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60年代的古代組是全所人數最多的一個研究組，有二十余人。大概可分“老中青”三按年齡排序，老一輩專家有王伯祥、孫楷第、俞平伯、余冠英、吳世昌、錢鐘書、吳曉鈴、范寧；
中年一輩人有喬象鐘、胡念貽、曹道衡、蔣和森、陳毓羆、劉世德、鄧紹基、梁共民、吳庚舜、王水照；
年輕一輩人有許德政、張錫厚、陸永品、徐以恃、董乃斌。當時全所公認，古代組力量最強，全所(外文所分出以后)三位“一級研究員”，組內占其二(俞、錢)，另一位便是何其芳。全所六位“二級研究員”，組內占其四(王、余、孫、吳世昌)，另二位是蔡儀、唐弢�？傊�，老專家云集，連中年人也多已嶄露頭角，在學術界具有一定知名度，如胡、曹等，在各種報刊上經常能看到他們的文章。

　　王伯祥

　　古代組老一輩專家中年齡最長者為王伯祥先生，1964年我初到所，他是75歲，也是全所壽星。王老銀發(fā)稀疏，蓄著長髯，拄著手杖，慈祥謙和，一看便知是位懿德長者。他對年輕人很關心，記得我剛到所不久，參加古代組第一次會議，他便主動過來問我情況，得知我是江陰人時，非常高興，并且鼓勵我說：“努力啊!”王老一口蘇州話，發(fā)音語調基本未變，北方人恐怕很難聽懂他的，我老家本屬吳語方言區(qū)，且從小喜歡“聽書”(蘇州評彈)，習慣了蘇白，所以覺得非常親切。王老以《左傳》、《史記》研究聞名，我在大學時代即拜讀過他的著作，現在得到他的親自關懷，非常感激。王老發(fā)言，一般都很平和，鮮作過激之論，顯出長者寬仁風度。他有一習慣，每說到得意處，便要捋捋胡須。那時每年春節(jié)，組內鄧紹基(副組長，主管日常事務)總要到老先生家拜年，問候起居，我也曾得以在1966年的春節(jié)，隨之到各位家中一走，聆聽諸老先生指教。王老住在南小街大雅寶胡同，平房院子。其兒孫雖多已成年，而聚居一處，住房顯得不很寬暢�！拔母铩敝兴�因年邁體弱，所里一般活動也不去叫他，倒也頗得清閑。1969年9月，學部要全體下干校，工軍宣隊開始也打算要王老下去，曾通知其子(在美術出版社工作)準備。其子說王老身體不好，軍宣隊遂命我領路去到他家看視，當時王老正臥病在床，自述“有時頭暈頗厲害，自覺床鋪似乎要直立起來，緊張得雙手緊緊抓住床沿，避免摔到地下”等。軍宣隊見他確實年老體衰多病，便改變主意，不再強使他下干校。1972年夏，學部全體人員自干校返回北京，不久，劉世德先生對我說，他最近去了王老家一次，王老提起了我，希望我去看他，我即于次日前去王老家，他的身體似乎比上次我見他時好些，見面后他很高興，問長問短，主要是問干校情況。最后他長吁一聲說：“總算回來啦!這就好，這就好!”他還問我今后打算，我稟告他今后擬研究漢魏六朝文學，他當即給予鼓勵，并向我強調要研究文學，不可忽略史學的道理。他又說“你可以多向余冠英先生請教，也歡迎常來我這里談談”，我表示一定會常來討教的。臨走時他送我一本他編的《史記選》。

