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先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
言不順則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
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無所茍而已矣。

　　―——孔子

　　自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宣布停止以階級斗爭為綱，將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之后。從廢除人民公社，容忍私營經濟開始，一直到最近《物權法》的通過，三十年來，執(zhí)政黨主導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規(guī)。這些政策法規(guī)在促進經濟社會發(fā)展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果，在保障國民的基本權利方面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然而，改革開放以來，執(zhí)政黨采取的這一系列方針政策，在因取得驕人的成就而不斷獲得榮耀的同時，卻在思想和精神上，給自己積累了越來越深的矛盾和困惑。因為，這些卓有成效的政策和法規(guī)，卻使執(zhí)政黨自身在行為上一步一步地逐漸偏離，乃至最后完全違背了自己建黨之初的政治信仰――共產主義。

　　黨面對現(xiàn)實的經濟社會問題以經驗主義方式作出的明智決策，和黨為了凝聚自身的精神力量而不斷強調的對自己最初的政治信念的堅貞不渝的忠誠之間，產生了尖銳的沖突。黨的這種理智和情感之間的分裂，正隨著整個社會在現(xiàn)代化道路上的飛速前進而日益加劇。在細致地追溯了這一矛盾產生的原因，和分析、考察了假如任由這一分裂擴展下去，對黨的生存和發(fā)展、對國家的制度建設、對經濟的發(fā)展和社會秩序的維護、對個體的精神和道德的全面影響之后，我們最后得出的結論是：彌合這一分裂，揚棄這一矛盾的最恰當的方法，是將共產黨正名為自由民主黨；
將黨的基本政治哲學從共產主義轉型為自由民主主義；
不是在馬克思主義的領導階級斗爭、實行階級壓迫的國家理論，而是在自由民主主義的為了平等保護每個國民基本權利的目的而使用暴力的國家哲學的指導下，重新鍛造黨的政治合法性的基礎。

　　我們深知要接受這一結論，絕非易事，這一轉型關涉到社會存在的所有層面，是一個無比復雜的系統(tǒng)工程。然而，經過反復思考之后，我們相信，從現(xiàn)在開始，執(zhí)政黨就主動開始實施這一轉型，固然需要冒不小的政治風險，但是，假如任由這一矛盾不斷擴大，那么，不管是對黨，還是對我們整個民族來說，都將冒更大的風險，支付更大的代價。下面，我們嘗試著將得出這一結論的理由陳述如下：

　　一

　　首先將正領導人民建設現(xiàn)代法治國家和市場經濟社會的執(zhí)政黨，稱為自由民主黨，而不是共產黨，就像將黑說成是黑，將白說成是白，將鹿說成是鹿，將馬說成是馬一樣，是對一個已經發(fā)生和存在的事實的確認。

　　在漢語中，就像在世界上任何一種語言中一樣，一個名詞作為一個概念，有著自己特定的內涵，一個現(xiàn)實中的事物只有當它具有某個概念的內涵所規(guī)定的那些基本特質時，我們才可以用這個名詞來稱呼它。因此，在我們思考目前中國的執(zhí)政黨是否應該稱為共產黨這個問題時，首先應當考察一下共產主義、共產黨這些概念的基本內涵。

　　共產主義也被稱為馬克思主義，舉世公認，共產主義的核心理念是由它的經典作家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等著作中闡發(fā)的。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中所有的新增財富都是由工人的勞動創(chuàng)造的，因此資本獲得的利潤就是對本來應屬工人的勞動所得的剩余價值的掠奪，而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現(xiàn)代市場經濟制度就是邪惡的剝削制度。共產黨的使命就是領導被剝削的無產階級起來剝奪資產階級的資本，徹底廢除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制度，建立起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制度，在這樣的徹底消滅了剝削，因而無比道德的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個人只有通過勞動才能獲得收入，所有試圖通過私人占有生產資料來獲得別人勞動成果的行為，都被一勞永逸地消滅了。最后，由于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絕不可能主動地放棄自己已經占有的私人資本，所以，一個共產主義社會只能由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通過階級斗爭和暴力革命的方式才可能得以建立。

　　簡單地概括一下的話，共產主義這個概念，是由剩余價值論、剝奪私人資本、階級斗爭、暴力革命、計劃經濟等基本特質構成的。假如還要更為簡練，那么，可以引用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的名言：“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3]

　　用馬克思主義的這些基本特質，來對照分析執(zhí)政黨成立以來的80多年的歷史，稍具歷史常識的人都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是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構成了執(zhí)政黨精神發(fā)展史上的真正意義重大的分水嶺和轉折點，從1921年到1978年，這57年間的黨，是一個在精神上真誠地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它通過艱苦奮斗、英勇犧牲，通過大規(guī)模的軍事斗爭和波瀾壯闊的群眾運動，堅持不懈地用馬克思主義的核心理念來徹底改造中國社會。而1978年之后，執(zhí)政黨在理智上事實上已不再相信共產主義。

　　停止以階級斗爭為綱，是這一轉折過程中最具象征性的事件。毛澤東曾經說過：階級斗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斯大林也說過：幾天不搞階級斗爭黨就要生病，幾周不搞階級斗爭黨就要滅亡。許多人錯誤地將共產黨領袖對階級斗爭的強調，僅僅看作是私人品格上的好斗，其實，階級斗爭深深地植根于共產主義的核心理念：消滅私有制之中。追求幸福是個體最深切的本能，而私有財產是個體追求幸福的必要條件，每個人都會用自己最深沉的本能來保護私人財產，即便是在私人資本已經被全面剝奪的計劃經濟社會中，人們依然在悄悄地頑強地積累著自己的私人財富，政府稍一放松打擊的力度，自發(fā)的自由市場和私人資本立刻就會死灰復燃。因此，一個真誠地想要消滅私有制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刻也不能停止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正是共產主義最核心的特質，是共產黨的黨魂。[4]所以，一旦停止以階級斗爭為綱，那么，1978年之后，執(zhí)政黨應順社會中存在的一股強大的自發(fā)力量的要求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針政策，使得整個社會和黨本身越來越遠地背離共產主義的各項基本特質，就成為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大家不難發(fā)現(xiàn)，上述的對執(zhí)政黨改革開放以來的轉型的解釋，和黨的自我解釋之間，存在著某種微妙的差異。我們聽到的習慣性的說法是：從大躍進、人民公社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這20多年間我們事實上已經走進了一條死路，黨之所以犯這樣嚴重的錯誤，是因為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路線得到了恢復，所以，我們又重新走上了順利發(fā)展的康莊大道。

　　我們對這一段話中的事實判斷并沒有疑義，分歧在于什么是馬克思主義這個詞的詞義。任何一個尊重漢語，尊重邏輯，并且對馬克思作為一個作家有著最起碼的尊重的人，都無法否認：消滅私有制而不是恢復私有制，宣揚階級斗爭而不是階級調和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所以，徹底驅逐和消滅外國資本才是馬克思主義，積極引進外資絕不是馬克思主義；
“三大改造” 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拍賣國有企業(yè)、促進私營經濟發(fā)展則是背叛了馬克思主義；
通過“窮過渡”建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才是推進共產主義價值理想的創(chuàng)造性實踐，廢除人民公社則是損毀了共產主義事業(yè)；
用殘酷的階級斗爭手段，割資本主義尾巴，禁絕任何一個自發(fā)的交易行為，“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這才是明知會帶來物質上的貧困，依然無私無畏，悲壯地堅守純潔的共產主義理想，相反，允許自由交易，允許私人資本的積累，允許雇傭工人則是背棄了共產主義理想，走上了發(fā)展資本主義的道路。

　　經過這番語義學上的分析之后，我們可以將上述那段話修訂如下：建國之后，由于黨真誠地信奉使其奪得政權的馬克思主義，一絲不茍地用馬克思經典著作中的基本理念改造中國，才從“三大改造” 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使自己和整個社會走進了一條死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由于黨從自己的災難中學會了獨立的理性思考，逐漸超越和揚棄了馬克思主義，才一步一步重新引領整個社會走上了順利發(fā)展的道路。

　　也許，有的讀者會覺得我們花如此多的篇幅，頂真地進行語義學上的分析，不免有些迂腐，因為，黨并非不知道自己現(xiàn)在所用的“馬克思主義”一詞的意義，和這個詞的本義之間的差異，它之所以這樣言說有著其他“更深層”的考慮。對于這些所謂“更深層”考慮，我們將會在下面進一步加以剖析。我們現(xiàn)在先暫且假定，黨的這種言說方式：即堅定不移地將自己說成是自己所不是的，并且有著完全相反特質的東西，而且運用自己擁有的巨大影響力，堅決要求全國人民也跟著一起這樣言說。真的是為了捍衛(wèi)某些最核心的政治價值：如政治權威的合法性和尊嚴，社會的基本秩序所必須的。那么，這也絲毫不妨礙我們站在捍衛(wèi)語言、邏輯和真理的價值的立場上，向黨提出“正名”的要求，要求黨將是說成是，將不是說成不是。因為，一個社會的存在和發(fā)展，不僅僅只需要某種單一的價值，而是需要多種價值的和諧并存。假如，社會中的一個政治組織在追求政治價值的時候，卻破壞、扭曲和妨礙著其他價值的生存和發(fā)展，那么，整個社會為了自己的健康存在，就有必要要求它學會在尊重其他價值的獨立性的前提下，來追求政治維度上的價值。

　　一個事物以它所是的方式存在著，這本身就是一件最值得尊重和敬畏的事，它是一切價值的最本源的基礎。一種思維和言說假如失去了對存在的敬重，也就失去了達到真理的可能性，失去了作為思和言的最基本德性。一個個體和民族假如習慣了這樣的思和言，習慣了生活在這樣的語言空間之中，那么，他的生命之泉就將變得渾濁而不再清澈，就將失去生存的本真的意義和價值。因此，在這第一部分中，我們試圖論證的是，“正名”的首要價值（而非表層的、次要的價值）就是它有助于治療在我們的文化空間中，長期以來被政治的考慮扭曲得傷痕累累的語言，同時，使政治回歸到它自己的疆域之內，它將有助于黨學習一種言說的教養(yǎng)，學會當自己的政治意志與真實存在和邏輯的價值之間發(fā)生沖突時，怎樣去尋找一種合理言說的界限和分寸，并且謹守它。

　　上面的論述只是說明了目前中國的執(zhí)政黨已經不再是共產黨，那么，為什么可以說它是自由民主黨呢？假如說共產主義的核心理念是通過階級斗爭來消滅私有制的話，那么，自由民主主義的核心理念就是尊重每個個體自由地追求幸福的權利，并且使用國家的強制力來平等地保護這種權利不受侵犯。而且，由于每個個體的身體和財產是其追求幸福的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條件，因而，就如洛克所指出的，一個信奉自由民主主義的政府的首要職責就是保護每個國民的私人產權[5]。

