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1959-1962年的中印危機中，印度國內政治扮演著一個悲情角色。官僚政治的權力之爭和派系互動，使得尼赫魯的中印危機管理戰(zhàn)略實際上成為國內政治斗爭的工具。在中印邊界危機事件爆發(fā)后，尼赫魯出于維護自己國內政治地位的需要，決定公布中印兩國政府間的一切信件往來，以安撫國內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緒，維護自己在民眾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從而使自己一步一步成為其反對派和右翼分子的“被綁架者”和“代言人”。中印兩國間的危機外交形同虛設，印度的危機管理戰(zhàn)略只剩下強迫和軍事內容，導致中印危機不斷惡化。
　　關鍵詞危機外交 國內政治 中印危機
　　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4812（2007）03-0026-33
　　
　　中印兩國有著源遠流長的友誼，但當代中印關系卻有著非常不幸的歷史，那就是1959-1962年因西藏問題以及中印邊界問題所發(fā)生的中印危機。在這場危機中，印度國內政治扮演著悲情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導致印度的危機管理戰(zhàn)略發(fā)生消極演變，即由外交與軍事兩手、側重外交演化為側重于軍事，危機外交則蛻化為宣示性外交，名存實亡，軍事行動成為印度危機管理戰(zhàn)略的主要內容。此后，印度推行“前進政策”，試圖用武力單方面改變邊界現狀，以此造成一種既成事實強加于中國。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只能或者接受印度單方面的邊界要求，或者進行反擊。對于剛剛獲得民族獨立的新中國而言，前者是不可能接受的。中印邊界危機由此惡性升級。本文擬從危機管理的視角出發(fā)，分析印度國內政治、特別是官僚政治與公眾輿論因素對尼赫魯危機外交的消極影響，因為國際政治由國內事務所塑造并根源于國內事務， 這是印度國內政治影響其危機外交的根本原因所在。
　　
　　一、危機外交中的國內政治因素
　　
　�。ㄒ唬�“危機外交”的內涵及基本原則
　　1.“危機外交”的內涵
　　 “危機外交”的內涵與“危機管理”的定義息息相關。在學術界，關于“危機外交”與“危機管理”的界定與爭論持續(xù)至今。一般而言，這兩個術語在一定程度上是相通的，都是指應對危機，包括對危機的后續(xù)處理。但嚴格來說，就這兩個術語使用的廣泛度進行比較，“危機管理”要遠遠大于“危機外交”。實際上，在古巴導彈危機之后，美國前國防部長關于這場危機的評論使得“危機管理”的術語廣為人知，即“今后的戰(zhàn)略將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危機管理�！盵1]
　　從某種程度上說，“危機外交”作為一個專業(yè)詞匯的產生，緣于“危機管理”這個術語本身的一些內在不足�！拔�機管理”的通常含義是指進行克制以求降低戰(zhàn)爭風險。然而，這種含義有兩方面內在的缺陷。第一，這種定義常常忽略了核時代危機決策者所面臨的核心問題：即每一方都追求兩個存在潛在沖突的目標：戰(zhàn)勝對手，同時避免核戰(zhàn)爭�！拔�機管理”必須處理這兩個潛在沖突目標的內在緊張關系；第二，“危機管理”這個概念也具有鮮明的技術理性和效率色彩。這一點遭到不少學者的批評，他們認為“學者和官員們試圖在組織結構和決策技巧中尋找核危機管理的秘密鑰匙”，但“良好的危機管理不可能產生于計算機軟件、特別行動小組和通訊信號，而是要依賴于一些基本的狀況�！盵2] 實際上，即使是在東西方關系已經緩和的今天，對于危機管理的技術理性持謹慎的態(tài)度仍然是適用的，尤其是在涉及大國間的危機時更是如此。因此，一些學者提出“危機外交”一詞，認為這種提法更具有思想和實踐要義。[3]
