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定義“安全”近來已變成一個普通行當。但是，絕大多數(shù)這種努力更多是關注重新界定民族國家的政策議程，而不是重新界定“安全”概念的本身。通常，這種努力采取了政策建議的形式，除傳統(tǒng)的那種對外來軍事威脅的安全關注外，這些建議給予了人權、經(jīng)濟、環(huán)境、毒品走私、傳染病、犯罪或社會非正義之類的問題以更多優(yōu)先權。這些建議一般得到了諸如什么人或什么群體的什么價值觀應得到保護之類的規(guī)范性論斷及針對這些價值觀的威脅的性質(zhì)和強度之類的經(jīng)驗性論斷的支持。相比之下，人們很少將注意集中到“安全”概念的本身。不論這些關切可能是多么有理，本文的目的就是將“安全”概念同所有這些規(guī)范性和經(jīng)驗性的關切區(qū)分開。

　　用概念性言辭來包裹各種各樣的規(guī)范性和經(jīng)驗性的爭論，實際上就是夸大了不同的安全政策支持者彼此間的分歧，而這就大大地阻礙了他們在相互之間進行的學術交流。經(jīng)濟安全或環(huán)境安全的支持者們使用的“安全”概念同現(xiàn)實主義者使用的“安全”概念是否存在根本不同？那些反對將民族國家置于某種比其他主體（如個人或人類）更優(yōu)先位置上的人是否同那些強調(diào)“國家安全”的學者具有某些概念上的共同點？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指出不同的“安全”概念具有的某些共同的特征。

　　指出不同的“安全”概念間具有的共同要素至少是可以在三方面發(fā)揮作用。首先，這種工作有利于我們提出那個社會科學中最基本的問題，即這些要素究竟是什么事物的例證呢？其次，這種工作有利于我們在不同類型的安全政策間進行比較，而這點無疑將提高我們對政策的理性分析水平。最后，這種工作有利于在那些持有不同觀點的學者間建立起一種共同立場，而這無疑將有利于他們彼此間進行學術交流。那些來自不同學派的學者具有的共性可能會超過人們一般能認識到的水平。

　　本文中的觀點在許多方面已經(jīng)被阿諾德•沃爾弗斯在他40多年前發(fā)表的那篇經(jīng)典文章中預見到了，他的文章題目是“作為一種曖昧符號的‘國家安全’概念”。同流行的看法相反，沃爾弗斯并沒將“安全”斥之為毫無意義的或絕對曖昧的。但是，正如后面這段文字表現(xiàn)的那樣，沃爾弗斯主要是關注“國家安全”的曖昧性：“聲稱國家安全符號只是語義混亂的刺激物無疑是一種夸張，盡管進一步分析表明，如果在使用時沒有進行任何說明，那么它將會為概念混亂提供超過正常的政治建議或科學用法能夠容忍的限度的余地。”這里所謂的“說明”既指作為一種政策目標的“國家安全”概念，同時也是指實現(xiàn)它的手段，即“國家安全”政策。在本文隨后的討論中，沃爾弗斯所指的“說明”將得到進一步發(fā)展，并將被嵌入新出現(xiàn)的文獻的語境中。

　　本文的討論共分7部分，第1、2、3部分將主要分別為本文使用的概念分析路徑、安全研究領域?qū)Ω拍罘治龅暮鲆暋�對“安全”這種被認為“本質(zhì)上存在著爭議”的概念進行概念分析是否是徒勞的可能性提供一個基本背景。第4部分將發(fā)展一系列能夠便利安全政策分析的概念性說明。第5、6、7部分將討論這些說明對我們決定安全的價值、對新現(xiàn)實主義理論以及對有關安全的新思維具有的涵義。

　　盡管本文主要關注民族國家的安全，但這里大多數(shù)的分析經(jīng)過修正后將同樣適用于任何層次（即個人、家庭、社會、國家、體系、人類）的分析。

　　1、概念分析：

　　概念分析并不關注檢驗命題或構(gòu)建理論，雖然它同兩者密切相關。概念分析關注的首先是澄清概念的涵義。有人可能將這種工作斥之為“僅僅是語義學工作”或“純粹的文字游戲”。然而，沒有清晰的概念，學者們往往相互不知所云，且政策的制訂者也很難對不同政策做出區(qū)分。費利克斯•E•奧本海默就認為，“對政治學語言進行詳細說明，絕不是一種語義學上的閑暇游戲，這種方法很多情況下都是一種解決研究中實質(zhì)性問題最有效的方法�！睂嶋H上，“概念說明試圖明確某些特定表述的邏輯結(jié)構(gòu)，即脫離術語的慣用涵義。通過提出一個對術語的重新解釋，這種重新解釋的目的就在于提高術語涵義的清晰及精確的程度及其在各種命題和具有解釋力及預測力的理論中發(fā)揮作用的能力，概念說明的核心目的就是要減少在術語的各種日常用法中存在的局限、曖昧和不一致�！睂Ω鞣N概念的說明必須受到奧本海默總結(jié)的一整套標準的約束：1、應是在最廣泛意義上可以進行運作的概念，雖然這不應被理解為需對其進行量化；
2、應當是那些能夠確立與其他術語聯(lián)系的概念；
3、最好是能夠?qū)⑷说淖⒁饬ξ�引到有關研究主題的那些在理論上重要但極易被忽視的方面的概念；
4、應當是那些不會通過定義來調(diào)節(jié)經(jīng)驗檢驗從而間接排除經(jīng)驗調(diào)查的概念；
5、應當是那些在涵義上同日常用法保持合理的密切聯(lián)系的概念。但是，“日常用法”不一定意味著絕大多數(shù)人界定這個概念的方式，而是意味著“那些在它們被應用到某個特定的情景時而必須含蓄地遵守的規(guī)則�！�

　　明確這種研究路徑的限度是非常重要的。解釋“安全”概念并不會提供各種各樣的經(jīng)驗命題、理論或分析框架。盡管明晰的概念對構(gòu)建各種各樣的命題、理論或分析框架是非常重要的，但它們彼此間并不能因此而進行相互替代。

　　這種研究路徑可以同巴里•博贊和理查德•烏爾曼的路徑形成鮮明對比。雖然博贊曾經(jīng)將他的討論認為是一種對“安全”概念的探索，但他的討論將概念分析同經(jīng)驗評論混淆在一起。例如，博贊曾為他有關個人層次上的安全同國家層次和體系層次上的安全是密切相關的經(jīng)驗命題進行了很有說服力的論證。然而，他有關“安全不可能被孤立在某一單個層次上進行處理”的堅持，卻給人以這在理論上不可能的印象，而不是給人以這只是一種不夠明智的研究策略的印象。他對這種將概念分析同經(jīng)驗評論混淆在一起的做法提供的辯解是，“尋找一種安全的參照物與尋找安全的必要條件是同步的”。但是，這種做法卻有將概念分析與經(jīng)驗評論等同起來的風險。理解“安全”概念同指明在什么條件下可獲得安全是根本不同類型的精神活動。概念澄清邏輯上確實應先于尋找安全的必要條件，因為確認這種條件必須以“安全”概念為前提。

