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間產品貿易在推動以中國為主導的區(qū)域價值鏈、深化中國與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國家價值鏈分工與合作中具有重要作用，制度質量則是深化中國與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國家以中間產品貿易為主要內容的價值鏈分工的制度支撐。運用主成分分析法將15個維度的制度質量指標計算成一個綜合性制度質量指標，將制度質量作為核心解釋變量，加入控制變量構建計量模型，研究了中亞五國制度質量的變動對中國對其中間產品出口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中亞五國制度質量的提高可以顯著促進中國對中亞五國中間產品出口。
　　[關鍵詞]制度質量；中間產品；中亞五國
　　[中圖分類號]F7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283（2018）02-0021-05
　　Abstract： Trade in intermediate good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epening labor of divisions between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 quality of the Mid-Asian Countries on China’s exports in intermediates， and it is found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institution quality of the destination countries will positively affect China’s exports in intermediates.
　　Keywords： Institution Quality；Exports in Intermediates；Mid-Asian Countries
　　一、引言
　　在經濟全球化與技術進步的浪潮推動下，中間產品貿易成為國際貿易的主要方式，越來越多的發(fā)展中國家融入以跨國公司為主導的“全球價值鏈” （Global Value Chain）。2013年，中國政府提出共建 “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倡議，促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國家中間產品貿易，推動了以中國為主導的區(qū)域價值鏈的形成與深化。其中，中國對處在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qū)中亞五國的中間產品貿易顯得尤為重要。中間產品貿易使得中國和中亞五國能更深地融入全球價值鏈的分工與合作中，促進各國專業(yè)化生產、提高企業(yè)生產效率。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倡議倡導通過政策溝通、設施聯(lián)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促進中國與沿線國家的中間產品貿易，深化產業(yè)分工與合作，并構造由中國主導的區(qū)域價值鏈，中亞五國也應著眼區(qū)域內價值鏈塑造，將傳統(tǒng)貿易領域拓展到產業(yè)內和產品內貿易領域，實現(xiàn)真正的“貿易暢通”。制度質量是深化中國與中亞五國以中間產品貿易為主要內容的價值鏈分工與合作的支撐點，也是貫徹與實現(xiàn)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五通”目標的基礎。制度質量作為以往經典貿易模型中既定假設，其改進是否會促進中國對中亞五國中間產品出口？這正是本文試圖考察的問題。
　　已有較多的研究探討了制度質量與國際貿易的相關性。North（1990）闡述分析了制度的演變，并在此基礎上發(fā)現(xiàn)傳統(tǒng)的國際貿易理論模型中有一部分貿易流失可以用一國制度質量的變化發(fā)展來解釋； Berkowitzeta1（2006）利用契約制度衡量一國的制度質量，并對貿易國雙方制度質量對不同產品貿易的影響進行分析；Méon and Sekkat（2008）用6個指標來衡量一國的制度質量，研究了60個國家的工業(yè)制成品、非工業(yè)制成品的貿易狀況，實證結果表明一國制度質量越好，對其工業(yè)制成品的出口越具有促進作用，但一國的制度質量的好壞與否，對其非工業(yè)制成品的出口無顯著影響；郭蘇文、黃漢民（2011）從法律、微觀經濟、宏觀經濟三個維度構造綜合制度質量指標，研究認為高制度質量能促進國際貿易，制度的不穩(wěn)定性對對外貿易會產生成本，從而阻礙對外貿易發(fā)展；文雁兵（2015）同樣也構建了制度質量指標，分別研究了制度質量對國際貿易短期和長期的促進效果，其研究表明，制度質量對國際貿易不論短期還是長期均有促進作用；李建軍，孫慧（2016）運用實證研究了全球價值鏈分工下制度質量對“絲綢之路經濟帶”國家經濟增長的影響。但總的來說，有關制度質量對中國與絲綢之路經濟帶的中間產品貿易的研究較少，本文擬將制度質量作為核心解釋變量，主要從實證角度考察制度質量變動對中國與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國家的中間產品貿易的影響，以期為決策部門制定促進中國與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國家雙邊貿易深化的措施提供決策借鑒。
　　二、中國對中亞五國中間產品出口及中亞五國的制度質量狀況
　　（一）中國對中亞五國中間產品出口現(xiàn)狀
　　本文對中間產品的界定依據是聯(lián)合國“廣義經濟分類法”（BEC）對中間產品的劃分，BEC編碼為111（食品和飲料，初級，主要用于工業(yè)）、121（食品和飲料，加工，主要用于工業(yè)）、21（初級工業(yè)用中間產品）、22（加工后的工業(yè)用中間產品）、31（燃料和潤滑劑，初級）、32（燃料和潤滑劑，加工（不包括汽油））、42（資本貨物（運輸設備除外）零部件）、53（運輸設備零部件）為中間產品。
　　第一，中國對中亞五國的中間產品出口額保持波動增長態(tài)勢。從中國對中亞五國總體中間產品出口貿易規(guī)模來看，2005—2016年，中國對中亞五國的中間產品出口額保持波動增長趨勢，從2005年的16.53億美元迅速增長到2016年的60.01億美元，增長了約3.6倍，其中2013年增長達到峰值，高達87.24億美元。從國別來看，中國對哈薩克斯坦及吉爾吉斯斯坦的中間產品出口規(guī)模及所占份額較高。中國對哈薩克斯坦的出口額高于中國對其他四國的中間產品出口額，且中國對哈薩克斯坦的中間產品出口占中國對中亞五國中間產品出口的份額平均為45%以上，中國對吉爾吉斯斯坦的中間產品出口均占中國對中亞五國中間產品出口的20%以上。從出口增速來看，2005—2008年，中國對中亞五國的平均增長率約為56.08%，中國對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中間產品出口增速分別高達95.33%、92.55%、163.70%。進入后危機時代，2010—2013年中國對中亞五國的平均增長率約為19.36%，是中國對外貿易增長的一大亮點，見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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