　　在具體內涵方面，“危機外交”有廣義和狹義兩種。從狹義上說，“危機外交”是指諸如俾斯麥、羅斯�；蛘呋�辛格那樣的職業(yè)外交家的行動。從廣義上說，“危機外交”等同于“大戰(zhàn)略”（grand strategy），是一種政治，[4] 它包括選擇和確定目標、制定政策、采取和執(zhí)行決定、以及與其他政府的互動和交流的整個過程。
　　2. 危機外交的基本原則
　　危機外交有一些基本的原則，其中應特別提到的有：1. 多元支持的決策過程，即要求危機決策結構有助于政策選項的多元化，以修正認知過程和組織行為方面的僵化，緩解高度壓力所產生的病態(tài)認知特質；[5] 2. 危機外交政策的執(zhí)行，要有嚴格的政治控制,最重要的就是要確保軍事行動服務于清晰界定的政治目標；3. 目標的有限性。界定一個清晰和有限的目標，需要用數學的精確性來衡量。[6] 在超級大國間的危機中，選擇有限的和克制的危機目標以避免挑戰(zhàn)對手關鍵的國家利益的邏輯是必不可少的；4. 降低時間壓力。時間壓力會損害保持選擇自由的目標，使得危機中的一方或者雙方都不能仔細審視其可以獲得的政策選項，這或者是因為絕對的時間限制，或者是由于時間限制所施加的高度壓力和緊張狀態(tài)降低了危機決策者對政策選項的敏感度；[7] 5. 必要的認識對手的洞察力。危機決策者必須要易位思考，努力以對手的眼光來解讀危機局勢，以此來判斷己方行動的效果。這也許是最難貫徹的危機外交原則，誠如霍爾斯蒂所言：“對對手參照系（frame of reference）的敏感性,是急需補充的技巧；”[8] 6. 保持危機交流的暢通。危機交流給危機雙方提供了一種溝通管道。在危機交流中，最危險的問題是危機交流信號過度擁擠以至于不能從中解讀出重要的信息。[9] 因此，危機交流應該是清晰而簡潔的，并伴有重要的信號和行動來加強這種交流，而不是相反。[10]
　　
　�。ǘ�）國內政治對危機外交的影響
　　危機外交政策的理性和結果會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國內政治的影響。對此，歷史學家們的著作中有很多描述，但將這種初步的印象和敘述轉變?yōu)槔碚摲治龅模瑓s是官僚政治分析學派的代表性人物哈培林（Morton Halperin）和艾利森（Graham Allison）。[11] 官僚政治學派強調危機外交決策的政治特征，認為危機決策反映了特別行為者及其觀點的影響力：他們的支持對于政府的生存必不可少，這也確保了他們可以獲得較大的博弈能力。
　　關于國內政治對危機外交的影響，官僚政治學派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國內政治會損害危機外交決策的理性。這種觀點認為，軍方的行動路線會限制危機決策者可能的選擇。此外，認知和組織的僵硬也會相互加強。再者，內部的政治壓力也可能導致對外政策基于不現實的假設和期待。[12] 另一種觀點則相反，認為集體決策的理性大于領導人或單獨或與其核心顧問磋商后做出的決策。[13] 本文主要探討國內政治對于危機外交的非理性影響。
　　具體地說，國內政治對危機外交的非理性影響在于它限制了危機外交的政策方向，主要有兩方面：國內政治中的官僚政治因素深刻影響危機決策者的危機外交動機，并影響其危機決策能力；媒體造勢所形成的人為“公眾輿論”，提高了危機外交的觀眾成本。所有這些都制約著危機外交的政策走向。
　　1. 官僚政治因素對危機外交的影響
