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日記新解與魯迅之恩怨】 魯迅先生罵人語句
發(fā)布時間:2020-02-19 來源: 感恩親情 點擊:
“五四運動”90周年之際,繼近代文化名人陳獨秀、梁啟超和徐志摩寫給胡適的27通信札7月30日拍出744.8萬元的高價后,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又征集到一本林語堂的日記,于11月23日在北京公開拍賣。這本中等厚的日記本起拍價為50萬元。
這是林語堂于1929年1月至1932年12月所寫的日記,記錄頗為詳細。當時林語堂在上海東吳大學(xué)法律學(xué)院任英文教授,潛心學(xué)術(shù),日記中幾乎每日皆有讀書寫作的記錄,甚為勤勉。由日記中可知,林語堂日常多與魯迅、胡適、郁達夫、徐志摩、蔣夢麟、周作人、楊杏佛等人往來,時常聚會。除了日常的讀書、寫作、授課、譯書之外,林語堂對導(dǎo)演話劇、收藏碑帖也極有興趣,喜愛旅游、電影與美食。
日記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關(guān)于魯迅的記載。林語堂與魯迅之間的恩怨,一波三折,耐人深究。林語堂初歸國時,與魯迅甚為相得,成為魯迅領(lǐng)導(dǎo)的“語絲社”的重要一員。1926年“3?18”慘案后,魯迅離京避難,應(yīng)林語堂之邀前往廈門大學(xué),二人往來密切。1927年,林語堂與魯迅先后來到上海,此日記中記錄了1929年間二人的多次會面。然而就是這一年8月28日的南云樓事件,魯迅與林語堂之間爆發(fā)激烈的沖突。在日記中可清晰地看到相關(guān)記載。
近代文學(xué)史上,魯迅與林語堂的爭論頗為引人注目,他們曾圍繞著“費厄潑賴”、“痛打落水狗”、“性靈小品”、“匕首投槍”、“做人與做文”,“文人相輕”等問題多次展開論戰(zhàn),言辭激烈多見鋒芒劍光。魯迅是以筆代戈的戰(zhàn)士,也是新文學(xué)的旗幟大師,林語堂則是學(xué)貫中西的著名學(xué)者,二人由知己至仇怨,內(nèi)中隱情曲折復(fù)雜,史料記載多語焉不詳,后人也只得憑空猜度。此次嘉德秋拍古籍善本專場拍品林語堂日記,是林語堂于1929至1933年間逐日詳加記載寫就,多處語及魯迅,或能向我們再現(xiàn)那段鮮為人知的往事。
魯迅逝世后,時在美國的林語堂親撰《魯迅之死》一文,稱譽魯迅為真正的“戰(zhàn)士”,并言“魯迅與我相得者二次,疏離者二次。其即其離,皆出自然,非吾與魯迅有輊軒于其間也……吾始終敬魯迅;魯迅顧我,我喜其相知,魯迅棄我,我亦無悔。大凡以所見相左相同,而為離合之跡,絕無私人意氣存焉”。
悼詞情真意切令人動容,后人多據(jù)此推衍魯林二人坦蕩磊落,君子交惡卻惺惺相惜。然而冠冕堂皇的悼詞,未必是作者心底的本意。為尊者諱,為逝者諱,悼詞中是英勇的戰(zhàn)士魯迅,而林語堂眼中的魯迅,或許只能訴諸筆端,悄悄記錄在日記之中了。
林語堂自謂“魯迅與我相得者二次”,可知林與魯迅曾有一段時光交情不錯。
1923年夏,林語堂從歐洲留學(xué)歸來,由胡適引薦受聘于北京大學(xué)英文系,此時的北大教授已為兩派,一以周氏兄弟為首,一以胡適為代表。林語堂與胡適私交甚好,卻出人意料地加入《語絲》,站到魯迅旗下。林的選擇,與他熱血激昂的性格不無聯(lián)系,1925年學(xué)潮游行中,他曾與學(xué)生們一起走上街頭,拿竹竿和磚石與軍警搏斗,并在眉頭留下一個永遠的傷疤。這一激烈的行為,受到了魯迅的贊譽。魯迅兩次致信林語堂,將林引為革命同志。
1926年“3?18”慘案爆發(fā)時,時任女師大教務(wù)長才兩天的林語堂寫下《悼劉和珍楊德群女士》,與魯迅的《紀念劉和珍君》呼應(yīng)閃耀。1926年邵飄萍遇害后,文人學(xué)者多南下逃難,林語堂遠赴廈門大學(xué),不久魯迅離京,亦接受林的邀請前往廈大。在廈大的四個月,二人雖屢遭排擠,交情卻愈加深厚了。林曾說“我請魯迅至廈門大學(xué),遭同事擺布追逐,至三易其廚,吾嘗見魯迅開罐頭在火酒爐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誼,而魯迅對我絕無怨言是魯迅之知我”(林語堂《魯迅之死》)。魯迅也在致許廣平的信中說:“其所以熬著者,為己只是有一個經(jīng)濟問題,為人就怕我一走,玉堂(即林語堂)立刻要被攻擊,因此有些彷徨!薄白蛞褂裉脕泶蚵爮V東的情形,我們因勸其將此處放棄,明春同赴廣州!倍讼嘀嗑纯梢娨话摺_@段歲月,該是林氏所回憶的“相得者”吧。
后人研究林魯二人,皆稱二人友誼以1929年8月28日的“南云樓風(fēng)波”為轉(zhuǎn)折。魯迅在日記里說:“二十八日……晚霽。小峰來,并送來紙版,由達夫、矛塵作證,計算收回費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樓晚餐。席上又有楊騷、語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將終,林語堂語含譏刺。直斥之,彼亦爭持,鄙相悉現(xiàn)!绷终Z堂在四十年后作《憶魯迅》一文回憶道:“有一回,我?guī)缀醺[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魯迅神經(jīng)過敏所至。那時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滿干北新書店的老板李小峰,說他對作者欠帳不還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說了附合的話,不想魯迅疑心我在說他。他是多心,我是無猜。兩人對視像一對雄雞一樣,對了足足兩分鐘。幸虧郁達夫作和事佬。幾位在座女人都覺得‘無趣’。這樣一場小風(fēng)波,也就安然流過了!
