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大選的投票工作結束了，政府卻難產。目前各政黨正進行緊張的拼圖游戲，政治顏色學突然成為人們茶余飯后的熱門話題。 　　 　　五色拼圖 　　 　　說起來挺有趣，西方國家民眾對政壇人物或政黨經常起些讓人忍俊不禁的綽號。如美國人以象代表共和黨，以驢作為民主黨象征。一到大選，驢象海報到處懸掛，一時間整個美國好像成了驢象之爭的戰(zhàn)場。德國大選中有２５個政黨參加，其中五個政黨超過得票率的最低界限進入議會，它們也是德國政壇主要政黨。崇尚科學精神的德國人可能缺乏幽默，也似乎找不到幾個合適的動物來為政黨命名，于是依據政見不同或政黨特征，給每個政黨冠以一種色彩，把政治拼圖搞得有聲有色：聯(lián)盟黨是黑色、自民黨是黃色、社民黨是紅色、綠黨是綠色，左派聯(lián)盟是深紅色。于是乎，德國政壇五色雜呈。
　　依據德國法律，總理是由議會超過半數的議員選出。但從此次選舉結果來看，默克爾率領黑黃聯(lián)盟執(zhí)政的希望破滅了，施羅德繼續(xù)領導紅綠聯(lián)盟執(zhí)政也無法實現，新政府必須由新的政黨組合形成，必須進行新的拼圖。由于選出的五個黨很難組合，從而導致德國政壇首次出現艱難的拼圖游戲。
　　
　　痛苦的“德國病”
　　
　　其實，在拼圖游戲的背后，人們看到的是德國社會乃至歐洲社會沉重的一面。大選前夕的民調已經顯示：德國選民對施羅德領導的社民黨已有的改革不滿意，對默克爾領導的聯(lián)盟黨的激進改革不放心；對改革的必要性贊同，對改革能否實現預期目標擔心。一直到大選前，還有近３０％的選民拿不定主意該投誰的票�？梢哉f，大選結果凸顯了選民的痛苦和信心不足，而痛苦根源又在于他們不能確定哪個黨能開出良方治愈日益嚴重的“德國病”，不知道自己要為改革付出多大代價，更不知道付出代價后是否可以得到光明的前途。
　　德國經濟增長速度緩慢，加上高失業(yè)和國家債務負擔沉重，一些媒體將其稱為“德國病”。經過施羅德政府七年改革，德國人已經明白了“德國病”的根源在于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發(fā)生了問題，而這一體制曾經是他們心中的驕傲。二戰(zhàn)后，西歐一些國家創(chuàng)建了著名的 “萊茵模式”，這一模式的主要優(yōu)點是，在促進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保持社會公平，維護社會穩(wěn)定。德國被視為“萊茵模式”的主要代表。然而，上世紀７０年代后，在世界石油危機沖擊下，德國經濟成本增加，經濟增長趨緩，這一以“高工資、高稅收、高福利”為特征的模式開始顯現出問題。到了上世紀９０年代中期，這一模式受到德國統(tǒng)一和不斷加速的經濟全球化的雙重壓力，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首先，德國統(tǒng)一給德國財政背上沉重的負擔，這些負擔一方面來自聯(lián)邦政府對東部的財政支持，另一方面來自統(tǒng)一進程中德國對歐洲一體化事業(yè)的承諾，包括對實行歐元的承諾。第二，經濟全球化對德國模式的沖擊，既有來自經濟發(fā)達而成本較低的美國等發(fā)達國家，也有來自迅速崛起的發(fā)展中國家，還有來自具有大量廉價勞動力的東歐鄰國。面對全球市場物美價廉產品的競爭，德國企業(yè)大量外遷，失業(yè)人口增加，財政負擔越來越重，加上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國家已不堪重負。
　　
　　改革之艱難
　　
　　施羅德前任總理科爾看到了問題，在執(zhí)政后期開始嘗試削減社會福利、降低稅收的改革。１９９８年施羅德上臺后，逐步推出各項改革方案，希望通過削減社會福利來減少國家財政負擔，削減稅收以增加企業(yè)活力，抽出財力投入到教育和高科技上，大力發(fā)展高技術產業(yè)，增強產業(yè)競爭力，以此來改善財政狀況和解決失業(yè)問題。
　　施羅德的改革藥方直指現存體制的弊病，方向不能說有問題，但大選結果卻表明改革之艱難。其原因，一是利益問題。德國需要改革，這道理誰都明白，可減福利減到自己頭上誰也不干，更何況主要“犧牲者”是承受能力差的社會中下層民眾呢；二是改革環(huán)境不好，步子過急。體制改革是一項大的社會工程，需要較長的時間、較好的外部環(huán)境和逐步推進的政策。近年來，德國經濟發(fā)展的外部環(huán)境不好，施羅德急于在任期內看到改革成效，連續(xù)推出多項改革措施，急功近利的后果是改革成本超出了社會承受能力，導致社會嚴重動蕩。許多人把希望寄托在默克爾領導的聯(lián)盟黨身上，但是隨著選舉的深入，選民在聯(lián)盟黨的競選綱領中并沒有看到有什么過人之處，默克爾在選舉關鍵時刻更推出“殺貧濟富”的稅改方案，結果嚇跑了許多人，她也丟掉了許多選票。
　　
　　失衡與再平衡
　　
　　當前德國政壇的拼圖游戲看似混亂，但細細察之仍有脈理可尋：對改革持強烈置疑立場的左翼黨在組閣拼圖中已出局，黑紅大聯(lián)合政府基本成定局�？梢钥闯�，現在的關鍵問題已經不是改革與否之爭，而是由誰改、怎樣改的問題。從施羅德與默克爾領導的兩大黨的改革綱領看，既有不同之處，也有相似之處。無論誰改革，都必須把改革建立在德國國情基礎上，必須考慮到社會承受能力，否則就要出亂子。兩大黨都不想放棄德國“社會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基礎，而是要通過“市場化手段”，減少一些“福利、社會、均富”色彩，使經濟更具活力。當然，說起來容易，要在改革的同時兼顧“社會與市場”、“改革與穩(wěn)定”的雙平衡，又談何容易。看看周圍，除了德國，法國、荷蘭等實行“萊茵模式”的國家也遇到同樣的困難，北歐國家經濟狀況雖然還可以，但也不是無懈可擊。俗話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冷戰(zhàn)剛結束的時候，歐洲保守勢力好不神氣，然而到了上世紀９０年代中后期，歐洲政治版圖變成“一片粉紅色”，如今保守勢力再次主宰歐洲政壇。這些變化的背后，無非是在經濟全球化沖擊下歐洲各國“社會與市場”不斷失衡與再平衡的過程，是歐洲選民對經濟效益和社會公平的認真選擇。當前歐洲經濟增長緩慢，社會負擔過重，各國盛刮“撒切爾主義”旋風，市場主導的改革再次占了上風，當然德國也不例外。許多人把默克爾稱為“德國的撒切爾夫人”。對此，默克爾回答說，“我可能借鑒撒切爾夫人一些做法，但我就是我，德國不是英國”。的確，德國人需要探詢新的未來發(fā)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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