　　官僚政治因素影響危機外交的一個重要方面，在于卷入國際危機的國家內部的政黨政治與派系互動，構成了影響危機外交的一個重要變量。因為在危機管理的過程中，危機是否會升級，除了外在環(huán)境的挑戰(zhàn)與刺激外，國內政黨如何回應也是一個極為關鍵的衡量指標。更為重要的是，官僚政治因素影響危機外交決策。官僚政治因素會使危機外交決策的過程充滿沖突和斗爭，因為任何決定都包含著競爭性的相關利益沖突。此外，官僚政治因素也會深刻影響危機外交決策的心理動機。在發(fā)生決策沖突的情況下，危機外交決策者的心理壓力會應運而生，“個人內心世界對接受或拒絕某一既定的行動路線的矛盾心理”也在所難免，[14] 從而導致危機外交決策者對危機結局產生不確定性的影響。無論是危機外交決策沖突亦或是心理壓力，均會損害危機外交決策能力。
　　通常來說，官僚政治對國際危機外交決策產生影響的主要因素有三：（一）國內政治體制。政治體制決定了該國進行危機外交的機制，以及決策者的權力限制等危機外交的關鍵性因素；（二）最高領導人的國內政治基礎。決策者的國內政治基礎問題，會導致他在處理危機時，更多地考慮以怎樣的方式處理危機，才能更好地維護自己在國內政治中的地位；（三）精英之間的權力爭奪。上述三方面的因素使得危機決策者確信有必要追求一種能抵消國內政治中的威脅性因素的政策，以穩(wěn)定其政府聯盟或捍衛(wèi)其本人在國內的政治前途。
　　綜上，危機外交的官僚政治理論，強調動機偏向對危機外交的影響，即危機外交的動機需要，認為危機外交的直接動力來自心理上的情感需求，而情感是出于對政府、聯盟或者領導人自己的強烈威脅意識而產生的，并推動和影響了其危機信息處理過程和危機決策能力。具體來說，一旦危機決策者意識到無所作為或有所作為均包含嚴重的政治風險，決策者可能會采取“防御性的措施，避免沖突”。[15] 這時，決策者可能會采取保守的姿態(tài)，放棄尋找解決問題的新方案，即使決策者不滿現有的選擇方案。于是，對那些可能會激起決策沖突的信息，決策者視而不見。在此基礎上，決策者逐漸相信其對手不會抵制己方的要求或行為，即使抵制的話，決策者也相信自己的國家會以相對較低的代價贏得戰(zhàn)爭。因此，上述的國內政治因素使得危機外交決策者在進行危機外交決策時有著“明顯的自我欺騙或一廂情愿的如意算盤”。[16]
　　2. 公眾輿論對危機外交的影響
　　“公眾輿論”對危機外交的影響，是指它對公開的危機外交的影響，主要在于它構成了危機外交過程中的觀眾成本（Audience Cost）。觀眾成本是指決策者若違反對國內民眾的承諾，以及無法解決危機威脅，將會有離職的高度可能性。有的時候，官僚政治斗爭使得政治精英們會利用媒體造勢，形成人為的“公眾輿論”，以制約其政治對手的危機外交。
　　關于人為的“公眾輿論”，著名學者貢納爾•米達爾曾做過精彩的論述。他認為“輿論和態(tài)度上變化不定的潮流，主要是發(fā)生于為數不多的上層階級的集團里。……實際上，廣大群眾除了被煽動起來充當烏合之眾，參加暴亂和游行示威，或者受到那些與國家大事無關的呼吁的誘騙，而充當投票人以外，很少參加政治活動，雖然他們的意見也被稱為‘公眾輿論’�！� [17]因此，人為的“公眾輿論”并非是廣大群眾的輿論，而是人數不多的政治精英圈內的輿論。政治精英們通過媒體造勢，把自己的輿論冠之為“公眾輿論”，對危機外交的決策過程施加影響，以達到自己的某一政治要求。從這個角度來說，“公眾輿論”影響危機外交的過程，也即媒體和媒體造勢對危機外交的影響過程。
　　具體地說，媒體和媒體造勢對危機外交的影響，就是在危機外交的過程中，媒體使用各種象征符號為危機事件及其發(fā)展定性，引導個人對危機的認識、評價和態(tài)度，這種過程也即媒體造勢的過程。通常情況下，媒體對危機事件的報道是有選擇地進行，并使用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詞匯來煽動公眾的情緒。通過造勢運動，媒體調動公眾輿論以支持或反對政府的危機處理，對危機外交施加影響。