　　不承認概念化在邏輯上應享有優(yōu)先權的看法同樣也反映在烏爾曼的評論中，他認為“邁向一種更全面的‘安全’定義的方法之一，是詢問人們愿意放棄什么以獲得安全�！比欢�，除非一個人首先具有了某種“安全”概念，否則這樣的問題就毫無意義。同樣，他有關“除非我們面臨失去它的威脅時，…，否則我們可能不會真正理解什么是安全”的陳述也很難讓人理解。因為如果人們沒有“安全”概念，那么他們也就不可能會知道自己是否面臨失去它的威脅。探討安全的機會成本是一種確定安全價值的很好的方法，但這種方法對確定什么是安全的問題卻毫無裨益。

　　2、安全作為一種被忽視的概念：

　　如果認為對安全的概念分析開始并終結(jié)于沃爾弗斯1952年發(fā)表的那篇文章的話，那么這可能是一種夸張，但也不能算得上很夸張。對作為一種概念的安全的忽視反映在那些將安全事務作為一種學術領域的各種綜述中。1965年，有一篇這樣的文章曾經(jīng)哀嘆“迄今為止還沒有多少試圖要界定‘國家安全’概念的嘗試。”1973年，克勞斯•諾爾在一篇研究綜述文章的開始即聲明，“他的目的是故意繞開那些由‘國家安全’這個術語產(chǎn)生的語義上和定義上的各種問題�！�1975年，理查德•斯默克就指出，安全研究領域“對‘安全’涵義的范圍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1991年，博贊將安全描繪成“是一個未得到充分發(fā)展的概念”，并注意到在20世紀80年代前缺乏“有關安全的概念文獻”。博贊雖然認為20世紀80年代后在這方面取得了一些進步，但仍然存在著很多這個問題受忽視的征兆。例如，新近出現(xiàn)的兩篇有關安全研究綜述的文獻甚至都不屑定義安全。在那本《九十年代的安全研究》一書描繪的包括11門課程的教學大綱中，沒有一門課程將沃爾弗斯的那篇很有影響的有關“國家安全”概念的文章包括在內(nèi)。

　　鑒于自冷戰(zhàn)結(jié)束以來曾經(jīng)出現(xiàn)了很多試圖“重新界定”安全的嘗試，人們可能懷疑“安全”是否應該被描繪成一個受到忽視的概念。有兩條理由要求我們這么做。首先，“安全”是一個重要概念，在過去的50多年中，它一直被用作為取消公民自由、開戰(zhàn)和大規(guī)模重新分配資源等行為提供借口。雖然最近出現(xiàn)了許多相關的著作，但如果我們將“安全”描繪為一個在此前幾十年中并未受到其應得的注意力的概念似乎也是公平的。其次，就我們在前文論述的意義而言，絕大部分新出版的有關安全的文獻并不能算作是真正意義上的概念分析�！鞍踩�”概念很大程度上還沒有受到象我們曾給予正義、自由、平等、義務、代表權和權力等概念那樣的注意力。

　　博贊為“安全”概念遭到的忽視提供了五種可能的解釋。首先是因為“安全”概念很難被人理解。不過，正如博贊本人承認的那樣，這個概念并不比其他概念更難理解。第二是因為“安全”概念同“權力”概念間有著明顯的重疊。但是，由于兩者是很容易加以區(qū)分的概念，所以人們可以期望這種重合將可能激勵學者們?nèi)コ吻鍍烧唛g的差異。第三是因為現(xiàn)實主義理論的批評者普遍對“安全”概念缺乏興趣。不過，這一點并不能解釋為什么那些安全專家同樣也忽視了這個概念。第四是因為安全專家太過忙于跟蹤在技術和政策方面的發(fā)展。但是，這種情況僅僅是一種安全學者對概念問題沒有給予重視的征兆，而不是一種對他們?yōu)槭裁磳Υ巳狈εd趣的解釋。博贊考慮的第五個原因是因為決策者們發(fā)現(xiàn)“國家安全”概念的曖昧性很有用，但這點同樣也不能解釋為什么學者們會忽視這個概念�？傊�，博贊的這些解釋都不能令人感到信服。

　　雖然這一點看起來似乎是有點自相矛盾，但對絕大多數(shù)從事安全研究的學者而言，“安全”概念一直都不是一個很重要的分析工具。在冷戰(zhàn)期間，安全研究主要由那些對軍事藝術感興趣的學者所組成的。如果某個問題同軍事力量相關，那它就被認為是一個安全問題，如果某個問題同軍事力量不相關，那它就被認為是一個“低政治”的問題。安全一直是一個旗號，一種標簽，而不是一個被絕大多數(shù)安全研究專家所使用的概念。只要我們能意識到安全研究的核心關注一直是軍事力量而不是安全時，博贊提出的那個有關象“安全”這樣一個核心概念是怎樣被忽視的謎也就隨之消失了。

　　3、安全作為一個有爭議的概念：

　　有些學者將“安全”看作是一個“本質(zhì)上有爭議的概念”。在我們對“安全”概念進行分析前，有三個理由使我們必須首先處理這一爭論：首先，目前對“安全”是一個“本質(zhì)上有爭議的概念”的提法還有許多含糊不清的地方；
其次，“安全”可能還不符合被定為一個“本質(zhì)上有爭議的概念”的要求；
最后，即使“安全”可以被界定為是一個“本質(zhì)上有爭議的概念”，那么這一點對安全研究的涵義仍沒有明確。

　　“本質(zhì)上有爭議的概念”據(jù)說具有強烈的價值傾向，這就使任何論證或證據(jù)都不能使人就其中任何一種解釋是“正確的或標準的用法”而達成共識。這其中較強勢的立場甚至會導致一種極端懷疑性的虛無主義，即認為各種“安全”概念間不存在任何差別。接受這一立場將會使我們這里進行的這種概念分析工作成為徒勞。但是，這其中較弱勢的立場則使人有可能對概念的不同涵義間做出區(qū)別，即使最終可能是沒有任何一種涵義可以被說成是最好的。由于我們在此進行的概念分析僅僅旨在改善目前的用法，而不是確認那一種用法是最好的，所以我們的立場同那種較強勢的立場相吻合。

