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世界秩序問題是根本性、中心性的國際問題。當代世界秩序正在經歷深刻的轉變。本文就當前世界秩序爭論中的幾個關鍵問題進行了討論。中國學者的重大日程是世界秩序研究:對驅動世界秩序(經濟、政治)演化的主要因素做出評估,對未來的世界秩序進行理論和實踐上的多樣探索。
　　關鍵詞 美國霸權 經濟危機 新興大國 世界秩序 中國
　　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4812(2009)05-0001-08
　　
　　第一個問題:“單極世界”是否終結?美國霸權地位是否動搖?“后(美國)霸權”時代到了嗎?
　　冷戰(zhàn)結束后,相當多的美國人以為由此開始了一個“單極(世界)的時刻”。[1] 但此后不久,就有不少學者認為,“單極時刻”持續(xù)的時間太短,不幸“終結”了。[2]“9•11”以后,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單極時刻”確實過去了。[3] 金融危機顯性化之前,美國出現“后美國的世界”[4] 和“無極時代”[5] 等論調。這些看法表明,“冷戰(zhàn)結束后”時期結束了。在目前的經濟衰退期間,“單極時刻”終結論在美國大體上得到自我認知。華盛頓沒有多少人再高談闊論“單極世界”了。越來越多的美國戰(zhàn)略家不得不現實地承認,美國面對的世界是一個深刻變化了的世界。[6]與此同時,美國的盟國也有許多類似的評估。澳大利亞在其充滿爭議的十年一度的新《國防白皮書2009》中認為,“單級時刻”開始終結。[7]
　　“單極世界”的逝去是否也意味著美國霸權的衰落?應該說,不能簡單地回答“是”。
　　目前美國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破壞性盡管空前嚴重,但是否最終將不過是一場超級巨大的“創(chuàng)造性的破壞過程”(The creative destruction of capitalism)?[8] 若此,危機后的美國遲早會復原,可能更加強大。
　　2007-2009年的美國金融危機,[9] 確實反映了美國經濟體系或者“美國(發(fā)展)模式”中存在著深刻的問題。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經濟自由化,放松管制以來,有限的政府對無限的金融市場的監(jiān)管是弱的、不夠的和失敗的。[10] 這類深層次問題幾乎不能在短期內予以解決。美國經濟面對一個或者甚至更長一點的“失去的十年”的可能。[11] 美國和世界可能迎來長期的“滯漲”局面,[12] 而非許多人幻想的“復蘇”,包括美國在內,為應付金融危機而采取的救急的“刺激”經濟計劃,多數沒有見到明顯效果;而過時了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金融體制本身就是目前的問題,而非解決方案的一部分。
　　若美國不能在盡可能短的時期內根本結束這次經濟收縮,且不能避免或者緩解“失去的十年”的趨勢,這次危機將是美國從其世界權力巔峰下行的轉折點。
　　從“軟實力”的角度看,這次危機前,美國在伊斯蘭、拉美、歐洲等世界主要區(qū)域遭遇空前批評或者抵制。更多的人認識到美國是許多世界問題的源頭�！胺疵乐髁x”是對霸權的怨恨和不滿的總體表現。霸權原來的宿敵或對手更是把霸權的危機當作其戰(zhàn)略機會。當今,美國遭遇了一系列的來自其敵國或者對手的公然挑戰(zhàn)。不過,在亞太地區(qū),美國仍享有“軟實力”的優(yōu)勢。[13] 總體上,“美國模式”的吸引力危機后可能有所下降。[14]
　　第二個問題:“單極時刻”的開始終結是否被新的“多極時刻”的出現取代?世界的“多極化”趨勢加速了嗎?