　　媒體對危機外交施加的影響主要有兩點：（1）它對危機外交的大眾輿論進行了民意測驗，（2）更重要的是它充當了危機外交的輿論陣地和決策背景。一般來說，外部沖突的報道會在民主社會引起廣泛的關注和熱情，而一個多元的政治體系通常容許媒體對國際沖突事件充分地進行追加報道，并展示大量的國內政治因素互動的情形，包括政治領導者、各種政治黨派、利益集團和公眾等，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大眾輿論的民意測驗，使得政治精英能夠衡量公眾對危機事件的反應狀況。 據此，政治精英根據代價與收益的考慮，為達到在危機中打擊競爭對手的目的，會通過媒體控制對大眾進行信息釋放和信息解釋，調動國內公眾更深入地卷入國際沖突，從而損害在任精英的利益和削弱在任精英的權力，以加強本政治派別的地位。[18] 這是國際沖突的國內背景。不過，這也強化了由沖突所引發(fā)的對對方的敵意，增加了危機降級的難度，構成了媒體對危機外交決策的非理性影響。
　　
　　二、國內政治與印度的危機外交
　　
　　國內政治對印度危機外交的影響，主要在于其逐漸堵塞了印度的危機外交之路，最終使得這種危機外交名存實亡，形同虛設。具體來說，自1959年3月西藏叛亂引發(fā)中印兩國危機開始，到1959年8月25日朗久事件的爆發(fā)前，印度所采取的是外交與軍事兩手，但側重于外交的危機管理戰(zhàn)略，其內容是用政治戰(zhàn)略構筑同中國的友誼之墻，維護其北部邊境安全；同時運用滲透手段，采取試探性前進政策和逐步擴大的方法，力圖趕在中國之前，控制更多的邊境地區(qū)。在危機外交方面，則采取維持與中國的友好關系，抵制印度媒體和議會的壓力，但同時對中國不讓步，與中國論辯，并盡力說服中國的外交戰(zhàn)略。[19]
　　然而，在朗久事件發(fā)生后，印度總理尼赫魯對國內日益高漲的邊境安全要求作出反應，公布中印邊境問題的《白皮書》，向印度國內展示了中印在這個問題上的所有外交文件。同時，把保衛(wèi)東部邊境的安全任務從阿薩姆步槍隊（一個保安隊）手中轉移到印軍手中。
　　尼赫魯的決定使中印雙方就解決邊界危機的談判地位嚴重受損，因為這實際上是置談判于眾目睽睽之下進行。沒有一個想執(zhí)政，或僅僅想保持其人民對它的尊重的政府能夠公開地放棄它開始時宣布是公正而必需的目標，從原先所持的立場后退，并承認對方至少部分正當的要求。輿論的偶像是英雄而不是漫天要價卻以低價成交的買賣人。輿論雖然害怕戰(zhàn)爭，但它要求國家以及外交官員像英雄一樣行事，不在敵人面前屈服，甚至不惜冒戰(zhàn)爭的風險。輿論譴責那些為了和平而做出的讓步，指責即便是做出部分讓步的人為懦夫和賣國賊。[28] 在這種情況下，中印雙方之間的外交實際上蛻化為一種宣傳競賽，不僅不能為解決中印邊界危機找到任何方案，或達成任何協議，甚至不能為達成協議這一目的而進行談判。至此，印度的危機外交形同虛設。
　　
　　1. 官僚政治對印度危機外交的影響
　　尼赫魯之所以做出那樣的錯誤決定，主要是因為印度的國內形勢、尤其是官僚政治的因素對尼赫魯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壓力，使其擔心自己在國內政治中的地位受到威脅。
　　最強的壓力集團實際上來自國大黨內的右翼。自印度獨立起，國大黨內的左翼和右翼就進行著激烈的斗爭，但直到邊界爭端浮出水面之前，右翼并不得勢。國大黨內部對尼赫魯政策的反對以一系列顯赫的權勢人物為代表，其領頭人是內政部長潘特（Pant）、財政部長德賽（Moraji Desai）、糧食與農業(yè)部長潘特爾（S.K.Patil）、以及一定程度上的交通部長拉姆（Jagjivan Ram）等。這些高官及其支持者在邊界爭端事件中找到了以國防部長梅農和印國防政策為靶子攻擊尼赫魯及其外交政策的機會。尼赫魯認為政治精英們對其外交政策的攻擊實際上是對其國內政策的隱形打擊，因為印外交與內政的聯系是如此緊密。[20]因此，尼赫魯的中國政策成為其外交政策和國內政策的一塊試驗地。
　　在官僚政治層面，也有一個壓力集團，主要由印度對外事務部高官和總部設在新德里的軍方高官組成，他們要求對中國采取強硬立場。這個壓力集團力圖使尼赫魯相信，中國不愿意對印度的前進政策做出反應，既使中國做出反應的話，印度軍隊也能擺平。當然，軍方內部對此也有持不同觀點的人，認為印軍遠遠沒有做好準備應對中國的軍事反應，應該避免短期內導致與中國對抗的政策。[21] 然而，這種觀點的影響力太小。
