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蘭瑞:馬列所的危機
發(fā)布時間:2020-06-12 來源: 短文摘抄 點擊:
。ㄕf明:本文記述了鄧力群等人制造撤消馬列所第一次危機的過程?膳c《五問鄧力群》之三聯(lián)系起來看!2006年11月13日作者)
1977年,中央決定將中國科學院原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所屬各研究所劃出,建立中國社會科學院,任命胡喬木、于光遠和鄧力群為正副院長。在社會科學院建院時,院領導就考慮增設一些研究所。一是將原有的經(jīng)濟研究所一分為五,根據(jù)學科特點,除保留原有的經(jīng)濟研究所建制外,新建立了工業(yè)經(jīng)濟、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財貿(mào)經(jīng)濟、技術經(jīng)濟等4個經(jīng)濟研究所。中央又將有的部門中有關社會科學的研究所劃歸社科院,如原屬中央聯(lián)絡部的蘇聯(lián)東歐研究所(現(xiàn)改名為東歐中亞研究所),……。另外,根據(jù)社會科學本身的建設和社會實踐的需要建立了幾個新的研究所,如政治學研究所、社會學所、青少年研究所……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簡稱馬列所)。
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于1979年9月成立,胡喬木院長對馬列所的成立十分重視,曾說,馬列所是中國社科院的首席研究所;
馬列所需要的研究人員從全國選調(diào),并請社科院副院長于光遠兼任馬列所所長。
馬列所成立時,除于光遠兼任所長外,還請了王惠德、廖蓋隆兼任副所長;
調(diào)《人民日報》理論部的蘇紹智任專職副所長,并陸續(xù)調(diào)來了一些研究人員。我到馬列所時,所里已經(jīng)有了四五十人,設了四個研究室:馬恩室、列斯室、毛澤東思想室和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室;
建立了資料室、辦公室和編輯部。編輯出版了《馬克思主義叢刊》(后為季刊)和馬克思主義研究資料。另有一個“于光遠編書組”。①學術團體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會和政治經(jīng)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研究會掛靠在馬列所。
我1980年3月經(jīng)領導批準由中央辦公廳研究室來到馬列所工作。這時社科院還沒有統(tǒng)一的辦公大樓,許多研究所分散處于市內(nèi)各處。馬列所所址是借用北京市委黨校院內(nèi)一棟樓的第五層幾個房間,免強可以工作。我每天早上同蘇紹智共乘一輛車去車公莊市委黨校上班。
我到馬列所后,被任命為副所長,黨委書記,學術委員會委員。在所長于光遠領導下,分工管兩個研究室、于光遠編書組及所里有關經(jīng)濟學方面的學術活動,兼任大百科全書科學社會主義卷編委,負責一個編寫組,為本卷和大百科全書經(jīng)濟卷撰寫條目。
1980年12月經(jīng)過所院兩級評議,我獲研究員職稱。
研究所領導體制之爭
我在馬列所工作分管的事情較多。盡管我對研究室的事兒管得很少,研究人員的自由度較大,主要靠同志們自動去做,但由于學術活動多,我自已還要做研究工作,感到時間很緊。不過工作開展還比較順利,和同志們合作得很好,所里幾位領導同志也很團結(jié)。我在馬列所工作中遇到的問題,主要是來自社科院院部。
首先是我與院領導在研究所的領導體制問題上發(fā)生了分歧。社科院各研究所原來實行的是所長負責制。黨組織實行的是機關黨委制,只負責日常黨務工作。黨委對所的領導和業(yè)務工作只起監(jiān)督保證作甪。研究所的業(yè)務由所長負責。1981年,社科院領導決定在全院各研究所攺行黨委制,即將各研究所原來的所長負責制改為黨委領導下的所長負責制。這個決定作出之前沒有征求研究所負責人的意見,至少是沒有征求我們所的意見。
我聽了院里決定的傳達,對攺行這種體制持有不同意見。我認為研究所應由本專業(yè)業(yè)務最強的專家來領導,不應由黨委領導,黨組織還是實行機關黨委制,發(fā)揮監(jiān)督保證作用為好。馬列所的所長是于光遠副院長兼任。他原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學部委員,著名社會科學家、經(jīng)濟學家。我們這些人中他水平最高,業(yè)務最強,馬列所實行所長負責制最合適。我不同意改行黨委制。我說,如果一定要改為黨委領導下的所長負責制,那就由于光遠兼任馬列所的黨委書記,要我這個黨委書記來領導于光遠這個所長豈非笑話?堅持了一段時間,院黨委乘于光遠出訪不在國內(nèi)之際,讓我所黨委副書記來說服我。她說,如果你同意改為黨委領導下的所長負責制,你的黨委書記任職表就送到中組部去批,批下來你就是正局級,離休時你就能享受副部級待遇。這說明他們不了解我。我是那種計較待遇的人嗎?我仍然堅持我的意見,我不考慮什么級不級,就是不同意改制,并將我的黨委書記任職表要回。不過以后院黨委也沒有免我的所黨委書記職務。
