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能夠確定的是，越來越開放的中國，在人口控制的問題上，“以人為本”的政府決策至少不會比過往的30年更加激進。 　　 　　“中國人越來越不愿意生孩子了，用不了多少年，我們會發(fā)現(xiàn)中國人太少了，而不是太多。”對于大多數(shù)國人而言，看看擁擠的城市、有限的資源，這樣的擔憂聽起來多半像是危言聳聽，但如今這卻是中國人口學界的主流論調。
　　60年就像一個輪回，當年馬寅初振臂高呼，中國人口太多了，應該立即嚴格限制生育。而今，一大批人口學家，四處奔走，呼吁中央政府盡快調整計劃生育政策，放開二胎生育。
　　“人口學有人口學自身的鐵律，如果違背客觀規(guī)律，一味控制人口增長，必將會遭到懲罰�！敝袊�人民大學人口與發(fā)展研究中心教授顧寶昌說，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低生育率時代，今天中國人口增長已經過慢，而政府和一般老百姓都對此問題認識不足，作為專業(yè)的研究者，有責任也有義務，將這些告知公眾和決策者。就在2009年初，他和他的同事聯(lián)合了一大批人口學界知名研究者，聯(lián)名向中央政府動議盡快調整現(xiàn)行的人口政策。
　　但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李小平看來，人口學界充滿了荒謬和空洞的理論。“中國要成為一流國家，必須更嚴格地控制人口增長，將人口總量降下來�！彼�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將主流人口學界關于中國低生育率危機的種種理論和說辭一一批駁，并利用各種途徑向最高當局寫信：無論這個世界上充滿多少花言巧語，我們都不能放松計劃生育，我們有能力把中國這項最偉大的事業(yè)，以上下都滿意的方式，堅定不移地貫徹下去。
　　與50多年前馬寅初與毛澤東的爭論相比，今天關于人口政策的爭論，激烈程度絲毫不減當年。這是一個困擾了中國60年的基礎命題，回顧共和國60年歷史，人口政策的每一次變遷，無不與當時的政治、經濟形勢密切相關，同時，又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政治、經濟轉型。
　　一個懷抱富強夢的中國，在追逐現(xiàn)代化的道路上，到底需要多少，人?每一代的執(zhí)政者和研究者之間總是充滿了爭論與妥協(xié)，而每一次廟堂之高的爭論和隨之而來的制度設計，都深刻地影響了每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命運。
　　
　　毛澤東與馬寅初
　　
　　生于1882年的馬寅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因為人口問題而留名史冊的知識分子。一直到今天，討論中國的人口制度時，馬寅初都依然是一個繞不開的名字。1957年6月，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馬寅初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書面發(fā)言，他根據(jù)1953年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結果和以后幾年人口增長的情況，認為新中國人口增殖大快，國家機器必須依靠強權來控制人口。
　　在當年2月份的一次最高國務會議上，馬寅初當著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的面，再一次就“控制人口”問題發(fā)表了自己的主張：“我們的社會主義是計劃經濟，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計劃之內，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實行計劃生育，那就不成其為計劃經濟。”那次發(fā)言受到了毛澤東的高度贊賞。
　　后來，馬寅初一系列關于“人口控制”的制度設計被概括成“新人口論”，被廣泛討論。今天讀來，作為經濟學家的馬寅初，其“新人口論”主要是從消費與積累、提高工業(yè)化建設的勞動生產率等現(xiàn)實的國家經濟形勢來論述人口問題。他說，中國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資金積累太慢，他引用的一個最重要的實例是蘇聯(lián)幫助新中國建設的第一座大型機械化糧食倉庫，通過種種勞動率數(shù)據(jù)對比，他認為工業(yè)化的社會主義國家，不需要那么多勞動力，人口的增加消耗了國民財富，變成了國家的負擔，因此必須加以控制。