　　一些西方人認為,美國陷入危機,其他的非美國力量的“崛起”更加迅速了,尤其是中國通過這次金融危機,其影響力和實力加強了。果真如此?情況也許正相反,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其他經濟體在不同程度上也陷入危機。美國和世界的關系是(不對稱的)“相互依賴”的關系,美國的危機也是其他國家的危機。
　　即使危機代表著“美國模式”的失敗,也并不一定意味著其他“模式”就成功了。在全球化幾乎等于“美國化”的背景下,以美國為基地的公司(尤其是華爾街的“投資銀行”)在世界經濟和全球金融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情況下,幾乎沒有不受美國危機影響的國家、地區(qū)、公司和個人。所以,這里沒有一個失敗等于是另一成功的必然邏輯。而且,說其他國家,尤其是中國已經創(chuàng)造了不同于美國的發(fā)展模式,是不負責任的、不符合事實的看法。
　　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主動“加入”或者被動“納入”以美國經濟為主的全球經濟。今天中國實行的宏觀經濟政策和體制更加遠離原來的“蘇聯模式”(中央計劃經濟),而與美國的經濟管理和調控模式更加接近。事實上,這些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和體制在它們與美國的交往過程中大體“美國化”了。中國1986年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不是無條件的,其中條件之一就是在經濟體制上與美國的經濟體制接近。
　　金融危機對不同國家的影響當然不可能完全一樣,但從目前的情況看,就國家而言,至少所有的主要國家都是輸家,只是輸的程度不同。金融危機并沒有改變美國是世界頭號強國的現實。歐盟在金融危機中暴露出集體應對危機的不力。日本也一樣陷入金融危機。而從“西方中心”論出發(fā)而界定的“新興大國”,幾乎無一例外,也一樣陷入金融危機,即使這些國家的一些人不愿意承認存在“全球金融危機”,只承認存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
　　第三個問題:面對危機重重的世界,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真的準備好以“新秩序”替代美國主導的舊秩序嗎?有無替代方案?它們可行嗎?
　　當舊的東西失敗了,人們自然想尋求某種替代的東西。這是一種本能的自然反應。尋求“新的世界秩序”,替代目前的經濟模式和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秩序的觀點很多。
　　“替代”(alternatives)即“抉擇”,是非此即彼。當舊的東西不能運行,舊的東西破產,舊的東西漏洞百出,舊的框架 “傾覆”,并帶來毀滅性的經濟、社會、政治,甚至安全后果,這個時候,重新抉擇是必然的了;“替代”有時意味著歷史的循環(huán),是交替,反復“折騰”。早先被遺忘、拋棄和批判的東西,現在居然“神奇”地、靜悄悄地、理直氣壯地回來了。這就是用舊方式、舊辦法解決新問題、新挑戰(zhàn);“替代”可能意味著深刻的批判,是建立在對過去“全盤否定”的基礎上提出的一套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的社會(包括國際體系)變革方案;“替代”,可能是“有病亂投醫(yī)”的盲目,實際上,到了后來,盲目性帶來的不是發(fā)現了社會變革的道路,而是陷入了比原來更大的困境,甚至絕境;“替代”,可能意味著“恍然大悟”,終于認識到那些原來早已存在的警告、建議、方案的價值。
　　世界各地提出了不少的世界秩序的替代方案。但這些方案之間相互沖突。各種不同價值、意識形態(tài)、處在不同的利益、權力和財富結構下的人們,關于未來世界秩序的看法各不相同。
　　是新的多邊機制(制度)還是新的大國合作?為解決現在的危機和預防下次的危機,有不少人認為應該建立新的多邊經濟體制,有人把其叫做“新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第二個布雷頓森林體系”)。[15] 世界上主張加強多邊主義的力量還是很多的。第一,歐盟就是多邊主義的化身。第二,中國、俄羅斯、巴西、印度、甚至其他重要的發(fā)展中國家,是主張多邊主義的新興力量。在過去的繁榮年代,這些國家的一些部門、地區(qū)、集團和個人獲得了全球化的利益。美國為基礎的世界“金融帝國”和“消費帝國”在冷戰(zhàn)結束后的擴張主要發(fā)生在這些國家和區(qū)域,而不是舊的歐洲或者亞洲的日本等地區(qū),美國與這些國家形成一種新的全球性的國際分工(如美國與中國形成的經濟關系)。但在危機年代,因為美國是危機的根源,一些國家不得不尋求與美國的“脫鉤”,至少,從長期趨勢上是如此。于是這些國家在繼續(xù)支持一種新的與美國合作的大國關系上充滿著無奈、猶豫、不確定。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建立和運作的大大小小的多邊機構或體制一直支持多邊主義,因為這些制度存在的正當性來自于多邊主義。第四,繼歐盟之后,世界上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地區(qū)合作機制,如東盟,這些機制至少在其所在的區(qū)域范圍內支持實用主義的、非正式的多邊主義。
