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記》一書,是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的力作。美國著名記者白修德曾評價說:“《西行漫記》是經(jīng)典性報告文學的樣本,斯諾對中國共產(chǎn)黨的發(fā)現(xiàn)和描述,與哥倫布對新大陸的發(fā)現(xiàn)一樣,是震撼世界的成就�！�
　　《西行漫記》一書的封面,是一位英姿煥發(fā)的紅軍小號手,迎著朝陽,吹奏著前進的號角。
　　那么這位小號手是誰?他與《西行漫記》有著怎樣的關(guān)系?
　　
　　“我就是那個小號手”
　　
　　一面迎風飄揚、寫著“中國工農(nóng)紅軍抗日先鋒軍”的紅旗。一個紅軍小號手頭戴八角帽,身體前傾,腰挎手槍,手舉軍號,舉止間透著英武、堅毅、果敢、勇往直前。這就是《西行漫記》一書中《抗戰(zhàn)之聲》一圖的英姿小號手的全部內(nèi)容,其中紅軍還出現(xiàn)在書的封面上。
　　1972年2月,斯諾逝世。為紀念這位中國友人,當年的第五期《人民畫報》,整整用了四頁,刊登了毛澤東的唁電和斯諾的生平,以及斯諾在1936年拍攝的部分照片,其中就包括名為《抗戰(zhàn)之聲》的照片。
　　此前,就有過一次尋找紅軍小號手熱,《抗戰(zhàn)之聲》的發(fā)表,又引發(fā)了新一輪的自發(fā)尋找紅軍小號手熱。大家一致認定斯諾是在寧夏豫旺堡城墻上拍攝的此圖,可誰都說不清楚這個紅軍小號手是誰。
　　其實,也就是在這年5月,正在北京出席海軍常委擴大會的謝立全將軍,在看了《人民畫報》后,在給時任南京體育學院副院長的妻子的信中就說過:“在京西賓館買了5月份《人民畫報》,那個吹‘抗戰(zhàn)之聲’的就是我,這可以肯定,不會張冠李戴的�！彼�還簡要講述了照片的拍攝經(jīng)過。但之后很多人向他談起此事時,他除淡淡一笑外,沒作任何聲張。
　　正是由于謝立全的謙虛與守口如瓶,才使得這么多年紅軍小號手的真相鮮為人知。
　　謝立全(1917~1973),江西省興國縣人。1929年參加中國工農(nóng)紅軍。1934年隨中央紅軍參加長征。新中國成立后,任華東軍區(qū)海軍第五艦隊司令員兼政委、解放軍軍事學院海軍系主任、海軍軍事學院第一副院長和院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1972 年年底,謝立全得知自己身患癌癥后,因思念那段歷史,也為教育子女,才請秘書到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放大出數(shù)張“紅軍小號手”的照片,留給子女們,并在彌留之際告誡子女:“這張相片登載的是歷史的產(chǎn)物,你我知道就行了�？傊�,人怕出名豬怕肥,如果不虛心謹慎、戒驕戒躁,是要跌跤的。” 謝立全逝世后,為了卻其心愿,也為永久紀念,家人將照片嵌于骨灰盒上并一直存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時間,又過了二十多年。中央電視臺為籌拍一部紀念紅軍長征的紀錄片,攝制組在江西省興國縣革命烈士紀念館意外地看到了這幅照片和謝立全寫給妻子的那封信的影印件,并陸續(xù)了解到其背后的故事,出于感動,也為還原歷史,終于在片中披露了這段鮮為人知的史實。
　　
　　
　　埃德加?斯諾與《西行漫記》
　　
　　紅軍勝利完成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并西征后,在國內(nèi)外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但由于國民黨反動派及西方一些反動媒體的造謠、誹謗、中傷,使許多人對紅軍究竟是一支怎樣的部隊將信將疑,其中也包括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為揭開這個謎,以便對紅軍作出客觀公正的評價與報道,斯諾決定遠涉重洋,到中國去對紅軍進行深入的采訪、考察。
　　為能到達陜北,1936年春,斯諾專程到上海拜會了宋慶齡。而此時紅軍為粉碎謠言,打破國民黨反動派的新聞封鎖,獲得民眾與國際支持,也正迫切需要邀請真誠的西方記者前來訪問。
　　斯諾在中共地下黨的安排下,從北京,經(jīng)鄭州、安塞,秘密進入了蘇區(qū),首先與周恩來等在百家坪紅軍東線前沿指揮所長談了兩天,并擬定了為期九十九天的蘇區(qū)采訪計劃,包括訪問的地點和會見者姓名等。當時斯諾還認為時間太長,覺得沒有什么可看的。1936年7月,斯諾在寧夏豫旺堡西征總部會見、采訪了彭德懷、徐海東、陳賡、楊勇、楊得志、蕭華等紅軍指戰(zhàn)員,共歷時兩個月,行程千里,途經(jīng)十多個縣鎮(zhèn)。9月22日,斯諾一行到達延安,與毛澤東等共同度過了十幾個日日夜夜。
　　1936年10月底,斯諾帶著采訪筆記和三十多卷膠卷,回到北京,全心撰寫書稿,準備帶到國外發(fā)表。1937年7月,書稿完成后,斯諾初擬書名為《紅軍訪問記》、《陜北紀行》、《紅星在中國》,最后確定為《紅星在中國》。10月,英國戈蘭茨出版公司出版時,由于翻譯、排版的疏忽,書名被錯印成《紅星照耀中國》,正是這一失誤,卻讓世人及斯諾拍案叫絕。
