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自19世紀末以來，國際社會經歷了四次恐怖主義浪潮：無政府主義、反殖民主義、意識形態(tài)沖突和宗教極端主義。在這四次浪潮中，雖然都穿插著民族主義的因素，但在不同時期，民族主義有不同的表現(xiàn)方式和特征。與前三次浪潮相比，宗教極端主義具有扁平化的組織結構、顛覆整體世界秩序的愿望，以及強烈的暴力和殺傷沖動。目前，恐怖主義正在向小型化、當?shù)鼗�、網絡化的后基地組織時代發(fā)展。
　　關鍵詞　恐怖主義　宗教極端主義　無政府主義　反殖民主義
　　中圖分類號：D8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4812（2007）06-0062-68
　　
　　作為一種出于政治和其他非利己目標、非對稱性使用或威脅使用暴力的活動和邏輯，恐怖主義由來已久。據有可靠記載的歷史，早在公元66-72年，猶太人為反抗羅馬帝國的統(tǒng)治，就從事大量針對羅馬財產和人員的恐怖活動，像“狂熱者”（Zealots）就是其中比較著名的，從事了暗殺、屠殺、投毒等活動。“刺客”（assassin）一詞則來源于“阿薩辛派”（hashashins, 1090-1275）這一伊斯蘭什葉派極端組織，主要通過暗殺領導人的方式來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目標�？植乐髁x概念則最早產生于1789-1795年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恐怖專政”。根據雅各賓（Jacobin）黨人的認識，為了鎮(zhèn)壓反對派、控制民眾，有系統(tǒng)地使用和威脅使用暴力是合法的、可以接受的。
　　但是，無論是古代恐怖主義還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恐怖專政，都沒有形成一個時代的浪潮，只是發(fā)生在特定歷史時期、特定區(qū)域的特定事件，不具有普遍性意義。本文所指“浪潮”，指的是在一個特定歷史時期的一個活動周期，包括擴張與收縮的過程。恐怖主義浪潮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其國際性，同時在多個國家發(fā)生并且由相同或類似動機所驅動。因此，只有在國際交往日益增加的全球化時代，才有可能形成國際化的恐怖主義浪潮。自19世紀末以來，國際社會已經歷了四次恐怖主義浪潮：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無政府主義浪潮， 20世紀20年代到60年代的反殖民主義浪潮，20世紀70-80年代盛行的意識形態(tài)浪潮，以及肇始于上世紀80年代、以“9.11”事件為高潮的宗教極端主義浪潮。
　　
　　一、無政府主義浪潮
　　
　　第一次恐怖主義浪潮發(fā)生在從19世紀8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前夕，無政府主義是其主要的動力來源。當時，為推翻專制統(tǒng)治，無政府主義者從事了一些個人英雄主義式的恐怖活動。第一個恐怖主義浪潮的形成，與科技進步和文化價值觀念的演變有很大的關系。科技進步推動著電報、報紙、鐵路等傳播、交通設施的發(fā)展，使世界各地之間的聯(lián)系日益密切，也使得恐怖活動得以發(fā)揮日益增加的國際影響力。另外，在19世紀末的歐洲，特別是在俄羅斯，很多作家和思想家共同創(chuàng)造了一種恐怖主義戰(zhàn)略和文化。謝爾蓋•涅查耶夫（Sergei Nechaev）、[1] 彼特•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尼古拉•莫佐羅夫（Nicholas Mozorov）與謝爾蓋•斯特普涅科（Sergei Stepniak）等人一起推動了俄羅斯無政府主義文化理念以及恐怖主義戰(zhàn)略的形成。涅查耶夫認為，民眾是比較懶散的，難以接受新的思想和信號，因此需要一種新的交流方式。[2] 在克魯泡特金眼里，這種方式就是一種“以行動的宣傳”（Propaganda by the Deed）。[3] 總之，在一些無政府主義者看來，恐怖就是喚醒民眾、摧毀罪惡的現(xiàn)存社會秩序最好、最快的方法。