　　政治反對派也是一個重要的壓力因素。當時，印度主要有四個反對黨：1. 社會主義黨（The Socialist Party），在1957-1962年的選舉中成為印度的第三大政黨，反對尼赫魯在西藏問題上的溫和立場，要求“采取堅定的不妥協的立場，積極行動，拒絕1954年中印友好協議，拒絕承認中國在西藏的主權地位”；[22] 2. 自由黨（The Swatantra Party），成立于1959年，是一個具有強烈的反共傾向的大資本家保守黨，其領導人是拉賈戈帕拉查里（Rajagopalachari），該黨在世界觀上與國大黨右翼接近。[23]這個政黨在1962年后發(fā)展成為印度第三大黨；3. 印度人民聯盟（Jana Sangh），是一個反對尼赫魯外交政策的印地民族主義政黨。在1960年該黨的第八次黨代會上，通過了一項決議，譴責政府沒能驅逐中國的“侵略”，認為“印度的中國政策是極為可悲的災難”。[24]從1951年至1962年，該黨力量日增；[25] 4. 印度共產黨，是執(zhí)政的國大黨最主要的反對黨。從1951年至1962年，印共是印度政壇上一顆冉冉上升的明星，在其他社會黨權力下降、不斷丟失議會席位的情況下，印共的議會席位卻顯著增加，其選票比率也遠遠大于任何其他政黨。[26]
　　上述四個政黨中，前三個都對尼赫魯的危機管理戰(zhàn)略提出了批評。它們認為印度有必要在與中國關于西藏以及邊界爭端方面采取強硬立場，為此它們提出了諸如實施空中轟炸等進行軍事報復的建議；而印共為保持自己的政治勢頭，認為盡管印度的對手是一個共產黨國家，它也應該在邊界問題上采取民族主義的立場。[27]
　　還有一個壓力集團是毗鄰西藏的北方各邦：阿薩姆邦（Assam）、孟加拉邦（West Bengal）、山地邦（Bihar）和烏塔帕拉德什邦（Uttar Pradesh）。山地邦和烏塔帕拉德什邦是印度聯邦中最大的邦，擁有最重要的政治影響。需要指出的是，國大黨最重要的根基在印度北部，尼赫魯和潘特的政治根基也在烏塔帕拉德什邦這個印度最大的邦。然而，在山地邦、尤其是在烏塔帕拉德什邦，國大黨的影響力卻在下降。在1951-1952年的選舉中，國大黨在烏塔帕拉德什邦的得票率是90.7%，但在1957年的得票率僅為66.52%。在北方各邦，邊界問題是一個敏感的情感問題。1959年北方各邦吸收了來自西藏的“難民”主流，因為地理距離的接近，它們能深刻地感受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以及它們依賴于同西藏的邊境貿易的經濟脆弱性。自西藏叛亂以及中印關系惡化以來，北方各邦同西藏的邊境貿易量顯著下降，如在1959年4月至6月，這種貿易量就由819800盧比下降至268200盧比。[28]
　　前述壓力集團對尼赫魯的危機管理戰(zhàn)略提出了重大挑戰(zhàn)。政黨政治的派系互動，加之印度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失敗以及第三個五年計劃的緩慢進展，使尼赫魯極為擔心黨內右翼會與那些諸如自由黨的反對黨結成聯盟――因為它們的經濟世界觀是如此接近，從而威脅到自己在國內政治中的地位。此外，政治精英之間的權力斗爭，也加強了尼赫魯的壓力感受。尼赫魯的危機管理戰(zhàn)略，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利益集團打著國家利益旗號進行斗爭的工具，如國防部與軍方、國防部（部長梅農）與財政部（部長德賽）之間的斗爭。
