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7月20日正午，驕陽照在沉雄的機場上空，一片白光亮得讓人睜不開眼。410號專機緩緩停在跑道上。當李宗仁走下機艙時，他看到了涌動的歡迎人群。周恩來身邊站了一大批國家及各部門領導人、民主黨派負責人及著名民主人士。李宗仁百感交集，兩行熱淚不由奪眶而出。最使李宗仁始料不及的是，上前來與他一一握手的竟有他的舊部杜聿明、宋希濂、范漢杰、廖耀湘等。
　　那么，曾經關押在監(jiān)獄里的戰(zhàn)犯們是怎樣獲得新生的呢?
　　
　　周恩來：“一個不殺”
　　
　　1950年春天，周恩來召集公安部長羅瑞卿和司法部長史良前來中南海，說有要事相商。到他倆坐定，周恩來告訴他們，今年2月問，他隨毛澤東主席訪蘇期間，與蘇聯(lián)訂立了《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那條文早已公布了。在會談中間，中蘇雙方還商定，被蘇方俘獲的日本戰(zhàn)犯、偽滿戰(zhàn)犯，繼續(xù)押在蘇聯(lián)已經不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既已成立，理應把這些家伙交給中國。毛主席考慮得很周密，決定這件事不對外公開，以防移交期間發(fā)生種種不測。
　　羅瑞卿嘴角露出微笑。他是個直率、性格活躍的人，他希望能將這些罪大惡極、血債累累的戰(zhàn)爭罪犯，予以審判，量刑處置，既能大快人心，又能提高新生的人民中國的威望。
　　具有深刻洞察力的周恩來，仿佛透視了興奮的羅瑞卿和沉默的史良的內心語言，特為鄭重其事地宣布了政策：“我們把這一批戰(zhàn)犯罪犯接收關押起來，進行改造，要做到一個不跑，一個不死!將來也可以考慮一個不殺�！崩碛墒牵骸懊褡逯�恨、階級之仇，是不該忘的�？墒墙裉�，形勢不同了。別說殺掉一個，一百個也容易得很嘛。我們還要把他們改造好，讓他們變成新人，變成朋友。這對我們國家、民族會有長遠的意義。我完全有信心，我們能把他們改造好。”
　　
　　毛澤東：“目前馬上釋放，
　　時機尚不成熟”
　　
　　轉眼到了1956年年初。這年1月30日，周恩來在政協(xié)的一個工作報告中提出：為實現(xiàn)祖國的完全統(tǒng)一而奮斗。當天，周恩來在陸定一起草的《為配合周恩來同志在政協(xié)所作的政治報告的意見》上批示：政協(xié)會后，可放十幾個戰(zhàn)犯看看。這是中央準備特赦戰(zhàn)犯的重要信息。
　　3月中旬，周恩來根據(jù)毛澤東主張的對國內戰(zhàn)犯“一個不殺”的原則，具體說明了這一決策的意義。周恩來說完對日本戰(zhàn)犯的處理后，把話題轉到國內戰(zhàn)犯：
　　“對于國內戰(zhàn)犯的處理，也可以有兩種設想，一種是判刑，甚至判死刑，當然也要按其罪行來判，這是他們罪有應得，是合理的。但這只是一個方面，我們若設想一下，大陸上的戰(zhàn)爭結束已經6年到7年了，國內人民過上了和平的生活，戰(zhàn)犯的罪行已經成為過去，又經過6年到7年監(jiān)獄生活的改造，他們也已經起了變化，這時就可以考慮到底是不是要殺他們。殺他們是容易的，殺了他們，他們就不能再起積極作用，只能起消極作用，對臺灣產生消極影響，使他們覺得戰(zhàn)犯的下場總是要殺的，增加了恐慌，這不符合我們的政策�！�
　　周恩來想到仍活在臺灣窮途末路的蔣介石，不免有些諷刺意味：“在押的國內戰(zhàn)犯總數(shù)是926人，你如果都送去臺灣，臺灣是不會接受的，很可能有～部分人還要被蔣介石殺掉。這批人中，將官有460位之多，現(xiàn)在在臺灣，連孫連仲都開飯館子，我們送去那么多的高級將領，蔣介石哪里能養(yǎng)得起?蔣介石消受不了!相反的，蔣介石越是窮途末路，他狐疑鬼猜的事就特別多，他會想我們送一個人去都是有鬼的。他什么都懷疑，送去那么多的人會送死的，我們讓他們去送死，也不對。因此，我們對國內戰(zhàn)犯的處理要分步驟進行，要研究讓他們怎樣去影響臺灣�！�
　　問題的確有些復雜。連一向舉重若輕、大氣磅礴的毛澤東，在此事上也很慎重。他的顧慮來自人民：“目前馬上釋放，時機尚不成熟。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們也不好向老百姓說明，還要過幾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過得好了，我們再來放……不講清楚這個道理，一下子把他們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也沒有這個必要。”