　　然而，我們并不清楚“安全”是否應該被界定為是一個“本質(zhì)上有爭議的概念”。就這種界定需要滿足的幾條標準而言，其中有兩條標準對我們將“安全”界定為是一個“本質(zhì)上有爭議的概念”尤其存在著異議。首先，這個概念必須是評價性的，即代表了或鑒定了某種可貴的成就。W. B. 蓋利曾經(jīng)用競技運動中的“冠軍”概念來說明這點，即將某隊命名為冠軍就是說這個隊比其他隊的運動技能都好。那么“安全”概念這方面是否同“冠軍”概念相似呢？新現(xiàn)實主義者似乎在暗示存在這種相似性。對他們來說，安全是一個國家可能有的最高目標，正如贏得一個冠軍可能是蓋利他所舉的例子中所有運動隊的最高目標一樣。正如運動隊為奪冠競爭一樣，國家也在為安全而競爭。同時，正如冠軍隊比其他運動隊的技能更高一樣，那些比其他國家擁有更多安全的國家在玩弄新現(xiàn)實主義版的國際政治游戲時同樣也能夠玩得更好。所以，從新現(xiàn)實主義的角度看，如果將“安全”看作是一個評價性的概念是完全合適的。

　　但是，沃爾弗斯卻提供了另一種不同的安全觀。他認為，國家在它們各自賦予安全的價值方面存在著很大不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有的國家可能對現(xiàn)狀不滿，因而它們對獲得新財富而不是保護已有的財富更感興趣。從這個角度上看，如果說一國比另一國更安全并不就意味著一國比另一國更好，正如同我們說一國比另一國有更多的人口或土地面積并不就意味著一個比另一國更好一樣。對沃爾弗斯來說，國際政治實際上并不是一種所有國家都遵守同一種游戲規(guī)則和爭奪某個同樣的冠軍頭銜的博弈。

　　“安全”是一個評價性概念嗎？對新現(xiàn)實主義者而言，它可能是。對其他人而言，例如沃爾弗斯，它卻不是。我們討論的目的并不是解決這個問題，而只想指出它比那將“安全”界定為一個“本質(zhì)上有爭議的概念”的人暗示的問題難以回答。

　　將某個概念界定為“本質(zhì)上有爭議的概念”的第二條標準是（同時也是這種概念的關鍵特征），它必須實際上能夠產(chǎn)生激烈的爭論，這些爭論的焦點是有關這個概念的性質(zhì)及其在不同場合中的適用性。W. B. 蓋利很有意識地排除了“實際生活”的那些反映了“利益、品位或態(tài)度”等方面沖突的政策爭論。他認為，這些爭論比深層的哲學性分歧更可能會卷入某些特別的訴求或合理化行為。所以，按照蓋利的標準，大部分當代有關是否要將環(huán)境、財政赤字、犯罪、毒品走私列為國家安全問題的公共政策爭論，都不能算得上嚴肅的概念爭論。對于蓋利來說，“本質(zhì)上的爭議性”的實際涵義，絕不僅僅只是不同團體采用同一個概念的不同版本。每個團體必須承認它所使用的概念的“爭議性”，同時它們中每一個都須為捍衛(wèi)自己特殊的看法進行激烈爭論。但是，正如我們在前文中指出的那樣，有關安全研究的文獻實際上幾乎沒有任何認真的概念爭論。新現(xiàn)實主義者可能有某種同沃爾弗斯不同的“安全”概念，但他們并未就沃爾弗斯的概念進行爭論，他們僅僅是忽略了沃爾弗斯的概念。許多學者通常沒有對安全進行任何界定。即使有人提供了某種“安全”概念，通常也很少會伴隨著有關為什么要采用這種定義而不是采用其他定義的爭論。這很難算得上是蓋利預見的那種面對面的、就諸如究竟是什么構(gòu)成了正義、民主或一個好基督徒之類的問題所進行的爭論，

　　即使“安全”可以被認為是一個“本質(zhì)上有爭議的概念”，那么由博贊揭示的某些有關它的涵義仍然是令人懷疑的。人們不能將“安全”是一個“本質(zhì)上有爭議的概念”作為借口，從而不去形成他們自己的并且是盡可能清晰和精確的“安全”概念。的確，那種所謂“本質(zhì)上有爭議的概念”的理念，實際上就是意味著各種團體都想對某個概念形成一個比其他團體更清晰和更準確的理解。但是，博贊明確否認了他自己具有對安全形成某種準確定義的想法，并認為這樣做是誤解了那些“本質(zhì)上有爭議的概念”在社會科學中的功能。正如肯•布斯指出的那樣，“這種結(jié)論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如果不知道我們需要什么，那么我們還有什么希望去實現(xiàn)它呢？”

　　博贊認為“安全”概念具有本質(zhì)上爭議性產(chǎn)生的另一后果，就是在“‘安全’概念的本身存在著許多內(nèi)在的矛盾”。這一論斷的涵義目前還不是十分地明確，但這種所謂的“矛盾”似乎是包括了個人安全同國家安全間的矛盾、國家安全同國際安全間的矛盾、暴力手段同和平目的間的矛盾、生活在南非的黑人與白人的矛盾、猶太人與納粹德國間的矛盾等等。的確，博贊有關大多數(shù)國家面臨的“主要安全矛盾”是它們自己的安全同其他國家安全間的矛盾的論斷意味著，冷戰(zhàn)的本身可以被描述為一種北約國家的安全同華約國家的安全間的矛盾。當然，國家對自身安全的追求確實同個人對自身安全的追求相矛盾，但這是一個經(jīng)驗性的問題而不是一個概念性的問題。博贊指出的大多數(shù)有所謂“概念性矛盾”的現(xiàn)象，可以稱之為是能在經(jīng)驗中加以驗證的、在各種各樣的行為者和政策間的沖突，這種提法可能在理論上會更加具有效果。

　　總之，所謂“安全”概念具有的本質(zhì)上的爭議性的說法，實際僅僅是代表了對那種強勢的概念分析的挑戰(zhàn)。確實有不少理由讓我們?nèi)ベ|(zhì)疑“安全”是否應該被認為是一個“本質(zhì)上有爭議的概念”。且即使可以這樣界定，我們也可能錯誤理解了這樣做的涵義。如果就任何概念實際上都是可爭議的這點而論，這種可爭議性似乎并不來自那種所謂的“本質(zhì)上的可爭議性”�！鞍踩�”可以被更加確切地描述為是一種令人感到疑惑的或者是一種沒有得到充分說明的概念，而不是一種本質(zhì)上有爭議的概念。

　　4、確定安全問題的內(nèi)涵：

　　正如沃爾弗斯指出的那樣，如果使用時未對其進行明確規(guī)定，那么國家安全就可能是一個具有危險的曖昧性的概念。本文這一部分的目的，就是要指出那些有利于我們對安全政策的合理性進行分析的規(guī)定。我們首先將討論對那種將安全界定為一種政策目標的規(guī)定，然后會接著討論對那種為實現(xiàn)目標而界定政策的規(guī)定。