　　在這種背景下，一些俄羅斯知識分子對恐怖主義暴力的認識是給予部分肯定的。1878年1月24日，俄國“土地與自由社”成員維拉•查蘇利奇（Vera Zasulich）槍傷圣彼得堡警察局長特列波夫。在法庭上，她稱自己是一個“恐怖分子，不是一名殺手”。[4] 由于無政府主義者嚴格選擇襲擊對象，一般不會傷及“無辜”，只針對特定的個人實施有選擇的恐怖活動。因此，斯特普涅科將俄羅斯的恐怖分子稱為“高尚的、令人恐懼的、集烈士與英雄于一身”的人。[5]
　　俄羅斯無政府主義者針對政治精英的暗殺活動，在歐洲和美國引起了現(xiàn)代世界的第一波恐怖主義浪潮，數(shù)十名各國高官在這一浪潮中喪生。其中著名的有：1881年，俄羅斯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被暗殺；在1890-1908年間，奧匈帝國的伊麗莎白皇后、意大利國王埃爾伯托夫（Elbertoof）和葡萄牙國王卡洛斯一世被暗殺。1890-1910年間，這股浪潮蔓延到美國，無政府主義者在美國、特別是在華爾街從事多起恐怖活動。1901年9月6日，波蘭裔美國人列昂•索爾弋茲刺殺了美國總統(tǒng)威廉•麥金萊（William McKinley）。這些暗殺活動雖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有關國家的政治制度，但是在安全理念和民眾心理方面產生了重大影響。那一時期也因此被稱為“暗殺的黃金時期”。
　　
　　二、反殖民主義浪潮
　　
　　反殖民主義浪潮產生于20世紀20年代，持續(xù)了大約40年，由此引起的恐怖主義浪潮在時間上與之大致同步。這種
　　恐怖主義的目標往往不是改變本國政府的政治屬性，而是要趕走外國或外民族占領者，實現(xiàn)民族或國家獨立。所以，與無政府主義相比，反殖民主義更具有群眾基礎，在活動方式上卻受到無政府主義活動的影響。1914年，普林西普刺殺了奧地利大公費蘭茨•費迪南德皇儲夫婦，就是當時比較流行的無政府主義手段。反殖民主義浪潮的高峰開始于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凡爾賽和約》（the Versailles Peace Treaty）。為了肢解戰(zhàn)敗國，戰(zhàn)勝國發(fā)明了民族自決原則，刺激起原奧斯曼帝國和奧匈帝國中各民族獨立運動的興起。但是，這種政策也影響到戰(zhàn)勝國自身。事實上，在愛爾蘭、以色列、塞浦路斯和阿爾及利亞等新國家的建立過程中，恐怖活動都發(fā)揮了關鍵作用。
　　在這一浪潮中，由于恐怖分子和恐怖主義概念已經被賦予了很多負面意義，有關組織開始尋找新的概念和語言。猶太恐怖組織伊爾貢的領導人、后來曾任以色列總理的貝京（Begin）就使用了一種用目標給予手段合法性的方式，將自己組織的成員稱為與“政府恐怖”做斗爭的“自由戰(zhàn)士”。[6] 從此以后，是恐怖分子還是自由戰(zhàn)士，就成為國際社會在研究、對待恐怖主義問題時爭論不休的問題。
　　與第一次恐怖主義浪潮相比，第二次浪潮具有一些特征。首先，在資金的籌集方式方面，無政府主義者傾向于通過搶劫銀行等方式強行征收所謂的“革命稅”；而反殖民主義者可以從本民族的海外離散人群取得大量的資助，搶劫不再是其主要的手段。其次，在恐怖活動手段方面，無政府主義者主要是針對政治精英的暗殺活動；而在第二次浪潮中，只有很少的恐怖組織，如猶太恐怖組織斯特恩幫（Stern Gang）[7] 等，將暗殺視為主要手段。再次，恐怖活動的目標從政治精英擴大到平民。在二戰(zhàn)以后的肯尼亞和阿爾及利亞，很多恐怖活動不僅針對殖民者，也針對一些本地的同情者，包括女性和兒童。最后，超國家組織開始介入恐怖主義問題。事實上，早在1901年美國總統(tǒng)麥金萊被刺殺以后，繼任的美國總統(tǒng)西奧多•羅斯福就試圖與其他國家就反恐怖問題進行國際合作，并宣布無政府主義為針對全人類的共同犯罪。但是，由于當時缺乏一個國際機制來支持國際反恐怖合作，這種企圖很快失敗。1937年，塞爾維亞國王亞歷山大一世（Alexander）被暗殺以后，國際聯(lián)盟（League of Nations）試圖通過一個國際反恐公約來協(xié)調各國的反恐活動。[8] 但是，由于意大利等國在塞爾維亞問題上的嚴重分歧，旨在進行國際反恐合作的努力最終又不了了之。二戰(zhàn)結束以后，從介入巴勒斯坦猶太人、英國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沖突開始，聯(lián)合國也越來越多地涉及到反恐事務之中，并最終成為當代世界反恐合作的重要平臺。