　　
　　將當時的6億人口完全作為生產機器來衡量，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在今天聽來，工具理性的意味過于強烈。但1950年代的中國，正是全國上下勒緊褲腰帶搞社會主義建設的時代。所以，毛澤東對這一套“人口控制”理論一度贊賞有加，在那次國務會議上，毛澤東當場就說：“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計劃地生產，這是一種設想。馬老講的很好�！�
　　由國家機器全盤掌控國家建設的方方面面，包括生育計劃，這些聽起來完全符合毛澤東對于國家建設理想主義的制度設計�！叭祟愒谏�育上頭完全是無政府狀態(tài)，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將來要做到完全有計劃地生育，沒有一個社會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來做，那是不行的�！鳖愃七@樣關于計劃生育問題的論述，在《毛澤東選集》中并不鮮見。
　　但是，當這套理論被拿去檢視當時中國社會的現(xiàn)實時，出現(xiàn)了諸多不適�！澳莻�年代，中國剛剛打了那么多年仗，人民流離失所、家破人亡，剛剛穩(wěn)定下來，過上好日子，還不讓我們生孩子嗎?”回顧歷史情境，顧寶昌說，當時對于“控制人口”的不理解其實廣泛存在于人民群眾中，馬寅初的理論雖然充滿了漏洞，但他以一個科學家的敏銳觀察力觀察到了那個時代隱藏在社會深處的矛盾，并且指出了這個問題，這是難能可貴的，不過，這對于大多數(shù)人來講是無法接受的。
　　檢視當年的各類人口數(shù)據(jù)，可以清楚地看到，當年人口的急速增長，最大的原因在于死亡率的降低�！芭c1949年前相比，人口的出生率并沒有太明顯的變化，最主要的是由于社會安定，醫(yī)療條件改善，死亡率降低了。”顧寶昌說，共和國前20年的人口問題主要是死亡率的降低問題。
　　事實上，1950年代，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剛剛結束的第一個10年，那個時候，世界上主要大國的人口增長率都比較高，這似乎是人類社會在動蕩之后必將迎來復蘇的歷史規(guī)律，橫向對比，中國的人口增長率大體與這些國家同步，并沒有太大的區(qū)別。
　　人們的生活好不容易改善了，自然想多生孩子，中國的傳統(tǒng)根深蒂固，但那都是產生于農業(yè)經濟時代的背景下，中國在還沒有進入工業(yè)時代時是不會感到人口壓力的，這種超前的觀念不被重視也幾乎是必然。
　　加之后來的3年自然災害、大饑荒、蘇聯(lián)人中斷了援助，一切只能依靠自力更生。中國人是不是太多了?這樣的擔憂在風云變幻的國事變遷中消弭于無形，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很快淡出了歷史舞臺，而他本人的政治遭遇，則是另外一則故事。
　　如今，那場爭論已經成為一個知識分子與強權抗爭的符號性事件。倒是那場爭論之后的人口政策到底對中國社會之后的變遷產生了怎樣的影響，乏人關心。
　　現(xiàn)在看來，那20年人口劇增，對后來的中國社會至少有兩層意義，一個是為改革開放前期提供了農業(yè)勞動力，正是對農業(yè)的“剪刀差”式剝削為中國積累了工業(yè)化的原始基礎；二是為改革開放后期提供了廉價的產業(yè)工人。不管廉價勞動力支撐起的中國經濟成功背后充滿了多少不公和低效率，但這確實是中國最近30年的真實景象。
　　在不同的政治、經濟制度安排下，人口到底是負擔還是財富，看起來并不像當初的知識精英們所預見的那樣無可置疑。
　　
　　計劃生育 　　
　　馬寅初退出了歷史舞臺，但是“控制人口”的議題并沒有退出中國。早在1970年代，當共和國迎來第二個20年時，計劃生育就再次提上國家議程。1973年，國務院成立了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和計劃生育辦公室，制訂四五期間人口增長計劃，各地區(qū)各基層單位也陸續(xù)開始建立計劃生育機構，周恩來提出：“計劃生育屬于國家計劃范圍，不是衛(wèi)生問題，而是計劃問題。你連人口增長都計劃不好，還搞什么國家計劃?”