　　我們討論的出發(fā)點是沃爾弗斯的有關安全是“缺乏對已有的價值的威脅”的定義，這一規(guī)定似乎抓住了“安全”這個詞的絕大多數(shù)用法中潛在的那種基本的本能性觀念。由于“缺乏威脅”這一說法有不少的含糊之處，所以沃爾弗斯的措辭完全可以被修改為“對已有的價值存在很低的損傷概率”。這種修改并未對沃爾弗斯的定義進行大的更改，并且也能將諸如地震之類的事件（理查德•烏爾曼已在他1983年的文章中認為應當將這些事件看作對安全的威脅）包括在內(nèi)。這種經(jīng)過了修改后的定義具有的優(yōu)勢，可以用下列的事件來加以說明：為應付軍事上的威脅，國家發(fā)展出威懾政策。這種政策的本意是通過降低進攻可能發(fā)生的概率從而為國家提供安全。為應對地震的威脅，國家采用了建筑上的規(guī)范。這種做法并不會降低地震發(fā)生的幾率，但卻能夠降低對“已有的價值”進行損傷的幾率。所以，這種經(jīng)過了修改的措辭主要是關注于保存已有的價值，而不是關注于到底有沒有威脅。而根據(jù)這種修改，在最廣泛的意義上，“安全”可以用兩種規(guī)定來加以界定：一是誰的安全？二是對什么價值的安全？

　　誰的安全？

　　正如博贊正確指出的那樣，一種沒有規(guī)定其參照物的“安全”概念沒有多少意義。但是，對博贊來說，類似于“國家”或“個人”這樣的簡單規(guī)定是根本不夠的。因為有許多國家和許多個人，同時還因為它們的安全是相互依賴的，所以他認為“尋找安全的參照物”必須同“尋找安全的必要條件同步進行”。然而，正如在上文中注意到的那樣，這種路徑將概念分析同經(jīng)驗觀察混淆在了一起。出于說明“安全”概念的目的，對有關“誰的安全”的問題有許許多多答案是可以接受的：個人（某些、大多數(shù)或全部個人），國家（某些、大多數(shù)或全部國家），國際體系（某些、大多數(shù)或全部的國際體系）等等。最終的選擇取決于我們需要處理的那些特定的研究問題。

　　對什么價值的安全？

　　個人、國家和其他社會行為者都有著很多的價值。這些價值可能包括：生理安全、經(jīng)濟福利、自主、心理健康等等�！皣�家安全”概念傳統(tǒng)上包括了象政治獨立、領土完整這些需要被保護的價值；
但有時也包括其他價值。例如，美國前國防部長哈羅德•布朗曾將維護“基于合理條件的與世界其他地方的經(jīng)濟關系”包括在“國家安全”概念中。如果沒有指明某種“國家安全”概念包涵了什么價值通常會造成混亂。

　　沃爾弗斯曾經(jīng)對“安全”的主觀與客觀兩方面進行了區(qū)分。他的目的就是允許存在國家高估或低估它們已獲得的價值會受到損傷的實際概率的可能性。如果是前一種情況（即高估），那么減少那些不恰當?shù)目謶挚赡芫蜁�是安全政策的目標�?br>如果是后一種情況（即低估），那么某個國家就可能會處于一種自認為很安全但實際并非是如此的境況中。前文提出的“安全”定義明顯包括了其客觀方面，通過將“和平思想”和“缺乏恐懼”指定為可以說明的價值，那么我們提出的“安全”定義也可以包括其主觀方面。當然，究竟是否需要這么做必須取決于我們面臨的研究任務。

　　應該注意的是，我們不應用“生死攸關的利益”及“核心價值”之類的術語來說明“安全”的主觀方面�；�于在下一部分將討論的理由，這種做法可能會預先將這些價值判定為一種政策目標，并因此可能損害安全同其他政策目標的比較。

　　盡管憑上述兩條說明就足以能界定“安全”概念，但它們對追求安全并沒有能提供多少指導。為了使不同安全政策可以在它們彼此間進行比較并可以同那些追求其他目標的政策進行比較，我們可能還需要下面的這些說明。

　　多少安全？

　　按照沃爾弗斯的看法，“安全”是一種“國家多少會有且可以在更大或更少程度上向往的”價值。與沃爾弗斯處于同一時期的伯納德•布羅迪就認為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將安全看作一種程度問題。他引用了雅科布•迪沃斯將軍的一段話作為例證：“國家安全是一種根本無法規(guī)定的情況。我們要么安全要么就不安全。我們不可能有部分的安全。如果只有一半安全，就等于是根本不安全�！北M管布羅迪、沃爾弗斯及其他人已經(jīng)批評了這種看法，即不能將安全作為一種程度問題的理念看作理所當然。

　　諾爾已注意到，將國家安全威脅“當作多或少的問題引起了許多概念上的混亂�！辈┵澩瑯右蔡岬搅祟愃频睦щy：“‘安全’這個詞的本身實際上暗示了某種絕對的情況，即要么安全要么不安全，而且這個詞也不能服從于那種填補了冷和熱之間空白的有刻度的頻譜的理念�！比绻�情況真的是這樣，那就有必要在我們將“安全”作為一種分析概念加以定義時脫離其日常的用法。但是，實際的情況似乎也并不是如此。因為人們在日常語言中談論不同程度的安全是一件大家都習以為常的事情。

　　對一國已具有的或者是正追求的安全程度是非常重要的理由之一，是因為絕對安全是根本無法獲得的。博贊承認了這點，但卻將它看作為一個來源于“‘安全’概念具有的那種本質(zhì)上爭議性”的“合乎邏輯的問題”。博贊認為，如果安全被看作一個程度問題，那么這“引起類似‘多少安全才算夠’這樣的非常復雜并且在客觀上難以回答的問題”。但是，這也正是為什么安全應該被這樣考慮的理由。我們不清楚為什么這會是“客觀上難以回答的問題”。因為這些問題正是經(jīng)濟學家們長期以來力圖要回答的問題，即怎樣在不同目標間分配稀有的資源。況且，有關絕對安全的不可獲得也不存在任何特殊之處。正如赫伯特•西蒙注意的那樣，“任何目標的實現(xiàn)都只是一個程度問題”。

