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畢業(yè)前夕，葉明突然接到主管教務的老師打來的電話：“有一門必修課程還沒修，需要補齊此學分才能申請學位。”他感覺既吃驚又滑稽，他缺的這門課叫做“科研訓練”。顧名思義，這門課應是博士生的入門訓練，卻被所有人遺忘了。這像是對葉明整個博士生涯的諷刺。
　　葉明是一所名牌大學的理科博士生，導師是一位長江學者。幾年前，他因仰慕教授盛名而投其門下，但很快便后悔了，“基本得不到學術指導，只能靠自己摸黑折騰�！�
　　據(jù)中國博士質(zhì)量分析課題組北京大學課題組負責人陳洪捷教授提供的數(shù)據(jù)：1999年以來，中國博士生規(guī)模迅速膨脹了3倍，僅2008年一年就頒發(fā)了43759個博士學位。數(shù)量與美國相當，而博士生質(zhì)量卻遭到了越來越多的詬病。
　　2010年8月底，華中科技大學教科院教授周光禮推出《中國博士質(zhì)量調(diào)查》，樣本為1392名博士、博導和相關人士。報告公布了一系列令公眾愕然的數(shù)字：有的博導竟同時指導47名學生，有3%的博士生從未與導師交流過……
　　2010年9月初，華中科學技術大學校方宣布：擬清退307名超出學習年限的碩士生和博士生，對4年仍未畢業(yè)的碩士生和8年仍未畢業(yè)的博士生做退學處理。
　　此舉被報道后，有媒體評論說：在國內(nèi)諸多大學對碩士生、博士生基本“零淘汰”的情況下，清退研究生是在“打破固有的教育機制積弊”，是“對社會和其他大學的生動示范”。
　　然而，接受了6年多博士教育的葉明說，單純將博士生的質(zhì)量問題歸結為淘汰機制的缺位無意義，“忽視被淘汰者的命運，忽視導師應盡的職責，忽視體制應承擔的責任，對個人、對社會都不公平�！�
　　“提高博士質(zhì)量，不僅要淘汰不合格的學生，還應淘汰不合格、不負責的導師�！�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上海交通大學教授熊丙奇說。
　　在欠完備的制度下，讀博成了一場“賭博”。
　　
　　一個導師招了50個博士
　　
　　葉明在入學“第一賭”――選擇導師上就遭遇慘敗。
　　他將自己的失敗歸因于“信息不對稱”：誰會想到一位榮譽等身的長江學者會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放羊人”？
　　導師的學術水平、科研能力只是傳說。盡管名師的辦公室就在實驗室隔壁，但他通常四五個月都見不到導師一面。導師幾乎沒與他討論過學術問題，他帶領的研究小組在幾年間也基本沒開過研討會，沒任何“傳幫帶”機制。
　　“從我的遭遇來看，學校對博士生的培養(yǎng)基本沒任何管控，導師的權力極大，又缺少監(jiān)督和管理。”葉明說，盡管學校在發(fā)給學生的培養(yǎng)表里注明了有一個由4至5人組成的培養(yǎng)小組，但流于形式。
　　縱使深感“冤屈”，葉明也沒途徑可申訴，如果一定要找院校領導反映，他能預見的結果是：更換導師或退學，轉成碩士滾蛋――而這些都換不回他已付出的青春。
　　不過，葉明還不算運氣最差的。當他讀到第六年時，終于“混到了畢業(yè)”，拿著學位證書“如喪家犬般倉皇”地離開了校園。他有一個運氣更差的同學，熬到第八個年初，學校停發(fā)了補助，導師不引導，又沒資源支持，嘗試跟導師溝通，導師說：“你要讓我看到希望�！�
　　對本土博士的含金量，1982年畢業(yè)的新中國首位博士生馬中騏教授也不樂觀。
　　畢業(yè)近30年后，馬中騏依然記得自己讀博士時的寬松氛圍和活躍氣氛。
　　“胡寧先生最喜歡討論，每周起碼兩次，由學生來作報告，一次一上午。他講，我們也講，我們可以錯，他也可以錯。他非常民主�！瘪R中騏說，“現(xiàn)在，中國學生在不停地讀書，國外學生一天到晚在聊天，但他們會思考，差距很大。”
　　一名博導教導的學生也越來越多。馬中騏認識一名博導，招了整整50個學生�！霸菏康膶W生為啥子也剽竊？50個學生，認都認不出來，畢不了業(yè)怎么辦？那就只有抄了�！薄皩W生的題目你都不懂，你教他做的還是他抄的都分不出來，根本不是管教不嚴，而是不夠?qū)�師資格�！瘪R中騏說。
　　帶兩位數(shù)學生已并不鮮見，博導們也有不同方法來應對膨脹的學生數(shù)。在張峰讀博的學校，有一名導師每一年招5-7名博士生，碩士則更多，身兼行政職務的他，忙不過來，就安排了幾名年輕老師，“小店家?guī)Р┦�，博士帶碩士”。
