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壽裳在回憶他與魯迅的關系時,曾深情寫道:“其知我之深,愛我之切,并世亦無第二�！彼�還說過,“我有魯迅、蔡元培先生這樣兩個知己,一生總算沒有白過�！� 　　魯迅在世時,也對人說過:“季?(許壽裳字季?)他們(指許壽裳和魯迅的另一位朋友齊壽山)對我的行動,盡管未必一起去做,但總是無條件地承認我所做的都對�！�
　　魯迅與許壽裳自1902年相識,到1936年魯迅病逝的三十五年間,一直同氣相求,同聲相應,安危與共,患難相隨,并肩前行,始終保持著真摯、深厚而又穩(wěn)固的友情。甚至在魯迅去世后,許壽裳仍然繼續(xù)為宣傳亡友焦唇敝舌,高聲吶喊,并因此慘遭殺害。
　　
　　一
　　
　　1936年10月20日上午,許壽裳突然接到來自上海的噩耗,他一生最摯愛的朋友魯迅于19日凌晨5時25分逝世。他無法相信、更無法接受這樣一個極其殘酷的事實,不禁失聲慟哭。他強忍悲痛,起草了一份唁電:“許廣平夫人鑒:豫才兄逝世,青年失其導師,民族喪其斗士,萬分悲痛。豈僅為私,尚望善視其孤,勉從先志�！辈痪糜旨娜ヒ话僭�作為奠儀,表達哀思。在上海幫助料理喪事的宋慶齡、馮雪峰、胡風等考慮到許壽裳與魯迅一生始終不渝的情感,草擬治喪委員會名單時,寫上了許壽裳的名字。遺憾的是,這時日軍已逼近平津一帶,北平學生抗日熱情十分高漲,國民黨特務加緊對抗日愛國運動的鎮(zhèn)壓,為了保護學生,許壽裳無法離開學校。再加上他與魯迅的特殊關系,過去幾次大的反政府活動都與魯迅共進退,早已引起當局的注意。為了他的安全,宋慶齡寫信勸他不必回來,因而他沒有能夠到魯迅靈前默哀行禮和執(zhí)紼送殯。
　　但他深深懂得,回憶是最好的紀念,寫文章是表達友誼最好的方式。在魯迅去世以后的日子里,他把宣傳魯迅作為自己義不容辭的職責,寫出了一篇篇材料翔實,情感真切的文章。魯迅許多鮮為人知的事跡與思想隨著許壽裳文章的發(fā)表而公之于世。
　　1937年1月,許壽裳利用回嘉興探親的機會路過上海,專門拜謁了魯迅墓,獻上花圈,以示哀悼。又滿懷痛惜與欽敬,口占《吊魯迅墓》一詩:
　　
　　 身后萬民同雪涕,生前孤劍獨沖鋒。
　　 丹心浩氣終黃土,長夜憑誰叩曉鐘?
　　
　　魯迅先生的喪事結束不久,宋慶齡、蔡元培等人與許廣平商定,決定成立“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邀請許壽裳參加,許壽裳欣然同意,并在北京聯(lián)絡魯迅的朋友馬幼漁、曹靖華、齊壽山、沈兼士,及陳儀、胡適、周作人等一同加入。紀念委員會想盡快將魯迅去世后國內(nèi)外發(fā)來的唁電、信函、挽聯(lián)、頌詞以及各新聞媒體發(fā)表的消息、紀念文章、照片、詩詞等匯集一起,編輯出版《魯迅先生紀念集》。紀念集的前面擬收入《魯迅先生年譜》、《魯迅著譯書目》兩篇介紹魯迅生平事跡與業(yè)績的譜牒。許廣平認為,最了解魯迅的人首推許壽裳了,于是函請他執(zhí)筆編寫《魯迅先生年譜》。許壽裳慨然應允,同時提出周作人最好也參與起草。經(jīng)過分工,周作人起草從出生到1909年部分,許壽裳編寫1909年至1925年部分,1925年至去世則由許廣平執(zhí)筆,最后由許壽裳總其成。這是一項十分艱巨的工程,涉及魯迅一生,他雖然與魯迅有過三十五年的親密接觸,但遠不能對這些內(nèi)容盡聞其詳。在這之前還沒有魯迅年譜問世,編寫起來沒有任何參照。為了完成這一重要而艱巨的任務,許壽裳不憚繁難,大量翻閱魯迅著作。在年譜中如何處理魯迅、許廣平,以及原配夫人朱安的關系上,許壽裳先寫信征求許、朱二人意見,仔細措辭,使她們都很滿意。