　　此外，尼赫魯的個性也是一個鮮明的催化劑，加強了其感受到的挑戰(zhàn)和壓力。“尼赫魯有一個致命的弱點，他頂不住比他更堅決的同僚�！�…每當他覺得公眾的情緒過于強烈的時候，（這種感覺往往是錯誤的），他就屈從于公眾的情緒。更有甚者，他還會反過來對那些他過去譴責過的做法，進行無保留的、甚至是熱烈的鼓吹�！盵29] 尼赫魯在處理中印邊界問題以及邊界危機方面獨斷專行的作風， 也讓他遭受更為猛烈的批評。在朗久事件發(fā)生和被曝光之前，尼赫魯基本上大權獨攬，印度內閣和內閣所屬的外交委員會、甚至議會均不知道有關情況，這引起其同僚們不小的意見。朗久事件的發(fā)生，就給那些平時就對尼赫魯不滿的政界人士以機會和勇氣來直接攻擊尼赫魯。因此，形形色色的人借邊界事件對那些由尼赫魯所制定的，但為他們所不歡迎的政策展開了暴風驟雨般的攻擊。
　　總之，官僚政治因素嚴重影響了尼赫魯危機外交的心理動機。尼赫魯出于維護和鞏固自己在國內政治中地位的考慮，做出公開外交文件的政策決定，力圖使對手相信，自己在對華問題上一直采取強硬的立場，并沒有向中國人做出讓步，也沒有與中國人達成什么秘密交易。在關鍵時刻，官僚政治因素推動了尼赫魯在危機管理戰(zhàn)略上采取倒退的態(tài)度，并由此決定了尼赫魯外交管理中印邊界危機失敗的局面。
　　
　　2.“公眾輿論”對印度危機外交的影響
　　公眾輿論對尼赫魯危機外交的作用表現于兩方面：（1）人為的“公眾輿論”，即尼赫魯的政治反對派和印右翼分子為攻擊他的對華政策，有意利用中印之間的危機事件進行媒體造勢所形成的輿論，旨在對尼赫魯施加輿論壓力，以限制其邊界危機外交的政策方向，這種公眾輿論仍然屬于官僚政治因素；（2）為中印邊界危機事件所激發(fā)起來的觀眾的憤激情緒。印度是個民族主義比較濃厚的大國，歷史榮譽感與抱負向來是影響印度對外關系的一大因素。就邊界爭端的性質而言，很容易牽涉到爭端國家的尊嚴和自尊心問題，牽涉到領土完整以及主權獨立等敏感的政治問題。因此，邊界爭端如果處理不當引發(fā)邊境沖突事件，是極有可能激起國內輿論嘩然的，并由此進一步導致政府只能采用強硬的危機處理戰(zhàn)略。這是對中印邊界爭端情況的真實寫照。
　　隨著中印兩國在邊界問題上的爭吵不斷升級，以及印度媒體對中印邊界沖突的報道的逐步增多，印度公眾對這個問題的興趣也日益加深。由于邊界問題十分復雜，新聞輿論界往往不辨真?zhèn)�、不了解有關邊界問題的來龍去脈，有時候僅憑一點傳聞，便用醒目的標題加以渲染和夸大報道。這往往激起不明真相的公眾的反華沙文主義情緒。這種情況在中印兩國的邊界武裝沖突發(fā)生后，特別是印度軍隊在朗久事件中有傷亡的邊界危機局勢下，表現得尤為突出。因邊界武裝沖突而激動起來的印度公眾，強烈要求政府對中國采取強硬立場，甚至要求轟炸中國領土。同時，印度媒體還就尼赫魯的邊界政策展開了廣泛的批評。
　　面對媒體對自己鋪天蓋地的批評，尼赫魯急于為自己申辯。因為“尼赫魯最關心的事情就是他個人的魅力、群眾對他的崇拜和敬慕程度以及他對他們的影響力。他希望在自己與群眾之間建立一種愛慕和信賴的感情，并視此為最重要的個人資產。”[30] 所以，為了阻止這種資產的消蝕，尼赫魯不得不在印度國民面前，展示印度國家以及他本人的正義和威望形象，盡管他對邊界爭端地點是否為印度領土仍然心存懷疑。因此，他在公開場合就邊界問題的發(fā)言，往往更多地是屬于宣傳性質的。他譴責中國“侵略”了印度，聲稱印度是個軍事強國，雖然印度厭惡戰(zhàn)爭，但不怕戰(zhàn)爭，印度軍事強大得足以用武力來保衛(wèi)印度的國土。
　　尼赫魯不切實際的言論，實際上是在一步步縮小他自己在邊界問題上的政策選擇余地。既然尼赫魯聲稱中國“侵略印度”，那么他的政府就負有保衛(wèi)印度國土的責任。既然政府已在軍事上做好準備，足以對付中國，那么政府為什么不對中國采取強硬的政策，并在必要的時候，把中國人從印度的領土上“清除”出去？總之，這種顛倒是非的做法，無疑對公眾情緒也起了極為有害的挑撥和煽動作用，并導致了輿論要求采取強硬的對華政策的壓力。反之，在公眾的壓力下，尼赫魯談論邊界危機處理的調門越來越高，無論在黨內或議會內，還是在新聞界，他都在不知不覺中淪為反對派的“俘虜”，并漸漸成為他們的代言人。至于同中國談判，那只能是為了應付門面，說說而已。正是黨內和政府內的鷹派、黨外反對派、新聞界和新德里公眾施加的持續(xù)壓力，在某種程度上推動著尼赫魯沿著他早已選定的方向繼續(xù)前進，不允許他有回旋的余地。就這樣，尼赫魯逐漸逆轉了其多層面的危機管理戰(zhàn)略，一步步被推上了同中國對抗的僵硬道路。
