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日現(xiàn)代關(guān)系史上的頂尖級人物,郭沫若在日本生活了整整20年,然而日本文化并沒有在他身上留下顯著的痕跡｡可以輔證這一點的是,在郭沫若宏富等身的著作中,找不到幾篇論述日本文化的文章,比起在其他領域里的巨大成就,他對日本的研究不能不顯得薄弱｡這確實耐人尋味｡
　　由于偶然的機遇,1913年底郭沫若赴日本留學,時年22歲｡按照現(xiàn)代心理學的觀點,這是一個文化人格已經(jīng)塑定的年齡,郭沫若不受日本文化的同化,由此可以找到相應的解釋｡然而,對于郭沫若這樣的人,精神氣質(zhì)比起年齡來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郭沫若身上有一種叱咤風云､雄視千古的英雄氣概,借用他的一副自集對聯(lián)來形容,就是“內(nèi)圣外王一體,上天下地同流”｡這種氣概,決定了郭沫若不會把“小日本”放在眼里｡
　　平心而論,郭沫若對日本文化并無特別的反感,剛到日本時,在家書中稱“此邦俗尚勤儉淡泊,清潔可風”;對日本人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也很贊賞,認為日本學生無論高中小“均有赳赳武夫之概,體魄既壯”;又稱贊日本科學進步,“近數(shù)年來,竟??乎有與歐美諸國并駕齊驅(qū)之勢｡國無棄材,人有職守”｡然而,這并不意味著郭沫若真的把日本放在眼里｡作為一個泱泱大國的文化英雄,郭沫若不可能拜倒在蕞爾之邦的日本的腳下,尤其是在它不可一世､欺負中國之時｡恨和尚累及袈裟,況且郭沫若對日本文化本來沒有高的評價,比如對日本語,郭沫若認為:“世界萬國中,其文字之無條理､無美觀､無獨立性者,無過日本｡”日本的人種,郭沫若認為其祖先來自于野蠻落后的馬來人種,幸虧與大陸人種的雜交,才變得優(yōu)秀起來;甚至對日本人崇拜櫻花,郭沫若也審之以譏諷的眼光,在家書中這樣描寫:“近日此邦櫻花盛開,下流儕輩涂面插花或帶面具醉倒花叢中,翩翩起舞,牟牟作牛鳴而歌,遺釵墮珥,男女不分也｡倭奴開化年代僅自唐而還,故至今而夷風猶在｡”
　　然而,郭沫若的輕日還有更深刻的原因｡1920年3月30日郭沫若寫給宗白華的信很能說明問題:“我們在日本留學,讀的是西洋書,受的是東洋罪｡”所謂“東洋罪”,就是日本式的種族歧視,其所以難忍,在于它有一種中國人看來等而下之的性質(zhì)｡所謂“東洋”,當然是相對于“西洋”而言的,“東洋”不如“西洋”先進,是已被歷史證明了的事實,無論是立志“脫亞入歐”的日本人,還是追求“全盤西化”的中國人,都不否認這一點｡留日學子由于家境不濟無緣親炙原湯原汁的西洋文明,只好退而求其次到日本,通過東洋二道販子學習西洋,心里已是不甘,所以郭沫若接著寫道:“我真背時,真倒霉!我近來很想奮飛,很想逃到西洋去,可惜我沒錢,我不自由,唉!”
　　讀西洋書,娶東洋妻,寫作翻譯,開一代詩風,以歷史唯物主義研究甲骨文,構(gòu)成了郭沫若豐富多彩的東瀛生涯｡然而,這一切基本上都是在西方的文化思想背景下展開的｡新詩創(chuàng)作就不說了,完全是泰戈爾､海涅､歌德､惠特曼等外國大詩人影響的結(jié)果;甚至連那位東洋妻,也是日本女性中的另類,是一位獻身基督､具有人類主義情懷的貞女,與傳統(tǒng)的日本女子大不一樣｡假如給郭沫若留日時代的著述盤盤點,就可發(fā)現(xiàn),除了自傳體小說中的日本背景,其他作品與日本相關(guān)的內(nèi)容很少,尤其是翻譯作品,除了一個河上肇,其余全部被西方人囊括｡這也可以從郭沫若的異域交往中看出,他幾乎不與日本文化名人來往,中國學子崇拜的日本文壇巨頭,不入他的法眼｡田漢有一次約他去拜會佐藤春夫,他謝絕;又約他去會秋田雨雀,他也謝絕｡郭沫若稱自己的這種脾氣為“不帶貴”,然而這似乎并不包括西方文化名人｡
　　然而,與那些主張“全盤西化”的人不同,郭沫若并不菲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相反,他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維護者､宏揚者,而且他對中國文化始終充滿信心,這從他對孔子的高度評價､對老子莊子思想的積極闡釋中可以看出｡在他看來,活力四溢的西方現(xiàn)代文化與中國上古時代的文化本質(zhì)上是一致的｡因此,郭沫若的精神結(jié)構(gòu)中,大中華主義與大西方主義是有機地膠著在一起的｡正是這種“大中華”加“大西方”的文化心態(tài),阻礙了郭沫若對日本的深入研究｡郭沫若曾這樣解釋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那已經(jīng)人滿為患的幾個島子,在殖民價值上哪里能趕得上我們?因此在日本民族覺醒了､自行振足起來的時候,歐美人倒也滿不在乎｡他們樂得有我們這個太牢在手,無暇去爭吃小鮮｡”這是典型的外因決定論,不足以解釋明治維新的深刻內(nèi)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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