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飄萍的采寫藝術 　　 　　民國初年中國新聞界普遍存在向壁虛構、捕風捉影的惡習,甚至生造事實黨同伐異。這一弊病,既有政治的原因,有辛亥政論之風對新聞文風的影響,也是中國新聞事業(yè)向現(xiàn)代意義轉變時期的必然。而邵飄萍自覺承擔了改革中國新聞事業(yè)的使命。他認為我國今日尚在幼稚時代之新聞紙,卻以新聞材料缺乏及所載消息不確為兩種極大禍根。為了激勵報社同仁秉筆直書、宣達民意,邵飄萍曾在創(chuàng)建《京報》之初,揮筆大書“鐵肩辣手”四字,懸于報社辦公室內。然而用這四個字來概括邵飄萍的采寫藝術難免偏頗,依照邵飄萍《實際新聞應用學》所涉內容可將其擴展為以下二十個字:耳聽八方、貴在無畏、攻心為上、連載成勢、善搶獨家。
　　耳聽八方。邵飄萍曾說過,記者應該是其腦筋無時休息,其耳目隨時警備,網(wǎng)羅世間一切事物而待其變動。邵飄萍的一些重要稿件很多是“聽”來的。當然,這里的“聽”并不是指道聽途說、杜撰新聞,而是指憑自己的新聞敏感,從聽到的東西里挖掘新聞線索。他的新聞觸角伸進了各個角落,即使上層社會,他也無孔不入,辦法是廣交友。他認為記者在采訪活動中,不應以階級、敵友、道德等為交際的標準,而唯視對方與新聞是否有關,這不妨礙記者保持自己的思想、觀點等方面的獨立性。在交往中,他又因人而施,把握分寸,“謙恭不流于諂媚,莊嚴不流于傲慢”。他是個時刻生活在角色中的記者,在任何場合都不忘記自己記者的身份和職責。 1917 年3 月的一天,邵飄萍在當時的國務院某秘書室中,聽到隔壁國務總理的辦公室里有人打電話給美國公使,說“今日下午三時,段總理赴美國使館訪晤公使”,邵飄萍立刻意識到其中必定有大文章。他隨即赴美國使館向參贊詢問兩國要人會見的目的、內容,令參贊猝不及防,吐露機要,之后,又親見段總理。就這樣,他獲取了一條中德斷交的重大新聞。
　　 貴在無畏。在談到邵飄萍采訪技巧時,不能不提到他“視死其若休”的勇敢無畏精神。他認為記者應該“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興于左,而志不亂”。對受訪者而言,記者只問其新聞價值,不問其本人功罪善惡。即使此人十惡不赦、兇殘陰險,也要千方百計與其見面,這就是新聞采訪中最重要無畏精神。黎段府院之爭正烈時,段祺瑞奏凱返京。當時已是深夜11點半了。邵飄萍聞訊后,先是趕往車站,撲了個空,又換乘汽車,直奔段宅。當時大門已閉,他便讓車夫急鳴警笛,門衛(wèi)以為一定是某政府大員要急見總理,便開啟大門讓他進去。段氏寢室侍員稱總理已經(jīng)休息,邵飄萍便說自己有要事相見。恰巧段方勝黎,滿腔得意,愿對他談。這一談便是兩個半小時,段祺瑞更是幾乎全盤托出事情整個始末發(fā)展情況。邵飄萍事后回憶,如果當時稍無勇氣便錯過時機,也不會有如此成功的一次采訪。而正是這次采訪,奠定了邵飄萍在當時新聞界無人望其項背的地位。
　　 攻心為上�！肮バ男g”應該是邵飄萍新聞采寫藝術中最大的亮點。新聞采訪能否成功,其關鍵取決于訪問對象是否樂意向記者提供真實且富有新聞價值的材料。因此,掌握受訪者的心理格外重要。邵飄萍非常善于對采訪對象使用“攻心術”,他常常在采訪中圍繞特定的采訪任務、目標,有意識地“改變條件”,順應受訪者的心理變化,進而達到采訪目的。但讓受訪者暢所欲言是遠遠不夠的,為此邵飄萍提出記者應揣摩被采訪者的心理,使他們較好地配合采訪。在采訪中要做到:不表采訪之意,對事不持己見,爭取對方議論,對其表示高尚的敬意。
　　連載成勢。邵飄萍新聞采訪寫作的一個重要特點――連續(xù)性。1917年2月9日至3月底,邵飄萍撰寫了22篇評述性通訊《我國與世界戰(zhàn)局》,平均一天多完成一篇。這組通訊報道評述了歐戰(zhàn)發(fā)生后我國與日、德、美等國間的微妙關系。一個總題之下,每篇通訊之間都有內在聯(lián)系。它們從不同角度不同層次回答了總的題目,介紹了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對事件的發(fā)生、發(fā)展、結局,甚至前景作了系列報道。每篇文章都在披露事實、評述分析的同時,設置新的疑問,成為下篇的鋪墊。事件本身險象叢生,通訊亦是懸念迭起,于是,分析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漸次提示過程及本質。
