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社會信用危機的成因非常復雜。概括地說，它是世界現代化、中國社會轉型、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三重邏輯疊加的結果。 　　 　　信用是一種由立信和授信過程契合而成的社會心理狀態(tài)
　　
　　 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往往從道德的角度來理解信用，認為信用就是一種道德素質和水準。這種理解有一定合理之處，但不全面。從社會學角度來看，所謂信用，簡單地說就是“可信度”。說某個人有信用，實際上是說這個人有某種值得他人信任的素質。但這并不等于說，信用就是一個人的單方面的素質。事實上，一個人所具有的素質，只是形成信用的一個方面。一個人具有某種高尚素質，但不為人所知，或人家不認可、不相信，這個人的信用仍然建立不起來。由此可見，任何信用狀態(tài)都是一個雙向選擇的結果。換句話說，任何信用的產生、存在和發(fā)展都同時離不開兩個過程：一是立信，即試圖建立信用的人向外界展示自己的某種素質，以獲取信任；二是授信，即外界肯定此人的某種素質，并給予某種程度的信任。這兩個過程是相互聯(lián)系而又相對獨立的。一方面，任何信用的建立都依賴于外界的授信，兩者是不可分離的；但另一方面，一個人為建立信用所付出的種種努力并不一定能夠得到外界的認可，所以兩者又是相對獨立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比較強調立信，片面地認為“好酒不怕巷子深”，只要具有某種素質，外界的授信是遲早的事。但事實并非如此。一個工廠的產品再好，不加強宣傳，不為消費者所知，或不能消除消費者的疑慮，那它在消費者心目中就仍然沒有信用。簡單地說，信用是一種由立信和授信兩個方面契合而成的社會心理狀態(tài)。
　　任何信用事實，實際上都是同時來自立信和授信兩個方面的多種因素在一定社會情境下排列組合的結果。來自立信方或授信方的任何一個因素的改變，都會導致信用事實的改變。顯然，由于影響任何一方心理的因素都非常多，這些因素之間排列組合而成的數目也是相當大的。因此，信用的形成和變化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社會心理過程。
　　我在這里強調信用是一個包含立信和授信兩個過程的復雜的心理過程的目的，是想表達以下三層意思：第一，信用問題的出現，并不完全是由于立信方或授信方的素質存在問題，而有可能是雙方在心理上契合不佳，用俗話說就是，雙方沒有對上卯。特別是在與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國人打交道時，這種問題經常出現；第二，即使信用問題是由某一方的素質問題引起的，但也不一定就是道德素質，很可能是能力、知識等；第三，既然信用實質上是一種同時雜有理性、情感甚至情緒的復雜的社會心理，那么，建立健全社會信用體系就不能僅僅著眼于技術或制度建設，以為通過對背信行為的懲罰或監(jiān)控就能一蹴而就。這是因為，社會心理的轉變，尤其是情緒和情感的轉變，通過單純的壓制是不可能實現的，社會結構和文化體系的調諧才是關鍵。
　　
　　信用是社會交往的必要條件和簡化機制
　　
　　人生在世，必須與他人發(fā)生各種形式的社會交往。但是，任何交往都是有風險的，只是大小有所不同。所以，任何人在社會交往過程中，隨時都在評估他人的信用，并根據評估的結果不斷調整交往的方式和深度。不過，雖然每個人都在努力地評估他人的信用，以降低可能發(fā)生的風險，但人的認知能力畢竟是有限的。因此，信用的授受并不完全是以理性為基礎的，而是雜有很多感性、感情方面的非理性因素�？梢哉f，任何信用的產生和發(fā)展都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總是雜有非常微妙的感性的或感情的因素。在這個問題上，社會學和經濟學是有分歧的。