　　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的成立標志著中國社會開始進入“計劃生育時代”。在顧寶昌看來，計劃生育事實上是分為兩個階段的：一是1970年代的計劃生育，當時國家下決心調整人口政策，一是人口數(shù)量本身的壓力，另一個則是經濟因素，“當時中國經濟接近崩潰，吸納人口就業(yè)能力極弱，加上知青回城等等因素，讓決策者深深感受到適齡就業(yè)人口過多�！鳖檶毑�說，這是一個非常直接的因素。
　　“知識分子上山下鄉(xiāng)，原本就是就業(yè)問題，不得不把他們趕到農村，跟農民搶食吃。”李小平也認為，到了1970年代以后，國家百廢待舉，知青回城，一大批適齡就業(yè)人口無法安置，這些促成了當時的領導者下定決心要搞計劃生育，至少要在城市開始搞。
　　1970年代的計劃生育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自然增長率下降超過10％，整個1970年代，是中國人口增長率下降最快的時代。“1970年代的計劃生育主要是解決非意愿生育的問題。”顧寶昌說，那個時候生育率急劇下降，關鍵原因在于民眾意愿，而非國家強制，老百姓自己其實都不愿意生育太多孩子。
　　1980年，全國人大五屆三次會議開始討論更加嚴格的計劃生育制度，隨后中共中央發(fā)布了《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正式提出“一胎制”，尤其是在城市嚴格執(zhí)行。計劃生育由此進入了第二個階段。今天人口學界對現(xiàn)行人口政策持不同意見的學者，主要詬病就集中于1980年代以后的“一胎制”模式下的計劃生育政策，他們認為，這是在觸及意愿生育的問題，效果不彰且不夠科學。
　　“1980年代，國家出臺更嚴厲的生育政策，是在當時百廢待舉的形勢下，希望從人口方面幫助國家復興�！鳖檶毑�說，決策者的愿望是良好的，但是人口問題也是有其自身規(guī)律的，不是電燈泡，想開就開，想關就關，當良好愿望超過了客觀規(guī)律的時候，就會遭到懲罰。
　　1980年以后，執(zhí)政者確信控制人口是一項有利于中華民族現(xiàn)實和長遠利益的制度設計，現(xiàn)實的緊迫性加上執(zhí)政道德感的驅使，在推行計劃生育的問題上，國家意志的強烈超過了任何一項制度，計劃生育被寫入憲法，定為基本國策，30年來，計劃生育的標語幾乎刷滿了中國大地。但是，當強大的公權力觸及人民意愿生育的底線時，遭遇的反彈同樣是強烈的。
　　雖然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計劃生育問題都被列為媒體、學術等各種爭論的禁區(qū)，但整整一代中國人的生活里，計劃生育都是無法抹去的記憶，無論對于國家還是人民而言，在追逐強國夢的道路上，計劃生育成為我們似乎別無選擇的悲情史。到今天，1980年代的計劃生育政策已經開花結果，當年被計劃成獨生子女的一代，今天被稱為“80后”，已經開始成長為中國在建設現(xiàn)代化國家道路上的主體力量。
　　30年的改革開放，也已經將經濟學家們念念不忘的人口紅利支付殆盡。獨生子女的一代逐漸感受到人口政策的負面影響。他們的父輩中，許多人面臨的是老無所依。
　　“中國歷史上就有‘養(yǎng)兒防老’的傳統(tǒng)，可是今天兒子少了，社會保障制度卻遠遠沒有建立起來�！鳖檶毑�說，這一代人注定要承擔起歷史的陣痛。
　　今天，獨生子女的一代人，面臨的是住房、醫(yī)療、教育全方位的市場化，他們既要承擔計劃生育留給他們的巨大的養(yǎng)老負擔，又要將自己全部的智慧和勞動投入到市場化的競爭中去，以至這一代人被廣泛詬病為喪失理想，缺乏責任，拜金主義，物質至上。
　　
　　低生育率時代
　　
　　就像1980年前后，經濟崩潰和就業(yè)壓力促成了那一輪人口政策調整一樣，進入21世紀以來，老齡化及其帶來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巨大壓力讓執(zhí)政者不得不開始醞釀新一輪人口政策調整。