　　
　　三、結語
　　
　　綜上所述，50年代印度缺乏良好的危機外交所必需的國內政治條件：即決策精英在基本的政治價值和秩序方面享有共識，免于一種迫使決策者去追求特別的危機外交政策的國內政治壓力。[31]實際上，當時印度的國內政治狀況，不僅無法讓尼赫魯免于政治壓力去追求其危機外交政策，反而使他的中印危機外交戰(zhàn)略承載了太多的負荷。面對強大的國內政治壓力，尼赫魯在中印邊界危機中采取了印度國內頗為流行的民族主義立場：堅持印度對中國的邊界要求，公布中印兩國政府間的一切信件。這樣，作為印度危機外交的主要決策者，尼赫魯意外地成為其反對派和印度公眾輿論的代言人，被綁在民族主義情緒的車輪上越走越遠。
　　不僅如此，國內政治壓力也使尼赫魯先是難以理性地評估印度行動路線的風險，繼而發(fā)展到拒絕承認這種風險，在有爭議的地區(qū)駐扎哨所，并相信印度的存在本身就是對中國的一種威懾。這一切從根本上堵塞了印度的危機外交之路，最終導致了印度邊界政策的可悲失敗。
　　
　　注釋：
　　[1] Coral Bell, The Conventions of Crisis: A Study of Diplomatic Managemen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2.
　　[2] Richard Ned Lebow, Nuclear Crisis Management: A Dangerous Illus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8.
　　[3] James L. Richardson, Crisis Diplomacy: The Great Powers since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4] Max Webber, “Politics as a Vocation”, in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ed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2, p.128.
　　[5] Alexander L. George, “The Case for Multiple Advocacy in Making Foreign Poli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6(1972), pp.751-785.
　　[6] Arthur M. Schlesinger, A Thousand Days: John F. 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 London: Andre Deutsch,1965, p.715.
　　[7] Ole R. Holsti, “Time, Alternatives and Communications: The 1914 and Cuban Missile Crises”, in Charles F. Hermann ed., International Crises: Insights from Behavioral Research, New York: Free Press, 1972, pp.58-80.
　　[8] Ole R. Holsti, Crisis, Escalation, War, Montreal: McGill- 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72, p.222.
