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來，政治改革的呼聲總是不絕于耳，然而，政治現(xiàn)實仍然故我，沒有什么令人欣喜的變化。而讓人日益擔心的是，各地的治理似乎有惡化的趨勢，力的成份逐漸上升，理的成份逐漸下降。

　　一棟房子舊了，不好使了，就要維修，也就是改革。長久不修，或修而不好，那只有換個房子住，也就是革命。因此，不想改革，或改而不成，那結果很可能就是革命（或動亂），這是政治變化的一般規(guī)律。

　　因此，政治改革之首在于認識到改革之必要，從而產生推進改革的真實意愿，也就是“心誠”。如果能夠推進改革的人沒有這種意愿，那么講再多的道理也是白搭。在國家需要政治改革時，老百姓很容易地認為主政者也會有這種意愿。歷史常常證明，老百姓過于想當然，主政者的那種意愿是很難產生的。因為“國家需要”不等于“我需要”，這兩種需要通常是沖突的。最近一些有良心的知識分子加大了呼吁政治改革的力度，而且一針見血地指出阻礙改革的力量在于既得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在形成政治決策的過程中發(fā)揮著關鍵性的作用，政治要改革，必然要觸動他們的利益，很難想像他們會有意愿推動一場損害自己利益的改革。

　　既然如此，那不是沒有希望了嗎？改革的意愿何從產生呢？

　　希望還是有的，改革意愿有可能從三個方面產生：（一）中下層群體的表達與抗爭，其力度越大，上層不改革的成本越高；
（二）既得利益集團內部的矛盾，其中得益偏少的人會傾向于改革，并比一般的平民有更多的辦法增強主政者的改革意愿；
（三）主政者與既得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主政者的權力不是完全依賴于既得利益集團，當他們發(fā)現(xiàn)自己的權力與后者產生很大的沖突時，改革的意愿就會增強，如果主政者想成就更大的功業(yè)，那么這種意愿就會更加強烈。

　　根據這三項標準，我們可以大體判斷主政者的改革之心誠不誠�；ヂ�(lián)網的發(fā)展為普通老百姓提供了有關這三項標準的各種信息，判斷起來至少比以前容易多了。

　　如果主政者有了真實的改革意愿，接下來需要講清楚改革的道理，也就是“理明”。

　　這些年，所謂這派那派吵得不可開交，讓老百姓感到政治改革的道理永遠也講不清楚。改革的道理講不清，又如何去改革呢？以前有“摸著石頭過河”的說法，意思是講不清道理的事，先做了再說。其實，當時改革的推動者自己是明白一些道理的，并非真的是糊里糊涂地過日子，只是不愿爭論，因為那樣會激起更大的反對力量。當時的經濟改革可以那樣做，因為很多人處于未覺醒的狀態(tài)，而且經濟改革可以分散地進行，出了事情可以收回來�，F(xiàn)在的政治改革則難以那樣做，老百姓越來越覺醒了，政治改革盡管也可以分散進行，但與經濟改革相比，更具有牽一發(fā)而動全身的效果。因此，先把道理講清楚是有必要的。政治的道理不需要像自然科學的道理那樣，需要嚴格的證明，只需要有更強的說服力就行了，它是在某種共識的基礎上，添加適當?shù)倪壿嫼妥C據。

　　“共識”也并不意味著每個人都相信，而是絕大多數(shù)人都相信。譬如說“民主”，它是當前中國人關于政治改革的一個共識，盡管有少數(shù)人反對它，但絕大多數(shù)人支持它。因此，將它作為政治改革的目標是合適的，這是我們可以講清楚的第一個道理。

　　什么是民主呢？似乎有很多種說法，比前一個道理難得講清楚。但我們能不能達成一個較大程度的共識呢？無論左派，右派，都不反對民主，不反對人們能夠就涉及自己的事務做出決斷。只是前者主張全面的民主，要將民主貫徹到經濟、社會和政治的各個領域，后者大概只主張政治的民主。站在左派的立場上，全面的民主也不能全面開花，只能一步一步地來。左派能不能學學革命時代的國共合作，暫時同意右派的立場，將政治的民主先做起來呢？這樣應該是可能的，因為政治民主是全面民主的關鍵部分，這個部分做好的話，可以有利于其他民主的推進。這是我們可以講清楚的第二個道理。

　　政治民主又是什么呢？左派的理想是大民主，也就是全體人民共同參與的民主，右派的理想大概只是代議民主，也就是人民選舉代表替自己做決策的民主。其實，如果大民主真如理想中那樣實現(xiàn)的話，似乎沒什么不好。最好找到一種方式，讓所有人都能充分地發(fā)表意見，并且能夠有一種過濾程序，將那些劣質的意見淘汰下去，然后“善鈞從眾”，對剩下來的好意見進行表決，按多數(shù)原則確定最后的方案。倘若如此，右派沒有多少理由可以反對左派的大民主。問題的關鍵不是理想目標，而是技術條件。目前的人類還無法找到一種有效的辦法，在有一定規(guī)模的人口中實現(xiàn)大民主的目標。毛澤東試圖實現(xiàn)它，但失敗了。但我們不能放棄這方面的探索，尤其在小規(guī)模人口中，譬如說在一個小村莊或者一個小社區(qū)里面，我們可以進行更多的嘗試，而且，電子技術的發(fā)展讓這種探索可以擴展到更大規(guī)模的人口中去。不過，就目前來說，民主的主要內容還是選舉代表替我們做決策。即使是巴黎公社也是需要代表來做決策的，只是人民對那些代表進行了更嚴格的控制而已�，F(xiàn)在的關鍵問題是：那些代表能否做出實質性的決策，能否按照選民的利益或意志做出決策？要保證代表能夠按照選民的利益或意志做出實質性的決策，在這個問題上左派與右派有什么區(qū)別呢？可能差別不大。因此，這是我們可以講得清楚的第三個道理。