　　當我們同時用共產主義和自由民主主義的核心理念來考察執(zhí)政黨改革開放以來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就不難發(fā)現(xiàn)，它不僅僅只是對前者的不斷背離和超越，更重要的是，同時又是對自由民主主義的核心價值的逐漸確立和認同。這一系列方針政策之所以逐漸賦予人們：自由交易的權利、追求和積累私人財產的權利、通過占有私人資本獲取利潤的權利、雇傭他人為自己勞動和被他人雇傭的權利、建立私營經濟組織的權利……，是因為黨在自己正反二方面的實踐經歷中越來越明確地認識到，這些權利是個體求生存求發(fā)展的不可缺少的條件，政府假如動用自己手中的強制力去禁止、打擊這些權利，那么就是在人為地損害人民的幸福，阻礙社會的發(fā)展，相反，當它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強制力去認真地保護這些權利時，那么，它就是在促進人民的幸福和社會發(fā)展，就是在做著政府作為政府真正應該做的事。

　　也許，有的讀者會問，改革開放以來，雖然執(zhí)政黨并沒有公開拒斥民主、自由的價值，但是，也從來沒有將作為一個政治哲學體系的自由民主主義宣布為自己的指導思想，那么，為什么在黨的一系列政策中會存在著一種明顯的自由民主主義的價值取向呢？我們認為這主要是由于以下的原因：首先，自由民主主義的核心價值發(fā)乎人性，合乎自然，因此，黨在自己的痛苦經歷中掙脫了馬克思主義教條的桎梏，順應人民和社會的真實需要，用自己的獨立思考來制定政策時，這些政策在價值取向上向自由民主主義回歸就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
其次，開放之后，我們在制定政策法規(guī)時，非常注意向發(fā)達國家學習，而這些國家的法律和政策中，無不凝結著作為普世價值的自由民主主義的基本理念。同時，高等教育和信息傳播也使包括黨的政策的制定者和執(zhí)行者在內的整個中國知識階級普遍具有了自由民主主義的基本素養(yǎng)。

　　最后，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在執(zhí)政黨的主導下，2004年，“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 被正式載入憲法，2007年又通過了平等保護私人和法人產權的《物權法》。這說明執(zhí)政黨已經從自發(fā)地逐個保護國民的具體權利，發(fā)展到對自由民主主義的基本價值產生自覺認同的階段。執(zhí)政黨方針政策中存在的自由民主主義價值取向，(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和黨對自由民主主義核心價值的自覺認同，是我們認為可以將執(zhí)政黨稱為自由民主黨的一個理由。

　　二

　　正名不僅僅只是對已經發(fā)生的轉變的確認，更是黨對自己將要成為一個什么性質的政治組織所作的自我決斷，是就如何使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暴力工具向全體國民做出的承諾。這種決斷和承諾的做出，是基于黨在近30年的實踐和學習中對政治的本質不斷加深的領悟，是基于對人與人政治關系領域中存在的先天法理的敬重，也是應順時代的召喚和人民的要求。

　　正名意味著執(zhí)政黨對自由民主主義的態(tài)度，在經歷了自發(fā)地制定某些具有自由民主主義價值取向的政策法規(guī)的第一階段，和自覺認同其核心價值的第二階段后，將進入明確地將其作為自己的政治哲學的第三階段。在第一階段，黨制定了一系列實際上合乎自由民主主義價值取向的政策，但卻并不自知，即使有所知曉也絕不承認，堅定不移地將其稱作是和其實際價值取向截然相反的東西，在這一階段，人權、私有制、市場經濟、雇傭勞動等觀念依然作為邪惡的東西被批判和排斥；
在第二階段，黨不再僅僅只是主觀地從自己的負面情感投射中來理解上述這些概念，而是開始客觀地領會這些理念的內涵，并且將其作為正面的價值用來評價和指導自己的工作，然而，盡管如此，在這一階段，自由民主主義的核心價值，對黨來說，依然主要只是由于外部的壓力和刺激，才會被認真對待，并且，對這些價值的認同和接受也是以個別的和零星的方式進行的。

　　目前，國家和社會的健康發(fā)展，迫切需要黨盡快地進入第三階段。在這一階段，黨在不斷加深對政治領域內的客觀規(guī)律的認識的同時，也將完成在自我認同方式上的深刻轉變。黨將認識到自己不再是，也不應是一個通過階級斗爭來消滅私人資本的政黨，而已經開始是，也應該是一個以平等保護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為己任的現(xiàn)代政黨。這種轉變意味著黨已經把自由民主主義的基本價值變成自己本真的政治信念，并且將在自己主導的國家制度建設中貫徹落實這些價值作為黨的最根本的政治使命。

　　政治哲學的焦點問題是對國家本質的認識。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社會的歷史就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暴力工具，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就是無產階級對社會中擁有私人資本的階級：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實行專政的暴力工具。而“專政”一詞的意義，列寧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中作了這樣的經典解釋：“專政是直接憑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采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盵6]自由民主主義也認為，國家是一架系統(tǒng)地使用暴力的機器，但是，一個正當的國家，不是為了任何階級壓迫的目的，而是，為了平等保護每個公民的權利免受侵犯而使用暴力，正因為如此國家在使用自己的強制力時，必須嚴格地遵循某些強制性規(guī)范的限制。

　　對于目前直接掌控和壟斷著中國社會中全部正式的暴力工具的執(zhí)政黨來說，當它將自己的政治哲學從馬列主義轉型為自由民主主義時，對國家制度建設意義十分重大的一件事就是，這意味著黨將對全體國民作出正式的承諾：將不再以領導社會中的一個階級去消滅、壓制另一個階級為目的，而是為了平等保護社會中每個成員的權利，而動用自己掌握的暴力手段，并且，在使用暴力時主動遵循按照自由民主主義的原則制定的強制性規(guī)范的約束。

　　一個國家在使用暴力時應遵循的具體的法律規(guī)則，須在實踐中逐漸地生成，不同國家的具體規(guī)定也多有差異。但是，自由民主主義關于國家應該如何正當地使用強制力的基本原則，作為其核心價值的集中體現(xiàn)，深深地植根于對人與人政治關系領域中存在的先天法則的洞見之中，它們是恒久不變的。

　　我們將自由民主主義關于國家應該如何正當地使用強制力的五項基本原則概述如下[7]：

　　1、平等性原則

　　平等性原則具有保護和懲戒的雙重意義。它是指，不管是在保護公民的權利不受侵犯方面，還是在一旦其行為侵犯了他人權利而遭受國家強制力的禁止和懲罰方面，國家對全體公民都一律平等地加以對待。任何一個人都不應該由于其膚色、民族、信仰、語言、擁有財富的多少或社會地位的高低等因素享有特權或遭受歧視。平等性原則源于自由民主主義對人性的理解，由于每個個體的自我保全被先驗地看作具有同等的價值，所以，他們的權利應受到平等的保護；
同時，每個人又因為都具有自我為中心的虛榮自負、貪婪、蠻橫等人性的弱點，他們都具有同等的可能侵犯他人權利的危險性，所以，他們必須接受法律的平等的統(tǒng)治。

　　2、外部性原則

　　自由民主國家的統(tǒng)治權必須以公民的外部行為為界。僅僅因為公民的某種純粹內在的信仰、情感和思想，就動用國家強制力對其加以懲罰的做法被嚴格禁止。之所以要實行外部性原則，首先是因為，從法律技術的角度看，只有外部行為才是經驗的，可實證的，任何以思想和信仰定罪的做法，必然會由于其無法驗證的隨意性而導致人權災難；
其次，個體內在的良知自由和思想自由是一切價值的基礎，因而，絕不能允許任何外部的強制力，尤其是強大的個人完全無法抵抗的國家暴力去觸及這一自由主義的圣地；
最后，出于保護人權的目的，將國家的強制權限于人的外部行為已經足夠，因為，純粹內在的信仰和思想，并不會直接傷害他人。

　　3、消極性原則

　　法令是國家為公民規(guī)定的強制性義務，按性質它們可以分為二類：一類是命令公民必須完成某種行為，另一類是命令公民不許作出某種行為。前者規(guī)定了公民的強制性的積極義務，后者規(guī)定的是強制性的消極義務。無疑和遵守某種由消極義務產生的規(guī)則相比，承擔一個積極義務對個體而言是一個沉重得多的負擔。因而，從尊重個人自由的角度出發(fā)，除了稅收、兵役等少數必要的例外，國家應遵循消極立法的原則，盡力避免對公民加以積極立法的重軛。無疑，社會的存在和發(fā)展需要公民作出持續(xù)和可預期的積極行為，但是，一種積極義務只有按市場經濟的原則，建立在公民的自愿選擇和自由契約的基礎上才不會損害人格的尊嚴，相反，像計劃經濟時期那樣依靠國家指令強制人們從事各項積極性事務，就會導致普遍的奴役。

　　4、必要性原則

　　自由民主主義認為只有當一個行為直接危害了他人權利，或者作為個人權利集合體的社會秩序和國家安全時，對它加以強制才是必要的。自由民主主義作為一個完備的價值體系，均衡地容納了人類和諧共處所必需的各項重要價值。平等性原則體現(xiàn)了民主主義價值，外部性原則和消極性原則體現(xiàn)了自由主義的價值，必要性原則則同時體現(xiàn)了二種重要價值：一方面，它強調了對所有沒有直接危害他人權利的行為加以強制是不必要的，不正當的，這時它和外部性和消極性原則一樣，體現(xiàn)了限制權力作用范圍的自由主義價值；
另一方面，它又強調對所有危害他人權利的行為必須用國家的暴力機器加以強制，這體現(xiàn)了保守主義價值。和盧梭式民粹主義的人性理解相比，自由民主主義的國家理論，體現(xiàn)出了一種認識到為了保守人們已經獲得的幸福和權利，必須在何種合理的范圍之內，堅定不移地使用國家強制力的清醒性和嚴峻性。

　　5、程序性原則

　　它是指國家在使用強制力的每一個環(huán)節(jié)上，如法律的生效和廢止，對違法公民的逮捕、審判和懲罰等，都必須遵循一套事先公開規(guī)定的嚴格程序，這套程序對包括立法者和執(zhí)法者在內的所有人都有著強制性約束力。和實體法一樣，一個國家的程序法也是在其使用強制力的實踐過程中逐漸生成的。程序法的制定是為了使國家的強制力在運作過程中變得更加規(guī)范和審慎，同時，也是為了盡力在形式上確保它的中立性和公正性。程序性原則的意義在于，它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降低權力使用過程中的隨意性和暗箱操作，它努力將國家構建成一架按照可預期的程式運作的精密機器，使公民在需要時，可以更加便捷地來使用它。

　　上述五項基本原則的意義在于，它指導我們如何將壟斷了社會中全部暴力手段的國家，切實地構建成公民為了保護自身權利的需要所必不可少的有用工具，從而避免前憲政國家由于濫用暴力產生的危險性和在保護公民權利方面的低效性。另外，這些原則在規(guī)范國家行為的同時，也范導著公民的行為和政治理念，在一種權力主體和權力客體之間的反思平衡中，塑造著全社會的價值共識，培育著公民對國家的認同和忠誠。自由民主主義關于國家應該如何使用暴力的這些基本原則，正是指引我們穿越前憲政的沼澤，走向現(xiàn)代政治文明的路標。