　　[9] Roberta Wohlstetter, Pearl Harbor: Warning and Decis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10] King-Yu H. Chang, “Practical Suggestions for Crisis Management: An Inventory”, in D. Frei ed., Managing International Crises, Bevery Hills, CA: Sage, 1982, pp.201-203.
　　[11] Graham T. Allison,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1, p.67; Morton H. Halperin, 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e, 1974.
　　[12] 持這種觀點的主要有John D. Steinbruner, Cybernetic Theory of Decision: New Dimensions of Political Analysi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71-86, 124-136; Richard Ned. Lebow, Between Peace and War: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Press,1981, pp.169-191.
　　[13] 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是Glenn H. Snyder and Paul Diesing, Conflict Among Nations: Bargaining, Decision Making, and System 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Cris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355-407.
　　[14] Lawrence S. Falkowski ed., Psychological Model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79, p.92.
　　[15] James W. Lamare ed., International Crisis and Domestic Politics: Major Political Conflicts in 1980s, New York: Prager, 1991, p.27.
　　[16]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97.
　　[17] 轉引自馬克斯韋爾：《印度對華戰(zhàn)爭》，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2年版，第122頁。
　　[18] Lewis A. Coser, “Termination of Conflict”, Journal of Conflict of Resolution, Vol.4 (1961), pp.347-353.
　　[19] 參見邱美榮：《危機政治：理論與實證研究――以中印邊界危機為例》，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2年6月。
　　[20] 尼赫魯自己認為，“對外交政策的批評，你會發(fā)現――大多數批評也是對我們國內政策的批評，它們是捆綁在一起的，我能理解�！眳⒁奍ndia, Government of,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1961-1962), Prime Minister on Sino-Indian Relations: In Parliament, I, New Delhi: Government of Indian Press, p.252.
　　[21] India, Government of,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1961-1962), Prime Minister on Sino-Indian Relations: In Parliament, II, New Delhi: Government of Indian Press, p.111.
　　[22] Yaacov Y.I. Vertzberger, Misperceptions in Foreign Policymaking: The Sino-Indian Conflict, 1959-1962, Colorado, Boulder: West view Press, 1984, p.139.
　　[23] M. A. Jhangian, Jana Sangh and Swatantra, Bombay: Manktalas, 1967, pp.106-132.
　　Erdman, H.L., The Swatantra Party and Indian Conservat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7.
　　[24] M. A. Kishore, Jana Sangh and India’s Foreign Policy, New Delhi: Associated Publishing House, 1969, p.98.
　　[25] 在1951-1962年間，該黨不僅顯著地增加了在議會中的席位，由1951年選舉中的3個席位發(fā)展到1962年的14個席位，而且在地方層面上所取得的成績遠遠大于此。M. A. Jhangian , Jana Sangh and Swatantra, Bombay: Manktalas, 1967, pp.44-105.
　　[26] 例如在1957年，印共擁有27個議會席位，并由此而成為最主要的反對黨，印共的席位在1962年增加到29個。而與此同時，其他社會黨的議會席位卻在下降，從1951-1952年至1962年間，由21個減少到18個，它們的選票比率由占總數的16.4%下降至9.33%。參見Yaacov Y.I. Vertzberger, Misperceptions in Foreign Policymaking: The Sino-Indian Conflict, 1959-1962, pp.140-141.
　　[27] 參見Yaacov Y.I. Vertzberger, Misperceptions in Foreign Policymaking: The Sino-Indian Conflict, 1959-1962, p.137.
　　[28] India, Government of,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1961-1962), Prime Minister on Sino-Indian Relations: In Parliament, I, New Delhi: Government of Indian Press, p.76.
　　[29] 轉引自Nirad Chaudhuri, The Continent of Circe, London :Chatto&Windus,1965, p.109.
　　[30] 王宏緯：《喜馬拉雅山情結：中印關系研究》，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87頁。
　　[31]參見Richard Ned. Lebow, Between Peace and War: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p.305.
　　
　�。ㄗ髡吆喗椋和瑵�大學亞太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上海，200092）
　　收稿日期：200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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