　　金融危機期間,“20國集團”(G20)而不是“七國/八國集團”(G7/G8)被當作了新的多邊主義的主要代表。照舊運作的“八國集團”不得不尋求與20國集團的平衡。[16] 聯合國研究小組建議以“全球經濟理事會”(GEC)取代“20國集團”。[17] 2009年1月9日,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法國總統(tǒng)薩科齊在“新世界,新資本主義”的會議上建議簽署“全球經濟憲章”,設立類似聯合國安理會的“全球經濟安理會”。[18]
　　但是,多邊主義的懷疑者和反對者從來就不是少數。在這個世界危機的年代,出于實用主義的考慮,許多人降低了對理想化的可能是低效率的多邊主義的預期,而是對大國之間合作的傳統(tǒng)國際政治智慧表現出興趣。日本評論家船橋洋一認為不要去塑造和建立什么新的“布雷頓森林體系”,而是塑造新的大國合作關系,尤其是日美中的三邊合作。[19] 這位評論家的觀點并不是孤立的。在美國,一方面是奧巴馬政府在積極地實質性地重返多邊主義,他繼布什政府召開第一次和英國政府舉辦第二次“20國集團”的金融峰會后,將于2009年9月在匹茲堡舉行第三次“20國集團”金融峰會;另一方面,許多現實主義傾向的戰(zhàn)略家認為要加強與大國,尤其是諸如中國這樣的“新興大國”的關系。美國地緣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主張形成美中“兩國集團”(G2)應付全球嚴峻的挑戰(zhàn),引起熱烈爭論。[20] 主張諸如美中合作的大國合作,是因為對目前陷入慢性危機、缺少改革的現存國際制度的失望。[21] 所以,解決當前的挑戰(zhàn)、改革國際金融體系,最可行的、最有效的方式是美國和中國的談判。[22]
　　與中國很遵守現存國際規(guī)則不同,其他新崛起的世界強權,尤其是印度,因為各種理由并不遵守現存的國際規(guī)則。這構成了對多邊主義世界體制的致命打擊。印度以“目前國際上沒有建立將禁止核試驗與全球核裁軍相聯系的機制”為借口,拒絕簽署《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 [23] 。有意和正在開發(fā)核武器的國家,如朝鮮和伊朗,都在挑戰(zhàn)現存的國際規(guī)則,而聯合國安理會,盡管不斷地對這類挑戰(zhàn)做出一些就事論事的反應,但實際上難以有效而根本地應對這些挑戰(zhàn)。
　　世界霸權美國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依賴美國霸權的力量竭力支持霸權的復興?美國2008年的總統(tǒng)大選,無論是哪位候選人,都對美國的重大經濟、軍事、外交政策失誤和所面對的尖銳挑戰(zhàn)多少有所批評。其中批評最多的還是美國民主黨的奧巴馬,認為美國是“走在錯誤的道路”上的,發(fā)誓“變革”,讓美國重回“正確的道路”。在外交政策方面,這次選舉等于承認了美國霸權的衰落,要不也就沒有美國民主黨所稱的“恢復”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的主題了。[24]維護美國為主體的既有世界秩序的力量很多。日本根本不想改變目前的世界秩序,而是在目前的世界秩序根本不變的情況下尋求修補。澳大利亞、東南亞國家等幾乎都是現存秩序的維護者,而非修正者。在美國內外支持以現存美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力量的努力下,不是一種新的非霸權的、多極的世界秩序取代單極的秩序,而是單極世界的再次強化。
　　還有一種替代的思路,那就是建立和發(fā)展非霸權的國際合作。美國確實是現存許多國際規(guī)則的建立者和組織者,但是,二戰(zhàn)后,尤其是冷戰(zhàn)結束后,國際體系中一些重要的國際規(guī)則不是在美國主導下簽署成立的;霸權國家由于各種原因,經常不執(zhí)行或者變相破壞(如雙重標準)舊有的國際規(guī)則,甚至很少參加新的國際規(guī)則。
　　這里,為檢驗和發(fā)展國際關系理論,兩位分別來自歐洲和美國的學者組織了一個“沒有美國的國際合作”的研究項目。他們通過一系列的案例研究發(fā)現,盡管有美國霸權的反對,但是,針對一系列迫切的世界共同問題,國際社會還是可以進行有效的合作。[25]
　　這項研究對我們是有啟發(fā)的:國際社會能通過一些機制、行動對美國霸權的負面作用進行有針對性的調控。盡管如此,考慮到美國是全球問題的最大來源國,沒有美國的合作,一些國際合作可能有效(假定美國并不干涉這些國際合作),但許多全球問題還是解決不了。
　　第四個問題:美國霸權衰落后,是否將出現更多的區(qū)域安排作為“后霸權”時代的替代?地區(qū)化是否將加速?地區(qū)組織是否將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發(fā)揮更大作用?