1982年社科院領導班子換屆、黨委領導下的所長負責制再改行黨組制,院黨委決定讓我退居二線,不再安排黨政負責工作。我所黨委副書記(我因工作忙往往請她代我參加院黨委召集的會)傳達院黨委的意見,大意說,這次換屆,貫徹中央關于領導干部年輕化精神,凡年過六十歲的同志均不再安排做領導工作,如人事局局長趙×和工業(yè)經(jīng)濟所的書記陸××都已62歲,不再當局長和書記。馮蘭瑞同志也已62歲,院領導決定不再擔任所的領導工作。我表示同意,于是當了顧問。在成立馬列所分黨組時,院黨組決定吸收我為分黨組成員。
其次是1982年冬換屆改行黨組制時,為了馬列所分黨組書記人選問題我同院黨組又發(fā)生了意見分歧。在改制前,院里讓各所醞釀本所分黨組書記人選。我所討論了幾次,幾個領導成員反復研究,認為沒有其他適合的人選,主張馬列所分黨組書記由所長蘇紹智兼任。作為建議已向院黨組匯報。一天晚上,黨組成員吳杰民突然光臨寒舍,我很詫異。說:“哪陣風把你吹來了?”稍事寒喧,請他坐下。他笑著說:“無事不登三室殿。關于馬列所分黨組,院黨組的意見,讓原機關黨委組織部長王亞林到馬列所任黨組書記。因為我們是老同學,所以由我來同你談談。”我問:“王亞林今年多大歲數(shù)了?”他說:“六十八歲!蔽乙宦牼托α耍f:“這恐怕不大符合黨中央關于干部年輕化的精神吧?”他解釋說:“我們不過是因為考慮到你和蘇紹智要做研究工作,怕你們太忙!蔽艺f:“王年齡太大不合適。”以后,由于我們堅持,院黨組任命蘇紹智為馬列所分黨組書記。
這兩件事我無意中得罪了院有關領導。
馬列所遭遇危機 上書中央整黨領導小組
1983年10月,十二屆二中全會決定整黨。這時我不在北京。
當年我國對外開放伊始,中國社科院與聯(lián)邦德國DFG簽訂了學術交流協(xié)議。我作為這一計劃中的訪問學者前往聯(lián)邦德國進行為期三周的學術訪問。這次出訪的主要任務是,考察聯(lián)邦德國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情況并進行學術交流。我于9月下旬赴德,訪問了特利爾馬克思故居研究所、烏培塔爾恩格斯故居、科隆、漢諾威、漢堡等二十一個城市,與法蘭克福研究所費切爾教授、西柏林未來學研究所費萊希海姆教授、德國政治學院阿爾特法特教授……座談,旁聽了聯(lián)邦德國議會。在西桕林還參觀了德國歷史博物館、國會大廈,看了柏林墻。在法蘭克福參觀了歌德博物館,法蘭克福世界圖書博覽會,并到班納教授家作客……。我于10月16日完成任務,從法蘭克福飛回北京。
當我回到北京時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已開過,黨中央成立了整黨指導委員會,總書記胡耀邦兼委員會主任,薄一波任副主任,林澗青任辦公室主任。
我回京的第二天到馬列所上班,看到所里情況不大正常,議淪紛紛。我問起所內(nèi)近況,同志們說,最近社會科學院內(nèi)外傳說馬列所要解散,大家很著急。我不明白這是怎么回事。
為了弄清情況,我找來十二屆二中全會決定和鄧小平在二中全會上的講話認真學習了一番。鄧小平主要講了兩個問題:一是整黨不能走過場,二是思想戰(zhàn)線不能搞精神污染。我反復思索,將這次整黨要解決的問題聯(lián)系到馬列所的實際來考慮,我認為馬列所的領導沒有鄧小平講話中提出的那些問題,也不存在“精神污染”。
我覺得社科院要撤銷馬列所,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找了馬列所的負責人詢問,而他們都未看到任何通知,院領導也沒有征求馬列所的意見,聽到的只是傳說,鬧得所里人心惶惶。當我問所長蘇紹智這是怎么回事時,蘇說據(jù)他所知確有此事。因為院黨組已準備將馬列所人員一分為三,一部分去編譯局、一部分去哲學所、另一部分去經(jīng)濟所。而且已分別同該三個單位聯(lián)系了。我問蘇怎么知道得這么具體?蘇紹智說,編譯局的局長林基洲打電話給他,表示歡迎他去編譯局。我想,蘇紹智的外語不錯,所以聽到消息后林基洲表示歡迎他去。彭克宏說,他也接到經(jīng)濟所負責人的電話,說馬列所要轍銷,歡迎馬家駒、彭克宏、侯雨夫去經(jīng)濟所。聽了這些話,不由我不信。
但是我認為解散馬列所是不對的。10月下旬整黨才剛開始,究竟馬列所有什么問題還沒有搞清楚,何以就急急忙忙地要撤銷單位呢?
