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倒奶，另一邊卻買不起奶，這是政治書上描述的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家在生產過剩時的“罪惡”。但同樣的怪現(xiàn)象我們現(xiàn)在也碰上了，一頭是菜賤傷農，一斤蔬菜幾分錢都賣不出去，農民只好讓菜爛在地里；另一頭，城市居民卻仍在為蔬菜支付高價格，一斤幾元錢的蔬菜是正常的。這里面顯然沒有資本主義的“陰謀”，但是為什么此時供求決定價格的經濟學規(guī)律沒有起作用?我們在為誰支付高菜價?
　　所有的探究都想分析出從菜地到餐桌的長長鏈條中，錢被誰掙走了，誰又在其中獲得了暴利。但和房地產市場不同，分析者最后失望地發(fā)現(xiàn)，誰都沒有在其中掙錢，至少不存在暴利。農民顯然不掙錢，他們不虧本就算是幸運的了；批發(fā)商也在抱怨，因為他們扣除油費、人工費以及其他費用，所剩無幾。零售商已經在喊：我們是以進價銷售，是在幫政府的忙。而終端消費者一直就不滿：為什么菜價這么貴?甚至連農產品炒家在這次菜價下跌中也賠得血本無歸。
　　好像誰都不應該為蔬菜價格扭曲承擔責任。農民在信息不對稱的背景下，非理性地增加產量并不是他們的錯；中間商的利潤也是微薄的，如果不加價，他們甚至不掙錢，他們顯然不是志愿者。甚至政府都已經盡力了，他們推行農超對接，簡化蔬菜流通的中間環(huán)節(jié)，建立綠色通道，降低蔬菜流通成本。在農民賣不出菜的時候，地方官員們還扮演推銷員的角色，為爛在地里的蔬菜找出路。我們能抱怨誰呢?我們好像只能抱怨自己的工資不夠高，仍需為那點菜錢斤斤計較。
　　但問題卻真的出在流通環(huán)節(jié)上。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自己家附近的農貿市場越來越高檔，甚至冬天都有了暖氣，這同時也就意味著攤販們的租金和管理費大幅度上升；我們已經看不到那些趕著馬車進城賣菜的農民，他們只能將菜出售給批發(fā)商：而批發(fā)商的運菜車也時刻冒著被罰款的危險，他們必須將這些成本轉嫁到下一個鏈條。為了城市的美觀，為政者設置了很多門檻。我們在買菜的同時，實際上還為這些門檻――城市管理成本買單。
　　我們還在為城市化買單。我們城市的周圍本來有很多農產品生產基地，它們以前為我們提供便宜而新鮮的農產品。但是因為城市化，這些農產品基地被開發(fā)，蓋起了商品房或廠房，因為這些東西比農產品能帶來更多的收益。我們餐桌上的蔬菜必須從更遠的地方運過來。
　　這也不是問題。日本和美國也同樣經歷了城市化與工業(yè)化的過程，它們通過現(xiàn)代化的農產品流通模式讓蔬菜實現(xiàn)了全國性配送。這些現(xiàn)代物流基礎設施和技術裝備全面配套發(fā)展，不僅使得農業(yè)能推行區(qū)域化和專業(yè)化生產，還能支撐和推動農產品跨區(qū)域大流通。比如通過冷藏技術，減少蔬菜在運輸過程中的損耗。從美國和日本的農產品產值構成來看，70％以上是通過產后的貯藏、加工和保鮮運輸等環(huán)節(jié)來實現(xiàn)的。而我們的比例要低很多，這就需要政府對相關物流業(yè)起到推動作用，這樣，我們終極消費者不再為高損耗的物流成本買單。
　　另外，日本和美國農產品流通體系發(fā)展的一個關鍵點是發(fā)達的農業(yè)合作組織，類似我們的農業(yè)合作社。這些組織可以把分散的小規(guī)模生產與多變的農產品大市場對接起來，減少經營風險，改變農民處于弱勢的談判地位。這也同時需要政府制定相關政策予以扶持。唯有這些都相對完備，我們的菜才能真正便宜起來，我們付出的錢，才能更多地落入農民的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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