　　地區(qū)安排是對國內和國際秩序的重要補充,既是針對民族國家的國內治理的一種替代,又是民族國家之間的國際治理的關鍵環(huán)節(jié)。自從在歐洲誕生了歐洲共同體或者歐洲聯盟這樣的地區(qū)安排,這種替代一直在世界各地進行。實際上,《聯合國憲章》的“地區(qū)安排”規(guī)定是1945年時的預防性國際措施:要求地區(qū)安排不要與全球性的、普遍性的國際組織原則沖突。
　　但《聯合國憲章》是一部世界和平和國際安全的憲章,類似《區(qū)域辦法》的第八章沒有規(guī)定國際經濟關系中的區(qū)域安排。有關調解全球性的國際經濟制度和區(qū)域經濟安排的條款主要出現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和世界貿易組織的規(guī)章中。
　　這次全球金融危機對區(qū)域安排的影響很大。一些區(qū)域組織在危機中暴露了其內在不足。歐盟內部,新入盟的中、東歐國家受到的打擊最為嚴重。它們本來希望得到歐盟的支持,但歐盟老成員國也深陷困難。因此,歐盟在危機中出現裂痕。歐洲一體化的主要成就歐元區(qū)面臨著很大的壓力。在未來,歐盟不會解體,將繼續(xù)存在,一些深受危機打擊的國家,如冰島正式申請加入歐盟。但是,如果歐盟不能解決其成員國之間的差異和塑造一支歐洲軍事力量,在塑造世界新秩序上,這個區(qū)域組織也許發(fā)揮不了人們所預期的那么大的作用。[26]
　　有西方學者認為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美國主導的“亞太”地區(qū)合作終結了。[27] 但這個觀察忽略了美國和東亞在過去半個世紀形成的地區(qū)和全球分工,以非此即彼的西方式思維,得出“東亞地區(qū)主義”的興起注定要取代“亞太地區(qū)”合作的錯誤結論。實際情況是,“東亞地區(qū)主義”的特點一直是開始易,深化難;抱負大,進展小;東南亞努力,日本謹慎。亞洲金融危機以來,因為看到中國與東南亞的關系的改善而感到不安(夸大了中國―東南亞關系的現實),瞻前顧后,環(huán)顧內外,日本一方面加強與東盟的合作,通過建立“東亞峰會”鼓勵東盟國家淡化一度想象的“東亞共同體”,讓不是“東亞”而是“亞太”的澳大利亞、新西蘭,甚至不是“亞太”的印度加入;另一方面,日本極力阻止中國在東亞地區(qū)合作中發(fā)揮中心作用,防止中國成為區(qū)域的“領導”,不斷展示與中國競爭“區(qū)域領導地位”的戰(zhàn)略態(tài)勢(其實,太平洋的現在霸權既不是日本,也不是中國,而是美國)。而在東南亞,原來雄心勃勃地走向“東盟共同體”的計劃由于成員國的“內部”危機和外部的危機沖擊,仍然停留在一紙《東盟憲章》上。東盟自身的問題影響了其與中日的合作。目前,多邊的東亞合作,只有貨幣合作(“清邁倡議”)繼續(xù)取得進展,其他合作實際上越來越缺少真正的“東亞地區(qū)”因素,而是10個東盟國家分別與中、日、韓、印度和美國等開展的雙邊“10+1”合作。美國的奧巴馬政府,一改前朝政府忽略東南亞的情況,“重返”亞洲,重視東盟。
　　因此,美國霸權衰落后,是否將出現更多的區(qū)域安排作為“霸權后”的替代,還非常的不確定。
　　第五個問題:各國政府和政府之間的合作能夠有效治理“金融全球化”嗎?