　　
　　三、意識形態(tài)浪潮
　　
　　在冷戰(zhàn)時期，恐怖主義成為冷戰(zhàn)的工具，美國和蘇聯(lián)都支持過一些恐怖組織。這種狀況使得意識形態(tài)沖突成為冷戰(zhàn)時期恐怖主義問題的主要色調。不僅在西方國家出現(xiàn)了一些左派恐怖組織，就連北愛爾蘭問題、巴以沖突、印度種族沖突、尼泊爾反政府運動、哥倫比亞的反政府武裝都帶有一定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曾經遍布拉美很多國家的左翼武裝組織，更是當時世界恐怖主義問題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另外，巴以沖突中阿拉伯世界在軍事斗爭中的失敗，使得巴勒斯坦問題成為刺激世界恐怖主義發(fā)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傮w來說，這股意識形態(tài)浪潮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美國成為當時國際恐怖主義的主要襲擊目標。不管是源于意識形態(tài)沖突還是巴以沖突，美國都難以完全置身事外。在第三次恐怖主義浪潮中，大約有三分之一的國際恐怖活動針對或涉及到美國。特別是在拉美、歐洲和中東等地區(qū)，美國的強大影響和霸權地位，使其成為國際恐怖活動的首選目標。
　　第二，在恐怖活動策略方面，綁架、劫機和暗殺事件顯著上升。在上世紀60-80年代的大約30年間，共發(fā)生700多起劫機事件；[9] 有73個國家發(fā)生了恐怖主義性質的綁架案件，意大利、西班牙和哥倫比亞等國更是恐怖主義案件的熱點國家。另據統(tǒng)計，從1968年到1982年，全世界有報道的國際綁架案共409起，有951人成為人質。這些綁架事件不僅給恐怖分子帶來了巨大的政治利益，據估計還帶來了大約3.5億美元的經濟收益。[10] 與第一次浪潮類似，暗殺在這一波恐怖活動中復活，很多國家的政要死于暗殺或成為暗殺的目標。[11] 但是，在第一次浪潮中，政要成為恐怖活動的目標是因為他們/她們所處的職位；而在第三次浪潮中，恐怖組織主要是出于報復或“懲罰”而從事暗殺活動。[12]
　　第三，國際恐怖活動成為第三波恐怖主義的重要特征。很多恐怖組織在國內的活動，遠遠不如它們在國外的活動那么積極。特別是與巴以沖突有關的恐怖組織，在巴勒斯坦本土從事的恐怖活動數(shù)量，還少于在歐洲的活動。并且，在歐洲從事的恐怖活動，也比在中東從事的恐怖活動更具有宣傳意義。1972年在德國慕尼黑舉行的第20屆奧運會上，巴勒斯坦激進組織“黑九月”成員劫持了以色列運動員，共造成11名以色列人死亡。此舉不僅使巴勒斯坦問題重新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也迫使很多國家改變了安全政策。而且，即使是在中東地區(qū)從事的恐怖活動，很多也針對國際目標，更注重活動的宣傳和威懾意義。
　　第四，國際反恐合作的力度不斷加強。在第三次恐怖主義浪潮中，國際反恐合作走向公開化、正規(guī)化的軌道。國際社會通過了一系列與反恐怖有關的條約和公約，成立了一些相關國際機構。像歐洲警察組織等，就在歐洲的國際反恐怖合作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另外，聯(lián)合國在國際反恐合作中的作用和影響也得到加強。在第二次恐怖主義浪潮中，由于反殖民主義運動中往往很難完全排除出現(xiàn)恐怖活動的可能，很多發(fā)展中國家、特別是新獨立國家，并不支持聯(lián)合國通過反恐怖公約，也不支持一些發(fā)達國家、特別是前宗主國的反恐行動。聯(lián)合國雖然通過了一些針對恐怖主義問題的決議和宣言，但是沒有太大的作用。而在第三次恐怖主義浪潮中，絕大部分的殖民地國家都獲得政治獨立，恐怖主義不再僅僅是前宗主國和發(fā)達國家所面臨的威脅，它已經發(fā)展成為國際社會所共同面臨的安全問題。在這種情況下，雖然國際社會在恐怖主義定義問題上沒有達成一致，但形成了要打擊恐怖主義的有限共識。