　　按年齒排，王老而下應該是孫楷第先生。不過他自文學所成立時即住北大校園內，距位于建國門的學部很遠，他又身體欠佳，所以一般組里開會都不通知他，當然他也不來，所以直到1968年“文革”中，工軍宣隊勒令他必須到單位參加運動，他才在所里露面，我也得以初次認識他。孫先生由于長期蟄居在家，埋頭學問，極少到單位，也極少接觸社會，所以初到學部時，有若干奇特表現。記得他第一次奉工軍宣隊之召來所里，見了工軍宣隊負責人，就要下跪。工軍宣隊顯然沒料到他會這樣，趕緊手忙腳亂地把他拉起來。接著就教育了他一陣，要他“抓緊思想改造，批判封、資、修”云云，然后要他表明對“文化大革命”的態(tài)度。他當即說：“我擁護毛主席，毛主席是圣人，是幾千年來的大圣人哪!”引得在場的人忍俊不禁，連工軍宣隊也都樂起來。工軍宣隊看他書呆子氣十足，沒什么好說的了，隨即讓他回家去。不想孫先生離開后約十余分鐘，又回來了。問他還有什么事?他卻反問說：“出去的大門在哪兒啊?”原來他在學部院內(院子并不大)暈了方向，不得其門而出，工宣隊隨即派我將他送出學部大門，送上1路車。孫先生不久即被北大的“紅衛(wèi)兵”趕出校園，在海淀的兩間破平房內棲身。他原本藏書頗豐，此時無處堆放，無奈只得“處理”，損失很大；
事后所里知道了，想挽救也已來不及。此事后來還通過各級領導與中國書店交涉，終于沒有結果，孫先生為此很是傷感。孫先生老夫婦倆也跟著大家下了干校。記得在集合出發(fā)場合，所里行政科的“張大姐”逐一點名，當點到“溫芳云”時，眾人愕然，因為印象中所里并無此人；
接著下面有人答應了，大家才知道原來是孫楷第夫人。孫先生夫婦隨大家輾轉于河南省羅山、息縣和明港，路途勞頓，住房簡陋，生活艱苦，那是免不了的；
不過畢竟他年事已高，并未派去干沉重的農活，被這排在包信集小鎮(zhèn)上住著(搓過麻繩等)，體會了兩年鄉(xiāng)村生活，后來也就安然返京。回京后，他被安排在永安里學部宿舍居住，與我正好同一樓房。當時住房十分緊張，他與歷史所一位老先生合住一套四間的房子，各住二間，廚衛(wèi)合用；
其間也不免發(fā)生一些不愉快。我曾幾次去看望他，孫先生十分愿意跟我說話，而孫夫人在經歷“文革”以后，似乎很擔心孫先生說出什么“不妥”的話來，所以總是攔著孫先生說話，那場面是有些滑稽。記得當時他房間內基本上沒有書，家徒四壁而已；
他每次都要訴說沒有書的苦惱。有一次孫夫人來我家送一字條，是孫先生寫的，意思很簡單，托我到所里替他代借幾本書而已；
字條之末又附一小節(jié)文字，卻使我吃了一驚，因為它與我以前印象中的孫先生的風致不太一樣，頗有調侃之詞：“聞說賢夫人肩負國家重任，遠使西域，巾幗英豪，為國增光，他日功成歸來，歡迎到舍下一敘。”這是他不知聽誰說了我妻子當時被派往埃及工作(只是當翻譯，哪里是“重任”)，遂順手寫此一節(jié)文字。它讓我感到孫先生雖古心古貌，為人忠厚，骨子里實在頗有幽默感，這一點恐怕很少有人了解。

　　俞平伯

　　俞平伯先生住在南小街老君堂胡同，也是老式平房院子，前后三進，顯得陳舊；
不過比王伯祥先生的院子要大，我1966年春節(jié)隨鄧紹基先生拜年時也曾去過，記得寒暄過后，俞先生拿出他新寫的二篇短文給我們看，鄧先生看后，只是含含糊糊說了兩聲“好的，好的”，沒發(fā)表什么評論。當時姚文元的批判《海瑞罷官》文章已經發(fā)表，政治形勢十分緊張，他自己已被卷入，或許他對俞先生這樣的“敏感人物”更不好說什么。俞先生家離學部也不算遠，所以60年代的組內政治學習會(每星期三下午)他也常出席。俞先生耳朵重聽，會上經常一手遮耳作喇叭狀，聽別人講話。他自己則很少發(fā)言，偶爾插一兩句而已，而每次插完話，他都要“呵呵”一樂，很天真的樣子。俞先生是著名“紅學家”，詩詞修養(yǎng)也很深湛，此人所共知。鮮為人知的一點是，他的英語也很好，有一次會上，錢鐘書先生發(fā)言之余，說了一段英文成語，說畢看俞先生似乎沒聽清，便對他大聲重復了一遍，俞先生聽后連連點頭，并且與錢先生會心地一起哈哈笑起來。俞平伯先生的大名赫然載于“最高指示”，所以“文革”期間，一頂“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自然是跑不掉的。紅衛(wèi)兵“大串聯”時，他是一大目標，許多來學部的紅衛(wèi)兵都要面見一下俞先生才肯走，同時不免要對他“批斗”一番。而俞先生心胸開闊，不卑不亢，應付自如，“批斗”往往以申斥開始，而以哄笑結束。后來到1968年底，學部進駐工軍宣隊，開始“清理階級隊伍”，普查歷史問題，查出俞先生在抗戰(zhàn)時期滯留在北平，與周作人有交往，就說他也有“漢奸問題”。當時我也參與了對他的批判，曾發(fā)過言，給他“上綱上線”，想起來追悔莫及。不過俞先生性格很豁達，對于這些批判，他都不很在意，批過了照樣情緒良好，像沒事人一樣。當時另一些老先生就不同，如陳翔鶴先生，開完“批判會”后，情緒會很低落，很難過。那時正要開“九大”，大家都唱“迎九大歌”，俞先生也與大家一道引吭高歌；
這在老先生中是很突出的。有人起哄叫他獨唱，他也真的一人唱起來，邊唱邊用手指打節(jié)拍。不過他的歌聲無論怎樣聽，也都有濃厚的昆曲味道。事實上他就是一位昆曲專家，在家時常與夫人度曲作詞，互為唱和，這是圈內人都知道的�！拔母铩焙�，我曾致信就批判他一事向他道歉，他回函說“沒關系”，并且送我一張他的手書墨跡。在干校里，俞先生與夫人住包信集，有不少“趣事”發(fā)生，有一些文章寫及。在包信集，他們的生活條件自然與在北京不能相比，下干校對他們來說確實是吃了苦的。