　　目前的世界秩序,與其說是由國家組成的國際體系構成的,不如說是金融力量控制下的世界秩序。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完全“金融化”,金融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金融,而是完全異化。華爾街全球性的投資銀行公司銷售有毒(風險極高)的垃圾金融商品,甚至利用人性的普遍弱點,制造高額利益回報的神話,把龐大資金注入巨大的房地產等行業(yè),制造出巨大的價格泡沫,在價格崩潰前放空賺錢,形成賭博或者投機性質的金融經濟,“反正都是我贏”,而不管由此導致的金融危機的經濟、社會后果。這次金融危機重創(chuàng)金融力量,但有的金融力量非但不是危機的輸家,反而是贏家。[28]
　　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杰出國際關系理論家斯特蘭奇就敏銳地觀察到,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市場(力量)已經獲得的(相對)權力超過國家(政府)。結果,民族國家面臨著三大失敗:第一,在管理和控制金融體系方面是失敗的;第二,在保護環(huán)境方面是失敗的;第三,在維持貧富之間的社會經濟平衡方面是失敗的。[29] 這個趨勢一直發(fā)展到現在。目前的金融危機表明,金融行業(yè)和金融市場正是這樣一種壓倒一切包括國家權力的權力,使得國家的法律、監(jiān)管和調控失效,甚至淪為金融市場的婢女。在金融危機下,人們不得不重新思考金融監(jiān)管,不僅是國家的監(jiān)管,也包括國際制度的監(jiān)管。2009年4月2日倫敦“20國集團”金融峰會發(fā)表的公報強調國際社會要加強金融監(jiān)管。金融危機給國際金融監(jiān)管提供了最好的機會,但是,這種國際監(jiān)管將是有效的嗎?事實上,由于金融權力過大,國家權力過小,國際社會發(fā)表聲明和采取監(jiān)管措施容易,真正見到效果卻難。第一,要根本扭轉金融權力遠大于國家權力,改變國家權力受制和服務于金融權力的局面,不是一下子能做到的。第二,在現行的國際政治下,國內金融監(jiān)管與國際金融監(jiān)管存在著沖突。有相當多的國家(包括美國),明知巨大的金融全球化早已侵蝕和擊敗了國家主權,卻由于具體的利益,不會簡單接受國際框架、國際制度監(jiān)管在其民族國家主權管轄下的金融活動。
　　第六個問題:“西方”體系內部的分歧將擴大還是縮小?歐美會否因為中國而聯合起來?中、美、歐三方合作引領新的世界秩序?
　　“跨大西洋關系”在冷戰(zhàn)期間是美國的全球戰(zhàn)略的支柱和重心。當時分裂的歐洲的一部分依附在美國霸權之下。今天,盡管冷戰(zhàn)的結構,如北約猶在,但蘇聯解體,歐盟擴大,美歐關系歸于平淡無奇。事實是,歐洲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大不如前。
　　唯一的可能是,也許在長遠未來的某個時刻,當大西洋兩岸評估到具有長期趨勢的“外部”(非西方的、伊斯蘭的、中國的,有時甚至可能是俄羅斯的)的挑戰(zhàn)和威脅實在太大,于是,西方內部無論如何都會捐棄分歧、差異、緊張,以“西方”的名義團結起來對付“非西方”。如果最終它們判斷,中國等“新興大國”還沒有那么強大到足以根本改變西方主導的“自由世界秩序”的地步,那么,大西洋關系的結構和日程將依舊不緊不松。
　　一個值得注意的趨勢是,在歐美分別陷入各種問題和危機的時候,美歐都在世界上尋求自己的強大的新伙伴(如中國),而美歐的老伙伴關系自然地繼續(xù)老化。
　　時間倒退回冷戰(zhàn)時代,即使是冷戰(zhàn)剛結束時,人們也絕對會對“美歐中”三邊關系匪夷所思。原因是中國在世界經濟中還沒有那么重要。但是,最近的這10年,人們逐漸地提出和討論這一世界政治中的新三邊關系。當一些人熱衷于討論美中兩國集團時,有的人卻提出歐美中的“三方集團”(G3)。[30] 有的歐洲外交政策決策者認為,中國已經成為繼美歐之后世界秩序的第三個最強大的力量。[31]
　　人們在談論歐中(或者中歐)的關系時,自然不會忘記其中的美國因素,但在談論美中(中美)關系時,卻可能忘記歐洲因素。歐洲人提醒美國人和中國人,歐洲也是一個“超級大國”,中國不是“老二”,而是“老三”,三者可以合作塑造未來的世界新秩序。從地緣上看,中國處在歐美(美歐)之間,本來是一種優(yōu)勢,但也是一種劣勢,因為美歐可以以“西方”的名義對付中國,而中國一直面對著“西方”的壓力。
　　第七個問題:非西方的、發(fā)展中世界的“新興大國”能否聯合起來?