　　到上世紀80年代，第三波恐怖主義浪潮逐漸衰退。這一方面是由于美蘇冷戰(zhàn)開始緩和，意識形態(tài)界限逐漸模糊，極左組織的思想動力來源遭受嚴重削弱，很多恐怖分子也出現(xiàn)思想倦怠的現(xiàn)象；另一方面，各國加強了打擊力度，很多恐怖組織被破獲，難以繼續(xù)從事恐怖活動。但是，極左動機的恐怖主義雖然逐漸退潮，極右動機的恐怖暴力活動卻在俄羅斯、德國等國家迅速增加，并有形成潮流的趨勢。
　　
　　四、宗教極端主義浪潮
　　
　　當?shù)谌�波恐怖主義由于各種原因逐漸衰退之時，宗教極端主義卻開始積聚力量，并形成了第四次恐怖主義浪潮。宗教一直是恐怖主義問題中的重要因素。在亞美尼亞、愛爾蘭、巴以沖突等問題中，宗教因素一直與民族主義相重疊，是促使形勢惡化的重要動機。但是在當時，恐怖主義雖然從宗教教義和宗教活動中獲得一定的力量，但其目標并不是宗教的。所以，前三波恐怖主義浪潮都不能標上宗教符號。但是自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宗教極端主義在恐怖主義問題上所發(fā)揮的作用越來越大，到90年代時已經成為一個主導性因素，在21世紀初終于達到了一個高峰。
　　所有的宗教極端主義者，不管他們來自哪個宗教，都具有一些相似性。首先，極端的排他性，往往將本宗教群體與其他宗教群體對立起來，認為自己才是真正的上帝的追隨者。其次，強烈的“救世”沖動，認為自己所正在從事的偉大事業(yè)，將拯救本宗教的所有追隨者，宗教信條成為他們從事暴力活動的合法化工具。再次，所有的宗教極端分子都傾向于使用任何可能的手段。1995年3月20日，奧姆真理教用沙林毒氣襲擊了日本東京的地鐵，造成12人死亡，5000多人受傷；1995年4月19日，基督教極端分子、海灣戰(zhàn)爭老兵麥克維（Timothy McVeigh）制造了美國俄克拉荷馬（Oklahoma）聯(lián)邦大樓爆炸案，造成168人死亡；1995年11月4日，一名猶太極端分子伊加勒•阿米爾刺殺了以色列總理伊扎克•拉賓；[13] 2001年9月11日，伊斯蘭極端分子則制造了規(guī)�？涨暗摹�9.11”事件，造成2982人死亡，2337人受傷。如此極端的手段和如此大的人員傷亡，是在以前的恐怖主義浪潮中所沒有出現(xiàn)過的。最后，都追求某種宗教目標。猶太教極端分子試圖建立一個純潔的以色列國，基督教極端分子試圖在美國建立一個白人至上的國家，[14] 伊斯蘭極端分子則試圖按照伊斯蘭的一些教法重新組織世界。幾乎所有的宗教極端分子都聲稱自己在執(zhí)行宗教義務，以試圖在地球上建立一個新的宗教王國。[15]
　　
　　五、新恐怖主義階段
　　
　　在第四次恐怖主義浪潮中，一些宗教恐怖組織，特別是基地組織，不再保持傳統(tǒng)的地下活動特征，反而公開建立了基地。與此同時，恐怖組織使用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及其材料的可能性在上升，引起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植阑顒硬辉賰H僅是宣傳或威脅的手段，巨大殺傷本身也成為重要目標。
　　