　　經(jīng)過半年多的努力,許壽裳終于完成了脈絡清晰、重大事跡與業(yè)績基本完整的第一篇魯迅年譜。他首先在北平大學辦的《新苗》上發(fā)表,《魯迅先生紀念集》出版時,被放在全書的前面。以后出版的《魯迅全集》及其他一些著作,都將這個年譜收入。但許壽裳對自己的工作并不滿意,他認為由于時間短促,幾近急就章。加上參考資料不夠詳盡,訪談人數(shù)不算太多,所以內(nèi)容過于簡約,不免留下很多遺珠之憾。
　　魯迅在世時,主要的雜文、散文、小說等雖親自編輯出版,但還有許多文章、譯作、整理的古籍、書信、日記、詩歌等沒有出版過,對于了解與學習魯迅顯然是極大的缺憾。許壽裳等友人對此一直耿耿于懷,想盡快編輯出版《魯迅全集》。1936年10月28日,他給許廣平去信,商榷出版全集事宜。但是,他又考慮到出版全集在政治、經(jīng)濟等方面都存在著很多困難。1930年浙江省黨部呈請南京政府對魯迅的所謂“通緝”還沒有解除,這無疑是出版全集的最大障礙。另外,魯迅的全部著作洋洋大觀,可謂汗牛充棟,如果印行,耗資甚巨,遠非許廣平個人所能承擔。于是他給蔡元培去信,說:“豫兄為民族解放始終奮斗,三十年如一日,生平不事積蓄,上有老母在平,向有豫兄一人奉養(yǎng),在滬則有寡婦孤孩,其創(chuàng)作雜文達二百萬言,翻譯不計在內(nèi),如能刊印全集,則版稅一項,可為家族生活及遺孤教育之資。然此事有政治關系,必仗先生大力斡旋,始能有濟,務請先向政府疏通,眷念其貢獻文化之功,盡釋芥蒂,開其禁令,俾得自由付印�！辈淘�培雖然認為國民黨政府的禁令“無足輕重”,“于發(fā)售全集,不生影響”,但他還是與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邵力子打了招呼,邵與負責圖書檢查的內(nèi)政部聯(lián)系疏通,壽裳才稍寬憂懷。1937年6月28日,他利用南下探親之際,路經(jīng)上海,專門帶上許廣平去拜訪在上海居住的蔡元培,當面商量《魯迅全集》印行出版的各項事宜。以后他幾乎每月都給許廣平寄信,每封信都談到出版全集的意見,有時一個月竟寫了三四封信。怎樣編輯,如何募集資金,由哪一家書店出版,他都提出了建議。對于各地大量盜版印刷魯迅著作,他十分氣憤,竟一一調(diào)查,列出書名。足見他對出版老友著作的重視。
　　《魯迅全集》編輯委員會成立,許壽裳與蔡元培、馬裕藻、沈兼士、茅盾、周作人等均為編委會成員。許廣平專門赴北平就出版全集事向許壽裳等人請教。為籌集印刷款項,壽裳利用社會關系,四處募集,他的留日同學、福建省主席陳儀接到募捐信后,慷慨解囊,捐助了一千元。正在福建省政府任職的郁達夫也四處籌措,共得四百五十五元,一起寄來。不久,日本侵略軍燃起戰(zhàn)火,但由于北平、上海文化界的積極努力,《魯迅全集》終于于1938年7月與讀者見面。
　　盧溝橋事變后,華北形勢日益緊急,北平各高校紛紛遷往中國的西部和南部。北平大學、北平師范大學,以及天津北洋工學院奉命遷往西安,合并成立為西北臨時大學(不久改名為西北聯(lián)合大學),許壽裳任法商學院院長。他安頓好家眷后,立即奔赴西安就職。行前,專門把魯迅給他的四封信帶上,他視這些信函比生命還要重要。離開家不久,嘉興即被日軍占領,他家所有房屋財產(chǎn)全被焚毀,所幸老友的這幾封親筆信被保存下來。
　　在離亂中,他還是利用一切機會去寫自己的朋友。1942年4月,王冶秋著《民元前的魯迅先生》一書,請他作序,他毫不猶豫,很快寫成一篇序文,回憶起許多他與魯迅在日本留學,在杭州教書時既有意義,又生動有趣的事情。
　　這年7月,《教育全書》約許壽裳寫傳記《周樹人》,他迅即寫好交上。