　　不過平心而論，在干校真正受苦的還是中青年“五七戰(zhàn)士”�！懊撆鞔驂Γ�活見閻王”，大田里鋤地，收割，我們哪一樣沒干過?連當地農民都說：“這批勞改犯(他們誤以為我們是犯人)干活真厲害!”那包信集位于302“國道”上，交通比較方便，有汽車直通駐馬店、信陽等處。而我們這些“五七戰(zhàn)士”所在的地方“東岳”，卻是息縣最偏僻的一個“公社”，只有土路通向外界，一旦下雨，道路泥濘得根本無法走動。記得有一次黃梅天(1970年春夏之交)連下了一星期雨，干校糧食斷檔，要到包信集去運。汽車不通，板車也無法拉，只能去人抬。于是選了一批“年輕”(當時學部最年輕的人也已30歲以上)本壯的“五七戰(zhàn)士”，冒雨走到包信集，又冒雨將糧食抬到干校，來回30里地，肩上抬著一百幾十斤重的糧食，光著腳在深可及尺的泥路上走，每一步都很艱難，中間是不能停下的，否則糧袋就會掉進泥水里。下午四點鐘從包信出發(fā)，走到東岳時，天已黑，從東岳到干校還有四五里地，雨夜漆黑一團，星光亦無，道路都無法辨認，記得我還滑了一跤，差點跌進小河溝里，渾身都是泥水……我平生干過不少重體力活，這是最勞累的一次，我在當時算體力較強的一個，這次真是筋疲力盡了。與我同抬糧食的是張錫厚。

　　吳世昌

60年代古代組開會時，發(fā)言最積極的是吳世昌先生，大概是性格使然吧，幾乎每會必發(fā)言，而且要搶先發(fā)言。他1962年剛從英國牛津大學回國，尚未盡脫那種海外華人對新中國的理想主義認識，對國內情況尤其是“階級斗爭形勢”頗為隔膜，所以發(fā)言時不免會有些“出軌”，好在組內其他人都理解他的特殊身份，聽到他發(fā)表一些不合當時“精神”的話，大家一笑了之，沒有來“糾正”他。有一次學習中央關于中國科學院要重視基礎研究的文件，吳先生又發(fā)言了，他抨擊學部各所不重視“基礎研究”的傾向，說：“我們也是中國科學院嘛!為什么我們這里盡號召大寫批判文章呢?”這樣的話別人是斷不敢說的。吳先生是全國政協委員，在那邊愛提意見，也是出了名的。記得有一次會上周揚來了，一時沒人發(fā)言，周揚就指指吳世昌先生說：“你是愛提意見的，你先發(fā)言嘛!”大家哄堂大笑。而吳先生也毫不謙讓，真的講起來了。吳世昌先生也是下了干校的，但他一則年齡略小，二則他夫人在北師大工作，并未隨同前往河南，他是屬于未帶家屬的老專家，所以不住包信集，而是與我們這些“五七戰(zhàn)士”住在一起。當然，他與何其芳、蔡儀先生等一樣，分配的勞動較輕，在菜園子或養(yǎng)豬場干活。后來回北京了，我因專業(yè)方向關系，與吳先生聯系不多。但也有幾次交往。那是我80年代初當了《文史知識》編委之后，楊牧之緊緊抓住我，要我在文學所拉老專家的稿子。我就領著《文史知識》的一位年輕編輯，來到干面胡同叩開了吳先生家的大門。來意是早就在電話里說好了的，吳先生招呼我們坐下，那位編輯初次見吳先生，編輯說了對吳先生的“紅學”研究非常敬仰的話，我當即補充說一般人都知道吳先生是“紅學”專家，其實吳先生的詩詞學問更加深厚。對于我的補充，吳先生似乎很高興，接著我的話題就給我們講了一陣關于“豪放派”與“婉約派”的意見，還始還語調平和，后來愈講愈激動了，我們只是邊聽邊點頭稱“是”而已。說了大約半小時，他就把準備好的稿子(關于怎樣讀詞的)交給我們，又領我們參觀了他的藏書，只見一個套間的里間全是書，而且書架是與一般圖書館一樣在中間排列，不是靠墻排的，那是充分利用空間了。吳先生身體一向很好，也不發(fā)胖，屬于比較精干的那種。他的去世是誤診耽誤了病情所致，(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非�？上А�

