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仲賢(三野南京警備區(qū)司令兼政委)，姬鵬飛(三野七兵團副政委)、黃鎮(zhèn)(總政第一研究室主任)、耿飚(華北野戰(zhàn)軍十九兵團副司令兼參謀長)、韓念龍(三野上海警備區(qū)副政委)，王幼平(二野五兵團政治部代主任)……外交部建部之初，11位軍隊干部被調來北京，準備被派往國外擔任大使等領導職務，這一批由解放軍的高級將領組成的外交官，被人們稱為“將軍大使”。
　　1949年10月5日，新中國開國大典的第五天，湖南邵陽二野五兵團政治部，王幼平正在聽取下屬匯報行軍情況。秘書送來一份電報： “著調王幼平星夜來京�！绷钔跤灼饺f萬沒有想到的是，在長沙劉、鄧的駐地，他得知中央竟然是要他去當大使。王幼平當場拒絕。但是鄧小平政委很堅決：“中央從我們部隊調了三個大使。閻紅彥(二野三兵團政委)提出不去，中央同意了。調三個去兩個(另一位是劉志堅)還可以。調三個去一個，不好交代。”一旁的宋任窮(二野三兵團政委)也插話了：“你當大使可以，就是遭遢一點�！本瓦@樣，王幼平“滿腹委屈”地當上了新中國首任駐羅馬尼亞大使。
　　其實，一開始“不情愿”離開部隊當大使的不止王幼平一個。韓念龍接到調令的時候正在浙江參加解放定海的作戰(zhàn)會議，他立刻去找陳毅司令員表示不愿意當大使。陳老總直接回絕：“少說廢話，執(zhí)行命令，趕緊動身!”被任命為新中國駐朝鮮大使的傀志亮曾經如此感慨：“中央要我當大使，是拿黃牛當馬騎，難啊!”的確，要這些勇將們離開硝煙彌漫的戰(zhàn)場，脫下戎裝換上正裝，文質彬彬地行事，心里難免有落差。不過，中央的命令不可違背；別的都可繼承，惟獨外交不能繼承，要另起爐灶，另建隊伍。于是，一批將軍大使走馬上任了。
　　由于這些將軍大使缺乏外交方面的知識，不熟悉外交禮儀。赴任前必須進行培訓。培訓班請北京大學教授張奚若、王鐵崖，人民大學教授何思敬、張志讓等人。分別講授國際法、外交史，領事條約、外交文書、國際法庭、聯(lián)合國憲章、外交特權與豁免，請胡濟邦，閻寶航等老外交工作者講外交文書和外交禮節(jié)，還請來蘇聯(lián)駐華大使羅申、匈牙利駐華大使法朗柯、波蘭駐華大使布爾金等講述他們各自國家的社會、政治、經濟發(fā)展狀況，介紹使館工作情況以及外交工作體會。
　　“我們學習跳舞，學習穿西裝打領帶，到北京飯店學吃西餐和擺臺常識。”王幼平大使曾回憶。在北京飯店西餐廳，閣寶航抖著餐巾示范時說：“平時參加招待會，不是吃喝玩樂，德國要進攻蘇聯(lián)的情報，就是在招待會上得到的。”
　　大使們的夫人也跟著接受培訓。達天，大使們穿上新的中山裝，夫人們則穿旗袍或者連衣裙。大家自以為很漂亮。閻寶航、胡濟邦等老外交官們卻不滿意地說，這個人的內褲太長，露在旗袍外面不雅現(xiàn)，那個汗背心露在胸前，不禮貌。還說，解放區(qū)女同志的發(fā)型不符合外交場合的要求，要燙發(fā)、化妝。
　　1950年7月12日下午，周恩來召集即將出國赴任的大使黃鎮(zhèn)、耿飚、譚希林、王幼平、彭明治等開會，商量與大使出國相關的一些問題�！叭魏瓮饨徽�策的提議必須要向我請示，必要時我再向毛主席請示或交中央計論�！敝芏鱽碚f。對于去資本主義國家當大使的，周恩來還特別說：“我們同他們要用和平斗爭方式進行外交戰(zhàn)，他們之間有矛盾，我們要利用這些矛盾。”周恩來還解答了大使們提出的關于著裝、使館編制等問題。
　　對于年輕的共和國來說，外交是個新東西。60年前，交通條件遠遠不如今天，大使們這一次在戰(zhàn)場外體驗到了路途的遙遠和艱辛。
　　王稼祥出使蘇聯(lián)乘坐的是蘇聯(lián)提供的專列。整整花了九天時間抵達莫斯科。
　　耿飚大使一行取道蘇聯(lián)前往瑞典，坐了七天八夜的火車到達莫斯科，而抵達瑞典卻是兩個月之后。這是因為，七八月正值瑞典的法定休假期，王室成員和外交部官員都去度假了，耿飚一行在懊悔的同時也只好留在莫斯科參觀學習。
　　駐蒙古大使吉雅泰是乘吉普車赴任的。他先是乘車到中蒙邊界，而后換乘蒙古外交部安排的車去烏蘭巴托，顛簸了幾百公里。
　　而真正“走馬上任”的要數(shù)羅貴渡了。首任駐越南大使羅貴波接受任務后迅速啟程南下，乘坐了40個小時的火車來到武漢。由于衡陽到桂林的鐵路沒有修好，當?shù)夭筷犞缓门闪艘惠v火車頭送羅貴波一行。由于沿途鐵路被破壞得厲害，只能邊修邊走，花了兩天時間才到桂林，四天后又乘卡車抵達南寧。到了靖西，發(fā)現(xiàn)通往邊境小鎮(zhèn)岳圩的道路無法通車，羅貴波只好將行李架在騾馬上，徒步行進。進入越南境內后，茂密的雨林更是無法通車，他們只好繼續(xù)以步代車，一面在森林里穿梭，一面躲避法軍飛機的騷擾，最終成功到達目的地。
　　到達目的國后，大使們來不及休整便馬不停蹄地著手工作，遞交國書，建立館舍，拜會他人，熟悉業(yè)務，一邊學習一邊摸索。像耿飚擔任駐瑞典大使又兼任駐丹麥、芬蘭公使，事務極為繁雜。出使不久，就碰上丹麥內閣改組、外長易人。卸任的外長和新上任的外長都給大使館來信。一時間，從未處理過類似事件的耿飚不知是否需要答復以及如何答復。于是，耿大使詢問已在丹麥五年的波蘭公使，對方說無需回復。保險起見，他又去詢問羅馬尼亞代辦，結果答復說必須都回信。耿飚只好又去問蘇聯(lián)公使，最后才放下心來按照后兩者的建議對來信一一作答。耿飚曾說，這些經歷后來回想起來雖然有些好笑，但初創(chuàng)階段的艱難卻由此可見一班。
　　將軍大使也將他們指揮千軍萬馬的氣度，他們堅韌、認真的做事風格帶到了外交工作中。韓念龍放棄了兩年一次的休假，在巴基斯坦一干就是三年多。他說：“第一批大使大部分不懂外文，沒有國際知識。外交對我們來說實在太新、太生、太難!當時國內一派新氣象，使館一派新氣象，大家下決心要干一番事業(yè)，工作兢兢業(yè)業(y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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