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年，經(jīng)濟學差不多成為中國大陸第一顯學，一系列影響巨大的改革舉措，離不開主流經(jīng)濟學家的鼎力擎畫。那么，作為很多重大改革措施的設計者、推動者和觀察者，他們對自己、對中國的現(xiàn)狀和未來，到底是如何認識和反思的?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中國改革目前這種進退失據(jù)、左右為難的尷尬?讀罷《風雨兼程?中國著名經(jīng)濟學家訪談錄》一書，筆者對以上問題終于有了一些感悟。
　　作者馬國川采訪了改革開放30年來影響巨大的10位經(jīng)濟學家：杜潤生、于光遠、王玨、吳敬璉、厲以寧、周其仁、林毅夫、樊綱、張維迎、錢穎一。和一般經(jīng)濟學家訪談側重觀點的呈現(xiàn)不同，作者的問題圍繞著10位經(jīng)濟學家的個人經(jīng)歷展開，以個人的經(jīng)歷和學術成長帶出30年來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前因后果，有個體在大時代里的風云際會，也有圍繞著改革路徑、民主、法治等根本問題的觀點激蕩。
　　杜潤生是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這一理論的主要貢獻者，被稱為“中國農(nóng)村改革之父”，他有兩個問題放心不下：怎樣減少農(nóng)村人口?農(nóng)民沒有自己的代言人。他認為中國不但要過“市場關”，也要過“民主關”；于光遠曾經(jīng)力促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寫入中央文件，他認為今天的改革應該更激進些，不但要深化而且要加快；王玨對改革處于膠著狀態(tài)憂心忡忡，呼吁“繼續(xù)解放思想”；吳敬璉認為政府改革的目的是為市場經(jīng)濟提供法治環(huán)境，呼吁政府官員出以公心、割舍那些與公仆身份不符的權力。
　　厲以寧說，改革不能走回頭路；周其仁對改革和腐敗賽跑的現(xiàn)實憂心忡忡；林毅夫堅持改革應該漸進推進；樊綱認為中國的改革仍處于初級階段，即便在經(jīng)濟領域，仍然有大量的事情要做；張維迎認為制度最重要，賺錢要靠歪門邪道，是制度出了問題；錢穎一認為不存在所謂“中國奇跡”、“北京共識”，中國改革并沒有違反“華盛頓共識”。
　　縱覽全書，并未發(fā)現(xiàn)艱澀的理論鋪陳，文字非常淺顯，觀點也不復雜，甚至可以說，經(jīng)濟學家們的核心觀點都是被千百次重復過的常識：改革走到今天來之不易，中國要堅持市場化的改革路線，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后，是造成目前經(jīng)濟問題堆積如山、貧富差距急速擴大的根本原因；“好的市場經(jīng)濟”需要民主法治來保駕護航。只是，這樣一些看起來略顯“大路貨”的常識，依然是我們社會生活中的稀缺品。面對紛雜的現(xiàn)象和零亂的信息，我們在做出重大決策時經(jīng)常忘記的正是這些最基本的“常識”。
　　
　　面對困難，人們大多會有一種迫切的心態(tài)，希望有能人橫空出世，拿出一套全新的、革命性的方案，挽狂瀾于即倒，立竿見影地扭轉頹勢。只是，縱觀人類歷史，這樣的突變和躍進少之又少，更多的時候，人們被貌似強大的、新奇的終極解決方案所迷惑，付出了進一步退兩步的代價。而真理往往是很樸素簡單的，但因為形式上缺乏賣點，很難獲得人們的青睞，經(jīng)濟學家們老生常談式的重復，反映的也許并不是他們理論上的貧困，而是因為老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現(xiàn)實在原地踏步而已。
　　中國今天遭遇的很多困難，并不是找不到解決的方案，而是缺乏實施這些方案的政治勇氣和魄力。腐敗的肆虐，官員“腐化墮落、放棄了世界觀的改造”只是表面現(xiàn)象，缺乏來自人民的切實有效的監(jiān)督才是更為根本的原因，這是常識；對于壟斷行業(yè)的改革，當務之急在于打破壟斷，引入競爭，這也是常識。只是這些常識，總是遭到有意無意的忽略和漠視。
　　造成這種狀況最根本的原因，歸根到底在于，時至今日，中國的改革仍然是一種行政權主導下的改革，行政權力系統(tǒng)的利益在改革取向上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各類改革措施或建議，凡有助于行政權力部門減輕甚至擺脫其經(jīng)濟責任和風險的，都能得到積極有力的貫徹和嘗試，而有可能削弱行政控制權力或縮小政府干預自由度的，則大多要么被長期擱置，要么在實行中走樣。
　　這正是經(jīng)濟學家們呼喚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層次原因。政改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30年后的今天，也已經(jīng)是社會各界的共識和常識，學者們設計了各種“穩(wěn)妥推進”的方案，苦口婆心地進行著勸說和誘導，但是，舊體制和舊思維的慣性，使政改進展緩慢、舉步維艱，甚至成為一種禁忌。在這種情況下，對常識的重復和強調并非沒有意義。
　　30年前改革開放的起步，得益于決策者和民眾向常識的回歸：改革開放的歷程，正是一步步找回常識并使常識合法化的過程。而中國的未來，也和我們對常識的理解和接受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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