　　在這部分中，通過概述馬克思列寧主義和自由民主主義的國家哲學，使我們獲得了必要的理論準備，在下面第三、四、五，三個部分，我們將分別從國家制度建設和社會秩序的維系，精神文明建設和公民教養(yǎng)的培育，黨自身的健康存在和發(fā)展三個不同視角，分別剖析執(zhí)政黨實現(xiàn)自身政治哲學轉型的重要意義，和任由目前這種名實分離的狀態(tài)發(fā)展下去的巨大危害。

　　三

　　用一種認為國家是一個階級消滅另一個階級的暴力工具的政治哲學，來指導現(xiàn)代法治國家建設，猶如是南轅北轍，緣木求魚；
希望通過堅持時刻不忘宣揚階級斗爭和暴力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來化解市場經濟社會中的各種矛盾，建設和諧社會，更是飲鴆止渴，揚湯止沸。執(zhí)政黨只有明確地將自由民主主義的核心價值確立為自己的政治信念，才能順利地擔當起主導現(xiàn)代法治國家建設的重任。

　　目前處于經濟社會快速發(fā)展中的中國國民，迫切需要建設一個能夠更加有效和更加全面地保障自己各項權利的現(xiàn)代法治國家，迫切需要一種堅固的法律秩序來保證經濟社會的持續(xù)發(fā)展。主導這樣一個現(xiàn)代國家的建設，并通過它來維系保證社會順利發(fā)展的法律秩序，是時代和人民對黨的要求，是執(zhí)政黨的核心使命。

　　通過對比馬克思主義和自由民主主義的國家理論，特別是通過考察和反思人類社會近現(xiàn)代以來在這二種理論指導下的不同的政治實踐，我們不難得出結論，究竟哪一種政治哲學能夠更好地指導執(zhí)政黨完成自己的使命。

　　馬克思主義首先出于對人性的浪漫的民粹主義的理解，認為在一個理想社會中根本不需要國家，歸根結蒂人應該生活在一種不受任何強制性暴力統(tǒng)治的徹底解放的狀態(tài)。并且進一步認為只要消滅資產階級和砸碎其國家機器，這樣的理想社會就會來臨。因此，馬克思認為他鼓動無產階級起來用暴力消滅資產階級是“最后的斗爭”，用一種不受約束的極度暴力，可以一勞永逸地消滅人對人的任何形式的暴力強制，從而進入一個國家完全消亡人類徹底解放的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主義的國家消亡論，使其從根本上取消了如何現(xiàn)實地建立一個能更好地保障公民權利的法治國家這一政治哲學的核心問題，從本源上看，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如何摧毀國家而不是建設國家的理論。

　　自由民主主義認為，由于人的存在的先天的自我為中心的特征，和由此派生的虛榮自負、自命不凡、蠻橫、貪婪等人性的弱點，使“人對人是一種危險的存在”成為人與人在世存在關系中的一種永恒的維度。[8]為了降低這種人對人的危險性，就必須設立一個公共的權力，壟斷社會中的暴力，對所有人侵犯他人權利的行為實行暴力統(tǒng)治，這就是國家，國家將像人性一樣地恒久，伴隨著人類社會永遠存在。但是，在國家壟斷了暴力之后，它自己就變成了社會中最危險的存在，那么，國家應該按照什么原則使用暴力，才能使它在勝任保護國民權利的責職的同時，又將自己的危險性降到最低程度呢？我們看到，只有在自由民主主義的政治哲學的語境中，如何建設法治國家的問題，才被自然而然，合乎邏輯地提了出來。在自由民主主義看來，人類永遠也不可能有什么徹底的解放，生活在社會中的個人必須永遠處于法律的統(tǒng)治之下，因為，一個掙脫了任何法律和道德約束的徹底解放的個人，對所有人的權利都是一種威脅，將會成為社會的公敵。

　　人類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政治實踐，不斷印證著自由民主主義的國家哲學的真理性。在摧毀原有的國家機器之后，徹底解放的理想社會沒有來臨，原來認為只是臨時措施的，針對敵對階級組織起來的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暴力卻長久地續(xù)存下來，既然國家的消亡根本不可能，那么，圍繞著這種暴力又組建起了新的專政國家。專政國家使用暴力的邏輯，是暴力革命時期使用暴力的方式的延續(xù)，即專政主體按照自己的政治意志不受任何外部規(guī)則約束地對專政對象施加暴力。

　　在這兒，我們可以看到，從政治哲學的角度看，自由民主國家和專政國家在使用暴力的邏輯上，究竟差異何在？！在自由民主國家中，運用國家暴力的主體是公民，被這暴力統(tǒng)治的也是公民，國家不是社會中特定的一些人對另一些人使用的暴力，而是全體公民為了自我保全與和平相處的目的，對自己實行的統(tǒng)治，國家的暴力針對的不是任何特定的人群，(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和特定的人格，而是有危害的行為。而正因為這種暴力是自己對自己的統(tǒng)治，所以，它才變得如此的謹慎和小心翼翼，所以，才會發(fā)展出一整套如此細密的原則對它加以約束和規(guī)范。

　　而在專政國家中，暴力的使用邏輯永遠是，作為一個特定人群的專政主體，對作為另一個特定人群的專政對象使用暴力，專政主體是掌握了國家機器的人群，而專政對象則是和前者有著對抗性矛盾，被其看作是政治上的敵人的人群。按專政的邏輯使用國家暴力的必然結果是：在專政對象沒有任何法定權利保障的同時，專政主體作為國家的主人則不受它自己使用的這架暴力機器的任何統(tǒng)治和約束。在專政國家的運作過程中，誰是專政主體，誰是專政對象在不斷變化，惟有國家的主人與敵人，這種截然二分的對抗性思維模式持續(xù)不變。

　　我們可以簡略地考察一下，專政邏輯指導下的政治實踐的結果。革命時期，專政對象無疑是原有的統(tǒng)治者和資產階級，在他們被消滅后，十分自然地，在黨積極推進大規(guī)模的社會改造計劃時，誰反對或僅僅只是對此表示異議和消極就成為黨的敵人和專政對象。由于列寧主義政黨的高度集權的特征，專政實踐的邏輯終點就是斯大林主義。斯大林主義的本質是這么一種動用國家暴力的模式，黨的最高領袖可以根據自己的自由意志不受任何外部規(guī)則約束地指定人民的敵人，并動用國家暴力對其加以懲罰。這種使用國家暴力的方式，由于完全越出了作為人類政治文明結晶的，自由民主主義為了正當使用國家暴力所設置的所有規(guī)則：平等性、外部性、消極性、必要性和程序性原則，[9] 因此，對所有人的基本權利來說，都變得異常危險。蘇聯(lián)的肅反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其最典型的實例。

　　馬克思主義的信奉者從追求國家消亡的徹底解放開始，最后，卻以收獲人類政治史上的某種最粗暴和最不講規(guī)則的統(tǒng)治權而告終。這種悲劇之所以會發(fā)生，正是植根于馬克思主義單邊主義的思維方式之中。需要指出的是，專政思維是十分自然的，它源于人的本能。每個人都天生擁有使用暴力的能力，并且這種能力以一種最強烈的本能的形式指向危害我們的敵人。受傷害而產生的憤怒和仇恨，使我們獲得使用暴力的內在驅動力，只有在向敵人使用暴力的過程中，這種痛苦的情感才能得以釋放，而且，越是以淋漓盡致不受任何限制的方式向敵人施加暴力，越是給敵人以慘重的傷害，由此給我們帶來的自我確認的快感也就越是強烈。專政思維只是人類黨同伐異的自然本能的體現(xiàn)罷了。

　　相反，憲政思維則需要培養(yǎng)一種節(jié)制上述本能的理性，它需要人們超越具體的利益對立去發(fā)現(xiàn)自己和敵人擁有的人性上的共性，需要意識到前者的經驗性和偶然性，和后者的超驗性和必然性。需要認識到，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傷害正是人類在世存在的普遍情形，我們對待敵人的正當方式，應該就是我們希望敵人對待我們的方式，只有在這樣的考量之下，才可能建立起政治游戲的恒久的規(guī)則。而這顯然是一個艱難和復雜的教化過程的結果。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得出結論，我們無法在黨領導人民對一小撮敵人實行專政的語境中，而只能在黨領導人民如何建立起良好的自我約束的規(guī)則的語境中來建設一個現(xiàn)代法治國家。

　　另外，還須進一步指出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真實內涵，不僅僅不足以指導，相反，它對我們正在從事的法制建設和現(xiàn)有的社會秩序還有著威力十分強大的破壞和顛覆作用。這種負作用不僅僅體現(xiàn)在它將保護個人產權的法律稱作資產階級法律而加以嘲笑和否定；
不僅僅體現(xiàn)在它的專政思維對憲政建設的阻礙上；
更重要的是它的建立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剝削理論，釜底抽薪式地從根本上徹底否定了改革開放以來建立起來的經濟社會秩序的全部正當性和合法性，而它的階級斗爭和暴力革命理論則一刻不停地煽動著邊緣化群體最激進的反社會情緒，不斷激化著中國社會各階層之間的矛盾沖突和敵對傾向[10]；
最嚴重的是這些都作為國家的指導思想，通過教科書和各種主流媒體，日夜不停地被灌輸給青年一代和全國國民。顯然，黨越是嚴肅認真地堅持馬克思主義，越是將它當一面旗幟高調地舉起，它的這種破壞和顛覆作用也就變得越是巨大和越加危險。

　　也許，有的讀者會說，在這點上作者太過慮了。因為，黨的各級干部和家屬許多早已成為市場經濟中發(fā)財致富的帶頭人，他們不可能真的相信馬克思主義，將群眾發(fā)動起來剝奪自己的私人財產，把自己作為專政的對象。所以，應該意識到黨高舉的馬克思主義只是一面抽象的旗幟，黨實際上希望人們認同的只是它的領導權和正在推行各項基本政策，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真實理念。

　　確實，從目前國際國內的環(huán)境來看，在中國社會中再次發(fā)生共產主義革命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任何一種制度建設都需要某種相應的價值理念的指引和范導，越是一種精密和復雜的制度的建設就越是如此。因此，當黨由于某種苦衷不得不將某種就其核心的價值取向來看，恰恰是對黨領導下建立起來的經濟社會秩序采取最激進的否定態(tài)度的政治哲學當作旗幟高高舉起時，它導致的一個最嚴重的后果就是，使執(zhí)政黨和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念變得極度紊亂。

　　當然，必須承認由于自由民主主義作為一種普世價值已得到廣泛傳播并深入人心，因此，在中國社會中，從執(zhí)政黨領袖、知識階層到全體國民，已經具有了某種初步的自由民主主義素養(yǎng)和價值共識，這些價值共識集中體現(xiàn)在我們已經取得的以保護國民權利為目的的制度建設的成就中。但是，我們又必須看到，這些共識依然是初淺的，和主要是通過模仿習得的，在各種社會紛爭和沖突中很容易破裂。