　　總之，在一個稀缺資源須在沖突的目標間分配的世界上，沒有絕對可實現(xiàn)的目標，因此人們無法回避這個問題，即“多少才算夠？”否則，人們就不應去嘗試。

　　來自什么威脅？

　　那些使用“安全”這個術語的人的頭腦里通常都裝著某些特定種類的威脅。例如，家庭防盜系統(tǒng)一般是針對潛在的入室搶劫犯；
國家安全系統(tǒng)通常都是針對其他的國家。由于那些對已有價值的威脅往往有多種來源，所以明確地說明這個來源是非常有用的。冷戰(zhàn)時期時常提到的那種對國家安全的“共產(chǎn)主義威脅”，通常都沒指明這種威脅究竟是意識形態(tài)威脅、經(jīng)濟威脅、軍事威脅亦或是這些威脅的綜合體，而這種做法也就妨礙了有關于這些威脅的性質(zhì)和程度的理性爭論。這里我們所提到的“威脅”概念同許多研究國際關系和國家戰(zhàn)略的學者們提到的不一樣。這些學者通常使用“威脅”一詞指稱那種特殊種類的行動，這種行動傳達的乃是一種有條件的承諾，即除非某種要求得到滿足，否則將給予懲罰。然而，日常用語中經(jīng)常能發(fā)現(xiàn)許許多多將流行病、洪水、地震或干旱稱為對既得價值的威脅的用法。烏爾曼和其他一些學者認為，“安全”概念應當被擴大到包括這類現(xiàn)象。這里似乎沒有理由不采用這種更寬泛的“威脅”概念，尤其是這種用法同它在日常語言中的用法相一致。那些希望將社會行為者做出的有關懲罰的有條件承諾稱之為安全威脅的人，在說明“安全”的這一維度時，可以使這點更清楚。

　　通過什么手段?

　　同財富一樣，安全這個目標可以通過許多手段來獲得。沃爾弗斯傾注了很大的精力來說明這一點，即似乎可以采取許多不同的政策來追求安全。

　　有關“安全”概念的這方面的說明在我們討論國際政治時尤其重要。自從沃爾弗斯的文章發(fā)表后，“安全研究”已經(jīng)成為了國際關系學科中一個眾人皆知的分支。某些從事“安全研究”的學者所特別具有的那種完全以“軍事力量的威脅、使用和控制”來界定這個領域的傾向，可能會導致人們在追求安全的手段方面的迷惑。同時這種做法也將使有關這種問題的爭論偏向于那種對安全問題的軍事解決方案。

　　以什么代價？

　　追求安全總是要涉及到代價，即犧牲掉其他本可以追求的目標以便騰出足夠的資源去追求安全。因為常常有些學者暗示這種代價并不要緊，因此對安全政策這方面的說明就顯得很重要。例如，某個學者將國家安全界定為對核心利益的捍衛(wèi)，(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且他將核心利益描述為是一種“不惜任何代價都要追求的利益”。然而，從一個理性決策者的角度來看，實際上不存在這樣的利益。代價總是要緊的。另一位學者則聲稱：“實際上，在維持一個強大的軍事設施的目標和諸如擺脫對波斯灣石油的依賴性、在窮國中提倡那種可持續(xù)的自我發(fā)展、…、在國內(nèi)推行更多的公共透明度和更健康的環(huán)境之類的目標間，并不必然存在著沖突。如果美國人民決定分配資源這樣做的話，所有這些目標都是可以實現(xiàn)的。”由于不同的目標都在爭奪稀缺的資源，因此只有假定存在著一個無成本的世界才會消除這些目標間必然會存在的沖突。如同在思考其他政策目標時一樣，我們在思考安全時，牢記下列這條原則是很有幫助的，即“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暗示代價并不要緊的另一種方式是對此保持沉默。在最近的十年中，現(xiàn)實主義者、新現(xiàn)實主義者以及它們的批評者都沒有對代價問題給予足夠的重視。盡管那些批評者們時常陳述或者是暗示目前在軍備方面的花費確實太多了，但這點通常被當作自明的道理而不是被當作需要證據(jù)和論證才能夠說明的道理。

　　沃爾弗斯對為何要說明安全的這方面提供了另一條理由。沃爾弗斯反對那種主張將國家安全置于道德判斷之外的說法，他認為，為追求安全的緣故而犧牲其他價值必然使這樣的政策會成為“道德判斷的主體”。鑒于有許多的罪行都是借著“國家安全”的名義而犯下的，所以這一條是一個非常有益的提醒。

　　在什么時段？

　　從長遠看最理性的安全政策同那從短期看最理性的安全政策可能存在很大的不同。從短期看，一道高筑的籬笆、一條兇猛的狗和一把大威力的手槍可能是保護自己不受到鄰居侵犯的有效方法。但是，從長期看，可能同鄰居交朋友是更好的保護自己的方法。短期的安全政策可能也會同長期的安全政策相沖突。

　　簡要概述：

　　沃爾弗斯曾認為，為了能使它對“合理的政治建議和科學用法”有用，我們需要對“國家安全”概念進行明確說明。為了對他的這一論斷能夠做出相應的回應，人們完全可以在安全主體、相關價值、安全程度、威脅種類、應付威脅的方式、應付威脅的代價及相關時段等方面對“安全”概念做出明確說明。

　　但是，問題仍然存在，即“到底要多少說明才夠？”是否每當人們在使用時都須對“安全”概念的所有方面進行詳細說明？很顯然，答案全都是否定的。需要說明的方面及對其說明的程度都是隨研究工作的變化而變化的。并不是在任何時候都要對所有方面進行說明。然而，對大多數(shù)目的而言，有意義的科學交流似乎至少需要說明安全主體、相關價值、安全程度、威脅種類這四方面的問題。出于對不同的政策選擇進行系統(tǒng)比較的目的，最后三方面（即手段、代價、時段）必須得到說明。

　　盡管對“安全”概念的各方面都可以廣泛地加以說明，但這個概念的有用性并不就一定會因為這點而增加。例如，如果我們以那對一個國家的所有既得價值的威脅來界定“安全”概念的話，那么它實際上幾乎變成了國家福利或國家利益的同義詞，這樣一來它就對我們區(qū)分不同的政策目標變得幾乎毫無用處了。

　　5、安全的價值：

　　個人、家庭、國家及其他行為者對安全都非常珍視。但是，安全并不是他們珍視的唯一的價值；
并且對安全的追求必須要犧牲許多其他的價值。所以，我們必須要問安全相對于其他價值而言到底有多重要。這里我們討論的就是對這個問題的三種回答方式：一是最大價值路徑，二是核心價值路徑，三是邊際價值路徑。我在這里闡述的觀點是，第三種路徑，即邊際價值路徑，比其他兩種路徑更為可取。

　　最大價值路徑：

　　確定安全價值的方法之一就是問，如果沒有安全，生活將變成什么樣。對這個問題最著名的答案是英國學者托馬斯•霍布斯給出的，他的答案是，生命必將會因此而變得“孤獨、貧困、卑鄙、殘忍和短壽�！倍�這種推理使許多學者都斷言安全目標的首要性。這種論斷的背后隱含的主要邏輯是，安全是人們享受任何其他的價值（例如繁榮、自由或任何其他的價值）的一個先決條件。