　　范寧

　　另一位愛發(fā)言的是范寧先生。范先生是老先生中的小弟弟，“文革”前也就是四十五六歲，他愛說話，同時消息比較多。他的消息并無特殊來源，基本上都是從他人那里聽來，再“整合”而成。這得益于他的性格，他性格非常隨和，又喜歡說話，所以誰都跟他談得來。他有時發(fā)言發(fā)得得意起來，會自己呵呵地樂，但因他的江西口音也很重，別人往往沒怎么聽清，所以不知他笑什么；
但看著他自得其樂的樣子，大家也會跟著樂起來，這大概是“情緒感染”。范先生是絡腮胡子，有一次不知為何好像有幾天沒刮胡子了，胡茬甚茂；
他正在發(fā)言，錢鐘書先生忽然捅我一下，輕聲問：“你看老范像誰?”還沒等我回答，他就說：“張飛!”范先生脾氣好、人緣好是出了名的，年輕人也敢跟他開玩笑，他全不在意。我1972年以后住建外永安里宿舍，同他是近鄰，上下班到所里經常一起走，平時在院子里也常見面，所以彼此說話較多。有一次他給我講1947年初他跟隨朱自清先生參觀雍和宮的故事，聽得我興味盎然。他說：“當時清華從昆明復員返回北京不久，我是朱先生的助教，有一天，朱先生忽然提議說，我們去雍和宮看看。于是二人從清華出發(fā)，坐車來到城里，進了雍和宮，里面冷冷清清，沒有什么人參觀。我們在一名喇嘛陪同下往里走，參觀到最后一座殿，那殿門是鎖著的，朱先生要喇嘛開門，喇嘛卻不肯開。朱先生就往喇嘛手里塞了一個銀元，那喇嘛一聲不響，立即打開了殿門。進殿一看，里面光線很暗。朱先生視力不甚好，看了半天才出來。出來后朱先生問我：“你看見什么了?”我回答說：“什么也沒看見�！敝煜壬�哈哈大笑。——范先生講到此，也哈哈大笑，笑畢對我解釋說：“其實我是知道的，那殿里就是‘歡喜佛’�！蔽耶敿醋穯柫艘痪洌骸澳惝敃r究竟看清了沒有?”范先生的回答有些含糊：“不很清……”