　　改革形勢的發(fā)展，使我們面臨的核心問題，正從經濟體制改革轉變到政府機構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這些國家制度的更深層的領域。假如說，經濟體制改革還可以通過外在模仿，和由上而下的權威主義方式來加以推動的話，那么，政治體制改革想要順利進行，每一步都必須建立在執(zhí)政黨內部，以及黨和社會之間的價值共識之上。然而，事實上由于執(zhí)政黨指導思想中存在的矛盾和分裂，使我們在國家制度建設的這些深層領域中，幾乎完全沒有形成共識。

　　然而，在價值共識并沒有真正形成的地方，改革實際上卻在一刻不停地進行著，這種喪失了共同的價值理想的改革，無可避免地將蛻變成改革主導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改革。作為思想實驗，讓我們來設想這么一種可能的情形：從中央到地方，每個部門和單位，凡是有權力改變制度的人都竭力想要改革。有的打著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旗幟；
有的打著準馬克思主義的親民和同情弱勢群體的旗幟；
有的打著和國際接軌的旗幟；
有的打著市場和效率的旗幟，但實際上，卻沒有人對自己旗幟上寫的東西當真，更不會對別人旗幟上的東西當真。中央要擴大中央的權力；
地方要擴大地方的權力；
部門要擴大部門的權力；
每個改革的主導者，都以這一原則來設計和安排制度，即如何盡量減少外部約束，使自己的權力最大化，同時，能夠將這種權力最方便地轉化為其他利益。

　　假如真有這么一群對權力應該如何使用，沒有任何超驗理想和價值共識的人，不斷地進行著這種重新分配權力和利益的改革游戲，那么，最后，我們在制度和秩序上會得到什么結果呢？世界政治史向我們顯示，在走上艱難的憲政化歷程之前，世界各國的政體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君主專制政體，這就是人類最自然和最容易選擇的制度。走向憲政的道路，是一條需要明確的價值觀的指引，人們精心合作還不一定走通的窄路；
通向專制的道路，則是一條人們無須共識和合作，只須肆意妄為就可輕意到達的通途。因此，上述游戲的最終結果只能是通向：危機、動亂、集權、專制。在最好的情況下，考慮到社會中已經存在的健康的價值共識的作用，也只能是在通向現(xiàn)代法治國家的道路上，有時走二步退一步，有時走一步退二步，左右搖擺，裹足不前。

　　所以，惟有將自由民主主義的核心理念明確地確立為執(zhí)政黨的政治信念，并進而塑造成全社會的價值共識，才能使我們從目前這種在如何進一步深化改革時迷失方向的困惑中解脫出來�，F(xiàn)在，黨和政府整天為各種危機和群體性事件而擔憂，事實上，真正值得擔憂的不是危機性事件的發(fā)生，而是我們自身價值觀的紊亂。任何制度的發(fā)展和演進，都只不過是價值觀的外化罷了，有了堅定明確的價值觀，每一個危機都可轉變?yōu)樾轮贫鹊纳�長點，并通過討論如何恰當地處理危機進一步擴大社會共識。比如，在自由民主主義的保守主義維度上的價值共識確立之后，完全可以就國家應該如何恰當地在群體性事件中使用強制力進行公共討論。有了明確的價值觀，那么，哪怕在對每一個群體事件的實際處理中都出現(xiàn)了某些偏差，但是，只要通過公民們坦率地討論這些國家強制力使用不足或過度的情形產生的原因和后果，探討制度性補救的措施，這時，每個偏差和錯誤都會成為國家制度完善和成長的營養(yǎng)，成為人們擴展共識，增進對國家的了解和認同的契機。相反，沒有明確的價值觀，只是采取在價值取向上自相矛盾的機會主義手段：或收買，或鎮(zhèn)壓，或嚴密封鎖消息，那么，即便這些手段運用得無比機巧和圓熟，每次都能將群體事件平息下去，但是，由于這些手段，不斷地鼓勵著人們再次起來鬧事，不斷地積累著人們對國家強制力的怨恨，積累著本來與此事無關的人對國家的猜疑、反感和抱怨，這樣的秩序和制度猶如建立在浮沙之上。

　　四

　　只有自由民主主義的權利理念，而非馬克思主義的專政理念，才能真正塑造出全體公民對國家的理性認同，以及公民與公民之間的相互認同。這種認同是一個共和國的基石，同時也是一切促使人和諧相處的精神文化樣式得以繁榮生長的基礎。

　　按照自由民主主義的理念構建起來的法治國家，之所以也被稱為憲政國家，是因為它建立在國家與公民之間的這樣一個關于權利的基本契約之上，這個契約一旦建立之后，無論是對國家的行為，還是對公民的行為都有著強制性規(guī)范作用。這個契約的核心內容是：國家向公民承諾，國家只是出于平等保護公民權利的需要才使用強制力，這種強制力只指向公民侵犯他人權利的外部行為；
公民則向國家承諾，一旦自己的行為侵犯他人的權利，同意國家暴力的統(tǒng)治。

　　政治哲學的核心任務之一，就是塑造被統(tǒng)治者對統(tǒng)治權的認同。在塑造公民對國家的認同時，最大的困難在于，國家不得不用暴力對公民進行統(tǒng)治，而每個個體出于天性都喜愛自由而憎惡被強制，因為，暴力強制可以對個體的心身形成莫大的傷害，它對個體來說，是一種最大的惡。

　　自由民主主義的政治哲學解決這一困難的辦法是，它將國家看作是公民為了自我保全的目的而構建起來的一種理性的暴力。假如將每個公民的權利看作是平等的，那么，一個公民為了達到用國家強制力來保護自己權利的目的，必須支付的相應代價就是放棄自己的部分自由，在這一領域內接受和認同國家的統(tǒng)治，這一被放棄的自由就是侵犯他人權利的自由。舉例來說，假如一個公民贊成將免于噪音的干擾列為一項法定的權利，希望在自己被他人干擾時，可以動用國家的強制力來制止這種干擾，那么，根據反思平衡的原則，當他不經意間發(fā)出噪音干擾他人時，一個同樣的強制力以同樣的方式來制止他時，他應該服從和認同這種強制力的統(tǒng)治。雖然，在自然感情上，這位公民在受到這樣的強制時可能依然會感到不快，但是，他的理性會告訴他，這一強制力正是他參與構建的和也是為了保護他的權利而存在的，服從這樣的強制力的統(tǒng)治，非但無損自己的尊嚴，恰恰正是一種公民教養(yǎng)的體現(xiàn)。

　　上述的構成法治國家的權利契約，通過對國家行為和公民行為的雙向范導，在塑造公民對法律的服從，對依法統(tǒng)治自己的國家強制力的自覺認同的同時，也塑造著公民之間的相互認同。權利契約以一種強制性的方式，要求每個個體都將他者看作是和自己權利完全對等的存在，要求相互間認同對方擁有和自己完全一樣的公民身份。在社會生活中，人與人之間會自然地形成各種不同的身份與關系：家庭中的父子、夫妻關系；
官僚機構中的上、下級關系；
雇傭與被雇傭的老板與伙計的關系；
政治斗爭中的政敵關系等等。建立在權利契約上的法治國家形成之后，一種完全超越人的有差異的經驗性特征，而建立在純粹超驗的人格與人格關系之上的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系就被現(xiàn)實地確立起來，這就是公民與公民的關系。這種關系由國家壟斷的全部強制力作為保障，成為人們在社會中形成的其他各種關系的基礎。也就是說不管是父子關系、夫妻關系、老板與伙計關系還是政敵關系，它們都必須建立在公民與公民的關系之上，他們都必須認同對方和自己完全平等的公民權利，否則就要受到國家強制力的干預。

　　在這樣的法治精神下，一種公民的教養(yǎng)就被培育起來。每個公民在每一次和他人的交往中都在學習著如何克服自己與生俱來的虛榮自負和單邊主義，學習將他者看作是和自己擁有同等價值的存在，(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學習通過反思去發(fā)現(xiàn)自己的存在對他者擁有的危險性，學會時時處處尊重他人的權利，尊重保護這些權利的法律，尊重實施這些法律的國家強制力。儒家在談到教化問題時曾說：“悠悠萬事，惟此為大，克己復禮�！� 對一個和諧社會的建設來說，惟此為大的就是這么一種尊重他人的權利，尊重先天法理的公民教養(yǎng)的培育。

　　下面，我們再來考察一下馬克思主義的專政理論，在公民對國家的認同，公民之間的相互認同，和公民教養(yǎng)的培育上所產生的影響：

　　首先，我們看到，“無產階級專政”的理念就會對目前中國絕大多數公民的國家認同造成嚴重的困擾。誰是無產階級呢？假如將無產者定義為沒有任何私人財產的人，那么，嚴格意義上的無產階級在目前中國總人口中只占一個很小的比例。即便是按沒有任何私人資本來定義，那么，由于絕大多數中國農村家庭或多或少擁有農業(yè)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城市家庭大部分擁有股票、債券和銀行存款，無產階級在總人口中依然只占少數，并且隨著中國經濟的迅猛增長而比例不斷下降。而且，即便我們在社會統(tǒng)計學上將這部分人口精確地確定下來，難道目前我們的國家真的是由他們在實施專政嗎？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捫心自問地思考一下，對一個宣稱是以“無產階級專政”的方式來行使自己強制力的國家，假如，我不是一個無產者而是一個有產者，我有什么理由來認同它呢？假如，我是一個無產者，正積極想要發(fā)財致富，積累私人資本，我又有什么理由來認同一個即將對我實行專政的國家？假如我是一個想要進行共產主義革命的無產者，我又為什么要認同一個以我的名義實施專政，實際上卻不是消滅而是鼓勵私人資本發(fā)展的國家呢？經過痛苦的思考之后，大多數中國公民終于找到了一個理由來維系自己的國家認同，那就是：千萬不要再對馬列主義的政治理論當真，政府實際上已不再搞階級專政，已經開始尊重和保護人權了。也就是說，人們恰恰只有通過否定現(xiàn)有的政治哲學，才可能維系住對現(xiàn)實的國家的某種基本認同。目前，億萬中國公民迫切希望自己能夠得到一個名實相符的，能夠以自己的全部理智和情感真心地加以認同的國家，這不僅僅關乎安全和福祉，而且關乎人性的尊嚴。政治哲學的一個主要任務就是塑造公民對國家的認同，那么，為什么對一種非但不能增進，反而日益嚴重地敗壞著絕大多數中國公民的國家認同的政治哲學，我們始終不能進行更換呢？

　　建立在權利契約上的法治國家，為了使自己堅固地存在下去，在精神領域培育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公民認同，以及一切有助于公民認同產生的，讓人與人之間超越經驗特征上的差異，相互間去發(fā)現(xiàn)對方共同的人性特征的文化和藝術樣式。與此相似，一個建立在階級專政基礎上的國家，為了使自己堅固地存在下去，合乎邏輯地，必須塑造一種排它性的階級認同，以及與此相適應的人文和藝術樣式。