　　如果我們就可呼吸空氣、可飲用的水、食鹽、食品、居所或衣服等問題而提出那個霍布斯式的問題，那么這種推理中的謬誤就顯現(xiàn)出來了。對每個這種問題的答案同那對安全問題的答案大致是相同的；
且每種價值的首要性似乎都是可信的。當然，這種做法僅僅是強調(diào)了金•米德斯很久以前就已經(jīng)知道的一條真理，即某件東西的價值（不論是黃金、安全、水還是任何其他的東西）并非是它自身內(nèi)在的品質(zhì)，而是外在的社會條件的產(chǎn)物（即供求關系）。一個人擁有的黃金越多，他可能給予的每一盎司額外黃金的價值就越小；
一個人越是安全，他就越不可能珍惜安全的增加。

　　首要價值路徑暗示著安全對任何情況下的任何行為者的價值都超過所有其他價值，就這種暗示達到的程度而言，這實際是一種在邏輯上和經(jīng)驗上都無法站得住腳的論斷。因為沒有對為何在一個絕對安全不可得的世界中需要將資源的分配局限在安全方面提供任何正當性的說明，所以它在邏輯上是有缺陷的。由于同人們實際行為的方式不相符，所以它在經(jīng)驗上同樣是有缺陷的。史前的人為安全可能會生活在巖洞里，但他們并沒有一直都呆在洞里。每當他們?yōu)閷ふ沂澄�、飲水或探險而大膽走出洞穴時，他們都表達了自己為某種可能更珍視的價值而犧牲巖洞安全的意愿。在選擇居住地時，史前的居住者往往會放棄高山頂上的安全而更愿意選擇那些較少安全但卻有較多食物或飲水的地方。同樣，即使在戰(zhàn)爭時期，現(xiàn)代國家也不會將所有資源都用來追求安全。即使是最受圍攻的社會也會將部分資源用于為它們的人民提供食物、飲水和居所。

　　核心價值路徑：

　　由于認為安全僅僅是幾種重要的價值之一，因此核心價值路徑兼顧了其他的價值。雖然這種路徑減少了同首要價值路徑聯(lián)系在一起的那些邏輯上和經(jīng)驗上的困難，但它卻并沒有徹底消除這些困難。贊成這條路徑的人仍然面臨對他們?yōu)槭裁磳⒂行﹥r值而不是其他價值界定為核心價值提供辯護的需要。同時，如果核心價值總比其他價值更重要，那么這條路徑就不能說明為什么必須將資源分配給其他價值。

　　邊際價值路徑：

　　邊際價值路徑是唯一的一個對資源分配問題提供了解決方案的研究路徑。這條路徑并不是基于任何有關安全對所有情形中的所有行為者的價值的基礎上。相反，它是基于“邊際效益遞減”規(guī)律適用于安全及其它所有價值的假設上。強調(diào)安全的首要性同強調(diào)飲水、食品或空氣的首要性是一樣的。維持生命需要有一定數(shù)量的飲水、食品或空氣，但這并不意味著一杯水的價值對一個被困在沙漠的人和一個浸泡在湖中的人是一樣的。正如金•米德斯得知的那樣，增加某物帶來的價值取決于一個人對它的擁有量。

　　根據(jù)邊際價值路徑，安全僅僅是許多競爭稀缺資源的政策目標中的一個，而且所有這些政策目標全都是受制于“邊際效益遞減”規(guī)律。所以，國家安全增加對一國的價值總是隨著國家的不同和歷史背景的不同而變化的，這種價值不僅取決于需要多少安全，而且取決于一國已擁有多少安全。只有在分配給安全的邊際收益大于分配給其他價值的邊際收益的情況下，理性的決策者才會將資源分配給安全。

　　將國家安全當作許多競爭稀缺資源并具有遞減回報率的公共政策目標之一并不是新鮮事。沃爾弗斯及他的同時代學者都采用這一路徑，防務經(jīng)濟學家們長期以來也一直贊成采取這一路徑。但是，在最近有關國家安全的許多文獻中，這一路徑受到了忽視，而這點也就是向我們提示了重申這一路徑的重要性的必要。

　　批判理論家、女性主義者、現(xiàn)實主義者、新現(xiàn)實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全球主義者及第三世界理論家都居住在同一個資源稀缺的世界上。最終，所有這些人都必須要面對肯•布斯提出的這個問題，即“造多少軍艦”。即使那些對這個問題持絕對否定回答的和平主義者，也必須要決定怎樣在相互競爭的非軍事性用途間分配資源。邊際效益分析對上面提到的所有那些學派而言全都是極為有用的分析工具。

　　關于“安全”作為一個目標的重要性的陳述究竟是經(jīng)驗性觀察還是“安全”定義的一部分并不總是很明確的。然而，“高政治”和“低政治”的界限表明，有些學者可能將安全價值當作是一個定義問題。例如，博贊在他的“安全”定義中只包括了那些配得上“‘安全’標簽的迫切性”的關切，而這點也就時意味著“迫切性”是他的“安全”定義的一部分。同時，當他在提到那些“力圖將某些特定的經(jīng)濟問題提升到國家安全議程中的努力”時，他似乎在暗示這個議程具有內(nèi)在的優(yōu)越性。同樣，威脅的強度對博贊來說似乎也正是“安全”概念的一個重要特征。

　　烏爾曼提出的有關“國家安全威脅”的定義同樣包括了那些預先判定了安全重要性的要素。所以，他沒有將所有那些會“導致一國的居住民生活質(zhì)量下降”的威脅包括在他的定義中，而只是包括了那些將急劇和迅速地做到這一點的威脅。同時，他也沒有將所有那些會“縮小國家可得的政策選擇余地”的威脅包括在他的定義中，而只是包括了那些將“大大地”做到這一點的威脅。通過這種概念上的錯誤，博贊和烏爾曼他們兩人似乎都排除了存在一種小的或微不足道的國家安全威脅的可能性。

　　當然，各種政策的提倡者時常會通過宣稱他們的建議是“安全問題”從而為他們的這些建議贏得認同。需要護衛(wèi)艦的海軍、需要各種資金的教育工作者、需要控制污染的環(huán)保工作者之類的人，他們都能將各自的事業(yè)描繪為“國家安全”事務。在這種情景下宣稱某事是一個安全問題實際上也就是一種宣稱其重要性的方法，因此，人們可能認為將所謂“迫切性”放入到“安全”概念中完全是一種普通的做法。但是，如果人們遵循這個慣例，“安全”概念對理性政策分析而言就變得無用了，因為這樣做將會使“安全”相對于其他目標的價值在概念上已經(jīng)被預先確定了。