馬列所的領導都很著急,蘇紹智召開馬列所分黨組會交換意見商量辦法,三位分黨組成員及副所長、黨委副書記參加會議,五個人一致認為馬列所不應該撤銷,決定以分黨組和所黨委的名義給中央整黨指導委員會寫信,請求不要撤銷馬列所并說明不能撤銷的理由。
這封信就由我來起草,經(jīng)分黨組成員修改同意后,請侯雨夫用大字抄寫。全文如下:
薄一波同志并轉(zhuǎn)胡耀邦同志:
我們中國社科院馬列所黨組和機關黨委鄭重地向中央整黨指導委員會反映一個嚴重問題,懇切希望得到正確的處理。
馬列所成立于一九七九年七月。在短短的四年中,在進行建所的同時,就開展了學術研究,做了很多工作,已經(jīng)初具規(guī)模,工作逐漸走上軌道。在國內(nèi)外都有一定的影響。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后開始的整黨學習也在正常地進行(附上馬列所整黨學習簡報第一期,供參考)。
在二中全會前后,社科院內(nèi)外,就有種種關于馬列所的說法,我們未加理會。可是最近傳來一個消息:社科院要撤銷馬列所并且已經(jīng)向有關上級送了報告。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此舉不僅涉及一個研究所的存亡,而且更重要的是涉及我們國家的馬列主義科研事業(yè)發(fā)展的大問題。我國是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社會主義國家,而由于過去沒有以馬列主義本身為對象的專門研究機構(gòu),使得我國對馬列主義本身的研究大大落后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有的方面甚至連西方也不如。在我國,馬列主義研究所現(xiàn)在是應當加強而不是削弱甚至取消的問題。
這個不祥的消息,現(xiàn)在所內(nèi)外很多人都已經(jīng)知道了,給我們的整黨和各方面工作帶來了很大困難。所內(nèi)人心惶惶,整黨學習大受影響;
外單位原來要求調(diào)來我所的同志,有的表示:馬列所要撤銷,不去了。
馬列所四年來的工作,不會沒有缺點、錯誤,但我們相信,這些經(jīng)過整黨是能夠解決的。按照歷次整黨整風的做法,組織處理原則上都是在后期進行。這次中央的整黨決定也是這樣規(guī)定的。以往的經(jīng)驗還證明,用撤銷機構(gòu)的辦法,不僅不能解決問題,相反,只會給黨的事業(yè)帶來損失。馬列所是中央領導批準成立的一個研究機構(gòu),我們認為,這樣匆匆忙忙地在整黨剛剛開始的時候,就要撤銷馬列所,這是不符合中央精神的,也是不正常的。因此,特向中央整黨指導委員會報告,希望能得到正確處理。懇請給予批示。
中共馬列所黨組
機關黨委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信寫好后,考慮怎么送上去。大家商量由我將信送給薄一波,請他轉(zhuǎn)送胡耀邦。我同意去送信,讓所的機關黨委副書記彭克宏先打電話給薄老的秘書聯(lián)系,薄老同意會見,并約了時間,彭克宏就同我一起去見薄老。