　　正是由于信用狀態(tài)中雜有不同程度的感性和感情成分，所以信用的授予在某種程度上就具有情感所特有的“暈輪效應”。所謂“暈輪效應”，通俗地說，就是愛屋及烏、恨屋及烏。前段時間有報刊報道，一位港商在北京三里屯遭到商販毆打，從而使她下定決心把在北京的投資項目轉移到天津。
　　由此可見，人的理性是不完備的，它并不能保證整個社會交往的良性運轉。相反，信用才是社會交往的必要條件，是整個社會交往的前提和基礎。
　　信用不僅是社會交往的前提和基礎，還是簡化社會交往的復雜性、降低社會交往成本的一種重要機制。如前所述，任何社會交往中都蘊含著某種風險，越是現代的社會，其社會交往就越是復雜，風險就越高。為了防范風險，相互間不得不花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去調查、監(jiān)督和控制。如果都講信用，一諾千金，那么事情就簡單多了，效率也會成倍提高。
　　
　　社會信用是社會結構和文化長期塑造的結果
　　
　　信用雖然是一種社會心理，但它的產生和發(fā)展也是受到一定社會文化和社會結構影響的。
　　首先，不同文化和社會結構所蘊含的價值觀不同，因此，在立信和授信過程中推崇的要素也各有側重。中國文化中有著非常深厚的“德治”傳統(tǒng)，因此在信用建立過程中非常強調立信人的道德水準，能力差一點則是相對可以原諒的。所以，在中國，道德上的污點足以終結一位官員的政治生涯。
　　其次，在不同社會結構和文化中，立信和授信的模式是不同的。一般來說，在傳統(tǒng)社會中，由于社會高度不分化，生產和生活基本上自給自足，不用接觸太多的人，交往范圍很窄，社會流動性也很小，所以人與人之間相處的機會很多，彼此知根知底，很熟悉。這樣，在社會生活中自然形成的人際關系網絡就成為立信和授信的基礎。雙方都堅信“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立信的一方秉持“人不知而不慍”的原則，不慌不忙；而授信一方也秉持“聽其言，觀其行”的原則，小心翼翼。一旦考察期結束，信用建立起來，就是高度穩(wěn)定的。這樣一種信用是以人格信任為基礎的，立基于彼此間的熟悉程度以及自然形成的交情。而在現代社會中，社會高度分化，生產和生活中必須接觸大量陌生人；社會流動性很強，人與人之間交往很片面，一個人沒有足夠的時間、精力和機會去了解另一個人。在這種情況下，以人際關系網絡為基礎的傳統(tǒng)信用體系就不敷應用了，而只能以人工構造的制度體系為基礎來立信和授信。一般情況是，一個人為了證明自己具有值得他人信賴的素質，就必須取得制度所授予的某種資格，整個社會的立信和授信就立基于資格之上。比如，一個人為了證明自己的知識達到一定水平，就必須取得相應的文憑。然后，他就可以憑這張文憑到各個單位去求職（實際上是一個立信過程），用人單位就根據這個文憑決定是否錄用他（實際上是一個授信過程）。
　　文化對立信和授信模式也有很大影響。社會學家王飛雪和山岸俊男對中、日、美三國的比較研究發(fā)現，中國人對人性具有較高的信念，但卻表現出較低的信任行為。也就是說，從觀念上，中國人都相信“社會上到底還是好人多”，但在具體行為上，卻不輕易相信他人，處處防范。而日本人和美國人對人性不那么樂觀，把人想象得比較壞，但在具體行為上，卻比中國人更容易相信他人�；�于這種文化差異，在中國，立信方要取得他人信任，最好的辦法是少說多做，以實際行動接受考驗，說多了反而被認為是“夸夸其談”，喪失別人的信任；授信方則傾向于相信“敏于行而訥于言”，重點考察實際表現。而在美國和日本，立信方則不那么忌諱通過言語來表現自己，授信方對“夸夸其談”也不那么排斥。
　　再次，在不同社會文化和結構下，對信用的供給和需求也是不同的。如上所述，在傳統(tǒng)社會中，人際交往范圍是比較小的，對生人接觸得少，對信用的需求也相應較小。而在現代社會中，整個生產和生活高度社會化，高度系統(tǒng)化，哪怕是一件很小的事，都會牽涉很多人，其中很多人一輩子都不會見面。在這種情況下，對信用的需求自然就空前增加。反過來，在不同社會結構下，能夠提供的信用產品也是有差異的。西方社會中，由于歷史、政治和文化等復雜的原因，大量信用是由中立的民間組織而不是國家來提供的。比如，中國人非常熟悉的托�？荚嚲褪怯梢患颐耖g考試機構組織的，它所確認的成績（即信用資質）得到美國大學的一致承認。而在中國，長期以來國家包攬一切，社會中介組織十分不發(fā)達，自然也難以取得社會的信任，所以，大量的信用資質只能由政府來確認和提供。
