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教育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最大的差距不是技術、不是金錢、也不是人才，而是落后的制度。“副部級”高校的做法強化了大學的行政化傾向和官本位價值，助長了高校領導干部在“做官”上的攀比，在實踐中已經產生明顯的負面后果。

　　繼2000年前后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20余所大學被確定為“副部級”，最近，華中科技大學、廈門大學等11所大學也升格為副部級。這樣，我國現有約32所副部級大學，都是列為國家重點建設的優(yōu)秀大學。

　　中國的優(yōu)秀大學怎樣發(fā)展建設、怎樣爭創(chuàng)“世界一流”，一直為國人所關注。國家的一個重大舉措是通過“985工程”對若干研究型大學進行重點投資建設；
提升這些大學的行政級別是否重點建設的另一措施不得而知，但其合理性卻是應當從根本上予以質疑的。

　　區(qū)別于政府和企業(yè)，大學作為教學和研究機構，是典型的“第三部門”。高等學校的管理應當遵循自己的邏輯，而非套用行政化的機關模式。在計劃體制下形成的單位制，使我國的社會組織均有不同程度的行政化色彩，如為人詬病的“處級和尚”之類；
但淡化學校的行政級別，擴大高校的自主權，使之成為面向社會自主辦學的法人實體這一改革的目標是十分明確的。為此，早在1980年代中期的教育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中，即取消了普通高校的行政差別，將所有高校均定為局級。以中國高校差距之大，享受劃一待遇固有不盡合理之處；
但解決的方案應當是通過進一步改革，讓高等學校在社會上自主生長，確立新的機制，如同國企改革那樣，而不是退回到行政化的老路上來。

　　蔡元培當年對舊北京大學的改造，根本之處就是破除其官場性質、官僚習氣和讀書做官的價值觀，確立大學作為研究高深學問的學術機構的屬性。“副部級”高校的做法強化了大學的行政化傾向和官本位價值，助長了高校領導干部在“做官”上的攀比，在實踐中已經產生明顯的負面后果。

　　一些地方也上行下效，將高校視為行政下屬，作為安排干部、安插私人的“自留地”。這種制度與培養(yǎng)創(chuàng)造型人才、培養(yǎng)大師、爭創(chuàng)“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是背道而馳的。它再一次提示我們，我國教育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最大的差距不是技術、不是金錢、也不是人才，而是落后的制度。如果沒有建立現代大學制度，沒有實現制度層面的現代化，那么國家花再多的錢，中國的公立大學也與“世界一流”無緣。

　　1990年代以來，我國高等教育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fā)展，但由于體制改革的滯后，也出現一些明顯的問題�！案辈考墶备咝Ｊ墙逃�領域“官本位”回潮的顯著一例。另外一例是經新一輪高校合并調整，部門辦學的陳舊體制被基本破除。然而，它在教育部門卻反而被強化。由于合并后教育部所屬高校由原先的36所增加到71所，其管理職能卻并沒有相應改變，于是出現這些優(yōu)秀大學“跑部前進”、甚至不得不設立駐京辦事處的怪事。

　　近年來，國家教育投資大幅增加，但撥款和資源配制的體制并沒有改變，從而產生了一個負效應：教育部門原本應當轉移、下放、縮小的行政權力反而被大大增強。

　　不久前，中國銀行宣布，從今年下半年起，中國銀行的人事制度序列中將不再出現行長、處長等行政官銜，而代之以總裁、經理等符合現代企業(yè)制度的經理人頭銜，以淡化和取消企業(yè)的行政級別。遼寧省將逐步取消中小學校長的行政級別，建立校長職級制，形成職務能上能下、待遇能高能低、流動能進能出的機制。企業(yè)界能做到的，教育界能不能做到？中小學能做到的，優(yōu)秀的大學是否更應該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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