第二天,我們?nèi)サ街心虾1∫徊ㄞk公室,向薄老詳細匯報了有關情況和所里的意見。原來薄老還不知道有個馬列所。他仔細地聽我們匯報,表示很關心,同意支持我們,認為不該撤銷馬列所,說他一定把信轉(zhuǎn)給胡耀邦。但他同時又說:“如果馬列所撤銷,你們就到我這里來幫助我工作。”我們表示對薄老的感謝,再次說明我們還是希望不要撤銷馬列所,這是馬列所全體同志的愿望。
回到馬列所后,我考慮我們所給胡耀邦寫信,而不通知社科院的頂頭上司胡喬木,他一定會生氣,更不利于馬列所。于是,便以我個人名義給胡喬木寫了一封信,向他問候,請求他制止社科院撤銷馬列所的做法。其實我已想到撤銷馬列所很可能就是胡喬木本人的意思,當初建立馬列所胡喬木是積極主張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國的指導思想,是黨的行動指南,這是憲法和黨章明確規(guī)定的。我國這方面的研究非常薄弱,因此才要建立這個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研究對象的所。撤銷馬列所這個主張不可能是梅益和馬洪擅自提出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信寫好后,當天中午我親自將信送到胡喬木家。這是我1975年協(xié)助胡喬木編書時每天去工作的地方,熟門熟路。大約過了一天,我接到一個電話(可能是胡耀邦辦公室打來的,記不清了),說我們的信內(nèi)容可以,臺頭要改一下,寫給鄧小平和胡耀邦兩位,要在胡耀邦的前面增加鄧小平的名字。我立刻通知彭克宏請他找侯雨夫連夜將信重抄一遍,次日一早送到胡耀邦家。
聯(lián)絡組進駐 “柿子事件”
整黨期間,按院領導的決定,各所成立了整黨領導小組。我作為分黨組成員,參加了所的領導小組,組長是所長兼黨組書記蘇紹智,成員還有另一位分黨組成員兼本所機關黨委書記張欞、副所長杜肖、副書記彭克宏,共五人。
這時社科院內(nèi)階級斗爭的弦繃得很緊,開了全院的“清污”動員大會,在各所開展“清污”運動。布置各所自清,清出的問題要開出單子上報院部。為了幫助所里整黨,向有的所派遣工作組。
社科院派了一個以院紀委組長為首的三人小組進駐馬列所。1983年11月初開第一次會。會上我向這個小組提出兩個問題:1.中央整黨文件說,這次整黨主要是整頓領導思想,反對官僚主義。如果一個單位的領導班子爛了,就由上級派遣工作組幫助整黨。院部派了工作組來,是否認為馬列所的領導班子爛了?2.院內(nèi)外傳說馬列所要撤銷,人員一分為三,為什么要撤銷?為什么不找馬列所領導征求意見?中央文件說,整黨要先學習、檢查,組織處理放在最后,為何學習剛開始就要進行組織處理?楊克回答說:“我們?nèi)齻人是聯(lián)絡員,不是工作組,沒有馬列所領導班子爛了的意思。關于撤銷、分散人員的問題,院黨組議論過,但沒有決定!睏羁说拇饛妥C實了社科院確有撤銷馬列所的打算,否則為何要議論?