　　學術界的爭論早在2000年就已經開始。那一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中的一個指標“總和生育率”讓整個人口學界如坐針氈。在考察生育水平對人口增長影響的關系中，人口學家特別提出了“更替水平”的概念，即一個人口如要實現(xiàn)世代延續(xù)所需要達到的生育水平。
　　為了達到更替水平，人口學研究得出的結論是“總和生育率”必須維持在2.1以上，警戒線則是1.8。而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顯示，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已經降低到了1.22。
　　這個指標的持續(xù)走低對中國的人口政策提出了嚴峻的挑戰(zhàn)。通常被認為主要會產生三大無法回避的社會經濟問題：一是青壯年人口、幼兒人口持續(xù)減少，這對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yè)的競爭優(yōu)勢，對教育行業(yè)的招生都形成強烈沖擊；二是老年人口急劇增加，未富先老，以超越發(fā)達國家老齡化速度的姿態(tài)進入老齡化社會，必然使得就業(yè)人口不堪養(yǎng)老保障的重負；三是過低的總和生育率又畸形刺激了部分家庭一定要生男孩的心理，這會導致性別比嚴重失衡。
　　其中，老齡化問題帶給執(zhí)政者的現(xiàn)實壓力最為明顯，也因此成為圍繞人口政策調整爭論最激烈的一點�！皬奈覍W習人口學的第一天開始，就是在接觸高生育率概念。一切科研、課題都是圍繞如何降低生育率進行的。”顧寶昌說，毫無疑問，中國進入了低生育率時代，而對低生育率狀態(tài)下人口政策的認知，我們才剛剛開始，低生育率人口狀態(tài)對整個國家經濟、政治等政策會產生怎樣的影響，都還缺乏科學的研究。
　　在人口學界，李小平絕對算得上是一個少數(shù)派。他對中國邁入低生育率時代的事實沒有異議，但是，在他看來，低生育率時代絕不是壞事�！袄淆g化的過程就是消滅過剩人口的過程，而消滅過剩人口的過程，就是中國轉變發(fā)展模式的過程�！崩钚　Ｆ秸f，老齡化帶給社會保障的種種難題，必須也完全能夠依靠社會化養(yǎng)老制度的建立來解決，而不是讓中國人回到‘養(yǎng)兒防老’的老路上去。為此，他自己設計出一整套將養(yǎng)老制度、土地制度和生育制度和城市化進程結合起來的解決方案并對此充滿信心。
　　2002年，在第八次全國人口科學討論會上，李小平提出了中國的兩個百年人口目標：2100年降到8億～10億之間并力爭更低；2200年降到3億～5億之間�！盀榇�，就需要將總和生育率降到1/5左右并長期保持下去�！彼�的觀點聽起來如此激進而遭到了諸多學者以及網友激烈的口誅筆伐。
　　但6年多來，李小平在網絡、學術會議等各種場合，從未停止過為自己辯護。“我不僅僅是一個人口學家，更希望成為一個為中國成長為世界一流國家而貢獻全部智慧的 人�！彼麍孕抛约和ㄟ^各種實證分析得出的結論：中國的人口規(guī)模早已超過了成為一流國家的環(huán)境承載力。即使總和生育率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中國人口仍然要增長到2035年，才可能停下來。因此，現(xiàn)在最大的任務是加速人口零增長，絕不是放開二胎。
　　而所謂的勞動力危機，在李小平看來也是個偽命題�！耙郧翱傁矚g說人口紅利，可那只是相對的紅利，是沒有辦法的辦法，我們除了廉價勞動力之外，什么都沒有，因此只能做世界工廠。”李小平說，擁有10億人的中國，資源的緊張和壓迫，決定了我們永遠只能低層次發(fā)展。中國今天需要的是絕對優(yōu)勢。而這只能依靠更少的人，更發(fā)達的科技，提供更加完善的教育、醫(yī)療和生存環(huán)境。人在科技上的創(chuàng)造力才會實現(xiàn)。
　　
　　誰能影響決策?
