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國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歷經了66年的政府管理體制錘煉、轉型與升華，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簡單的分級分部管理體制到黨的十八大報告、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戰(zhàn)略，展示了干部人事制度中標準人性假設與特定時代背景下干部實際人性特征從適應、沖突到不適應的發(fā)展脈絡，推動著干部人事管理的改革，反映了從非人格化的理性管理提升到人性化管理模式的制度轉型。未來我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將致力于建立一個以公平公正、靈活有彈性、人性化為價值體系的現代型干部人事制度，它將會使公務員職業(yè)化規(guī)范越來越嚴格、人才激勵制度越來越靈活，并成為人性自利性和公共精神的制度博弈與平衡的過程。
　　關鍵詞：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人性假設；制度變遷
　　中圖分類號：D6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7168（2015）02-0037-08
　　我國干部人事制度是政治、經濟、文化等多種復雜的社會因素作用的產物，其形成帶有鮮明的時代特征，這種時代背景存在于制度表象背后，規(guī)定著行政人員某些標準化的人性特征，并成為干部人事制度的邏輯前提。雖然干部人事制度規(guī)定的標準化人性特征主導著當時的干部管理制度設計，但人事制度踐行時，實際的干部人性表現可能會出現與制度設計的標準化人性相背離的現象，造成有些干部權力尋租、以權謀私，帶來民眾的不滿，形成治理的困境，于是原有干部人事制度中的標準人性假設與社會發(fā)展過程中干部表現的實際人性特征的高度不適應，成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最直接動力。干部人事制度人性假設應然與實然之間的矛盾隨著時代的變遷而發(fā)生改變，并牽引著干部人事制度的不斷改革，成為我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內在驅動因素。
　　一、我國干部人事制度人性假設與干部行為動機的沖突推動制度演變
　　（一）新中國成立后到“文革”前（1949年～1966年）基于道德人假設的干部人事制度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開始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國家經濟崩潰，通貨膨脹嚴重，嚴峻的現實要求中國共產黨和各級人民政府把生產建設作為自己的中心任務，認真抓好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fā)展工作。1952年，國內的經濟形勢基本恢復平穩(wěn)。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我國中央政府根據新中國成立前根據地的人事工作經驗，以及在學習蘇聯模式的基礎上，逐步建立了人事管理的一系列制度，建立了分級分部管理體制，對干部人事管理的具體環(huán)節(jié)如錄用調配、培訓、工資、離退休、轉業(yè)干部安置以及大中專畢業(yè)生分配都進行了制度規(guī)定。1953年，中央頒布了關于《加強干部管理工作》的決定，建立了分部分級的干部管理體制，對機關干部進行了簡單的分類分級管理，“避免或減少了在執(zhí)行黨的干部政策中的不統(tǒng)一的現象和在干部問題上的本位主義現象”。分部分級的干部人事管理體制與當時計劃經濟體制是完全適應的。1957年《國務院關于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獎懲暫行規(guī)定》中規(guī)定“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必須堅決地執(zhí)行國家的各項政策、法律、法令，遵守政府的決議、命令和規(guī)章制度，切實地完成國家交給的各項工作任務，愛護和保衛(wèi)公共財產，保守國家機密，樹立勤儉樸素、謙虛謹慎、密切聯系群眾的優(yōu)良作風”。1964年毛澤東在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上提出了選拔干部五條標準：懂得一些馬列主義、要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要能夠團結大多數人、有事要跟同志們商量、自己有了錯誤，要作自我批評。把違反民主集中制，不服從上級決議與命令、壓制批評等行為視為嚴重失職行為。工資制度則由“包干制”、“工資分”發(fā)展到1956年實行統(tǒng)一的職務等級工資制。這個時期的干部人事制度簡單規(guī)范，人性假設強調干部絕對服從上級、服從集體和奉獻集體，要求干部要利他、無私，完全否定了個人利益的存在，符合道德人假設的標準人格口]。道德人基本假設在西方源起于斯密的《道德情操論》，這本名著開篇就對人的利他性進行了論述，“無論人們會認為某人怎樣自私，這個人的天賦中總是明顯地存在這樣一些本性，這些本性使他關心別人的命運，把別人的幸福看成自己的事情，雖然他除了看到別人的幸福而感到高興外，一無所得”。而我國古代儒家思想也對道德人做了經典的詮釋，如《論語》中提到的“茍志于仁矣，無惡也”，“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新中國成立初期道德人假設的干部人事制度雖然不完善，但讓干部的思想與行為迅速統(tǒng)一到社會經濟建設工作中，契合了計劃經濟的基本特征。
　　然而，在階級斗爭的政治氛圍中，道德人假設的干部人事制度實施得并不順利。1950年后，全國掀起了思想文化戰(zhàn)線上的批判、“反右”、“大躍進”等一系列政治運動，廣泛宣傳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思想，但這些運動背離了中共八大擴大社會主義民主的要求，脫離了社會經濟與民主發(fā)展實際，無限上綱，傷害了一些愿意從事有益于人民工作的知識分子，而且迫使人們說違心的話。這一時期的價值觀變得固定與僵化，不允許存在任何多元化的價值觀念，在階級斗爭氛圍濃烈的政府機關氛圍中，干部人事制度的實施嵌套于階段斗爭的政治氛圍中，干部人事制度中規(guī)定干部要無私奉獻于國家經濟與社會建設事業(yè)，在實施運行中卻偏離了方向，轉變?yōu)殡A級斗爭和國家建設服務，為了避免劃入階級敵人，干部行為謹慎，不敢發(fā)出任何個人的聲音。干部的實際人性假設變?yōu)殡A級人，階級人假設是馬克思主義基于階級分析的基礎上提出的人性理論假設，即階級社會中人的階級本性作為人的行為動機的基本出發(fā)點，作為階級關系的物質承擔者和階級范疇的人格化，個人并不僅僅代表他個人本人，他是階級的化身，有著階級的靈魂。當然，干部人事制度中道德人假設與實際運行過程中體現出的階級人假設有相通之處，即都強調為國家建設服務、為國家利益和階級利益犧牲個人利益。然而道德人和階級人之間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和沖突，階級人突出的是把本階級利益放在第一位，當本階級利益與其他階級的利益發(fā)生沖突時，要通過階級斗爭實現本階級的利益最大化；道德人假設則要求每個人不僅不能有個人的利益，而且也不應過分追求本階級的利益，而應全心全意為國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服務。這種關于人性的應然假設與實然假設之間既相互融合又相互沖突的狀態(tài)，使得該時期的干部制度雖在總體上適應了當時的社會經濟發(fā)展要求，但也蘊含了驅使其變革的內在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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