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以新　“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中的“半個”人物 　　 　　在中共早期歷史上，“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說曾相當流行。隨著許多歷史檔案資料的發(fā)掘和解密，人們逐漸弄明白了其來龍去脈，但對其中所謂“半個人物”仍感到費解。前幾年出版的《楊尚昆回憶錄》披露了“半個人物”就是后來曾擔任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的徐以新。
　　1929年夏，莫斯科中山大學召開了“十天會議”。當時王明遠在國內，沒有出席。會議最后表決時，有29人舉手贊成支部局拋出的《解散團支部的決議案》，其中包括徐以新。此后，多數(shù)中山大學的學生將王明的教條宗派諷刺地稱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關于“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名單，說法不一，涉及52人。而其中的“半個”的由來，是因為“有時與支部局一致，有時又不一致，觀點比較動搖。當時只有十七八(歲)，是共青團員，所以稱為‘半個’�！�
　　徐以新因為與“二十八個半”有了扯不清的關聯(lián)，在此后的50年里，這個陰影都沒有完全消除。在民主革命年代，他曾被張國燾關押三年多，“文革”時期又因康生的一句話“‘二十八個半’沒有一個好人”，其名字也被打入了另冊，黨組織關系被掐斷。1981年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決議精神的指導下許多重大歷史問題得到了撥亂反正。為了弄清“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問題，1981年8月，中央委托馮文彬主持召開了熟悉當時情況的老同志座談會，取得了共識：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或者當年積極追隨王明教條宗派的人，他們的政治表現(xiàn)早就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大多數(shù)變好了；“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并不能準確反映王明宗派集團的實際情況。因此，與會同志建議，黨內今后不再使用“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個專有名詞。1994年12月，徐以新去世時，時任外交部長的錢其琛對其一生的貢獻進行了高度的評價。
　　
　　華國鋒　若干史實得到發(fā)掘和還原
　　
　　近年來，學界對華國鋒的研究有了較多的關注。繼毛澤東之后，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華國鋒任職五年，實際主政卻只有兩年零三個月。以往對他的評價貶多于褒，有論者以“一正四負”來概括：“一iE"’，即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斗爭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八呢摗保�即一是推行和遲遲不改正“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壓制“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二是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干部工作和平反歷史上冤假錯案的進程；三是在繼續(xù)維護舊的個人崇拜的同時，還制造和接受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四是對經(jīng)濟工作中的求成過急和其他一些“左”傾政策的繼續(xù)，也負有責任。
　　近年來，學界根據(jù)大量的史料研究得出：對于華國鋒的評價，“一正”顯得不足，“四負”不少有違事實或過于武斷。這具體表現(xiàn)在：(1)正式提出解決“四人幫”動議的是華國鋒。根據(jù)《李先念傳》編寫組成員的文章披露、吳德在《十年風雨紀事》的自述和當事人張根生的記述，從提出動議到分別溝通，從商量方案到坐鎮(zhèn)主持，華國鋒是抓捕“四人幫”行動所有環(huán)節(jié)的主導者，絕非僅僅“有功”，而的確“起了決定性作用”。(2)主張鄧小平復出工作。據(jù)吳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幫”之后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華國鋒宣布了三條：第一條是請鄧小平出來工作；第二條是要在中央會議上堂堂正正地出來；第三條是要為鄧小平出來工作做好群眾工作。至于鄧小平?jīng)]有馬上復出而等待了一段時間，其實是華國鋒和中共高層的策略考慮。(3)并非華國鋒首次提出“兩個凡是”�！皟蓚�凡是”的經(jīng)典表述，并不出自華國鋒，而源自1977年2月7日的兩報一刊社論。華國鋒本人也說過兩次“凡是”，但是具體背景有不同，與社論的表述也不完全一致。另外，提出“兩個凡是”也不是為了繼續(xù)“批鄧”，因為當時這個口號已經(jīng)廢止。(4施延和阻撓恢復老干部工作者另有其人。