　　從表1可以看出，從古代恐怖主義到現(xiàn)代恐怖主義的四次浪潮，恐怖主義問題在動力來源和合法化方式上實現(xiàn)了一次循環(huán)。即從古代的宗教極端主義開始，到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宗教極端主義浪潮出現(xiàn)了一次回歸。并且，從現(xiàn)代恐怖主義的前三次浪潮來看，每一次浪潮都會經歷一個興起和衰落的過程。這個過程不僅與國際環(huán)境和反恐怖力量的打擊有關，也與恐怖主義根源對其追隨者的吸收力有關。一般來說，一次恐怖主義浪潮只能持續(xù)大約一代人 的時間，[16] 下一代人要么尋找到新的動力，要么否決前一代人的認識和判斷。當然，有些恐怖組織，特別是一些以極端民族主義為主要思想基礎的恐怖組織，可能會持續(xù)超過一代人的時間。但是這些組織一方面不代表整個國際恐怖主義的主流，同時其自身也會隨著恐怖主義發(fā)展的國際大趨勢而調整。從目前正在進行中的宗教極端主義浪潮來看，既有一些舊的恐怖主義特征，更重要的是擁有一些新的內容，是一種新型的恐怖主義。具體來說，與前三次相比，第四次恐怖主義浪潮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宗教動機和宗教目標。在前三次浪潮中，舊恐怖主義一般是世俗動機主導的，往往會為其所從事的恐怖活動尋找一個理性的政治理由。[17] 而在冷戰(zhàn)結束以后，宗教動機成為定義新恐怖主義特征的主要依據，在事實上產生了與現(xiàn)在世界“完全不同的價值體系、合法化機制、道德原則和世界觀”。[18]
　　第二，重宣傳更重殺傷。舊恐怖主義在從事暴力活動時，一般在目標、程度和烈度上會與其所追求的目標相適應。[19] 特別是在冷戰(zhàn)時期，恐怖主義經常表現(xiàn)為一種“以行為的宣傳”模式。[20] 當時，美國著名反恐專家布里安•詹金斯（Brian Jenkins）也傾向于認為恐怖主義是為媒體準備的一個劇場。[21] 但是冷戰(zhàn)結束以后，特別是“9.11”事件爆發(fā)以后，恐怖主義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暴力活動及其所造成的傷亡，并不僅僅是為了造成恐懼氣氛和迫使有關國家和國際社會讓步，其本身就是實現(xiàn)其宗教目標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
　　第三，與幾乎所有國家為敵。舊恐怖主義往往與國家間沖突有關，恐怖主義經常成為有關國家從事非對稱戰(zhàn)爭的一種工具，恐怖組織也經�？梢詮挠嘘P國家獲得援助。事實上，對于當時的很多國家來說，恐怖分子有兩種：一種是“我們”的，一種是“敵人”的。但是宗教極端主義則不愿意與任何國家、特別是現(xiàn)代世俗國家為伍，他們“并不想在桌子上獲得一個位子，而是想徹底摧毀這張桌子和坐在桌子旁的每一個人”。[22] 也正因為此，雖然美國將一些國家列為恐怖主義的支持國，但除了已經被美國推翻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權以外，再也找不到一個與基地組織為伍的國家。其中很多國家，包括伊朗和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在內，都與基地組織有著激烈的意識形態(tài)沖突。所以，當代宗教極端主義其實是站到了當代世界的對立面，很難從國家層次獲得援助。這迫使很多宗教極端組織雖然有時也會從一些合法工商業(yè)活動和慈善機構獲得資助，但是在大部分情況下只能與販毒、走私和制售盜版商品等跨國有組織犯罪活動相結合。[23]
　　第四，小型化、當?shù)鼗�、有自主行為能力的恐怖組織分支盛行。舊恐怖主義以建立一個世俗國家或世俗政權為目標，其組織結構也往往表現(xiàn)出與國家類似的等級制特征，經常擁有一個中心指揮體系。但是，當代恐怖主義由于目標不同，所受到的打擊和壓力也遠遠超過舊恐怖主義，再加上全球化所帶來的信息流通便利，網絡化、扁平化遂成為當代宗教恐怖組織的主要結構特征。宗教恐怖主義對當代世界的最大威脅，并不在于基地這樣的特定組織。最大的危險反而在于：宗教極端主義會像“蠕蟲”病毒一樣傳播，利用當?shù)氐馁Y源建立自服務分支機構。這種分支并不需要等待上級組織的命令和指揮，本身具有資金籌集、行動策劃和從事恐怖活動的全部功能。恐怖主義的這種轉變，與美國打擊國際恐怖主義的努力有關。在庇護場所被摧毀以后，基地等大型恐怖組織的職能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從具體策劃、組織恐怖活動，轉向對各國的恐怖分子和基層組織進行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領導，主要發(fā)揮宣傳功能和示范效應。[24] 2003年伊拉克戰(zhàn)爭爆發(fā)以后，伊拉克境內的一些極端組織自動向基地組織的意識形態(tài)靠攏，而英國和西班牙等西方國家的一些極端組織也出現(xiàn)基地化的傾向。這對目前的國際反恐機制是一個非常嚴峻的挑戰(zhàn)。