郁達夫在《回憶魯迅》中稱這是“因誤解而起正面的沖突”。據(jù)郁的描述,當時魯迅有了酒意,“臉色發(fā)青,從座位上站了起來”,林語堂也起身申辯,氣氛十分緊張,郁達夫N按魯迅坐下,一面拉林語堂夫婦走下樓去。此番風(fēng)波之后,林語堂與魯迅便正式?jīng)Q裂了,魯迅諸多文章中皆有對林語堂毫不留情的批評譏諷,而林語堂的日記中也寫道:“八月底與魯迅對罵,頗有趣,此人已成神經(jīng)病!(見1929年8月日記)然而兩位大師的決裂,當真是由一個小小的誤會引起?若非事前已存有芥蒂猜忌,怎會公然在眾友人前爭執(zhí)?
細究林語堂日記,不難發(fā)現(xiàn)早在南云樓風(fēng)波之前,林語堂與魯迅之間已有分歧,林語堂眼中的魯迅早已不復(fù)當年他所敬仰崇拜的新文學(xué)旗幟,日記中語及魯迅,多有不恭之辭。追根究底,這根源于二人對于中國人的“國民性”截然不同的看法。
林語堂的國民性探究是一種兼及正負的較為全面的研究和描述,他雖然也認為中國國民性中有若干缺陷,卻也對一些國民性特征譬如“中庸之道”予以欣賞。他推崇的“高地人生觀”,實則是一種融合了儒家的謙遜耿介和道家的超塵脫俗、自然簡樸的人生理想和處世哲學(xué)。
林語堂在上海創(chuàng)辦《幽默》,以性靈閑適折射對世事的思索與批評,符合林氏一貫的國民性理論,而這樣的做法,卻被魯迅視為怯懦與奸猾。魯迅猛烈抨擊的中國國民性,聚焦于占國民最大多數(shù)的農(nóng)村底層民眾的贏弱病態(tài)的精神狀態(tài)。他所關(guān)注的大多是令他極難忍受的愚昧、麻木、怯弱、懶惰、巧滑、茍安、奴性、精神勝利、自欺欺人甚至“人吃人”等,一向痛加批判,且語多峻急,極盡譏諷。這一根本性的分歧,在林語堂的日記中亦有記載:“魯迅說中國人談不到個人主義,談不到‘主義’,只是個體自由行動而已。我說‘欺負人’共‘被欺負’是中國社會的兩階級,是一切社會沉寂之原因。中國只有tribal morality游族倫理觀念一中國人之倫理進步只到此點而已。”(見1929年1月24日日記)此次討論的不歡而散,使二人友誼瀕臨破裂。半個多月后,林語堂已刻薄地將探望魯迅稱為“看神經(jīng)變態(tài)”了。(見1929年2月16日日記)
南云樓風(fēng)波后,林語堂日記中絕口不提“魯迅”二字,取而代之的卻是與周作人、胡適、徐志摩等人往來親密。此時在林語堂的眼中,魯迅不再是當初攜手互助的同志,而是深惡痛絕的敵人了。
談及魯迅與林語堂的恩怨,世人只知“南云樓”,卻不知二人早為“國民性”爭論分道揚鑣,這段秘聞過往,若非林氏日記的重現(xiàn),恐將湮沒于長河歲月。透過林語堂筆端私密記載,得以重拾歷史的真相,從此對魯迅與林語堂的研究,或?qū)⒅匦掠枰远x,對近代中國新文化運動、新文學(xué)史料研究而言,亦是極富意義的補充。
相關(guān)熱詞搜索:魯迅 恩怨 新解 林語堂日記新解與魯迅之恩怨 新解與魯迅之間的恩怨 林語堂日記
熱點文章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