　　
　　王明　塵封66年的“王明中毒事件”真相大白
　　
　　1956年，王明以“到蘇聯(lián)治病”為由到達莫斯科后再也沒有回國，并陸續(xù)在國外發(fā)表一系列文章攻擊中國共產(chǎn)黨和毛澤東。他在1971年寫的《中共五十年》一書第二編第五節(jié)《蓄意毒害王明并摧殘他的健康》中大肆造謠誣蔑，對延安整風時期的所謂“王明中毒事件”進行惡意歪曲，攻擊毛澤東強迫他住院治病，“然后通過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李富春，指示主治醫(yī)生金茂岳用含汞的藥物逐漸毒害”他。該書出版40年來，在國際上造成極其惡劣的政治影響，其不實之詞嚴重丑化和貶損了中共和毛澤東的形象。
　　幾十年來，史學界一直沒有找到駁斥王明誣陷毛澤東的確鑿原始史料。有研究者最近從民間收藏者手中發(fā)現(xiàn)的當年中共中央調查“王明中毒事件”的原始材料，成為可以澄清這一史實的最確鑿、最有力的證據(jù)。這批包括1943年8月6日劉少奇、任弼時等中央領導參與的《委員會記錄》、《為王明同志會診記錄》等14份塵封長達66年的珍貴史料，第一次完整、權威、翔實地記錄了“王明中毒事件”的真實情況。王明在延安的1943年治療過程因藥物而引起中毒，完全是醫(yī)療技術事故，這從當時的會診記錄和對主治醫(yī)生的審訊記錄中都可以看出。另外，王明當時也承認是醫(yī)療事故，所以后期會診時仍要原來的主治醫(yī)生金茂岳主治。這就以史實確證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誣蔑毛澤東“蓄意毒害王明”純屬謊言。
　　
　　張國燾　對其錯誤和貢獻有了更為深入的研究
　　
　　張國燾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但由于他中途叛黨，所以長期以來對其歷史貢獻研究較少。近年來，隨著檔案資料的不斷公布和黨的實事求是路線的貫徹，學者們對張國燾的錯誤和貢獻有了更為深入的研究。主要體現(xiàn)在：(1)他在長征途中另立中央的原因和西路軍與分裂路線的關系問題。有學者研究認為，張國燾放棄另立中央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包括朱德等人的堅決抵制、康北地區(qū)惡劣的生存環(huán)境、共產(chǎn)國際的干預與調解、中共中央的正確策略等。(2)張國燾在建黨中的歷史作用。有學者指出，雖然張國燾在革命過程中犯過嚴重錯誤，甚至中途叛變，但不應當遮蓋其在建立中國共產(chǎn)黨過程中的歷史貢獻。他是五四運動的學生運動領袖，多次參加示威游行，并被推舉為北京學聯(lián)主席。他與李大釗、張申府一起，是北京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的三位最初成員之一。1921年6月，張國燾和劉仁靜作為北京黨組織的代表到上海參加了中共一大，是一大的會議主持者，并被推舉為組織工作的負責人。張國燾同時也是中國早期工人運動的領袖之一。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之后，為了發(fā)展全國工人運動，于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張國燾受命此任，并與同仁一道發(fā)表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宣言》，揭開了中共成立后正式領導全國工人運動的序幕。
　　
　　羅亦農(nóng)　黨的工人運動的倡導者，黨校事業(yè)的開拓者
　　
　　羅亦農(nóng)是中國共產(chǎn)黨早期的著名領袖人物、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的倡導者和主要領導者之一，在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上留下了光輝足跡。近來，有研究者著重研究了羅亦農(nóng)對中國共產(chǎn)黨黨校事業(yè)的貢獻，認為他是中共黨校事業(yè)的開拓者。中共中央黨校謝武軍教授認為，羅亦農(nóng)是黨的歷史上第一個受黨中央委派籌辦黨校的重要人物，他在1925年5月就受中共中央指派主持粵區(qū)黨校工作，1925年10月，他又被中共中央指派北上主持北京黨校工作，并任第一任校長。這段時間雖然只有三個月，但收效很大，培養(yǎng)了大批得力干部。羅亦農(nóng)之所以能被中央選派主持黨的歷史上第一個“最高黨�！�，既是由于其創(chuàng)始人的崇高威望，也是與其自身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yǎng)高和組織領導能力強分不開的。正是這些資質和稟賦使羅亦農(nóng)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任最高黨校校長的不二人選，在中國共產(chǎn)黨黨校史上留下了他的光輝足跡。(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黨史系、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科社研究所)
　　(摘自1月17日《光明日報》)
　　【本欄責任編輯宋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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