　　6、安全與新現(xiàn)實主義：

　　這里呈現(xiàn)的有關對“安全”的各種說明同那對國家安全的理論化也是有相關性的。世上沒有哪種國際政治理論比新現(xiàn)實主義更強調(diào)安全了，因為新現(xiàn)實主義將安全規(guī)定為國家首要的行為動機。盡管安全在新現(xiàn)實主義理論中非常重要，但新現(xiàn)實主義者卻幾乎沒有對解釋安全的涵義傾注任何注意力。在一段經(jīng)常被引用的文字中，肯尼斯•沃爾茲曾說道：“在一種無政府狀態(tài)中，安全是最高的目標。只有在生存得到了保障的情況下，國家才會去追求諸如寧靜、財富和權力之類的其他目標�！边@段文字代表了一種出于建立理論的目的而進行的簡化。借用沃爾弗斯的話說，只要不會給超過科學用法允許的混亂留下余地，那么這種簡化就是能允許的。在處理“國家安全”這種特別含糊的概念時，缺乏必要的說明是尤其令人擔憂的事情。我們在前文中勾勒的那些說明可以為我們確定沃爾茲的簡化是否已走得太遠起到一種有用的名目的作用。

　　將安全等同于生存并沒對我們?nèi)绾位卮鹣旅娴膯栴}提供多少（或根本就沒有提供）有用的指導，即“什么價值的生存？”說國家將竭力確保它們自己的生存并沒有告訴人很多事。而這點對沃爾茲來說尤其如此，因為他是以各種功能（包括制定和實施法律，抵御外來侵略，為公民提供他們所需要的食品、服裝、住所、交通和其它消費品等等）來界定國家的。如果所有的這些功能都作為那些人們用來界定安全的既得價值的一部分而將其包括在定義中，那么“安全”概念將會變得過于寬泛從而失去了用它來區(qū)分各種政策目標的有用性。這種定義可能會排除國內(nèi)安全利益或國際安全利益，也可能會排除那些貪婪的和自我毀滅性的安全利益，但幾乎沒排除其他任何東西。

　　在國家渴望獲得的安全程度問題上，沃爾茲的答案是：足以確保生存。但這個答案并沒說明多少保障才算是足夠的。完全得到保障的生存只能是一個可以接近但是卻永遠也無法達到的目標。不論國家采取什么樣的政策，總會有一些生存的機會，因而也就會有一些安全保障。這里最為關鍵的問題，并不是安全是否已得到了確保的問題，而恰是有關于“多少保障才算是足夠的？”這一問題。

　　在新現(xiàn)實主義理論中，安全的代價問題也沒有能得到多少關注。我們在前面引用的那段文字并沒有提到那種有關安全政策的邊際收益遞減的可能性，但這段文字還是允許存在這種可能性，因為它暗示某種程度的得到保障的生存將會為那種將資源轉(zhuǎn)移到追求其他目標的行為提供合理性證明。但是，沃爾茲將企業(yè)追求財富的目標同國家追求安全的目標所進行的比較，卻提出了有關安全代價的處理問題。由于利潤主要就是以企業(yè)的凈收益來界定的，因此將企業(yè)描述為由于邊際成本超過邊際收益從而失去了利潤的增加是毫無意義的。所以，各種經(jīng)濟理論總是將企業(yè)描述為追求更多的利潤。(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相反，如果將國家描述為由于邊際成本超過邊際收益從而失去了安全的增加則是有很大意義。并且，任何將國家描述為總是在追求更多安全的政治理論都是嚴重誤導的。

　　無論新現(xiàn)實主義理論是否已經(jīng)為“安全”概念提供了足夠的說明，安全政策說到底是一個判斷問題，因此無法被簡化為一個簡單的公式。然而，為做出這個判斷，最好是思考一下要保護的價值、要尋求的安全的程度及為此而付出的代價。

　　我們還應考慮到新現(xiàn)實主義對“安全”處理的另一方面。新現(xiàn)實主義者難道真的將“安全”視為一種零和（即一個行為者的安全意味著另一個行為者的不安全）概念嗎？當新現(xiàn)實主義者國家描述成為“安全”而彼此競爭時，他們似乎暗示“安全”正是一種零和概念。這就意味著這種競爭的勝利者可能是一個被一些不安全的國家包圍的國家。然而，我們應當認真考慮一下不安全的鄰居是否是好鄰居的問題。

　　當然，確實存在著一些某個國家增強安全的努力導致了其它國家安全的減少的情形（這就是著名的“安全兩難”概念），且任何一種不能讓人描述這種情形的“安全”概念肯定存在著嚴重缺陷。但是，并不是國家采取的所有的安全措施都將會采取這種形式。所以，以零和詞匯來描繪國家間所有安全關系的“安全”概念同樣也存在著嚴重缺陷。我們在前文中描述的“安全”概念考慮到了國家間所存在的“安全兩難”，但我們并沒有使所謂“安全兩難”成為某種概念上的必需。

　　7、新的“安全”概念？

　　最近十年中出現(xiàn)了很多試圖重新思考安全問題的努力。不論這些文獻對應對冷戰(zhàn)后的世界有多少幫助，它們對理解“安全”概念卻沒有增加任何東西。艾瑪•羅斯查爾德就認為許多有關安全的新想法早在18世紀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本文則認為，至少在1952年沃爾弗斯的那篇文章發(fā)表后，重新思考安全的基本概念工具就已經(jīng)存在了。

　　安全的多面性并非一個新發(fā)現(xiàn)。沃爾弗斯指出了就保護什么價值、來自什么威脅、通過什么手段、以什么代價的問題對安全進行說明的必要�！鞍踩�”概念的多面性并未隨冷戰(zhàn)的結(jié)束而發(fā)生改變，但冷戰(zhàn)期間合適的有關這些方面的具體說明可能同那在冷戰(zhàn)后合適的說明大不一樣。經(jīng)濟安全、環(huán)境安全、身份安全、社會安全、軍事安全是不同的安全形式。每種形式都可根據(jù)前文中討論的那些方面來進行說明。世界局勢的不斷變化及新問題的出現(xiàn)并不是必然就要求有新的概念。投票權、軍事力量、經(jīng)濟力量、說服力全都是同一種社會現(xiàn)象的不同形式，即權力。而這些形容詞指出了它們間的不同之處，但所有名詞都使人注意到它們間的相似之處。這兩方面都很重要。

　　在國家以外的其他層次上對安全進行“概化”也不是什么新事物。沃爾弗斯討論的雖然主要是國家安全，但他承認也可以在比國家更高或更低的層次上對安全進行討論。而比沃爾弗斯的文章晚一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仍然是目前對多種形式和多種層次的安全進行敘述的最深刻、最有用的著作之一。

　　盡管我們呈現(xiàn)的這種對安全的研究路徑可能同那些有關“身份政治與安全”的文獻不太相容，但這種不相容性不應當被夸大。個人和民族國家有時確實對它們的身份感到不安全，且它們有時會采取各種政策來應付這種不安全。例如，個人可能會因此去咨詢一個心理醫(yī)生，而民族國家可能會因此而修改它們的移民法。而所有這兩種情形都可以用我們前文中提供的分析框架來進行描述。