　　專政理論的信奉者知道，由于專政理念的單邊主義內涵，它不可能得到被其當作專政對象的階級的自覺認同，因此，它對專政對象采取的態(tài)度是消滅、鎮(zhèn)壓和管制。如此，建立在專政理念基礎上的國家無可避免地將始終處在對敵對階級殊死反抗、報復和作出極端的破壞、顛覆活動的恐懼之中。出于鞏固政權的需要，它必須將作為專政主體的革命階級成員間的相互認同，建筑在對作為專政對象的敵對階級的仇恨之上。

　　在執(zhí)政黨停止以階級斗爭為綱之前的幾十年間，我們的整個教育就是以培養(yǎng)勇于通過階級斗爭去消滅階級敵人的革命事業(yè)接班人作為核心目的的。為了使一個個體能夠成為從事階級斗爭的有用的工具，對他進行的情感教育的主要內容就是灌輸對階級敵人的仇恨。這種教育在“文革”中達到高潮，它又集中體現(xiàn)在幾個“樣板戲”中。那時，人們從主流媒體中聽到、看到的，鋪天蓋地的都是：“階級仇、民族恨”，“仇恨入心要發(fā)芽”，“祖祖輩輩打豺狼，打不盡豺狼絕不下戰(zhàn)場！”，和“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對待階級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要消滅一切害人蟲，全無敵”。相應的在哲學領域里，凡是認為存在著超階級的普遍人性的觀點，被稱作“人性論”而遭到無情的批判，因為，假如認為敵人身上存在著和我們完全一樣的人性，那么，無疑會妨礙我們將其當作“豺狼”、“害人蟲”和“牛鬼蛇神”，“殘酷無情”地加以消滅。同時，我們用“唯物論”和“無神論”去批判“唯心論”和“有神論”，因為，只有前者才是一個個體在從事殘酷的階級斗爭時能夠看到的存在維度�？偠�言之，一切不利于或無助于塑造一種排它性的階級認同的文化藝術樣式都被無情地消滅了。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幾十年來，我們?yōu)榱伺囵B(yǎng)一種建立在極端主義基礎上的排它性的階級認同而進行的階級教育，深刻地摧殘了中華民族幾千年積淀下來的文化和道德的根基。因為，我們在階級教育中致力于要摧毀的東西：超越于階級差異、政治立場和其他一切經驗性區(qū)別之上的人對人的認同，正是人類道德的基礎，是我們人類在這個動蕩多變、充滿危險的世界上生存時，所能認知和感悟到的一種最珍貴、最溫暖和最永恒的價值，也是世界上所有偉大的宗教和道德哲學都盡力想要培植的東西。然而，我們出于構建一個專政國家的政治需要，卻不惜調動人的所有卑下的本能和情感來消滅這種認同，對它進行了一場斬草除根式的滅絕性大破壞。在停止以階級斗爭為綱之后，狂熱的階級仇恨已從我們社會的主流生活中退隱，但是，我們精神領域的最深的那些層面依然生活在這場大破壞留下的廢墟之上。從輿論界近期火藥味越來越濃的各種關于窮人、富人的爭論中，可以發(fā)現(xiàn)，我們依然處在某種后階級斗爭的慣性思維之中，社會各階層在精神上處在深深的隔閡之中，還遠遠沒有形成相互間的公民認同和人對人的超驗認同。事實上，這種隔閡不僅僅存在于窮人和富人之間；
無權者和有權者之間；
農村人和城市人之間，它還存在于所有的人與人的關系之中，因為，沒有人對人的超驗認同，沒有神性維度的在場，在人與人的任何現(xiàn)實關系中，都無法擺脫這種心靈深處的疏離隔膜。但是，在我們的文化中，“神性維度”和“超驗認同”這些理念聽上去依然還是如此的空泛和抽象，因為，能夠賦予它們以豐富內容和生動領會的文化藝術樣式，在一個唯物主義和無神論才是政治正確的語境中，缺乏健康生長的正�？臻g。

　　專政理論的信奉者知道，按他的理論構建的國家無法得到專政對象的認同，由此，他擴大國家認同的辦法是縮小專政對象的范圍：將其從5%以下，進一步縮小到一小撮壞人；
同時擴大專政主體的范圍：從無產階級擴大到全體人民，政權的名稱也調整為人民民主專政。在第三部分中，我們已經論述了，在這么一種專政思維指導下無法順利地進行法治國家建設。因為，正確的提問方式不是在一種截然二分的專政思維中，不斷地去思考：誰是專政主體，誰是專政對象？而應該是在全體人民統(tǒng)治全體人民的自治語境中，不斷地去思考：為了避免自我傷害，我們應該如何制定正當使用強制力的規(guī)則，和全體人民的哪一類行為需要接受國家暴力的統(tǒng)治？在這部分中，我們希望進一步論證的是，這種在專政思維下，竭力擴大專政主體范圍的做法，對公民的教養(yǎng)和公民的國家認同的培育同樣也是有害無益的。

　　在專政思維指導下，對國民進行的政治教育中存在的道德謬誤，不僅僅體現(xiàn)在它將專政對象妖魔化為不屬于人類的“豺狼”、“害人蟲”和“牛鬼蛇神”，同時，也體現(xiàn)在它對專政主體所進行的“主人翁”教育中。人民是國家的統(tǒng)治者，這是對的，但同時它又是國家暴力的統(tǒng)治對象，然而，在我們的“主人翁”教育中從來只強調前者，不提后者，原因很簡單，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哲學，只有資產階級國家才用暴力統(tǒng)治人民，在無產階級專政國家中，人民已經徹底解放，國家只是它用來鎮(zhèn)壓壞人的工具，它自己則完全不受國家強制力的統(tǒng)治。

　　所以，馬克思主義專政理論中的“主人” 和自由民主主義政治哲學中的“公民”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他們也擁有截然不同的精神氣質和教養(yǎng)�！爸魅恕� 是專政的主體，在他的自我意識中，他是絕對真理的化身，歷史規(guī)律的代表，人民意志的代言人和執(zhí)行者，因此，他可以將自己的政治意志不受任何約束地強加到敵人身上。而培養(yǎng)“主人”意識的核心內容，就是培養(yǎng)其敢于沖決一切束縛和規(guī)則的“大無畏”的革命精神。

　　我們看到，和公民教養(yǎng)的核心精神：尊重他人的權利，尊重先天的法理，在反思平衡中對自己可能侵犯他人權利的危險性保持敏感，完全相反，“主人”意識崇尚是一種敢于踐踏他人權利的無法無天的殘酷，一種敢于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他人的單邊主義的勇猛，一種在對自己進行道德圣化的同時對敵人進行道德抹黑的強詞奪理的辯才�！爸魅恕苯逃�恰恰是將人的自我為中心的虛榮自負發(fā)展到了極點，從而使其變?yōu)橐环N極其危險和難以相處的社會存在�！拔幕�大革命” 中的“紅衛(wèi)兵”，就是這種“主人”教育的經典作品。

　　我們不難想象，一個青少年假如從小就是在這種鼓勵他的虛榮自負的“主人”教育中長大的，到了現(xiàn)實中卻發(fā)現(xiàn)自己無時無刻不處在國家法律的統(tǒng)治之下，那么，他就會產生一種受欺騙的失落感，非但不會認同，反而會怨恨統(tǒng)治自己的國家�！拔母铩敝小凹t衛(wèi)兵” 要砸爛公、檢、法，砸碎國家機器就是一個明證。而這樣的充滿“主人”意識的個體一旦相遇，那么，假如沒有外部強制力的專制統(tǒng)治，立刻就會陷入無休止的你死我活的斗爭之中。同樣，由于長期的“主人”教育，使我們喪失了最基本的言說的教養(yǎng)，讓我們除了對對手進行道德抹黑和道德譴責之外，幾乎不知道如何開口和人理性地爭辯一個問題。

　　有的黨和國家的領導人說，由于中國國民的素質問題，我們在推進民主化進程時應順序漸進，十分謹慎。這確實是說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當國家制度建設和公民的教養(yǎng)沒有積累到一定的程度時，一想到無可避免地將會有一大群充滿“主人”精神的人一涌而上，以一種單邊主義的道德自負不擇手段地爭奪國家領導權，并且希望奪到權力后以不受任何約束的方式將其強加到政敵身上，我們就不能不對民主化的前景充滿憂傷。事實上，不要說是廣泛的民主參政，僅僅只是在行使言論自由權上，就已十分明顯地看出我們國民在素養(yǎng)上的某種不適應，因為，任何一個較為敏感和重大的社會問題的公共討論的結果，都不是共識的建立，而是對立情緒和社會裂痕的擴大。

　　問題在于中國人民的素養(yǎng)為什么會變得如此之差呢？我們這個有著幾千年連續(xù)不斷的文明史，自稱禮儀之邦的國家的國民，為什么會變得如此不適合自己百年以來真心向往和追求的自由和民主的生活呢？是我們民族的智力水平太差嗎？是因為我們缺乏認知科學真理的能力嗎？我們看到，大量的國家在經濟和文化發(fā)展水平遠低于我們的時候，就順利地建立起了憲政民主制度。這種制度所需要的只是一種公民的教養(yǎng)，而這種教養(yǎng)在每個人先天擁有的素樸的道德感的基礎上，稍加范導就可以順利生長。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看到，我們的教養(yǎng)變得如此之差并非是天生的，而恰恰是一種長期的人為教育的結果，正是上述的階級教育和“主人”教育，通過觸及靈魂的思想革命，破壞了人們自然擁有的素樸的道德感，摧毀了人對人的超驗認同，以政治正確的方式宣揚一種單邊主義的道德自負，使我們變得無法自由與平和地相處。而這樣的教育又以某種無可避免的必然性，深深地植根于一個專政國家追求永固存在的運作邏輯之中，植根于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理論之中。

　　在這兒，我們看到了政治哲學無比的重要性。假如我們將國家的大廈建立在一個偏斜的基礎之上，那么，為了適應偏斜的制度，我們就不得不堅持不懈，持之以恒地去扭曲和改造人性。顯然，為了培育一種和憲政民主制度相適應的公民教養(yǎng)，唯一的辦法就是執(zhí)政黨盡快完成政治哲學上的自由民主主義轉向，惟有如此，才能正本清源，在端正國家基礎的同時，使各種教導人們自由與和諧相處的精神文化樣式擁有繁榮生長的空間。相反，假如我們堅持不懈地用一種單邊主義的民族認同和階級認同，以及虛榮自負的“主人” 精神去教育全體國民，那么，和作為這種教育結果的人們的行為方式相適應，只有越來越嚴厲的專斷權力，才能維持住最基本的秩序，如此，我們就不是在通向憲政民主，而是在通向專制極權的道路上順序漸進，甚至是突飛猛進。