　　“20國集團”本來不為人們注意,卻在金融危機后崛起,其積極意義是,這個集團包括了許多非西方的、發(fā)展中國家,將促進世界秩序的更新。伴隨著“20國集團”的新進程,這些集團里的非西方成員開始探索協(xié)調立場,建立它們之間的、不經過西方的合作。
　　“七國集團”在擴大為“八國集團”后,卻發(fā)現納入俄羅斯后不過仍然是在傳統(tǒng)的西方中心的框架中再次組合國際關系,比俄羅斯還要重要的一系列非西方力量卻不在這一世界經濟管理框架中,于是,在西方,讓中國等加入“八國集團”的呼吁從來就不絕于耳。2003年,法國主辦“八國集團”峰會,第一次邀請中國等主要發(fā)展中國家與八國集團領導人對話。這個機制斷斷續(xù)續(xù)地發(fā)展到現在。這些發(fā)展中國家不想老是被動,而是利用這個“對話會”(“8+5”)定期會晤,發(fā)表公報聲明,加強發(fā)展中國家之間的協(xié)調。結果,在世界秩序中出現了一個新詞:“發(fā)展中五國”: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
　　“金磚四國”是華爾街的投資銀行高盛公司在繁榮和投機鼎盛年代意外造出的一個商業(yè)概念。[32] 其實,這個概念與別的金融市場力量稱呼的“新興市場”,或者歐洲國家在外交中更愿意稱呼的“新興大國”不過是叫法不同。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半推半就,接受了別人賜予的名字,還借此建立起一個新的國際協(xié)調機制。
　　主要發(fā)展中國家也好,“新興大國”也好,將來的新的世界秩序取決于這些國家的作為。但是,發(fā)展中世界或者新興大國之間的聯合,成果相對有限,卻不得不面對許多困難。最大的困難在于這些國家之間不僅缺少真正的且能夠不斷增加的共同性的東西,而且其差異、競爭、猜忌和沖突卻一直存在。受民族主義驅動的印度把中國當作其在世界上崛起的主要障礙和沖突對手。中俄關系和新興的中國巴西合作,[33] 還是不及他們分別與西方(歐洲和美國)之間關系的深廣度。
　　第八個問題:氣候變化是否將是影響世界秩序演化的關鍵因素?
　　這幾乎是肯定的。氣候變化問題在國際體系和大國關系中的作用一直在上升,表明以爭奪自然資源為目的的國際政治和地緣政治演變到新的階段�，F今模式的經濟發(fā)展和國際關系如果繼續(xù)下去,不但將產生諸如金融危機之類的發(fā)展危機,也將使全球沖突進一步加劇。但中國、印度等大國仍然處在現代化或者以滿足多數人口的基本生存需求為目標的發(fā)展階段,不可能不繼續(xù)大量利用和使用地球資源。由于許多原因,他們的資源使用效率低下,絕對是非低碳經濟。另一方面,盡管美國奧巴馬政府做出改變,建立在高耗能、高消費、高排放基礎上的美國生產和生活方式能否實現能源革命,做到低碳經濟,也實在是個未知數。
　　氣候變化對各國的影響程度和方式不一樣,甚至有的國家因為氣候變化其力量還在加強,而不是弱化。加拿大人認為自己是“北極超級大國”或者“能源超級大國”。全球變暖將加強俄羅斯的實力,俄羅斯重申對北極擁有主權。至于那些能戰(zhàn)勝氣候變化沖擊的國家,如奧巴馬政府統(tǒng)治下的美國,就可以“可持續(xù)發(fā)展”。不過,世界上相當多的國家,包括中國,氣候變化使其實現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目標更加艱難,甚至遙不可及。目前聯合國主持下的國際氣候談判是全球合作治理的一個里程碑,但這個進程一樣反映著傳統(tǒng)的國際政治原則和規(guī)律。
　　第九個問題:中國與未來的世界秩序將如何?