　　總之，就目前有關安全的新思維主要集中在概念問題而不是經(jīng)驗性或規(guī)范性的問題所達到的程度而言，并沒有多少是新東西。絕大多數(shù)有關安全的新思想都可被沃爾弗斯在他于1952年發(fā)表的那篇文章中展現(xiàn)的概念框架所兼容。聯(lián)合國秘書長最近號召我們在安全上能夠?qū)崿F(xiàn)新的概念突破以超越“武裝的領土安全”從而能夠包括“那些在家中、在工作中、在社區(qū)中的人們的安全”。這個世界很需要一種能夠?qū)�冷�?zhàn)后的世界提供一種更好的理解的理論性突破，一種能擴充道德共同體觀念的規(guī)范性突破，一種有利于認識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賴的經(jīng)驗性突破及一種能加強我們追求得到擴充的安全議程的意志的政治性突破。但所有這些都不需一種超越沃爾弗斯的那些說明的概念性突破。

　　8、結(jié)論

　　 在過去的四十多年時間里，雖然研究者和政治家都曾經(jīng)廣泛使用“安全”這個詞，但很少有人關注如何解釋這個概念。盡管“權力”概念產(chǎn)生了堆積如山的解釋性文獻，但是對“安全”概念的解釋性文獻卻很少。雖然有許多學者都認為這種情況主要是由于

　　“安全”概念本質(zhì)上的爭議性造成的，但是將“安全”概念描繪為一個未得到充分說明的概念而不是一個本質(zhì)上有爭議的概念可能更確切。本文旨在對“安全”概念進行一種足以寬泛的、重點在民族國家的解釋，從而使“安全”概念在任何層次上都能夠運用。我們的目的就是將“安全”界定為一種同其他政策目標不同的政策目標。由于“安全”總在同其目標爭奪稀缺資源，因此必須使這些目標彼此間有所區(qū)別，但又能進行比較。而如果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在事先就必須使“安全”的相對重要性足夠開放，而不是以“重要利益”、“核心價值”之類的詞語將其規(guī)定在“安全”概念中。1952年，沃爾弗斯就認為，若要使“國家安全”概念對“明智的政治建議和科學用法”有用，那么就必須要對它進行明確說明。在冷戰(zhàn)結(jié)束后重復和澄清這些說明是尤其重要的。由于絕大多數(shù)對當代公共政策的爭論都集中在有關是否及怎樣在安全及其他目標間分配資源的問題，所以擁有一種有利于我們將安全的價值同其他政策目標的價值進行比較的“安全”概念在這時就顯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特別重要了。

　　 奧本海默提出評估科學概念的標準也可應用到前文提到的“安全”概念上：

　�。�1）可操作性：

　　 前文提到的有關安全的多種方面必須是不容易操作的。它們必須不可被簡化到某種簡單的公式，但它們其中的每一個原則上又都是可以操作的。

　�。�2）定義上的聯(lián)系：

　　 同“權力”概念不同，“安全”概念容易同一個動詞間發(fā)生聯(lián)系。不同的價值可以用不同的手段來保護。同時，各種形容詞的不同用法也允許我們?nèi)ヌ峒安煌�類型的安全，例如�?jīng)濟安全、環(huán)境安全、軍事安全、社會安全、人身安全、身份安全、情緒安全等等。在沒有破壞“安全”概念具有的那種基本的直覺性的觀念的同時，這種形式的術語家族為各種安全分析家進行研究提供了許多有用的詞匯。

　�。�3）事實性的聯(lián)系：

　　我們在前文中建議的說明將注意力導向了“安全”概念的那些可能容易被忽視的、但卻在理論上重要而且同政策相關的方面。這些方面包括了以下事實，即要保護的價值是多樣的，要尋求的安全程度是不同的，對安全的潛在威脅是多重的，追求安全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種，為安全而付出的代價是不可避免的，時段是重要的。

　�。�4）不排除經(jīng)驗性的調(diào)查：

　　我們這里討論的各種對“安全”概念的說明并沒排除經(jīng)驗性的調(diào)查，因為這種方式向人們說明了什么問題最好留給經(jīng)驗性的研究去解決。例如，安全作為一種政策目標的重要性并沒有被包含在“安全”概念中，因為我們沒有將“重要利益”或“核心價值”之類的說法包含在“安全”定義中。同時，我們所界定的追求安全的手段也沒有局限于“軍事力量的威脅、使用和控制”，而這點似乎恰恰正是許多“安全研究”定義暗示的。安全作為政策目標的重要性及什么是追求安全的最適當?shù)姆绞竭@兩個問題最好還是留給經(jīng)驗性的研究去解決。我們還應該注意到，有關對國家安全的“國內(nèi)威脅”是否比來自國家外部的威脅更重要這個問題，我們并沒有給出確切的答案。

　�。�5）日常用語：

　　我們在前文中給出的說明并不就一定與日常用法相背離�？赡苡腥藭�認為日常用法一般將國家安全等同于重要問題。正如有一項研究表述的那樣，“每個人都同意安全問題是非常重要的，且應當?shù)玫絿�家的關注和資金的支持�！本瓦@種表述達到的真實性而言，它建議的那種研究路徑肯定同日常用法相背離。如果將國家安全問題界定為重要問題，那么任何將它們同其他問題進行比較的努力將會從一開始就帶有傾向性。

　　在指涉各種極端重要的問題時，我們并不缺少各種能取代“安全”這個詞的標簽，例如緊急問題、重要問題、極端重要問題、核心問題、最需要解決的問題等等。

　　時常有人會認為或暗示，只要以“國際安全”或“全球安全”來取代“國家安全”這個詞的話，那么就可以取消或大大減少“國家安全”存在的各種概念問題。盡管這種形容詞變化可能對某些目的有用處或有意義，但它們并不是沃爾弗斯提議的那些說明的替代品。這種變化主要隸屬于第一種說明，即“誰的安全？”如果沒有對其它方面進行明確說明，那么由此產(chǎn)生的各種含糊不清之處，不僅會適用于“國家安全”，而且適用于“國際安全”或“全球安全”。雖然有人時常會聲稱“國際安全”與“國家安全”不同，因為前者指明了各國在安全關系上的相互依賴性，但這種論斷背后的邏輯非常不清晰。不論用哪一個形容詞，我們在本文中說明的“安全”概念并沒有就國家在安全關系上的相互依賴程度做出任何暗示。這個問題最好是留給經(jīng)驗性的研究去解決，而不應包括在相關的“安全”概念中。那些相信國家在安全關系上是相互依賴的人應該以證據(jù)和論證來說明這個問題，而不是用概念來說明這個問題。同樣，人們也不應認為“國家安全”將使人們無視“安全兩難”或國家在安全關系上更普遍的相互依賴性。沃爾弗斯在沒有“國際安全”概念的幫助下同樣明確地認識到這兩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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