　　五

　　假如任由名實分離的狀態(tài)繼續(xù)存在和擴展下去，那么，在損害執(zhí)政黨領導的各項事業(yè)的同時，也將嚴重地損害黨本身。黨將陷入一種難以自拔的制度性虛偽之中，無法建立起全體國民和黨員本身對黨的理性認同。而且，沒有一個組織能夠長期生活在如此嚴重的精神分裂之中，黨不是向前完成向自由民主主義的轉型，就是向后重新退回到某種新斯大林主義之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從上面幾個部分的分析中，我們看到，由于宣揚消滅私人資本，用“共產” 來摧毀作為市場經濟基石的產權制度，馬克思主義成為我們正在從事的經濟建設的最大威脅；
由于它宣揚的專政理論將一部分勝利者對另一部分失敗者不受任何限制地使用暴力正當化，它成為我們的權利和法治意識的最大的破壞者；
由于宣揚單邊主義的階級認同，并將某種形式上極為粗鄙的唯物主義和無神論規(guī)定為國家意識形態(tài)，它從根本上阻礙了一個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公民認同和超驗認同的形成。也就是說，在目前全國人民正在努力從事的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中，馬克思主義都是最大的麻煩制造者，是我們的各種歷史和現(xiàn)實問題的根源，相反，自由民主主義則提供著解開這些麻煩和問題的鑰匙。

　　對此，不僅僅知識階層和黨外人士，包括黨的領袖在內的黨的各級干部和黨員，都在不同程度上意識到了這點，并且，在自己正在從事的物質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各種具體實踐中，經由親身體驗和理性思考，認識得越來越清晰。然而，另一方面，由于馬克思主義是黨從成立之初一直到執(zhí)政的前半期（1949-1978）始終堅守的政治信念，是黨80多年來形式上一直高舉的政治旗幟，它構成了黨自我認同的一個重要象征。所以，黨出于情感上的慣性和種種現(xiàn)實政治的考量始終難以舍棄這一象征。

　　在這種矛盾和猶豫中，一個現(xiàn)象自然而然地產生了，那就是黨將自己的指導思想不斷加長。在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之后，加上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fā)展觀與和諧社會理論……，這本來是一種最溫和的漸進改革的做法，在不改變任何舊權威的前提下，悄悄地加上一些新的東西。希望通過虛化前者，實化后者的辦法，平穩(wěn)地實現(xiàn)黨的以時俱進的改革。應該說，這種做法在改革開放的初中期都是合理的和明智的，但是，當整個社會現(xiàn)實已經發(fā)生了深刻變化之后，它依然無視自己的觀念和現(xiàn)實之間的嚴重脫節(jié)，以一種近乎鴕鳥的方式逃避著對自己堅持的政治理念中存在的如此明顯的矛盾的反思時，這種做法開始走向嚴重的荒謬。

　　首先，對一個真正想要推進執(zhí)政黨的現(xiàn)代化轉型的黨的領袖來說，他很快就會發(fā)現(xiàn)，他希望虛化的那些部分并不虛，而他想要實化的那些部分也并不實。因為，在黨所列舉的它要堅持的指導思想的名單中，越是排在前面的，越是具有系統(tǒng)的理論體系的形式，它們創(chuàng)造了完整的理念系統(tǒng)和世界圖式，像剩余價值論、專政學說、階級斗爭和暴力革命理論等等，都被莊嚴地寫進了教科書，一代又一代地塑造著人們的價值觀和各個人文社科領域的基本信念。而排在后面的那些思想，主要是由政策、文件和黨的領袖的講話等構成的，它們對中國的現(xiàn)實政治乃至整個社會變遷的走向都產生過深刻和重大的影響，其中也蘊含著豐富的有價值的思想，然而，純粹從理論的角度來看，它們都還遠遠沒有達到像馬克思主義那樣構成一個完備的價值體系和世界圖式的地步，加上政策本身的感性多變的特征，所以，排在后面的思想雖然主導著中國現(xiàn)實的變化，但是，在系統(tǒng)地塑造人們的價值信念的能力方面，卻遠遠及不上排在前面的那些思想。

　　于是，我們看到，這樣的戲劇一遍又一遍地反復上演著，一個少年在課堂上辛辛苦苦地通過學習排在前面的那些指導思想，獲得了系統(tǒng)的價值信念，他學會了將最神圣的情感和最純潔道德和一個徹底消滅了私有制的，你的和我的渾然不分的共產主義社會聯(lián)系在一起，相信黨正領導人民在建設一個這樣的社會；
但是，當他第一次學會睜眼看世界時，由排在后面的那些指導思想所塑造和主導的現(xiàn)實就無情地撕裂了他神圣和純潔的信念。我們可以想象，這樣的精神創(chuàng)傷會對他產生怎樣的影響，這不僅僅會撕裂他對黨的認同，同時還會動搖他對整個社會和父輩們的認同，因為，對一個孩子來說，他沒有能力去理解導致這種結果的復雜的因果鏈，而只能將其感受為某種合謀的制度性欺騙。

　　我們時代最重要的精神悲劇之一就是，這么一種精神幻滅的過程，不同程度上在每一個要求上進的孩子的心靈中反復上演著。我們的社會處在快速發(fā)展之中，但是，人們對黨和社會的抵觸情緒和抱怨之聲，非但沒有減少，反而隨處都在增長。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這么一種教育的結果，在人類文明史上都很少能找到這樣的先例，一個社會的教育體系中系統(tǒng)傳播和教授的價值觀，對這個社會的現(xiàn)實秩序有著如此激進的全面否定作用。而這一切都源于黨的指導思想中存在的嚴重分裂。

　　讓我們再來考察一下，黨將它們宣布為自己的指導思想的那張名單，在這張長長的名單上，會聚著充滿尖銳矛盾，甚至是人類政治史上最具有敵對的對立性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傳統(tǒng)：一邊是徹底消滅私有制，割資本主義尾巴，另一邊是千方百計地引進外資，扶持私營經濟的發(fā)展；
一邊是消滅資產階級，另一邊是邀請資產階級加入執(zhí)政黨；
一邊是“一分鐘也不忽略教育工人盡可能明確地意識到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敵對的對立”，另一邊則鼓吹資本家拿利潤，工人拿工資，兩者和諧相處；
一邊是不受任何約束，無法無天地使用國家暴力，另一邊是依法治國；
一邊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另一邊是“國家尊重和保護人權”；
一邊是史無前例的個人崇拜和個人專權；
另一邊則是領導干部終身制的廢除和任期制的確立……

　　當這么多充滿尖銳矛盾和對立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傳統(tǒng)，被相安無事地并列在同一面旗幟上，黨一并將它們高高舉起，并宣稱要堅定不移地用這些思想來指導自己的行動時，會產生一種怎樣的效果呢？

　　首先，對一個事不關心的純粹的旁觀者來說，它產生的第一效果就是滑稽。它以一種如此莊嚴肅穆的神情，宣稱著一件完全違背了最基本的形式邏輯的不可能的事情。由此產生的巨大的荒謬感，讓人忍俊不禁，捧腹大笑。事實上，它也確實為無數的政治笑話的炮制者們提供著源源不斷的靈感。

　　其次，對一個沒有能力或不愿對黨陷入這一處境的過程作同情理解的人來說，很可能輕易得出這么一個簡單的結論：沒有人能夠真的同時擁有如此矛盾的政治信念，黨宣稱自己同時擁有這些相互矛盾的信念，只能作這樣的解釋，那就是黨事實上不再有任何真正的價值信念，除了相信權力之外。所謂相信權力就是指，對外，面對整個社會是不惜一切代價死死抓住一種不加任何承諾的統(tǒng)治權不放，用這種權力為自己謀取特殊利益；
對內，則是無原則地服從上級的權力。

　　顯然，一個人假如對黨抱有這樣的認知，那么，他對黨的態(tài)度就不是認同，而是厭惡和怨恨，在現(xiàn)實生活中，就會對黨制定或主導制定的規(guī)則采取不合作博弈的態(tài)度。在理性的情況下，這種不合作博弈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遵循規(guī)則對自己有利就遵循規(guī)則，違反和破壞規(guī)則有利就違反和破壞規(guī)則；
在怨恨和厭惡情緒占據主導地位的情況下，即便是對自己不利也要違反和破壞規(guī)則，因為，當他覺得規(guī)則是黨以某種單邊主義的方式強加給他的時，為了自我確認和恢復尊嚴的心理需要，就必須去否定和掙脫這些規(guī)則。從有些社會學專家發(fā)現(xiàn)的，在群體性事件中無直接利害關系的參與者越來越多的現(xiàn)象中，我們看到，這種由于不認同而產生的怨恨正在快速地積聚和增長。

　　事實上，這種由于對黨不認同而產生的不合作博弈的態(tài)度，不僅僅普遍地存在于黨外，同時，也普遍地存在于黨內，它不僅僅體現(xiàn)在各種政治的和非政治的抗議活動和群體性事件中，同時，也體現(xiàn)在黨內日趨活躍的非組織活動、地方主義和部門主義的膨脹、貪污腐敗的蔓延上。從許多事后揭示出來的材料來看，大量犯貪污罪的高級官員，早已失去了對黨最基本的認同，當他們被迫像留聲機一樣一遍又一遍地重復那一連串充滿矛盾的政治理念時，內心早已憎惡和厭煩到了極點，超越規(guī)則去攫取財富，對他們中的許多人來說，不僅僅只是為了滿足物質需要，同時，也是通過一個人和整個自己不認同的制度展開一場悄悄的戰(zhàn)爭，來滿足某種恢復自尊的心理需要。

　　最后，還有一批人，他們主要是必須制定和貫徹黨的政策的各級領導干部，他們真誠地希望能夠弄清，排在這張長長的名單上的東西，哪些應該虛化，哪些應該實化，哪些必須在口頭上堅持，在現(xiàn)實中卻絕不能做；
哪些必須堅決地去做，但卻絕不能在口頭上說。他們獲得這些知識的途徑可能是在各級黨校、特別是中央黨校的某些講習班上，更多的則得自朋友間的私下傳授和交流。但是，當他發(fā)現(xiàn)每個不同的領袖，甚至同一個領袖在不同時期希望虛化和實化的東西都并不相同，或者是當他看到，他原來以為已經虛化的東西，又再次被實實在在地重新高高舉起；
原先以為已經被容忍和接受的觀念，再次被高調批判時，一個最真誠的想要弄清黨的真正的指導思想是什么，并按此辦事的人，都不得不陷入深深的迷惘困惑之中。

　　我們看到，由于黨無力坦誠地面對和解決自己指導思想中存在的嚴重分裂，所以，正在越來越深地陷入一種難以自拔的制度性虛偽之中，說的不能做，做的不能說漸漸地正在變成一種行事的習慣和本能。黨的意識形態(tài)話語由于不再有一種堅定明確的價值理想作為根基，日益淪為權力機構內部相互聯(lián)絡的某種“暗語”，（事實上即便作為聯(lián)絡暗語，它在某些方面也開始紊亂和失靈。）它的塑造全體人民和黨員對黨產生理性認同的政治哲學的功能日益衰退。而作為建立在嚴肅的權利契約基礎上的理性認同的替代品，黨希望構建一種建立在非理性基礎上的情感主義認同，在這么一種充滿溫情的意識形態(tài)話語中，作為話語受體的全體國民不是被看作具有獨立生存能力和自主意識的成人，而是被看作在物質上和精神上離開了黨的溫情關懷一天也活不下去的嗷嗷待哺的嬰兒。與此同時，黨自己在精神上也變得越來越神經過敏和弱不禁風，因為，黨越是不敢正視自己歷史中包含的矛盾，想從頭至尾完整無缺，完美無暇地進行非理性的自我肯定，那么，任何一個人只要簡單地指出歷史上存在的一個事實，似乎就能對黨的形象構成某種傷害。