　　錢鐘書

　　錢鐘書先生是最有“紳士”風度的一位，頭發(fā)梳理得很順，西裝筆挺。說實話，他的相貌在老先生中也最“神氣”，我腦子里常想用《世說新語》里的“俊朗”二字來形容他。60年代他在會上不大發(fā)言，大部分情況下只是聽別人說話，有時他聽著聽著會低頭微笑，笑什么當然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只有在一種情況下，他會侃侃而談，那就是當愛發(fā)言的某位先生談及西方文學中的一些問題，偶爾出現失誤之際，他會立即予以駁正。他說話語調鏗鏘，旁征博引，就如《談藝錄》的風格，令人佩服；
他又愛說些俏皮話，如《圍城》的筆調，常引得大家捧腹。有一次我正坐在他旁邊，當時某先生在發(fā)言，講得很激動，音調也比較高；
他忽然用無錫話輕輕對我說：“雌雞聲!”我懂得這話的意思，笑得直不起腰。這時我覺得他就像個頑皮的小孩兒。錢先生博學、機智，人所難及，事例甚多，此舉其一：“文革”中工軍宣隊進駐學部后，集中搞運動，古代組人無分老少，也濟濟一堂，整日開會“學習”，某日，有陳毓羆(號“老羆”)、梁共民(號“老狼”)二君，性本好辯，不知為何事又爭論不休，大家聽得有此煩。錢先生當即插話謂：“你二位本是一家人，不要爭啦!”眾人不明緣故，問他如何是“一家人”?錢先生說：“李商隱有句云：‘封狼生（豸區(qū)）生羆’，說來二位不但是一家，‘老狼’還是‘老羆’的祖父呢!”眾人粲然，無不心悅誠服。過后我問他此句出于何篇?他答道：“《韓碑》。”總之凡與錢先生有過交往、聽過他談話的人，沒有不產生敬仰之情的。關于錢先生，我始終有一個問題搞不清楚，那就是我到文學所之初，就聽人說在1949年，清華在學曾發(fā)生一樁“間諜案”，有人就懷疑，哪些人受了案件的牽連；
雖然舉不出什么證據但受到懷疑本身似乎也就成了一個“問題”。我立即借到一本李克、李又安的回憶錄來仔細讀，努力從字里行間去“發(fā)現”相關的蛛絲馬跡，但什么也沒發(fā)現。我心里想，那種“懷疑”只是某些人“高度”“革命警惕性”的表現而已；
另外是否也是“樹大招風”所致?錢先生在干校里沒有享受住包信集的優(yōu)待，他是與我們這些中青年“五七戰(zhàn)士”在一起的。當時文學所與外文所有四對“跨所夫妻”，而且巧得很，都是男方在文學所，女方在外文所(即錢鐘書與楊絳，吳曉鈴與石素真，楊漢池與李孝風，我與程靜芬)，平時因勞動緊張，且二所駐地相距甚遠，難得見面，只有到星期日才有“探親”的時間，我有好幾次與錢先生或與吳先生同路去外文所“探親”。1971年外文所開“元旦聯歡會”，還特邀了我們“四位女婿”參加。錢先生年齡當時也已經有60歲左右，比我們大出許多，所以農田的活基本沒干過，他與吳曉鈴先生一起，先是燒茶爐，后是充當收發(fā)員，這在一些人的回憶文章中已經說過，茲不贅述。我要補充一點是，當地夏天奇熱，他們兩位在暑天是赤膊的，上身一絲不掛，吳先生白皙，錢先生黝黑，相映成趣，當時看那形象，一般人很難想像這是兩位著名專家。

　　1972年回北京后，有一段時間錢先生夫婦搬出自己的房子，到所內來住，在七號樓一層西頭的一間陰冷的房間內暫居。我因專業(yè)方向關系，另外也知道錢先生愛清靜，不喜歡別人打擾，所以與他接觸并不多。1978年錢先生搬到木樨地南沙溝高級公寓去住了，我一次也未去過，我的主要想法還是：如無非常重要的事，不要去擾他。一次我騎車到北圖去，途經釣魚臺，正好遇見他們夫婦在散步，我停下問候了幾句，說明去向，便匆匆告別了。不過偶然有事，打電話、通信還是有的，一次是向他請教一個英文語詞的含意，他誤以為我在深入鉆研英文，回信把我表揚了一頓，使我非常慚愧；
還有一次也是為《文史知識》約稿的事情，錢先生開始拒絕，經再三請求，還用了一點“激將法”，后來總算肯給面子了，寄給我一篇關于“折柳”的文章。我將文章轉交楊牧之，楊將我好一頓夸獎，說“真不容易!真有辦法!”他此前曾通過多種“渠道”設法求得錢先生的文章，皆未能如愿，故云。