從11月初到12月,清除精神污染。院黨組抓得很緊,我所各研究室主任和黨員骨干幾乎天天開會、學習、討論,聯(lián)系實際檢查。三位聯(lián)絡組成員也每天都前來參加指導。
11月22日召開全所動員大會,領導小組推我作整黨動員報告。我講了約半小時,最后重申了我在黨員骨干學習時講的三句話:1.堅決擁護整黨;
2.全所積極參加;
3.一切實事求是。
聯(lián)絡組同志已經(jīng)開始清查,對我所自成立以來各次黨委會議、黨組會議、所務會議以及研究工作的會議記錄、活動簡報、財務單據(jù)等幾乎每一張紙片都仔細查閱,將我所出版物《馬克思主義究》、《馬克思主義研究資料》等等全都認真從頭到尾查了一遍,馬列所各方面負責同志均積極配合。
我每天到所參加聯(lián)絡組召開的會議,提供情況,討論問題。這種會議持續(xù)了一段時間。其余研究人員按常規(guī)是不坐班的,每周只到所兩次。這樣,開會也比較安靜,沒有什么人來干擾,整黨順利進行。
這個期間發(fā)生了一個故事:一天上午,聯(lián)絡組照例到馬列所召開會議。參加的除三位聯(lián)絡員外仍是所領導小組成員和各室主任及所里幾位骨干。會議進行中,組長的司機突然來到五層樓上,推開我們會議室的門,形色慌張地說,有人往樓下扔磚頭,砸了組長的汽車。組長一聽大為緊張。整黨期間居然有人敢扔磚頭砸院部聯(lián)絡組組長的車,這還了得?馬上站起來,到走廊上挨門查找,要查是哪個房間的人扔磚頭砸他的車。會既然開不下去,與會的我們也只好跟著他一間間辦公室去查看。結(jié)果,除了與會者的辦公室外,別的辦公室都鎖著門。而與會成員又全都在會議室開會,不可能分身去扔磚頭,沒有查出結(jié)果。組長很生氣,他要求馬列所領導一定要查清到底是誰扔的磚頭。散會后馬列所辦公室的人下樓去看,組長的車沒有砸壞的痕跡,地上也沒有磚頭。但當時鬧得很緊張,似乎馬列所出了反革命。
組長要求繼續(xù)查,一定要查出來。所黨委副書記兼辦公室主任彭克宏不敢怠慢,抓緊調(diào)查,親自到六層以上市委黨校的辦公室一間間去查問。兩周以后,終于查清楚,是市委黨校的同志從六層扔下的一塊吃剩的柿子皮掉在車旁,并沒有砸著組長的車。事后,人們笑稱此事為“柿子事件”。
“柿子事件”可以說明,當時院領導抓階級斗爭是何等認真而緊張!
馬列所風雨飄搖 再次上書中央
1983年12月7日,社科院領導黨組書記梅益、院長馬洪一起找馬列所分黨組蘇紹智、馮蘭瑞和張欞談話,地點在院部小會議室。
梅益作開場白,大意是說:昨天在院黨組會上聯(lián)絡員反映,馬列所有同志聽說要撤銷馬列所建制。現(xiàn)在人心不穩(wěn),各人自謀出路。院黨組從來沒有正式討論過要撤銷馬列所。你們回去給同志們講清楚,集中整好黨。又說,幾年來馬列所作了許多工作,寫文章、出刊物、開各種討論會紀念會,也有些問題。喬木同志對蘇紹智的文章(指蘇紹智與我合作發(fā)表于《經(jīng)濟研究》1979年第5期的《無產(chǎn)階級取得政權(quán)后的社會發(fā)展階段》一文)有意見。梅益說完后,稱有外事活動退席。
梅益講話中間,我插話說:“那篇講社會發(fā)展階段的文章是我和蘇紹智合寫的!蔽耶敃r就感到梅益重提“階段”一文不符合中央文件的規(guī)定。文件規(guī)定整黨清查的是1981年7月以后的問題,而我和蘇紹智合作的文章發(fā)表于1979年5月,當時馬列所尚未成立。這是不能算在馬列所的賬上的。
梅益走后會議由馬洪主特。馬洪說:“蘭瑞寫給喬木的信,喬木批給力群,也給我們看了。剛才梅益講,你們回去給同志們傳達。集中學習,整好黨。要對馬列所作出一個估計來。究竟有沒有污染?有沒有傳播社會上的污染?要作出基本估計。”
接著,馬洪在這個座談會上查問了一些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查問關于有人在一個會上談到胡喬木的事情。馬洪說,聽說蘭瑞同志主持的會上有人發(fā)言中講到喬木同志。是誰講的?說的是什么話?