　　博士生常年無法見到導師便成為常態(tài)。在周光禮的調(diào)查中，甚至有學生從沒和導師見過面。
　　
　　老板與“包身工”
　　
　　與葉明一樣，另一所名牌大學的工科博士生吳安平“賭”導師的運氣也不太好。不過，吳安平的導師不是對學生過問太少，而是干預太多�！拔�80%的時間都給導師做項目�！眳前财秸f。這些項目的學術水平并不高，花大把時間只為了幫導師爭取經(jīng)費。
　　在許多學校，尤其是工科院系，一些在學術上不負責任的導師變身“老板”，就像開了家小公司，每年雇用一批博士生，給學生補助就像發(fā)工資。“學生可能只是導師的棋子，每年給很少的錢，把文憑賣給你，而你得付出自己的青春�！眳前财礁锌�。
　　導師與博士生之間的“師徒關系”異化為“雇傭關系”早已不新鮮。2004年，上海交通大學某博導曾被9名博士生“炒魷魚”，起因是他要求學生長時間為其所開公司做項目，疏于對學生的指導，且只支付極低的報酬。
　　更有人用“包身工”來形容這種不平等的、剝削感強烈的雇傭關系。
　　《中國博士質(zhì)量調(diào)查》的作者周光禮以為，在學生師承一人的指導制度下，學生的培養(yǎng)質(zhì)量極大程度上依賴于導師個人的學術造詣和學術道德。
　　
　　“論文校園代理”與“文憑販賣機”
　　
　　選導師是讀博過程的第一輪賭博，做科研則是另一輪。
　　由于各校均將發(fā)表學術論文作為博士畢業(yè)的必要條件之一，從選題開始，博士們就要“押寶”：什么研究方向容易發(fā)論文就選什么方向。
　　發(fā)表論文幾乎是整個博士生涯中最重要的事情，而在缺乏導師的學術指導、各實驗室科研條件參差不齊的境況下，何時能出成果，沒人心里有底。
　　由于文科博士的論文一般要求發(fā)表在國內(nèi)核心期刊上，因此難度小了很多，但摻進了許多雜質(zhì)。就讀于華北地區(qū)一所大學的文科博士生許嘉即將完成學校規(guī)定的3篇論文，但要發(fā)表論文，卻要支付1萬多元的“版面費”。
　　交錢發(fā)論文已成公開的秘密。博士生對發(fā)論文的需求旺盛，而學術因自負盈虧，急需尋求經(jīng)濟來源，于是便孕育出了搭橋牽線的特殊中介――“論文校園代理”。有不少博士生在課余從事此行當，以此賺取生活費。
　　在許多人看來，中國的博士教育似乎已成為一架龐大的“文憑販賣機”。據(jù)武漢大學前校長劉道玉先生考證，目前中國具有博士學位授予資格的大學有365所，而擁有世界上最好和最多研究型大學的美國只有253所。
　　
　　沒尊嚴地活著
　　
　　對于年齡普遍超過25歲的博士生而言，最大的“賭博”莫過于今日的付出與明日的收獲是否成正比。
　　由于近年來新增的博士學位授予單位大多集中在非“211”的省屬高校，因此，“收入不及低保戶”的博士生也越來越多。
　　即使是在2009年9月之后提升了補助標準的“211”院校，博士生每月的生活費也不過千余元，這與直接工作的同學比起來，簡直是天壤之別。
　　更窘迫的是以“朝九晚十二”的作息時間泡在實驗室的理工科學生。為做實驗，在一所“211”高校就讀的博士生張峰曾連續(xù)兩周沒邁出校門半步，更別提花時間掙外快了。
　　在一家非“211”高校理工科讀博的林建民覺得，自己和身邊的博士同學生活得沒尊嚴，連去電影院看一場3D《阿凡達》都要做很久思想斗爭。每到月初，許多人都會一遍遍地查銀行卡，看那筆少得可憐的補助是否到賬。
　　而更殘酷的現(xiàn)實是：中國的博士數(shù)量已躍居世界榜首，學位含金量卻在不斷下降，高校教職也已趨于飽和，越來越多的博士放棄科研之路，轉投政府、企業(yè)，“可能若干年之后，就沒有學校愿意要本土博士了，或者都是清一色‘海歸’了。”吳安平悲觀地預測。
　　只有聰明、勤奮且運氣好的人，才能從這場耗時3到8年的“賭博”中勝出。
　　讀博前，葉明對自己的未來有美妙的憧憬；而6年后，他覺得自己收獲的僅是“不值錢的學位、消逝的青春年華和被扭曲的心態(tài)”。
　　吳安平說，如果重新來過，他不會選擇讀博�，F(xiàn)在，他也不愿意涉足學術圈，因為“這個圈子已變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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