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巴東女服務員刺死官員案有了微妙的進展。5月18日，巴東縣公安局發(fā)布了“關于‘5·10’案件情況通報”，在公布“基本案情”的同時，亦就巴東縣公安局的辦案原則，及接受媒體采訪等情況，做出了“幾點聲明”。

　　孰料，巴東縣公安局針對輿論所作的回應，非但沒有起到澄清事實、平息輿論的作用，反而將輿論的矛頭直接引向了公安局自身。媒體評論和網(wǎng)友留言紛紛質疑“通報”有篡改事實真相、改變案件定性、曲意回護被刺官員的企圖。有媒體評論直指“巴東警方像被刺死官員的辯護律師”，更有評論認為巴東縣公安局的“通報”，成了把“抗暴烈女”抹黑成“殺人兇犯”的黑手。

　　按照最普通的法律常識，案件性質和對犯罪嫌疑人的定罪、量刑，都必須也只能經(jīng)由司法審判予以認定，無論媒體對案件細節(jié)的描述，抑或公安機關基于偵察結果所作的通報，都不具有為案件定性的權威。

　　但目前的輿論，顯然已經(jīng)根據(jù)最初媒體報道，對案件給出了未審先判的結論：被刺官員強奸未遂，女服務員正當防衛(wèi)。而巴東縣公安局“通報”中所有與媒體報道不符的細節(jié)，都被視為企圖改變這一定性的伏筆，隱含著官官相護的陰謀。

　　顯然，在司法程序尚未啟動，有關事實真相的信息都還無法確認的時候，輿論已經(jīng)抱定了一種先驗的立場，即任何有利于支持“被刺官員強奸未遂，女服務員正當防衛(wèi)”的信息，都被視為事實，而任何不利于這一定性的信息，則必然被視為混淆視聽的陰謀。有了這樣的預設立場，即使巴東縣公安局在其“通報”中特別聲明：“鑒于本案未偵查終結，此情況通報的內容尚不能作為公安機關的最終認定結論�！眳s依然不能被輿論所接受。

　　如果僅就事件本身而言，輿論的先驗立場顯然并不理性，而且那些在媒體上慷慨撰文的評論者，也未必不清楚其中可能存在的邏輯漏洞。但輿論如此高度一致，其所關注的已經(jīng)不限于事件發(fā)生那一刻的具體事實，而是從官員們踏進“雄風”賓館那一刻起，就已經(jīng)對女服務員實施的“強暴”。

　　無論媒體的報道還是公安局的通報，一個基本的事實都沒有也無法回避，即被刺官員不但在賓館向服務員要求性服務，而且其中被刺致死的鄧貴大，還公然“拿出一疊錢炫耀并朝鄧玉嬌頭、肩部搧擊�！比绱顺嗦懵愕男袕�，表達的不僅是一個強勢男性對一個弱勢女性的精神強暴，更是以金錢、權勢為代表的強橫勢力，向一個孤獨無助的女服務員為代表的弱勢群體的暴力示威。被刺死官員的那疊錢，打痛的是社會正義的神經(jīng)。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無論被刺官員索要的究竟是媒體披露的“特殊服務”還是巴東縣公安局認定的“異性洗浴服務”，或被刺官員究竟是將女服務員“按倒”在沙發(fā)上，抑或“推坐”在沙發(fā)上，被刺官員對女服務員的強暴意圖都已經(jīng)在實施之中，女服務員的揮刀自衛(wèi)，也就有了足夠的社會正義角度的正當性。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輿論對巴東縣公安局“通報”中的每一個細節(jié)嚴加盤究，其根本的目的在于盡一切可能，將具體的案情與社會正義的訴求重合，將女服務員對自身尊嚴的護衛(wèi)，與具體案情中的正當防衛(wèi)相重合。否則，一個以自身的暴烈行為維護了自身尊嚴，并在事實上替社會公眾維護了尊嚴的女子，卻以法律的名義受到嚴懲，會讓所有被鄧大貴的那疊鈔票打痛的公眾，無法面對自己的內心。

　　因此，輿論有必要繼續(xù)以最警醒和嚴苛的目光，盯住案件的每一點進展，使司法過程在輿論的正當監(jiān)督之下，最大限度地尊重事實，在維護當事各方的合法權益的基礎上實現(xiàn)社會正義。

　　但輿論也不得不面對的事實是，無論對女服務員的行為如何定性，刺人致死的事實無法更改，因此除非鄧玉姣被診斷為行為無法自主的嚴重精神疾病，否則仍然有可能面對或長或短的牢獄之災。在這一點上，對社會正義的呼喚，與對一個具體女子的拯救，注定無法完全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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