　　吳曉鈴

　　吳曉鈴先生很會講故事，發(fā)言時又配上豐富的表情，所以感染力很強。他的眉毛很生動，有時會抬得很高，以嚴肅真誠的眼神望著你，讓你不能不信任他；
有時則雙眉緊蹙，使你感到他正在說一件很嚴重的事，你不能不認真聽他說。他也很愛講笑話。在大家一片笑聲中，他會以手掩口，轉過身子向旁邊去樂。這也可以說是他的習慣姿勢。有一次錢鐘書先生對我說：“曉鈴嘛，就是愛來一點幽默!”說到吳曉鈴先生的幽默，我還記得若干。一次在明港干校里，中午在大食堂排隊買飯；
文學所食堂旁邊是民族所食堂，那邊也排了長隊。吳先生忽然指指那邊隊里的一位上年紀的人輕聲對我說：“你看你看，那個穿灰色衣服的!”我說：“看見了，怎么啦?”他接著就說：“齊人有一妻一妾章!”我知道“齊人……”是《孟子》里的一章，不過我不明白吳先生所指的是什么意思。事后我問了民族所的一位熟人，得知那是民族所一位研究員，他因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特殊經歷，有兩室妻子，而且兩方都有子女；
當然后來只同一方生活，吳先生即興引述《孟子》，可謂神來之筆。還有一件事，當時明港住的是軍營，宿舍與廁所距離較遠，夜里有些人小解嫌遠不愿到廁所，就在附近的水房里方便，搞得大家清早在水房盥洗時聞得一股臊臭氣味。吳先生就自告奮勇寫了一張布告，貼在水房門口，批評此事。大家看了第一個反應就是哈哈大笑，原來那布告是以舊時代官員口氣寫的，開頭便是：“照得近有不逞之徒，夤夜如廁，靡所弗屆，隨處亂撒，殃及水房……”“照得”二字精彩，可謂“曹子建工于起句”；
最后幾句又是“如有再犯，定當來懲‘斬首’，勿謂言之不預也!”(“斬首”引號原有，非愚所加)這大概是他搞的最著名的一次“幽默”，所內傳誦一時，而吳先生亦頗為得意，只要一提起此事，他就會再來一次“習慣姿勢”。

　　余冠英

　　最后要說到余冠英先生。我在上大一古典文學課時，即知道了他的大名，因為他的《詩經選注》和《選譯》是重要參考書。來所后，因為他是研究組組長，又因專業(yè)方向關系，他是我接觸最多的老先生。余先生性格寬厚平和，處事周到慎重，所以在組內很有威信，大家都擁戴他這個組長。我剛到所，曾將學生時代寫的兩篇習作請他批評。他很耐心地看了，并且約我去他家里談談。他在我稿紙上打了記號，對一些具體問題一一指正，使我得益不淺。記得最后他像總結似地說：“你的文章，看得出是受了聞一多《詩經》研究的影響，聞先生的研究很有成就，也很有特色；
但你要注意，學他是不容易的，他的知識面非常廣；
另外，他的有些研究包含了不少想像的成分，如果處理不好，學他也可能會走到歧路上去。所以學他是可以的，但一定要小心謹慎�！彼�又補充說：“何其芳自己是個詩人，但他對聞一多的有些研究不太欣賞�！庇嘞壬�住在東四頭條宿舍，共五間平房，外加廚房；
院子不小，自成一統。不過房子不高，而余先生身材高大，看上去房間顯得太矮。“文革”中，由于他良好的人際關系，所以在所內受到的沖擊不大，雖然也戴了一頂“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但大家批判他時都是敷衍了事，裝裝樣子。只有一次他被外面來“串聯”的“紅衛(wèi)兵”整得頗為狼狽。他們操起剪刀，幾下就給他弄成了個“牛鬼蛇神頭”，他怕回家夫人看見了會傷心，下班后就直奔王府井的理發(fā)店，要求將頭發(fā)剪短，理個平頂頭�？墒悄抢戆l(fā)員一看，立即兇狠地指斥他說：“這個黑幫是哪兒來的?老實交代你的罪行!”不但頭發(fā)沒理成，還當場被批斗了一頓，最后一聲“滾蛋!”被逐出理發(fā)店。余先生事后說起此事，還顯得心有余悸。下干校時，夫人與他同住，因身體不好，老兩口也被安排住在包信集，由兒媳吳家茵(余繩武先生夫人)照顧生活，倒也無事。

　　1976年“四人幫”倒臺后，古代組逐漸恢復業(yè)務，余先生從中做了不少工作。最主要的是抓了《唐詩選》，此書“文革”前即已有了初稿，此時又組織人馬，重加修訂，包括增補和改寫，終于完成一部質量較優(yōu)的選本。另外，他又與周振甫(中華書局)、陳友琴、喬象鐘合作，完成了《樂府詩集》的校點。揚州是他故鄉(xiāng)，他與朱自清先生一樣，始終不忘“我是揚州人”。1995年，余先生就辭世了。余先生長眠于北京西郊福田公墓，與夫人同穴。落葬那天，我曾隨余先生家屬及所內外友好，前往致祭，在墓前深深鞠躬，向師長表示我衷心的感激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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