是在清查我們的問題了。我回想了一下,是有這么回事。我說,為準備開第五次按勞分配理論討論會,我主持召開了幾次小型座談會。在一次討論農(nóng)村分配問題的會上,有位同志說,他參加過中宣部召集的一次會,會上聽念了一個文件。文件中有胡喬木講按勞分配會分泌出資本主義的話,希望討論討論。馬洪追問是誰說的,我說發(fā)言人多,記不清了。又問討論了沒有,都有些什么意見?我說沒有討論這個問題,因為那天討論的是農(nóng)村分配的具體問題,沒有討論理論問題。
馬洪一再追問:那個人究竟是誰?怎么說的,他說話的時候有什么傾向等等。
馬洪的問話使我反感,而他如此抓住不放又是何居心?我說:什么傾向?沒聽出來。
馬洪還問了一些其他的問題,蘇紹智和我一一予以說明。馬洪在談話中還批評了經(jīng)濟研究所的董輔礽,說他要把全民所有制改變成集體所有……。
馬洪問完就該我們發(fā)言了。
我們關心的只有一個問題:社科院要撤銷馬列所的傳說是否真有其事。馬洪一再說:是議論過,但沒有正式討論,你們回去還是傳達梅益的話,集中學習好文件,整好黨。
整黨仍照常進行。馬列所的同志們十分關心所的命運,時時來打聽消息。我們也只好照梅益馬洪的說法,要大家認真學文件,整好黨。
又過了約十天,我收到胡喬木于12月17日給我的回信。信送到我家中,拆開一看,是胡喬木口授,秘書代筆,最后胡喬木親筆修改、簽署及日期。抄錄如下:
蘭瑞同志:
兩封來信都收到了。很感謝你對我的友好感情。信回的太遲,是因我近來身體不好(最近又添了一個眼病,看東西稍久就眼痛,初步診斷為視力疲勞綜合癥,兼有視外斜,需另配眼鏡和減少工作來補救),我從外地休息回來,一回來就有一堆急事要處理,而我現(xiàn)在每天只能工作半天,這就延誤下來了?傊腋械椒浅1。
關于馬列所的撤銷、合并或保留的問題,據(jù)我所知,社會科學院尚未決定,也不會匆忙決定。我已把你的來信轉(zhuǎn)送力群、梅益、馬洪同志閱處,請他們再加考慮。我因身體狀況,已與力群同志商定,凡由中宣部所管的事情,包括社會科學院的事情(除文改會工作別人不熟悉,暫時還由我管一些以外),都由力群同志負責處理。馬列所的問題,相信力群同志會同梅益、馬洪等同志共同研究,慎重處理。在研究和處理過程中,當然要考慮你和所里其他同志的意見以及已經(jīng)進行的大量工作。這里決不存在與你個人有關的任何因素。希全所同志安心進行工作和整黨學習。
因目力不濟,此信由我口授請秘書代筆,請格外原諒。
敬禮
胡喬木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此信中下劃線的話是胡喬木親筆加的——馮蘭瑞注)
信中關于馬列所的去留問題一段,口授秘書寫的原文是“關于馬列所的撤銷或合并問題,社科院尚未決定。”“或保留”三個字是胡喬木后來加上去的(胡喬木的字跡我認識,后加的與他簽名的字是相同的),這引起了我的注意。表明他的本意是要撤或合并,以后不知何故又考慮“保留”才加上這三個字。這封信的說法比梅益、馬洪的談話更清楚地表明馬列所的前途很不樂觀。我想,如果一但定下來要撤銷,豈不就完了?而胡喬木將此事交由鄧力群來負責處理,那更不會有好結(jié)果。第二天,我將此信帶到辦公室給所的整黨領導小組同志看了,大家都較悲觀,感到馬列所不保,連胡喬木都這樣說,只好聽天由命了。
胡喬木希望全所同志安心工作和整黨學習,但馬列所風雨飄搖,我們?nèi)绾文堋鞍残摹,放得下?我考慮再三,認為這個答復是很不確定的。馬列所兇多吉少。萬一“決定”了怎么辦?
偏偏1983年秋冬,原兼所長于光遠出國訪問,沒法同他商量。
我本來就患有職業(yè)病-失眠癥,這天晚上無論如何睡不著,反復思量,認為社科院撤銷馬列所是沒有理由的。但是社科院的領導已一再表態(tài),再找他們說理也是枉然。這事只有再找鄧小平了。于是,午夜起來寫信。直接用毛筆寫給鄧小平、胡耀邦和胡喬木三位領導。內(nèi)容如下:
小平、耀邦、喬木同志:
敬愛的領導!我們以十分沉重的心情,向你們反映:中國社會科學院要撤銷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的問題。
馬列所是三中全會后于1979年7月成立的。四年來,在社科院黨組的領導下,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績,工作已初步走上軌道。我們承擔的全國重點項目:《中國大百科全書.科學社會主義卷》約140萬字,已完成百分之八十的工作量;
編輯出版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參考資料198期(內(nèi)部發(fā)行);
不定期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叢刊已創(chuàng)刊;
為了系統(tǒng)地宣傳十二大,我們還編寫了一本書,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另外兩個國家重點項目《馬克思主義思想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jīng)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思想史》已經(jīng)著手進行。此外,我所研究人員四年來發(fā)表和出版的論文、專著、小冊子共有三百多篇(本),其中有的具有一定的學術水平。對外學術交流也已開展,同國外120個學術機構(gòu)建立了聯(lián)系。我所研究人員多次出國參加學術會議、考察、訪問,在國外有一定的影響。
十一月份,我們聽到撤銷馬列所的消息,接著又了解到院部已著手對我所人員的分配作出安排,并已告知有關的接收單位。這些情況,在我所人員中引起種種疑慮和不安。因此,我們不得不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向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報告,并報告喬木同志。十二月七日,院黨組找我們談話,最近喬木同志也給馮蘭瑞回信,說明馬列所的撤銷、合并或保留的問題,社科院尚未決定。(梅益同志說,還沒有正式?jīng)Q定。)
問題沒有解決。
為什么要撤銷馬列所?我們百思不得其解!