　　
　　由于《紅星照耀中國》真實報道、刻畫了中國共產(chǎn)黨和紅軍及其領(lǐng)袖的偉大形象,描述了他們的信念、目標和生活,所以一問世便轟動了世界,甚至被美國著名記者白修德等同于哥倫布發(fā)現(xiàn)美洲新大陸�！都t星照耀中國》在英國連續(xù)刊印了五版,發(fā)行十幾萬冊,在美國成為有關(guān)遠東“非小說讀物”中最暢銷書。緊接著被相繼譯成法、德、俄、意、西、葡、日等十幾種語言文字出版。
　　為使中國同胞也能看到該書,進一步了解紅軍,支持紅軍,上海救亡協(xié)會國際宣傳委員會成員胡愈之,在斯諾處看到英國出版的《紅星照耀中國》樣書后,于1938 年2月,請人將之翻譯成中文版,為應(yīng)對國民黨反動派和日寇檢查,書名改為《西行漫記》。
　　1939年,斯諾再次訪問蘇區(qū)時,毛澤東高度評價和贊譽斯諾:《西行漫記》是外國人報道中國革命最成功的著作之一,從而也引起世界反法西斯人士對中國共產(chǎn)黨和紅軍的關(guān)注、關(guān)懷和支持、援助,同時也鼓舞了中國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決心和斗志。
　　
　　斯諾與謝立全
　　
　　1936 年 6 月,為貫徹、執(zhí)行中共中央“以發(fā)展求鞏固” 的戰(zhàn)略方針,組成了由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委的“中國
　　工農(nóng)紅軍西北野戰(zhàn)軍”,西征寧夏、甘肅,以擴大新根據(jù)地,促進與東北軍、西北軍形成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
　　
　　當時,紅軍各種物資非常匱乏,指戰(zhàn)員的軍裝顯得相當破舊。8月下旬的一天,國民黨軍隊突然襲擊紅軍后勤部門,掠走了紅軍籌集的二百只羊、一百多頭牛及做棉衣的布匹、棉花。時任紅一軍團教導(dǎo)營總支書記的謝立全率領(lǐng)一、三兩個連,軍團偵察科長唐子安和營長何德全率另外兩個連,分兩路包抄襲擊,不僅奪回全部被掠物資,還繳獲國民黨軍隊四百多匹馬和部分武器彈藥。為此,上級獎勵謝立全同志一套合身的新軍裝。
　　就在紅軍西征時,斯諾到達了寧夏西征軍總部駐地――豫旺堡,采訪紅軍指戰(zhàn)員。
　　除文字采訪之外,斯諾還想拍攝大量的新聞?wù)掌?尤其是象征紅軍這一中國抗日先鋒隊的照片。于是,他常常背著相機到處尋覓。
　　一天,斯諾來到紅軍駐地。學員有的正在唱歌,有的正在訓(xùn)練,而穿著新軍裝、全副武裝的謝立全剛好在飛揚的軍旗下,迎著朝陽,吹著沖鋒號。“聲、色”俱全的精彩畫面,立刻讓斯諾激情大發(fā),他趕緊端起照相機,抓拍到了這一難得的瞬間,也留下了這一珍貴的歷史鏡頭。
　　謝立全見斯諾給他拍照,便迎了上去。斯諾立刻高興地和他攀談起來:“你叫什么名字?”
　　“報告記者先生,我叫謝立全�！敝x立全一邊回答一邊敬禮。
　　“聽口音,你是南方人!”
　　“我是江西興國人�！�
　　斯諾慢慢了解到,謝立全十二歲便參加了紅軍,在中央蘇區(qū)當過司號員,后任過排長、連指導(dǎo)員、紅三軍團第五師政治部青年科科長等職。剛才正在指揮戰(zhàn)士訓(xùn)練,給號兵示范。斯諾不斷對謝立全豎起大拇指,贊賞之情溢于言表。
　　謝立全吹號的英姿及其回答與經(jīng)歷,給斯諾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基于各種情結(jié),斯諾便在《紅星照耀中國》,即《西行漫記》的彩色封面上,使用了謝立全吹軍號的照片,并把這幅完整的照片取名為《抗戰(zhàn)之聲》。
　　不僅如此,斯諾還在采訪筆記中對謝立全有過這樣的描述:
　　“在豫旺堡高高結(jié)實的城墻上,紅軍的一隊號兵在練習吹號,這個堡壘一樣的城中有一角落飄著一面猩紅的大旗,上面的黃色錘子和鐮刀在微風中時隱時現(xiàn),好像后面有一只手在撫弄一樣�！�
　　斯諾同樣在《西行漫記》“紅小鬼”一節(jié)寫道:
　　
　　“一天早上,我登上豫旺堡又寬又厚的黃色城墻從上面往下看……在開了槍眼的雉堞上兜了一半,我就遇見一隊號手――這時總算要休息,這叫我感到高興。因為他們響亮的號聲已連接不斷地響了好多天了,他們都是少年先鋒隊員,不過是小孩子,因此我停下來與其中一個號手談話時就采取了一種多少是父輩的態(tài)度。他穿著網(wǎng)鞋,灰色短褲,戴著一頂褪了色的灰色帽子,上面有一顆模模糊糊的紅星。但是帽子下面那個號手可一點也不是褪色的,紅彤彤的臉,閃閃發(fā)光的明亮眼睛,這樣的一個孩子你一看到心就軟了下來,就像遇到一個需要友情和安慰的流浪兒一樣。我想,他一定是非常想家的吧!可是很快我就發(fā)現(xiàn)自己的估計錯了,他可不是媽媽的小寶貝,而已經(jīng)是一位老紅軍了�！�
　　正是有了斯諾的來訪,才讓全世界知道了中國紅軍;正是有了謝立全這個紅軍小號手,才讓全國乃至全世界都聽到了中國紅軍的“抗日之聲”�！�
　　(責任編輯/穆安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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