　　綜上所述，從根本上說，一個社會的信用的水平、類型和模式，是在一定的社會結構和文化下長期養(yǎng)成、長期發(fā)育的結果。因此，社會信用體系的順利運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社會結構和文化的協(xié)調發(fā)展。如果某種社會結構和文化導致社會各個體、各群體、各階層之間長期隔閡甚至對立，那么，這個社會的信用體系是很難運轉良好的。
　　
　　中國的信用困境
　　
　　不可否認，當前中國確實存在著某種信用危機。對于這種信用危機，我們既不能單純從道德上找原因，將其歸結為一種道德危機；也不能單純從技術角度著眼，認為它是制度不完善或技術不發(fā)達的結果。相反，我們必須從更深廣的社會結構和社會文化的高度來認識這個問題。我認為，當前中國信用危機的實質，是由于社會結構和文化的變遷，導致傳統(tǒng)的立信和授信機制遭到破壞，而新的立信和授信機制卻還沒有建立起來。在這新舊轉換之際，在信用問題上出現無序、失范和越軌等現象是不可避免的。當前中國社會信用危機的成因非常復雜。概括地說，它是世界現代化、中國社會轉型、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三重邏輯疊加的結果。
　　首先，世界范圍內的現代化進程，打破了村落、社區(qū)、宗族等傳統(tǒng)社會組織方式，社會流動范圍不斷擴大，社會流動頻率不斷提高，社會互動越來越具有片面性和暫時性，傳統(tǒng)的以長期相處、深入了解為基礎的熟人信任逐漸受到破壞。而另一方面，正如李猛先生所說，現代社會是一個抽象社會，由各種理性化的程序和制度所構成。這些程序和制度是整個社會立信和授信的基礎。但由于這些程序和制度不是來自每個人都十分熟悉的日常生活，而是由一些我們不認識、不熟悉的社會精英根據普通民眾所不熟悉的邏輯建構出來的，要取得普通民眾的認可和信任自然是比較困難的。這樣，傳統(tǒng)的以熟悉度為基礎的熟人信任已經被破壞，而現代的以程序和制度為基礎的體制信任卻一時半會兒還樹立不起來。這中間發(fā)生的斷裂，就成了當前中國社會信用危機的一個重要根源。
　　其次，中國傳統(tǒng)文化倡導的是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五倫為中心的人倫信任。人倫信任是一種以具體的人格為基礎的信任心理。在這種信任心理下，信用的建立需要經過很長時間的考驗，并且局限在很小的范圍內。這顯然難以適應高度分化、高度流動的現代社會。
　　再次，當前中國社會轉型的特殊情境也是造成信用危機的重要根源。一是，信任關系的建立依賴于共同的文化價值觀，而中國的現代化作為一種“遲發(fā)外生型”現代化，不得不輸入大量異質文化，特別是西方文化，中西方文化之間的沖突，顯然不利于信任的建立。二是，中國的現代化是一種“追趕型”的現代化，在追趕過程中，不得不以比西方更快的頻度在更廣的范圍內進行技術、制度和政策的調整。如前所述，穩(wěn)定性是建立信用的一個重要條件，調整頻率過快也會導致信用危機。三是，快速的社會轉型導致社會監(jiān)控機制不夠完善，這也為各種違背誠信原則的越軌行為提供了可乘之機。
　　由是觀之，當前中國的信任危機，除了有道德、技術和制度方面的原因以外，還有更深刻的社會結構和社會文化的原因。因此，我們在注重道德、技術和制度建設的同時，還要注意調諧社會結構和文化，不能搞“惟道德論”、“惟技術論”或“惟制度論”。

相關熱詞搜索：社會學 視角 信用 信用問題的社會學視角 社會學看問題的視角 社會學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