　　善搶獨家。邵飄萍的新聞采寫之所以享譽一時,是因為他不僅特別重視親自獲取第一手新聞材料,還注重時效與內容的新穎獨到、特別注重在獨家新聞上下功夫。他知識廣,經(jīng)歷豐富,信息靈通,與各層著名人物交游多,且在政治、軍事、文學藝術等方面都有較高的修養(yǎng)。他常因獨特的見解和精到的論述而語驚四座,使人刮目相視。這是他作為記者的獨特魅力,這種魅力也賦予他筆下的新聞以獨特風格和獨立的個性。他采寫的新聞緊貼時代的脈搏,對時局的分析鞭辟入里,以連續(xù)報道形式,迅速翔實地反映事件的全過程。雖是第三者客觀角度,卻在中立的敘述中,或是簡短二三句的評介中顯示了鮮明的傾向與見解。所作之文,多是內容新鮮,角度獨特的獨家新聞。邵飄萍能集新聞采訪技巧與豐富的寫作方法手段于一身,在當時形成獨樹一幟的風格。這也正是邵飄萍新聞采寫的魅力所在。
　　
　　邵飄萍的新聞思想
　　
　　 邵飄萍的新聞實踐經(jīng)歷了這樣幾個時期:民國初年的言論自由時期;袁世凱專權,把持輿論實施言禁時期;北洋各系軍閱輪流執(zhí)政,禁錮言論的時期。十幾年的新聞生涯中,邵飄萍曾屢遭政府及軍閥的迫害。他三次入獄,兩次因報紙被封被迫流亡日本,數(shù)次受到警廳的警告威脅。為此,他與政府借用警廳無理干涉進行過堅決的斗爭。
　　新聞法學的先驅者。新聞言論的極端不自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政治生活的重要弊病之一。因此,要求政治上民主的斗爭又是與爭取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斗爭緊密相聯(lián)的。邵飄萍與反動的新聞政策及壓迫言論的刑法、出版法做了堅決的斗爭。他在自己的新聞理論著作《新聞學總論》一書中專辟一章論述新聞法,他的觀點既包含著新聞法所應有的民主與法制色彩,也表現(xiàn)出在專制環(huán)境中持有的反抗精神。邵飄萍認為:新聞事業(yè)具有不同于其他事業(yè)的特殊性質,報紙是“社會公共機關”、“國民輿論代表”。他認為,新聞事業(yè)傳遞消息要面向全社會,“對于人類間相互傳達意志、感情、趣味、知識與一切利害有關之消息”,它與全社會發(fā)生聯(lián)系。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的報業(yè),應該能基本反映出國民的思想要求,同時,新聞輿論也以國家民族利益為是非善惡的標準。邵飄萍對新聞法職能的一個重要見解,就是依新聞法擴大新聞自由與新聞民主程度,就是依新聞自由與新聞民主程度,維護言論機關突破上層秘密,實行自由報道,使國民增長政治知識,以及輿論監(jiān)督的權力和義務。
　　邵飄萍在新聞法的論述和研究上,盡管尚嫌淺顯,但同樣具有一定的開拓性。他首次在新聞學著作中系統(tǒng)刊載了日本現(xiàn)行《新聞紙法》譯文全文、袁世凱兩次《報紙條例》全文、1908年頒布的《大清報律》及當時歐洲各國的新聞法規(guī)。為中國新聞法的研究提供了資料。作為較早地對各國新聞法規(guī)進行了比較性研究的新聞人,他所表述的新聞法思想,盡管還不完備,但其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先進性和科學價值仍值得后人肯定。