　　總之，雖然每一次恐怖主義浪潮都有其自身的特征，但是第四次宗教極端主義浪潮則表現(xiàn)出與前三次浪潮截然不同的、破壞性威脅更加嚴重的一些特征。[25] 也正因為此，與前幾次恐怖主義浪潮相比，當代恐怖主義在特征上，即使沒有發(fā)生革命性的變化，也出現(xiàn)了本質性的轉型。[26]
　　
　　六、結語
　　
　　當然，浪潮的名稱并不能反映恐怖主義的全部內容。但是，每個恐怖主義浪潮的名稱都反映了在特定時間、特定情況下恐怖主義的主要特征。在所有的恐怖主義浪潮中，包括古代恐怖主義在內，民族主義都是一個重要的內容。并且，每個浪潮都形成過不同的民族主義要素：無政府主義給民族主義者提供了訓練和戰(zhàn)術；第二次浪潮本身就是民族主義的；第三次浪潮中的恐怖組織表現(xiàn)出明顯的左派傾向；在第四次浪潮中，民族主義往往服務于宗教目標，或者是對宗教要求的一種反應。從歷史的角度看，當代宗教極端主義浪潮即在根源上是對古代恐怖主義的回歸，也是全球化時代恐怖主義的一種新的表現(xiàn)形式。恐怖主義歷史的演化，體現(xiàn)了循環(huán)與變化并存的趨勢。從總體上看，當代恐怖主義的主要趨勢是：宗教極端主義正在變成一個更加普遍的、具有很強擴散能力的、當?shù)鼗�趨勢明顯的潮流。并且，在行動計劃、信息交流、確定目標和策劃宣傳等方面，恐怖分子也正在提高其技術復雜性，[27] 恐怖主義正在變成一種“網絡主導”（web directed）的現(xiàn)象。[28] 基地組織雖然是當代恐怖主義浪潮的一個標志性組織，但是基地組織本身也在轉變。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代恐怖主義正在進入一個后基地時代。
　　
　　
　　 注釋：
　　 [1] 著有《革命的教義問答》（Revolutionary Catechism），本文見于David C. Rapoport, Assassination and Terroirsm, Toronto: CBC, 1971.
　　 [2] Sergei Nechaev, “Revolutionary Catechism”, in David C. Rapoport, Assassination and Terroirsm, Toronto: CBC, 1971.
　　 [3] Michael Bakunin and Peter Kropotkin, Revolutionary Pamphlets, New York: Benjamin Bloom, 1927.
　　 [4] Adam B. Ulam, In the Name of the People,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7, p.269.
　　 [5] Serge Stepniak, Underground Russia: Revolutionary Profiles and Sketches from Life, New York, 1892, pp.39-40.
　　 [6] 參見Menachem Begin, The Revolt: Story of the Irgun, Jerusalem: Steninmatzky’s Agency, 1997.
　　 [7] 為了打擊英國政府限制猶太人進入巴勒斯坦的政策，1944年11月，斯特恩幫成員在開羅暗殺了英國駐中東大臣莫因勛爵。
　　 [8] Martin David Dubin, “Great Britain and the Anti-Terrorism Conventions of 1937”, TPV, Vol. 5, No.1, Spring 1993, p.1.