　　
　　從2000年至今，學術界關于人口政策調整的激烈爭論已經進行了近10年，這場曠日持久的爭論仍然沒有結束的跡象。一方是拿老齡化、勞動力危機、性別比失衡的問題來警告決策者。另一方則是拿人口與資源環(huán)境間無法調和的矛盾來提醒決策者。但二者都有著無法自圓其說之處。
　　現(xiàn)在正是獨生子女的一代開始生兒育女的時間段，今天的老齡化問題與80后一代人將來會面臨的問題，聽起來并不像是同一件事�，F(xiàn)在所激烈爭論的問題，大多是當80后一代老去的時候所面臨的問題。那個時候，中國的經濟、政治制度以及科技水平將會是怎樣的狀況，沒有幾個經濟學家、政治學家能給出明確的描繪，就像1960年代的毛澤東和馬寅初根本想象不到1980年代的中國一樣。
　　而人口與資源環(huán)境之間的矛盾，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粗放型的發(fā)展模式造成的?跟人口數(shù)量究竟有著怎樣的正相關關系?這些都還需要研究者們給出更具說服力的論證。
　　與60年前相比，今天的中國社會，不管是學術自由、還是學術質量，都有了巨大的進步，因此，不少研究者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都表達了樂觀情緒，認為中國有能力做出更加科學的、有益于民族長遠利益的人口政策調整。他們的理論框架，分析模型以及實證方法，都已經大大專業(yè)化了。依據(jù)這些專業(yè)模型，推演出的結論使得大多數(shù)人口學家們更加確信自己找到了真理。
　　專業(yè)化的學術訓練，確實能夠提供更加專業(yè)的意見，但另一方面卻把研究的視野變得狹窄，條塊分割，使得科學，尤其是人文科學變得越來越僵硬。人口學又恰恰是這樣一個與私人生育意愿、一個國家振興的宏大策略，與經濟形勢、政治制度設計密切相關的問題。專業(yè)化的研究得出的結論是不是比以前更值得信賴?
　　在記者的采訪中，李小平對于自己觀點的論述聽起來雖然不免極端，但他看起來更能超越人口學的視野來考量問題�！爸�識分子之間的爭論，再進行100年，也達不成統(tǒng)一意見，還是各自試驗吧�！鳖檶毑�說，在這個問題上，他覺得鄧小平的“不爭論”策略最有實際意義。
　　2010年，中國將進行第六次人口普查，而十二五計劃的制訂也已經緊鑼密鼓地展開了，這將是中國人口政策迎來本質調整的最大契機�！安粻幷摗钡默F(xiàn)實下，是各種流派知識分子，都在通過各類管道影響決策者，希望自己的主張能夠主導未來的中國人口政策。
　　事實上，人口預測的歷史，從來都是充滿了失敗的歷史。人類從來都是在不斷的人口增長中，尋求更加高級的生活、生產組織模式，通過新技術的創(chuàng)造，來克服人口增長帶來的壓力。而人口控制的歷史，同樣是充滿了失敗的歷史。人類迄今為止最成功的由強力推行的大規(guī)模人口控制，只有中國。
　　唯一能夠確定的是，越來越開放的中國，在人口控制的問題上，“以人為本”的政府決策至少不會比過往的30年更加激進。而在經濟全球化與現(xiàn)代化洪流沖擊與計劃生育宣傳包圍中成長起來的育齡夫婦，與他們的父輩在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上早已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這個極度私人化的問題上，人民的生育意愿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歷史，更將會決定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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