　　10月,寫了《關于〈弟兄〉》一文,在闡釋魯迅的《弟兄》等小說的同時,回憶并贊揚了魯迅對二弟周作人的關心與愛護,一則回答了社會上許多人對周氏兄弟失和的種種揣測與誤解,二則告誡在北平已經(jīng)附逆,擔任日偽政權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的周作人,不要忘記民族良知與兄長對他的殷殷教導。
　　1944年10月19日,是魯迅逝世八周年的忌日,許壽裳寫了《回憶魯迅》以作紀念。他熱情寫道:“魯迅有了這種修養(yǎng),所以無論在說話上或寫作上,他都不肯形容過火,也不肯捏造新奇。處處以事實做依據(jù),而又加以價值的判斷,并不僅僅以文藝技巧見長而已。”
　　當魯迅逝世九周年到來之際,他又寫了《魯迅的幾封信》一文,將幾經(jīng)輾轉,保存下來的魯迅寫給他的四封信加以詮釋,公布出來,幫助讀者從私人生活的空間里認識魯迅。過了三天,他又寫了《魯迅與民族性研究》,揭示出魯迅之所以是魯迅,在于他對民族的極端關注與深刻思考。
　　抗戰(zhàn)勝利后,許壽裳隨考選委員會回到南京,很快與魯迅的夫人許廣平取得聯(lián)系。時值魯迅逝世十周年到來的前夕,許廣平請他撰寫回憶文章,他一口應允,立即準備材料,動手寫了起來。不到一個月即成三篇。魯迅去世十年來,許壽裳盡管也處在動蕩不定之中,但總是設法照顧許廣平與海嬰,許廣平曾深情地在文章中寫道:“許先生不但當我是他的學生,更兼待我像他的子侄。魯迅逝世之后,十年間人事滄桑,家庭瑣屑,始終給我安慰,鼓勵,排難,解紛;知我,教我,諒我,助我的,只有這一位長者�！�
　　
　　二
　　
　　1946年5月,許壽裳和魯迅的同鄉(xiāng)兼留日同學陳儀任光復后的臺灣省行政長官,來電邀請許壽裳到臺擔任編譯館館長。許壽裳于1946年6月底抵達臺灣,在人地兩生的情況下,只用了兩個來月就完成了編譯館的籌備工作。他首先聘請了在魯迅培養(yǎng)和影響下成長起來的一批德才兼?zhèn)涞膶W者以及其他青年才俊,如李霽野、李何林、楊云萍等,然后分成教材編輯、社會讀物、名著翻譯、臺灣研究四組。業(yè)余時間,他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了撰寫回憶老友魯迅的文章上面。《魯迅的精神》、《魯迅與青年》、《魯迅的人格和思想》、《魯迅的德行》等文章不斷地發(fā)表在當?shù)乇容^開明的刊物《臺灣文化》上。魯迅雖死,但在國民黨控制的文化界仍被視為禁區(qū),寫出這些熱情洋溢的言論是需要勇氣與膽量的。
　　翌年5月,臺灣文化促進會收集他的十篇文章,匯為一集,取名《魯迅的思想與生活》,公開出版。
　　臺灣雖然是許壽裳的朋友陳儀主政,但畢竟是在蔣家王朝的統(tǒng)治之下,文化特務以及忠于政府的文人糾結一起,形成一股強大的反動勢力。當許壽裳在《臺灣文化》上發(fā)表第一篇歌頌魯迅的文章時,反動文人曾今可化名在有臺灣警備司令部做背景的雜志《正氣》月刊上發(fā)表文章,大罵魯迅,說魯迅沒什么了不起,不過會罵罵人,寫寫小說而已。指責許壽裳因為與魯迅“有私交,就亂捧”。臺灣國民黨的喉舌《中華日報》也登載文章攻擊魯迅,批評許壽裳。更為惡劣的是,臺灣三民主義青年團主辦的刊物《平言》上發(fā)表了一篇題為《雜談師資》的文章,用造謠謾罵的下流手段,攻擊許壽裳,連他的兒子兒媳,以及正在大學讀書的女兒也不放過,但許壽裳不予理睬,他用魯迅的戰(zhàn)斗精神繼續(xù)著宣傳魯迅的工作。他利用一切時間,回憶亡友,不停地寫著,改著,到了1947年5月26日,他的最主要的一部回憶魯迅的著作《亡友魯迅印象記》已全部寫完。這部著作在這年10月19日魯迅忌辰到來時在上海正式出版印行。