　　其實，治療這種制度性虛偽和制度性過敏的辦法非常簡單，一方面，黨只要敢于正視自己曾經經歷過的真實歷史，將那些自己曾真誠地相信過，但經實踐檢驗是錯誤的，會給國家、人民，給黨自身帶來災難的政治信念，從自己的旗幟上拿下來，那么，黨就不需要再大講特講連自己也不再相信的空話、假話；
另一方面，黨只要將自己在近30年的方針政策中包含著的自由民主主義的價值取向提煉出來，構建成一個完整的價值體系，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就完全可以為自己全部正當必要的政治行為，包括使用國家暴力的行為，進行合理辯護，而無須陷入只能做、不能說的尷尬境地。

　　我們看到，在自由民主主義日益成為普世價值，和中國人民在現(xiàn)代化進程中自主意識不斷增強的情況下，黨只有在政治哲學上完成向自由民主主義的轉型，才可能真正塑造出全體國民和黨員對黨、以及黨主導制定的制度規(guī)則的理性認同，執(zhí)政黨和人民之間才能和諧相處。而一種建立在單邊主義基礎上的專政意識，則和一個個體建立在自主性之上的尊嚴意識之間無法相互承認和認同，因此，不能順利完成上述轉型的話，那么，執(zhí)政黨的自我認同方式，和每一個現(xiàn)代中國人的自我認同方式之間，就會產生出源源不斷，而且對抗性越來越強的沖突。無疑，這種沖突將給我們的制度文明建設帶來巨大的損害。

　　所以，我們不難想象，黨無法長期生活在由名實分離帶來的種種精神矛盾和現(xiàn)實沖突之中。黨不是通過對自己80多年的歷史中曾經擁有過的各種政治信念進行認真的反思和清理，清除掉其中阻礙自己繼續(xù)前進的“負面資產”，找到引導自己前進的明確的價值理想，實現(xiàn)自身的現(xiàn)代性轉型；
就是在各種內外矛盾的不斷加大的壓力之下，最后，采取一種非理性的方式來進行自我確認，一旦這么一種強悍的非理性的自我肯定的意志勃發(fā)而起，這將意味著某種新斯大林主義的重新崛起。果真如此的話，那么，黨不僅僅對全體國民，對黨員和黨的高級干部來說，都將成為一個無比危險的存在。

　　在目前的中國社會中，沒有任何一種現(xiàn)實的政治力量和制度規(guī)則能夠阻止黨產生這種非理性的自我肯定的意志，除了黨本身之外。

　　六

　　海德格爾說過，一種思想不會被和它對立的思想所克服，而只會被一種和它發(fā)于同一源頭，卻又更加深邃的思想所超越。在實現(xiàn)工農大眾福祉的問題上，對馬克思主義來說，自由民主主義就是這么一種發(fā)自同一源頭，而又更加深邃的思想。從馬克思主義向自由民主主義的轉向，不是黨對工農大眾的背叛，而是對經濟政治的規(guī)律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之后，與其在更真實和牢固的基礎上重建新約。

　　在我們分析了名實分離的種種危害，和為了順利進行物質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以及為了黨本身的健康存在，正名的必要性之后，接下來的自然而然的問題就是：什么因素妨礙著正名的實施？(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毫無疑問，中國人民迫切需要一個名實相符的執(zhí)政黨，和名實相符的國家，但是，人們需要的事物不一定能夠得到，因為，人創(chuàng)造事物的能力是有限的，受到各種現(xiàn)實因素的制約。對執(zhí)政黨來說，阻礙和制約其轉型的主要因素有二：一是正名意味著黨對自己原先的信念和承諾的背棄，由此可能產生的精神上的挫傷感和道德上的負疚感；
二是擔憂正名是否會帶來各種現(xiàn)實政治上的危險，是否會削弱黨的政治權威，影響國家穩(wěn)定和社會秩序？在第六、第七部分中，我們將分別考察這二個問題。

　　毋庸諱言，正名意味著黨對自己原先的政治信念和政治承諾的背棄。而且，我們仔細地分析一下可以發(fā)現(xiàn)，這還不僅僅只是單重的背棄，而是三重的背棄：

　　首先，這意味著黨背棄了自己成立之初的政治信念——共產主義，黨在成立之初之所以以“共產”二字來命名自己，就是因為相信自己的政治使命就是用暴力消滅私有制，去建立一個你的財產和我的財產渾然不分的共產主義社會，每個黨員在入黨時也都宣誓，要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現(xiàn)在，假如黨被正名為自由民主黨，那么，這意味著黨和每個黨員都放棄了自己原先的信念；
其次，在革命時期，黨向當時的工農大眾承諾，要率領他們去建立一個按需分配的共產社會，以此為理由要求他們浴血奮戰(zhàn)，英勇犧牲，現(xiàn)在，又跟他們說，你的我的渾然不分的社會建不成了，我們要建設一個你的我的分得清清楚楚的社會，那么，這不是意味著對原有的政治承諾的背棄嗎？；
再次，黨的新一代領袖，假如改變了黨的名稱和宗旨，那么，不是意味著是對他們得以從其手中繼承權力的先輩領袖們，還有無數的革命前輩和先烈們的政治信念的背棄，以及對自己承諾繼承他們的遺志的諾言的背棄嗎？

　　我們不難想象，這三重背棄會引發(fā)多少嚴厲的道德譴責，會產生多么巨大的道德上的罪疚感和精神上的壓力，它使處在黨的權力中心的領袖們，即便在理智上早已對名實分離的種種弊害了然于胸，但對正名一事也不得不避而遠之。那么，黨如何才能對正名可能產生的罪疚感加以道德上的自解呢？我們下面將要論證的是，對黨的正名行為可能產生的種種道德譴責，正是由于我們長期以來在極權主義文化熏陶下，對道德的本質產生了誤解的產物，事實將恰恰相反，任由名實分離的狀態(tài)延續(xù)和擴展下去，黨和整個社會的道德資源將會損耗殆盡，而正名將是黨重新獲得道德感召力和整個社會重建道德精神的開始。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一個個體或組織改變和修正了自己原先抱有的政治信念，這是不是一種道德上的罪錯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人擁有認識真理的能力，但人的理性又是有限的和會犯錯誤的，任何政治信念都是一個個體和組織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根據有限的經驗和信息作出的選擇，等到個體和組織經歷的事物多了，他對世界和自我的認識都會發(fā)生變化，這時，他的政治信念發(fā)生相應的變化是最自然不過的事。

　　那么，為什么黨要放棄一個自己已不再相信的原先的信念會變得如此困難呢？原因在于，一個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在革命時期，為了廣泛地動員群眾從事殘酷的階級斗爭，需要將自己的信念說成是神圣的絕對真理，越是如此，則越是能夠激發(fā)人們忘我的奮斗精神。在此，我們看到了，信念、特別是政治信念在我們生活中的重要性和危險性，只有信念才能激發(fā)起我們的行動意志，越是相信自己的信念是絕對真理，就越是能夠喚起一個群體的共同的神圣豪邁的情感；
而另一方面，一個群體越是抑制個體對自己的信念進行理性反思，就越是容易進入這種神圣豪邁的集體性狂歡狀態(tài)，這樣狂熱的政治信念中假如包含有單邊主義的成份，即不承認某一部分人類擁有和我們相同的人權，政治悲劇立刻就會發(fā)生，然而，恰恰是那些具有最強烈的單邊主義成份的政治信念，最容易被我們信奉為絕對真理，因為，當它們將我們所屬的那個群體說成是真主的寵兒、上帝的選民、客觀的歷史規(guī)律的執(zhí)行者，因而，可以不受任何約束地主宰他人時，極大地滿足了我們的虛榮自負。

　　人需要信念，一個政黨需要政治信念，但是，為了人類能夠和諧相處，我們不得不要求，一個政黨，特別是一個執(zhí)政黨的政治信念必須合乎某種德性，而衡量一個政治信念是否合乎德性的標準，不是看它是否前后一致，也不是看它能否激發(fā)起政黨成員的雄壯豪邁的共同情感，而是看它是否是建立在平等地承認所有人的人權，特別是黨的政治上的敵人的人權的基礎上，是看它是否內含有一種自我反思、自我調整的能力。

　　因此，一種政治信念假如僭妄地宣稱自己已掌握了不容置疑和不容更改的絕對真理，而且，使用暴力強制他人也加以信奉，誰若不從，就作為專政對象嚴加懲罰，這意味著政治道德上最嚴重的罪錯；
假如出于現(xiàn)實利益的考慮，宣稱自己依然相信事實上已不再相信的信念，這只是政治德性上輕微的虧欠——虛偽，而且，這恐怕是任何一個從事現(xiàn)實政治的人都難以完全避免的；
但是，假如黨將一個自己已不再相信的信念，還一本正經地作為旗幟高高舉起，將它系統(tǒng)地寫入教科書中去教育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要求每個新入黨的人舉起拳頭，發(fā)出自己并不相信的誓言，那么，這種道德上的虧欠就在不斷擴大，并在逐漸摧殘整個社會的道德根基；
還有假如害怕別人指責自己虛偽，就索性回到第一種狀態(tài)，那么，就將重新返回到嚴重的道德罪錯中去。

　　所以，正名，即黨向自己和人民真誠地承認，有哪些信念自己以往曾真誠地相信過，但是，被實踐證明錯了，有哪些信念，以往曾被自己當作罪惡批判過，卻被證明是人類為了追求文明的生活所無法拋棄的，現(xiàn)在準備將其作為行動的指南。且不說這樣做是否會給黨帶來現(xiàn)實政治上的危險和麻煩（這是我們準備在下一部分討論的問題），現(xiàn)在我們純粹從政治道德的角度來考察，這是黨針對自己政治信念已發(fā)生變化這一事實，所可能作出的最高貴和最合乎德性的行為。

　　長期以來的極權主義政治文化，將鼓動一種單邊主義的雄壯豪邁的集體主義情感當作道德；
將把自己標榜成一貫正確的“高、大、全”當作道德；
將不惜強詞奪理地為自己的前后一貫性辯護，不流露任何破綻和錯誤當作道德；
同時，將死死抓住敵人的任何一點破綻和錯誤，把語言變作匕首與投槍，對其作致命的道德譴責當作道德。而自由民主主義的政治文化則剛好相反，它將一個人在其全部政治行為中都能在所有他者身上發(fā)現(xiàn)一個和自己擁有同樣的超驗價值的“我” 看作道德；
它將對他人的，尤其是自己的犯了錯誤的敵人的同情和寬恕看作道德；
它將一個人對自己的有限性和錯誤的知曉和承認當作道德；
在政治上，它尤其是將一個個體和組織對自己在每一個行為中可能傷害他人的危險性，始終保持敏感和清醒的反思能力，當作是政治德性的關鍵。

