國實施終身監(jiān)禁要慎重，因為投入成本太大，無論人力、物力、財力都是一項巨大的考驗，而以中國目前的現實情況無法達到。但是，把現有實際執(zhí)行刑期提高到20年至25年則是有可能實現的。”
　　他認為，以往是執(zhí)行死刑多，后來判死緩的增多，尤其近幾年來判死緩的已經明顯多于執(zhí)行死刑的。就現實情況而言，死緩可以成為最終廢除死刑的一種過渡性措施，這與聯(lián)合國倡導的方向也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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