　　品性第一的新聞倫理思想。邵飄萍的新聞倫理思想主要反映在他1923年出版的《實際新聞應用學》一書中。雖然在邵飄萍之前或同時代,已有許多報人和學者論述過記者的品德修養(yǎng)對報紙的重大影響,從梁啟超到徐寶璜都在自己的著作中闡述了記者應該具備的優(yōu)秀品質,但是,明確提出“品性為第一要素”的道德命題,并將記者的地位資格等倫理問題列為著作的開篇,邵飄萍是第一人。邵飄萍經(jīng)常以“鐵肩辣手”自勵,以“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作為《京報》工作人員的座右銘。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由于經(jīng)費困難,他有時也接受一些人的資助,但從不為反動軍閥所左右。在從事新聞工作的十四年當中,始終不改新聞救國的初衷,1926年終因秉筆直言,被軍閥殘酷殺害。他用自己的行為和鮮血實踐了自己提倡的新聞記者倫理精神。
　　關于記者的責任,邵飄萍認為,人類社會文化愈進步,則報紙之需要與責任愈增加,記者作為社會、國家、世界的耳目,與國家社會有著重大的關系。因此,記者在倫理修養(yǎng)方面,必須具備強烈的社會責任心。而記者的責任心歸根結底是追求事實的真實性,以贏得社會的信賴。記者在其業(yè)務活動中,既要維護報紙的利益,又要維護他人的利益,絕不可顧此失彼。邵飄萍特別強調了對于新聞之來源,宜始終絕對秘密和凡個人私事不問其善惡,皆不得用做新聞材料。什么可以公開,什么應該保密,都要用對社會、國家、事業(yè)是否有益來衡量。
　　以獨立報格為核心的新聞改革。在新聞業(yè)務的實踐上,邵飄萍是一個勇于創(chuàng)新的人。他從不墨守成規(guī),固步自封。從開始辦報的第一天,他就致力于新聞改革。邵飄萍提倡唯物主義的新聞反映論,認為新聞來源于社會生活,是社會生活的真實、迅速的再現(xiàn)。他強調報紙的指導性,反對所謂的“有聞必錄”和趣味至上。邵飄萍指出,報業(yè)應該是超然于統(tǒng)治者與被統(tǒng)治者的第三種社會因素,負有教育、指導社會輿論的責任:那么,什么是報業(yè)的獨立呢?即在信仰、組織、經(jīng)濟以及報紙公職人員的精神品格方面全部獨立。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邵飄萍確立了以獨立報格為核心的新聞改革方針。一是監(jiān)督政府;二是喚醒民眾,教育民眾。邵飄萍辦報旨在反對軍閥政府、派系以及反動黨團操縱報紙;為愛國主義、民主主義的報紙爭得權利和地位;旨在團結教育更多的報界同仁掃除新聞界沉迷現(xiàn)象,振作起來,使社會得新聞事業(yè)之助以促其改進。邵飄萍還賦予報紙以反對帝國主義的內容。邵飄萍及其《京報》的言論,不受帝國主義報刊言論所左右,敢于獨樹一幟,猛烈抨擊帝國主義的侵華政策,同時積極主張創(chuàng)建中國自己的獨立的新聞事業(yè),打造現(xiàn)代意義的新聞紙。
　　邵飄萍進行新聞改革的另一主要內容,是實現(xiàn)新聞業(yè)的現(xiàn)代化的轉變,他的新聞學著作,從某種意義來說,也是在呼喚這一時期的到來,為它的到來做理論的解釋和人才的培養(yǎng)。在新聞教育事業(yè)上,邵飄萍是當之無愧的開拓者。他先后執(zhí)教于北大、平民大學。講課時深入淺出,理論聯(lián)系實際,并且十分注意培養(yǎng)學生的實踐能力。他所編寫的《新聞學總論》和《實際應用新聞學》,是中國新聞教育史上最早的一批教材。在他指導下出版的新聞學研究會機關刊物《新聞周刊》,是當時“中國唯一傳播新聞學報紙”�？梢哉f,邵飄萍在新聞事業(yè)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他在新聞改革方面積累下來的許多經(jīng)驗,是值得我們研究借鑒的。
　　 當然,邵飄萍的新聞實踐和新聞思想存在不少局限性,這與當時他所處的時代有關。但是,總而言之,邵飄萍不愧為我國最杰出的新聞工作者,他為中國的新聞事業(yè)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毛澤東曾贊揚他是“一個具有熱烈理想和優(yōu)良品質的人�！彼�的那種“鐵肩辣手”的無畏精神,永遠值得新聞界學習。
　　
　　(作者單位:內蒙古師范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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