　　最近30年,中國大體完成了加入現存世界秩序的過程。[34] 這個加入的過程,也是中國逐步變成現存世界秩序的維護者的過程。盡管中國定期在宣示外交政策的文件中多少對目前的國際秩序的不公正性等有所批評,但中國主要以現存秩序的參加者的面目出現,有時中國相當滿足這種參與,小心地不做這個秩序的挑戰(zhàn)者。[35]
　　冷戰(zhàn)剛結束時,中國就認為世界將走向“多極化”,金融危機后,似乎印證了中國對世界政治趨勢判斷的正確性。不過,中國不存在鼓勵“多極化”的政策。原來一些人簡單以為多極化是機遇,值得鼓勵。但是,世界政治中的新發(fā)展使中國切身感受到多極化不僅是機遇,而且是挑戰(zhàn)。在外交政策上,如何管理、應對一個多極化的世界,中國的倡議主要以一些原則性的建議為主,如“國際關系民主化”、“有效的多邊主義”、“和諧世界”和“全球治理”[36]。當然,中國也提出了一些正在得到國際接受、貫徹的具體規(guī)范,如在氣候變化談判中的“共同但有區(qū)別的責任”,也嘗試提出其他一些新的國際經濟秩序概念。
　　簡要總結一下,如同蘇聯解體深刻地影響了世界秩序一樣,美國的經濟危機是影響未來的世界秩序轉變的頭號因素。與世界秩序演化相關,美國對危機的認識、應變危機的政策,以及是否將及時調整其全球策略是主要的觀察指標。至于美國之外的力量中心,如歐洲、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將是影響未來世界秩序演化的第二號因素。影響未來世界秩序的第三個根本因素是生態(tài)危機,以及氣候變化下的國際政治運作。各國在氣候變化下的內政外交政策最為關鍵。
　　作為新興大國,中國的外交政策將是影響未來世界秩序的關鍵因素。中國有必要,及時重新思考、定位、重建與世界的關系,加速外交政策的積極轉型。中國學者的重大日程是世界秩序研究:對驅動世界秩序(經濟、政治)演化的主要因素做出評估,對未來的世界秩序進行理論和實踐上的多樣探索。
　　
　　注釋:
　　[1] 1990年,美國職業(yè)記者查爾斯•克勞塞默在一次演講中首先使用了“單極時刻”(The Unipolar Moment)的術語。十幾年以后,他再次檢討了這個概念,見:Krauthammer, Charles. “The Unipolar Moment Revisited”, The National Interest 70 ,Winter, 2002, pp. 5-17.
　　[2] Steve Smith, “The End of the Unipolar Moment: September 11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Order”, http://www.省略/sept11/essays/smith.htm.
　　[3] The Stanley Foundation, “After the Unipolar Moment: Reconciling the US and the World”, Policy Dialogue Brief, February, 2007. http://www.省略/resources.cfm?id=235.
　　[4] Fareed Zakaria, The Post-American World, W.W. Norton & Co, 2008.
　　[5] Richard N. Haas, “The Age of Nonpolarity”,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8.
　　[6] 當世界還不知奧巴馬為何人的時候,布熱津斯基是首批堅定地支持奧巴馬出任美國民主黨總統(tǒng)候選人的人之一,其理由很簡單:“奧巴馬吸引我的是他理解我們生活在一個非常不同的世界,在這個世界,我們不得不與各種不同的文化和民族打交道”。
　　[7] 見澳大利亞國防部長為澳大利亞國防白皮書寫的前言。
　　[8] “創(chuàng)造性的破壞過程”是經濟學家熊彼特關于資本主義發(fā)展模式的核心思想。
　　[9] 美國“全國經濟研究局”(NBER)確認,美國本次經濟衰退始于2007年12月。
　　[10] 2009年6月17日,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宣布:美國金融管理系統(tǒng)是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
　　[11] 諾貝爾經濟學獎金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教授最近一直、不斷這樣警告。
　　[12] Andy Xie(謝國忠), “Crashing the party”, Hong Ko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9 May, 2009.