　　有什么辦法可以做到這一點呢？其實，辦法是不多的：一是要讓人民選出的代表所組成的機構有權，能夠做出實質性的決策；
二是要讓不能夠按照人民利益或意志行事的代表受到懲罰。人民選出的代表有兩塊，一塊做立法，一塊做行政。二者的權力應該如何分配，可能有這樣那樣的說法，但它們都應該有實質性的權力。左派可能希望立法權力居于行政權力之上，右派可能希望二者之間有個平衡。就當前中國的情況來說，可能左派的希望離現(xiàn)實更遠一點。但對左派的這種希望，右派大可不必嚴加批評，因為現(xiàn)實是做立法的機關基本上沒有什么權力。人民對選出的代表如何監(jiān)督呢？左派希望像巴黎公社那樣，人民隨時可以將不稱職的代表撤換下來，讓代表處于自己的充分控制之下。右派只希望通過定期的選舉來控制代表，并通過分權的方式讓不同的機構之間相互監(jiān)督。無論如何，人民至少能夠通過選舉來控制代表，這種選舉必須是公平競爭的，至少讓人民能夠通過選票在有限的選項中進行決定性的選擇。結合中國的現(xiàn)實，那就是讓人大代表在競爭性選舉中產生，并且讓人大至少具有向行政部門叫板的權力。這是我們可以講得清楚的第四個道理。

　　如果人大有權了，那么中國執(zhí)政黨往哪兒擺呢？這大概才是當今中國政治改革最難講得清楚的道理。右派喜歡用西方的政黨理論來比照中國的執(zhí)政黨，認為它只不過是一個自愿組成的政治團體，必須在憲法確定的民主制度內活動，其地位顯然不能跟人大比。左派則喜歡用馬克思主義的先鋒隊理論來理解中國的執(zhí)政黨，說它的執(zhí)政地位是歷史形成的，憲法只是確認一下這種地位而已。我們可以按照左派的理論來推導，承認執(zhí)政黨有一種歷史使命，因為這種使命而在中國政治生活中享有核心的地位，而且是法定的地位。問題是，這種使命是什么呢？根據權威文件，它的政治使命就是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也就是幫助人民過上民主的生活。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人民的民主生活主要是通過代表來做決策的生活，由于人民還不大會運作這種生活，需要執(zhí)政黨來指導，這樣說應該是合情合理的。而選代表做決策的最大平臺就是人民代表大會，執(zhí)政黨應該幫助人民如何選舉代表，如何競選代表，如何代表人民做決策。人民一旦學會了，執(zhí)政黨的角色就要發(fā)生某種變化，大概要從高高的指導者位置上降下來。我想這應該是左派的想法，右派大概也不會反對這種想法。這是我們可以講得清楚的第五個道理。

　　如果要指導人民通過人大過民主生活，那么從哪兒著手呢？這不僅會讓執(zhí)政黨的地位慢慢地發(fā)生變化，而且會讓各群體的利益結構發(fā)生變化。如果全面開花，成本會很高，而且很容易在巨大的阻礙面前中止或倒退。因此，選擇合適的突破點是重要的。從人大著手，就已經限定了突破方向，但從國家人大到鄉(xiāng)鎮(zhèn)人大，面還是很廣的。突破點的選擇既要讓它有帶動全局的作用，又要讓它的風險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圍內。比來比去，縣級人大是比較合適的�？h域已經成為當前中國社會矛盾的聚集點，根據一位領導人“矛盾發(fā)展到哪，民主就發(fā)展到哪”的說法，縣級人大應該順理成章地成為民主的突破點。這些年的教育和經濟發(fā)展，讓縣一級集中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才，他們如果能夠在縣級治理中得到磨練，就會成為支撐中國未來政治生活的關鍵力量。但如果沒有那種競爭性選舉的機會，這些人才就難以得到治理的鍛煉，很多只能成為發(fā)發(fā)牢騷的失意分子，從而增加社會的不穩(wěn)定因素。即使縣級人大改革出現(xiàn)了一些亂子，也可以適當?shù)厥找皇�，總結總結，再往前推進。這是我們想講清楚的第六個道理，但不一定講得清楚。

　　定了改革之心，明了改革之理，接下來需要爭論的是如何操作的問題。知識分子如果要在這方面擁有更多的發(fā)言權，只有深入實踐，跟百姓和官員進行深入的交流和互動。在此之后，你會發(fā)現(xiàn)，以前的爭論會顯得有點膚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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