　　 [9] Sean Anderson and Stephen Sloan,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errorism, Metuchen, N.J.: Transaction Press, 1995, p.136.
　　 [10] James Adams, The Financing of Terro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6, pp. 94, 192.
　　 [11] 如英國的蒙巴頓（Lord Mountbatten）爵士、駐愛爾蘭大使死于北愛爾蘭共和軍（IRA）的暗殺。IRA還試圖暗殺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和梅杰（Major）。另外，約旦首相于1971年、美國大使于1974年死于巴勒斯坦恐怖組織“黑九月”之手；1973年，西班牙首相被埃塔（ETA）成員暗殺。
　　 [12] 例如，“黑九月”暗殺約旦國王和首相的行動是為了報復約旦政府驅逐了巴解組織（PLO）；愛爾蘭共和軍（IRA）試圖暗殺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是因為共和軍認為撒切爾夫人應該為9名共和軍成員絕食而死的事件負責。
　　 [13] 從1993年8月拉賓和阿拉法特簽署奧斯陸協(xié)議起，到1995年11月4日發(fā)生這場悲劇，拉賓曾有8次處于猶太極端組織“猶太民族組織”的射擊點上。
　　 [14] J. Harris, “Domestic terrorism in the 1980s”, FBI Law Enforcement Bulletin, Vol. 56, No. 11, 1987, pp.5-13.
　　 [15] M. Juergensmeyer, “Terror mandated by God”,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9, No. 2, 1997, pp.16-23; L. Hanuer, “The path to redemption: fundamentalism Judaism, territory, and Jewish settler violence in the West Bank”, Studies in Conflict and Terrorism, Vol. 18, 1995, pp.271-284.
　　 [16] 這里的“一代人”指大約20年到40年的時間。很多恐怖分子一般在大學期間（或青年時期）接受極端主義思想，一般到40歲以前就會放棄。但是也存在一些將極端主義思想保持終生的案例。
　　 [17] Kumar Ramakrishna & Andrew Tan, “The New Terrorism: Diagnosis and Prescriptions” in Andrew Tan & Kumar Ramakrishna eds., The New Terrorism-Anatomy, Trends and Counter-Strategies,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2002, p.6.
　　 [18] Bruce Hoffman, Inside Terrorism, London: St. Andrew’s University Press, 1998, p.87.
　　 [19] Steven Simon & Daniel Benjamin, “America and the New Terrorism”, Survival, Vol.42, No. 1, 2000, p.65.
　　 [20] Walter Laqueur, No End to War: Terror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Continuum, 2003, p. 9.
　　 [21] Brian. Jenkins,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 New Mode of Conflict”, in David Carlton & Carlo. Schaerf eds.,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nd World Security, London: Croom Helm, 1975, p.16.
　　 [22] Matthew J. Morgan, “The Origin of the New Terrorism”, Parameters, Vol. XXXIV, No. 1, 2004, pp.30-31.
　　 [23] Nimrod Raphaeli, “Financing of Terrorism: Sources, Methods, and Channels”,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15, No. 4, 2003, pp.59-82.
　　 [24] Christopher M. Blanchard, Al Qaeda: Statements and Evolving Ideology, CRS Report RL32759.
　　 [25] Bruce Hoffman, Inside Terrorism, p.200.
　　 [26] Walter Laqueur, The New Terrorism: Fanaticism and the Arms of Mass Destruc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4.
　　 [27] Clay Wilson, “Computer Attack and Cyberterrorism: Vulnerabilities and Policy Issues for Congress”, CRS Report RL32114; “The Future of Terrorism”, Discover, Vol. 27, No.7, July 2006, pp.32-42, 76.
　　 [28] Steve Coll and Susan B. Glasser, “Terrorists Turn to the Web as Base of Operations”,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7, 2005, p. A1; Gabriel Weimann, Terror on the Internet: The New Arena, the New Challenges,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for Peace, Washington, D.C., 2006.
　　
　　 （作者簡介：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現(xiàn)為美國華盛頓大學訪問學者，上海，200433）
　　
　　收稿日期：200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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