　　[13] 美國芝加哥全球學會(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在金融危機前做的調查表明,美國在亞太地區(qū)享受著領先的“軟實力”優(yōu)勢。美國學者沈大偉也認為,“亞洲仍然喜歡美國”。
　　[14] 到底美國模式的問題和危機如何影響美國的軟實力,正是當前美國研究機構的一個重要話題。
　　[15] 法國總統(tǒng)薩科齊和英國首相布朗主張建立“新的布雷頓森林體系”。
　　[16] 英國研究人員呼吁協(xié)調“八國集團”和“20國集團”的之間的關系,見Paola Subacchi and Eric Helleiner, “From London to L"Aquila: Building a Bridge between the G20 and the G8”, Chatham House Brief Paper, June, 2009.
　　[17] Harvey Morris, “UN panel calls for council to replace G20”, Financial Times, March 22, 2009.省略/9/27373。
　　[19] Yoichi Funabashi, “The US, Japan and China should build a tripartite vision, not a new Bretton Woods”, YaleGlobal, 23 March ,2009.
　　[20] Brzezinski, Zbigniew, “The Group of Two that could change the world”,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13, 2009; Bergsten, C. Fred, “A Partnership of Equals: How Washington Should Respond to China’s Economic Challenge”, http://www.省略/publications/papers/paper.cfm?ResearchID=955; Elizabeth Economy and Adam Sigal, “The G-2 mirage: Why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not ready to upgrade ties,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9).
　　[21] Ted Piccone, “Global governance issues and their role in US foreign policy”, remarks at Brookings-Tsinghua Ceenter, October 22, 2008.
　　[22] 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和國際事務教授哈羅德•詹姆斯長期研究國際貨幣合作和全球化。他的觀點是美中兩國的關系是關鍵。見:Harold James, “It takes two”, 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08/dec/05/global-economy-us-china-imf/print。
　　[23] 印度總理核問題和氣候變化特使、前外交秘書薩蘭在美國布魯金斯學會2009年3月23日舉行的一個午餐研討會上如此辯解。
　　[24] 這方面代表性的美國精英言論包括:奧巴馬2007年4月23日在美國芝加哥全球事務理事會上的演講《美國時刻》和希拉里為競選美國總統(tǒng)而發(fā)表在《外交》雜志上的文章《21世紀的安全和機遇》。
　　[25] Stefan Brem and Kendall Stiles, (eds.) Cooperating without America: Theories and Case studies of Non-hegemonic Regimes, London: Routledge, 2009.
　　[26] Charles Grant, “Is Europe doomed to fail as a power”, London: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July ,2009.
　　[27] Mark Beeson, “East Asian Regionalism and the End of the Asia-Pacific: After American Hegemony”, Japan Focus, http://www.省略/-Mark-Beeson/3008.
　　[28] [美]保羅•克魯格曼:“高盛賺大錢,美國笑不出來”,《中國時報》,2009年7月18日。
　　[29] Susan Strange, “The Westfailure Syste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5, No. 3 (1999), pp. 345?354.
　　[30] Parag Khanna, “Three Superpowers: Why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Need a "G-3"”,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0,1518,druck-582376,00.html.
　　[31] David Miliband, “China ready to join US as world power”,
　　http://www.guardian.co.uk/politics/2009/may/17/david-miliband-china-world-power.
　　[32] 華爾街最大投資銀行高盛公司在其2001年的報告中發(fā)明了“金磚四國”(BRICs)的詞語,但該公司從來沒有主張這四國形成一個類似歐盟那樣的貿易、經濟和政治集團。
　　[33] 巴西總統(tǒng)盧拉在北京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一起發(fā)表了《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巴戰(zhàn)略伙伴關系的聯合公報》,《人民日報》,2009年5月20日。
　　[34] 中國“加入”世界秩序不全是中國對外開放的結果。西方利用中國的改革開放,竭力把中國“納入”它們主導的世界秩序中。這里有一個“加入”和“納入”的“良性”互動。
　　[35] 有關中國的不干涉問題,見筆者最近的一篇英文論文:Pang Zhongying, ‘China’s non-intervention question’, Journal of Global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Volume 1 (2009), pp. 237-52.
　　[36] 2009年7月9日,在意大利拉奎拉,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代表國務委員戴秉國出席了“八國集團”和發(fā)展中國家領導人對話會議,就“全球治理”問題發(fā)言�！度嗣袢請蟆�,2009年7月10日。
　　(作者簡介: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士,北京,100872)
　　收稿日期:200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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