　　大政方針就這樣定下來了。
　　
　　再生之獄
　　
　　也是在1956年，毛澤東宣布集中被俘的國民黨高級黨、政、軍、特戰(zhàn)犯，對他們進行加速改造。于是公安部門到全國各地監(jiān)獄、勞改單位挑選被俘戰(zhàn)犯中武官軍長一級、文官省長一級、特務將官級共200多名，集中到北京戰(zhàn)犯管理處，即通常所說的功德林。
　　按周恩來的具體部署，管理人員向集中到功德林戰(zhàn)犯管理所的200多名國民黨高級將領宣布，可以與家屬自由通信，可以接待來訪親友。管理所組織他們成立學習委員會，學習黨的政策，開展討論，一步步地清理思想；組織他們到東北各大工業(yè)城市以及天津、武漢等地參觀，讓他們親眼感受一下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一些身體好的還被安排到北京遠郊五云山參加勞動。
　　與此同時，周恩來還委托原國民黨將領及愛國民主人士張治中、程潛、邵力子、章士釗、傅作義、蔣光鼐、張難先、鄭洞國、侯鏡如等先后到功德林看望，施加影響，加快他們改造的步子。
　　來到功德林的張治中見了這些學生和部屬，一時頗為動情：“諸位都是黃埔軍校第一期的同學，和我風雨同舟，相處多年。公誼私情，都很深厚，我是很懷念諸位的。”
　　他這一說，幾位久居囹固的學生也流下淚。
　　張治中環(huán)視一下周圍，大家的目光都看著他，聽得很認真，他繼續(xù)說道：“聽說諸位在學習上，很多都能實事求是，認真檢查批判過去的罪惡，向黨和人民認罪，決心和過去劃清界限，這種態(tài)度是很可貴的�？梢詳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華民族，包括你們在內，有著光明的前途。”
　　這一系列的工作和措施，推動了戰(zhàn)犯們的思想轉變。
　　1959年國慶節(jié)前夕，毛澤東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在慶祝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周年的時候，特赦一批確實已經改惡從善的戰(zhàn)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幾天以后，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出了特赦的決定，國家主席劉少奇據(jù)此發(fā)布了特赦令。
　　1959年12月4日10時整，特赦大會開始，由最高人民法院致詞，宣布特赦10名戰(zhàn)犯名單，按序列唱名，他們是杜聿明、王耀武、曾擴情、鄭庭笈、宋希濂、楊伯濤、陳長捷、邱行湘、周振強、盧浚泉，法官向他們一一授予特赦通知書。第一個叫杜聿明時，他毫無準備，機械地應了一聲“有”，立即站了起來。管理員叫他出列，到前面一列長凳前，面向主席臺肅立。法官念完特赦通知書全文，杜聿明低頭深深向法官鞠躬，雙手接過通知書，又深深地鞠躬，轉身退到長凳上就座。這時，他再也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熱淚奪眶而出，低頭飲泣起來。攝影記者紛紛將這感人的場面攝入鏡頭。當10名特赦戰(zhàn)犯都宣布完，輪到杜聿明講話時，他走上講臺，頓時聲淚俱下地說：“黨和毛主席對我這樣一個罪大惡極的頭等戰(zhàn)犯，給予特赦，我無限感激。誓在有生之年，繼續(xù)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使自己成為新人，永遠跟著共產黨、毛主席走社會主義道路，無論遭受狂風暴雨的阻礙，生死以之，決不反顧!”
　　
　　(摘自《紅墻見證錄》，當代中國出版社)

相關熱詞搜索：特赦 戰(zhàn)犯 新中國 新中國為何特赦高級戰(zhàn)犯 新中國特赦犯人的條件 新中國特赦戰(zhàn)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