　　《亡友魯迅印象記》一書對國民黨當局刺得更深更痛,最后幾章寫了從廣州到上海十年間魯迅同國民黨及其御用文人之間的斗爭實況。他雖然是國民黨員,又長期在政府任職,但他寫起文章來依然放言直陳,不避鋒芒,并直言不諱地揭露與批判了國民黨迫害魯迅的罪行。一向與政府關系密切的教授李季谷看了該書,建議刪去若干段落,許壽裳果決表示不可,說:“我都老了,害怕什么。如果刪去這些段落,也即失去了文章的靈魂�！�
　　此時,魔爪在他身后悄悄地伸了過來。
　　1948年2月18日,農(nóng)歷春節(jié)剛剛過去一個星期,許壽裳一家還沉浸在節(jié)日的歡樂氣氛中。天已大亮,一向習慣于晚上9點就寢,清晨3點起床,4點開始工作的許壽裳的房門還關著。熟知他生活習慣的女仆感到奇怪,便喊醒許先生的女兒世瑋。世瑋來到父親住的房子一看,只見房門虛掩,門鎖已被扭壞,她大吃一驚,慌忙進到父親臥室,見滿地狼藉,書柜、桌斗全被翻過,書籍紙張凌亂不堪,撒得到處都是。再看床上,蚊帳低垂,濺滿血跡。撩起帳子,見父親蒙在被子里。掀起一看,她驚叫一聲幾乎暈倒――床上血肉模糊,父親頸部被連砍數(shù)刀,刀傷處皮肉外翻,慘不忍睹。
　　警方接到報案后前來勘驗,發(fā)現(xiàn)許壽裳室內(nèi)面盆里的水呈淺紅色,房外未發(fā)現(xiàn)血跡,顯然兇手作案后從容不迫地洗完手才離開現(xiàn)場。而院子里卻發(fā)現(xiàn)了一份在漢口出版的《和平日報》,估計是包兇器用的。這份報紙在臺灣尚無銷售。
　　警方經(jīng)過偵破,將兇手鎖定在曾在編譯館做過電工的高萬車身上。官方公布的案情為:高因曾在編譯館工作過,對許宅情況比較了解,想乘夜去偷東西,許壽裳發(fā)現(xiàn)后用手電照射,高將手電誤以為手槍,才動刀將許砍殺。警方不久即將高萬車“驗明正身”,予以處決。
　　臺島各界對此輿論大嘩,認為這是掩蓋當局有意殺害民主人士罪行的彌天大謊和拙劣表演。許壽裳一被害,很多人就斷定,這是“聞一多第二”。報章雜志紛紛對案件提出種種質(zhì)疑,認為死者表情安詳,像是在失去知覺的情況下被殺。至于包兇器用的報紙,來路更為蹊蹺。然而,由于國民黨統(tǒng)治森嚴,完全控制著刑偵和司法大權,案情一時難于大白天下。
　　直到1950年,曾在臺灣“高等法院”任職,并直接擔任許壽裳被殺案的主審法官陳醒民回到大陸后,在《觀察》半月刊上撰文披露審案前后的一些情況,案情才初露端倪。案件發(fā)生后,兇手剛剛抓到,時任臺灣“外交部”外長的魏道明多次向法院院長示意:立即結案,不必過事鋪張。遭到拒絕后,他又通過CC派政客葛之覃、朱佛定找陳醒民疏通,直言不諱地說:“省政府對這件案子很重視,你不必追究是否另有陰謀,只要從速把兇手判處死刑,這對你是有利的�！标愋衙駡猿忠婪ㄞk事,他們便找了兩個被收買的推事陪審,以牽制主審法官,最終實現(xiàn)了把兇手匆忙槍斃,殺人滅口的目的。
　　許壽裳既是資深的光復會員,又是一名國民黨員,性情溫良敦厚,天真率直,被稱為“白頭嬰兒”,想不到竟這樣被殺害了。
　　作為魯迅的摯友,他最終英勇地倒在了另一個戰(zhàn)場上。他和魯迅一樣,無愧于民主斗士的稱號。
　　臺灣知識界送的一副挽聯(lián),恰當?shù)馗爬�了他與魯迅的關系:
　　
　　同窗同僚又同志,楚地招魂,能不同聲一哭
　　異人異事遭異難,魯迅好友,應喜異世重逢
　　(責任編輯/呂 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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