諫官和御史，在古代又被稱為言官，用白話講，就是說話的官。這種官，沒有別的職責，就是要說話。民國時上海有“白相人”，白相，上海話就是玩的意思，白相人，就是靠玩來混飯的人。說話官，白相人，正好是一個對子，跟“如夫人”對“同進士”類似。

　　只是，言官之言，在古代是相當正經(jīng)的事情，關(guān)系朝廷興衰，吏治清濁，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提批評和建設(shè)性意見，有益于國計民生。而白相人的白相，則多少有點下道，拼縫勾兌有之，坑蒙拐騙亦有之。兩者放在一起，委實是有點對不起言官大人。

　　不過，話又說回來，說話一旦成為一種職守，對于那些特沖，特有說話欲望的人來說，挺合適的，可言多必失，沒準哪天就丟了飯碗。而那些說話沖動不那么強烈的，這個職守，不免變成一種累贅。不說話不行，皇帝要見怪的，等于白吃飯不干活，白養(yǎng)了這些人，說話吧，一不留神，碰了皇帝哪根神經(jīng)，不高興了，或者得罪了那個大人物，自家的烏紗帽也保不住。禍從口出這個至理名言，放在言官頭上，一樣適用。其實，對于這些職業(yè)說話的官來說，最合適的是李林甫說的那種儀仗馬的境界，好吃好喝，悶聲不響，大家過太平日子。當然，這得碰上皇帝怠于政務(wù)，權(quán)臣又不樂于生事的時候才行。一般來說，在制度上，就規(guī)定了言官必須說話，有指標的，時間長了不說話，不完成指標，就像當今完不成科研任務(wù)的教授一樣，得下崗了。

　　說話難，又必須說，不說，飯碗有虞，因此，言官之言，往往在高頭講章和不痛不癢兩個方面做文章，說大道理，拽大詞，宏觀地扯開，從三皇五帝開講，最后說幾句現(xiàn)成話，無非勤政愛民，不失農(nóng)時，半天都落不到地上。如果這招兒不行，就走下三路，扯點無關(guān)宏旨的小事，雞毛蒜皮，兩下模棱。只是，后一類文章如果說的不好，一不留神，就成了笑話。北宋慶歷年間，有衛(wèi)士震驚宮禁，滿朝文武嚇了一跳。有御史建議，說是蜀中羅江狗（一種狗的品種，類似于今天我們說德國黑背）不錯，可以用來頂替衛(wèi)士。真要照這樣做了，那么皇帝的禁衛(wèi)軍，就變成狗衛(wèi)隊了。金人入侵，宋室南渡，言官說話的水平并沒有提高多少，某年大旱，皇帝親自出面求雨，有諫官奏請皇帝禁止天下宰殺鵝鴨。那意思，似乎只要不殺這些水里漂的動物，老天就會開恩降雨的。碰到同樣的情景，明朝的諫官提的建議是，不許百姓吃蛤蟆。這多少讓人感覺靠譜了一點，因為民謠曰，蛤蟆叫，天下雨。不吃蛤蟆，多些蛤蟆叫叫，說不定雨就有了。

　　清朝的時候，言官說話最難，大道理不能說，因為皇帝認為，這種大道理，只有朕才有資格講，臣子奴才亂講，等于僭越。彈劾批評也不好出手，說錯了，立馬被懲罰。當然，不說話更不行。不得已，言官們只好眼睛向下，盯著老百姓，說點所謂似是而非的興利除害的小事。雍正年間，有位御史連上三奏，第一奏請皇帝下令，讓尼姑還俗。第二奏，要求民間如有女孩子年過二十還沒有出嫁的，由政府出面為其擇配。這種主意，雖說強橫了一點，但也是古已有之的增加人口的老辦法，舊話重提，在那種時代，不算離譜，只是操作起來有難度。第三奏最絕，他說，在他看來，民間斗毆多半因為數(shù)十文錢的緣故，因此勞駕皇帝出面，要求有關(guān)部門查清所有需要數(shù)十文錢的窮人，每人發(fā)數(shù)十文，于是天下太平。結(jié)果，雍正皇帝覽奏很生氣，后果很嚴重，直接讓這位御史老爺回家吃老米去了。如果雍正能夠同時看到另外一位都老爺（明清兩代御史的俗稱）的奏折，估計氣肯定消了。當年，北京城里城外，都可以見到馱煤的駱駝，由賣煤的人趕著進進出出，有時候，趕駱駝的人，就騎在駱駝上，橫著順著的都有。某位滿人御史老爺，大概騎馬騎慣了，看見有人橫著騎駱駝，橫豎看不順眼，于是上奏要求皇帝出面，禁止趕駱駝的橫著騎，說是可以防止他們被顛下來。

　　其實，在那個時代，建言的人，理論上是言者無罪的，屬于制度上特許的可以放開一點膽子說話之輩，但是，即使這些人，依然難以不因言而遭殃。只要現(xiàn)實生活中有一言九鼎的皇帝，有惹不起的權(quán)臣，或者得寵的嬪妃，皇帝身邊的太監(jiān)，任你是誰，說話也得小心。只要建言僅僅是建言而已，聽與不聽，聽多少，高興不高興聽，在上面，那么，即便是有特權(quán)的言說者，大概也只有說空話的膽量，沒有說錯話的權(quán)利。言的質(zhì)量，更不會高，出點笑話，自是難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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