第一,馬列所自成立以來,做了許多工作,已初步走上軌道。這點前面說了,不重復。
第二,馬列所專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本身為研究對象,這點與他所并不重復。
第三,馬列所的領導班子,前后兩屆都是領導上任命的。第一任兼所長于光遠同志是喬木同志親自決定的,他現(xiàn)已離開這一職務。第二任所長是去年調(diào)整機構(gòu)時院黨組定的,由蘇紹智擔任,馮蘭瑞已退居二線(顧問)。如果認為所的領導班子有問題,那就應是解決領導班子的問題,而不應該撤銷機構(gòu)。
究竟為什么要撤銷馬列所?我們感到實在無法理解。
那末,是否同1979年5月我們發(fā)表的一篇文章有關系呢?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寫了個材料,附在后面,供領導參考。
我國的馬列主義研究工作一直是很薄弱的。1964年曾經(jīng)建立了一個馬列研究院,文革中解散了,F(xiàn)在馬列所如又撤銷,必將在國內(nèi)外引起猜疑,這是不好的。馬列主義的研究是要加強而不應當削弱!
敬愛的領導同志:馬列所的同志來自五湖四海。他們熱愛馬列所,熱愛自己的工作。一些青年同志聽到馬列所撤銷的消息,都不禁哭了,F(xiàn)在馬列所風雨飄搖,我們?nèi)找共话。為了黨的事業(yè),不得不上書領導。事非得已,紙短意長,書不盡言,切盼佳音!
馬列所的存亡問題,懇望你們關懷,給予解決。敬禮!
蘇紹智 馮蘭瑞 (簽署)
1983年12月19日
第二天,20日一早,蘇紹智照例來會同我一起上班(他家到市委黨校要經(jīng)過我家,所以我們每天同乘一輛車上班),我將昨夜寫的信給他看,說你同意就簽名,他看后在我留的空位上簽了名。這封信有蘇紹智和我兩人署名的信,由我親自送到胡耀邦家,請他轉(zhuǎn)呈鄧小平。時間是1983年12月20日。
“清污”運動中,馬列所沒有清出什么問題。社科院內(nèi)搞得轟轟烈烈。布置學習,要求各所自查,并要開出清查的清單上報。正在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有人在報上發(fā)表文章提出,“清污”不僅要清思想理論界的污染,還要清經(jīng)濟領域的污染。如果照此意見進行,就會將經(jīng)濟建設攪亂。在此情況下,胡耀邦總書記和趙紫陽總理不斷努力控制“清污”運動的范圍,使之不致破壞經(jīng)濟建設和社會的安定團結(jié)局面。他們的努力得到了鄧小平的支持,使得“清污”運動逐漸停止。
1983至1984年馬列所的危機算是渡過了。
那時候,我們都沒有想到,1987年和1989年又兩次要被撤銷。歷史一再重演,究竟是為什么?
注釋:
①上世紀五十年代,黨中央給于光遠一個任務,編寫一部中國的政治經(jīng)濟學教科書,為此成立一個編書組,共有五人。先設在社科院寫作組,馬列所成立后,由于于光遠兼任馬列所所長,編書組就轉(zhuǎn)移到馬列所。
②我在延安中央黨校三部學習時,馬洪、吳杰民也都是黨校三部的學員,所以是老同學。
來源:馮蘭瑞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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