　　由此，則我們不難鑒別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是不合乎德性的，“國家尊重和保護人權”才是合乎德性的；
在餓死上千萬人的情況下，依然豪邁地宣稱：要沿著共產主義的金光大道奮勇前進！是蠻橫的和違反政治道德的，它也是人出于文過飾非和自我保全的本能，最容易做出的行為，相反，敢于承認：社會主義是什么，誰也說不清，我們是摸著石子過河，走一步，看一步。這才是無比艱難和高貴的，它需要面對真實和承認自己有限性的巨大的道德勇氣。在這兒，我們也看到了近30年來，黨不僅僅在政策的內容上，而且，在政治文化和政治道德上也開始了向自由民主主義的轉型。

　　總之，信念可以給人提供明確的行為導向，而一個有教養(yǎng)的心靈知道，為了使信念提供的導向能夠真正有利于自己的成長，必須時時保持對它的反思，同時，即便是正在按照某一信念行動時，也依然保持著對它的相對性和可錯性的自知；
而一個缺乏教養(yǎng)的心靈，為了追求一種簡單和果斷的言行一致帶來的主觀心理上的快感和雄壯感，則會以一種低俗的本能將自己的信念固執(zhí)化、教條化和神圣化，抑止自己和他人對它的反思。世界上每一種偉大的宗教和道德哲學都教導著我們應該如何有教養(yǎng)地對待自己的信念。現(xiàn)在，當中華民族正在為放棄一個自己曾堅持多年的信念而倍感精神上的煎熬和道德上的困惑時，也許，我們應該重溫一下，中國道德精神的奠基者，我們民族最偉大的精神導師在這方面的教導�？鬃诱f：“勿意、勿必、勿固、勿我”（《論語·子罕》），又說：“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論語·子路》）孟子的教導則是：“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保ā睹献印るx婁下》）

　　其次，我們再來考察一下，三重背棄的第二重，對工農大眾的政治承諾的背棄。假如說第一重背棄是對自己的信念的背棄，屬于心志倫理的問題的話，那么，第二重背棄則是對他者承諾的背棄，屬于責任倫理的問題。在契約與承諾問題上，合乎道德的做法是，在已經對他者作出承諾的前提下，只要有能力就應該盡力去實現(xiàn)它，而不應該出于自私的原因而加以背棄，但是，由于主客觀情形的變化，當承諾者發(fā)現(xiàn)自己確實已無法再實現(xiàn)原先的承諾時，則應該坦誠地向對方承認這一點，承擔起相應的責任，并且在可能的情形下，還可以根據原先契約的基本精神，結合已經發(fā)生變化的新情況，重新建立新的契約。相反，假如承諾者明明知道一個承諾在客觀上已不可能兌現(xiàn)，在主觀上也不愿意兌現(xiàn)，在行為上也日益與此背離，但是，在口頭上卻依然宣稱自己在為實現(xiàn)這一承諾而努力，只是兌現(xiàn)承諾的日期將長得無法計量，那么，這無疑是在逃避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從而嚴重地違背了契約倫理。

　　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在其道德精神上，發(fā)源于對“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保�<<墨子·非樂上>>）的工農大眾的苦難的深切同情[11]，而消滅私有制和建立一個按需分配的社會，則是馬克思這個年輕的德國人文知識分子，根據其澎湃的道德激情和有限的經驗知識，為了一勞永逸地根除這種苦難，而開出的猛烈的藥方。在工業(yè)革命初期的階層分化和社會動蕩中，馬克思的思想曾經征服了將近一半的人類，尤其是充滿理想主義色彩，又急于改造世界、建功立業(yè)的青年知識分子。所以，在上個世紀20~40年代的中國，許多人信奉馬克思主義一點也不奇怪，黨也就是在當時的情形下，向工農大眾承諾，要和他們一起通過英勇犧牲、浴血奮戰(zhàn)去建立一個徹底消滅私有制的按需分配的理想社會。從黨建國后（20世紀50~70年代）的政治行為：通過“三大改造”消滅私人資本和為了捍衛(wèi)共產主義理想不惜發(fā)動“文化大革命”來看，黨當時向工農大眾作承諾時，從主觀上說是非常真誠的。黨克服了重重阻力，一絲不茍地按照自己認為的絕對真理：馬克思主義，改造了中國，問題僅僅只是在經過了這樣一番嚴肅認真的操作之后，黨自己真誠地認為就要到來，所以也就許諾給了工農大眾的幸福生活和理想社會并沒有降臨，倒是在我們的這番折騰將國民經濟弄到崩潰邊緣的同時，在那些被我們看作是罪惡和不幸的淵藪的社會中的工農大眾的生活卻變得越來越令我們驚羨不已。在這樣的情況下，黨應該怎么辦呢？

　　我們看到，在1978年開始的大轉型中，黨重新回溯到和工農大眾建立政治承諾時的最本源的精神：如何才能真正減輕他們的苦難，增加他們的福祉。以此作為準則，黨沖破了幾乎所有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的約束，全力發(fā)展經濟，但另一方面，為了政治穩(wěn)定的需要又宣稱自己依然按照馬克思的理念在建設中國社會，僅僅只是由于處在初級階段，所以才容忍了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因素在中國的存在和發(fā)展。

　　黨這么做的結果是，一方面，有目共睹，在1978年之后的30年和之前的30年相比，包括工農大眾在內的全體人民因政治受到的傷害變得小得多，因經濟發(fā)展和權利保障導致的福祉的增長則要快得多；
但另一方面，由于名實分離又產生了一系列新的問題。這些問題，不僅僅體現(xiàn)在初級階段的說法，容易讓人誤解成僅僅在一個階段才容忍，對包括工農大眾在內的全體人民的福祉至關重要的私人資本，到了高級階段的共產主義社會中，還要將其重新消滅；
也不僅僅體現(xiàn)在現(xiàn)在還對工農大眾說，要建設一個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具有明顯的假承諾性質而在形式上違反了契約倫理。更嚴重的問題在于，這種名實分離的做法，使得我們不能完整地去理解一個現(xiàn)代文明的政治制度和精神道德的層面，而將現(xiàn)代化片面地理解成沖破一切束縛去追求經濟發(fā)展，而這么做的結果，恰恰是在許多方面對工農大眾的基本權利構成了相當嚴重的傷害。

　　我們看到，在現(xiàn)實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被相當多的黨的各級干部和國有、私營企業(yè)的企業(yè)家們理解成：口頭上的社會主義，實際上的資本主義。于是，他們就開始按照自己長期以來在教科書上學到的對資本主義的理解，開始埋頭建設起這種主義來。馬克思關于資本原始積累的不可避免的血腥和殘酷，和資本敢于踐踏一切道德的雄辯論述給他們留下了無法磨滅的深刻印象。(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確實，假如一群人長期以來，直到現(xiàn)在都還一直被教育著：私有制是一切邪惡和不道德的東西的根源！勞動雇傭關系是人吃人的關系！那么，當他們事實上又不得不去建設一種具有雇傭關系的私有制經濟時，他們除了以弱肉強食的邪惡和不道德的方法去建設之外，還能想出什么別的辦法呢？而黨的只能做，不能說的暗示，更是讓他們堅信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延長勞動時間、增加勞動強度、拖欠和克扣工資、惡劣的工作和生活條件等《資本論》中描述過的血汗工資制的所有伎倆，一夜之間在中華大地上全都復活了，連馬克思都沒有寫到的，侮辱、打罵、故意虐待工人，甚至連純粹奴工制的“黑磚窯” 也出現(xiàn)了。

　　確實，一種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的初級階段的市場經濟，和“割資本主義尾巴”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相比，在實現(xiàn)工農大眾的福祉方面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是，由于它的政府還殘留著過往時代的種種特征，往往熱衷于直接參與各種實際上可能是與民爭利的龐大的經濟社會開發(fā)計劃，而忽略了自由民主主義為政府規(guī)定的首要職責：運用手中的強制力平等保護每個公民的權利不受侵犯。這就使得作為市場經濟中的弱勢群體的工農大眾的權利，在客觀上更難得到有效的保障。而解決這些問題的惟一辦法是，將自由民主主義確立為執(zhí)政黨的指導思想，從而保證將平等保護每個公民的權利不受侵犯作為最核心的價值理想，落實到國家的每一項制度建設中去，同時，也保證政府能將自己掌握的主要資源用于這一目的。只有這樣，作為全體公民一部分的工農階層才可能更有效地利用國家機器來保護自己的權利，同時，獲得更公正的參與市場競爭，實現(xiàn)自身發(fā)展的機會。這時，執(zhí)政黨曾經承諾給工農大眾的那些福祉，才真正獲得了可能得以實現(xiàn)的條件。

　　海德格爾曾經說過，一種思想不會被和它對立的思想所克服，而只會被一種和它發(fā)于同一源頭，卻又更加深邃的思想所超越。在實現(xiàn)工農大眾福祉的問題上，不管是相對于“割資本主義尾巴”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還是相對于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的初級階段的市場經濟來說，自由民主主義都是這么一種發(fā)自同一源頭，而又更加深邃的思想。從馬克思主義向自由民主主義的轉向，不是黨對工農大眾的背叛，而是對經濟政治的規(guī)律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之后，與其在更真實和牢固的基礎上重建新約。在這一過程中，工農大眾失去的只是一個永遠不可能兌現(xiàn)的烏托邦幻想，得到的則是各種現(xiàn)實的權利和福祉。

　　最后，我們來考察一下，三重背棄的第三重，后輩對前輩的政治信念的背棄。這一問題，是在“文革”所塑造的培養(yǎng)革命事業(yè)接班人，讓紅色江山永不變色，讓烈士的鮮血不能白流的語境中，才構成了一個問題，甚至構成了一個生死攸關的重大問題。

　　關于這一問題，我們首先從純粹抽象的道德哲學的基本原則來看，那么可以說，任何一代人都有獨立地探求自己的各種信念，包括政治信念的權利，在這個問題上，認為后代一定會超越前輩的庸俗進化論是錯誤的，但認為前輩高明得足以替代后代得出信念同樣是荒謬的。同時，勇敢地為自己的信念而戰(zhàn)，不怕流血犧牲，只能證明一個個體主觀上相信自己信念的真誠性，而不能證明該信念的客觀真理性，后者只能通過該信念的實踐效果來證明。不然的話，信奉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的恐怖分子和納粹沖鋒隊員也就能證明他們信念的真理性了。所以，每一代人都應該從自己的親身經歷和知識中，依憑自己自由的良知和獨立的理性去思考，究竟怎樣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才真正地有利于保障人民的權利和有助于其福祉的實現(xiàn)，并審慎地考察自己信念的實踐效果，這不僅僅是每一代人的權利，同時也構成了其不應逃避的責任。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都會犯這樣那樣的錯誤，這并不要緊，重要的是他們有沒有盡己所能，對上述問題作出認真負責的探索，得出自己的結論。這也正是每一代人的生命的尊嚴和價值之所在。

　　對每一代的政治家來說，如何現(xiàn)實地保護其同時代人民的權利，從而幫助他們實現(xiàn)自身的福祉，這就是其天職。也就是孟子所說的“義”之所在和“道”之所在，在一種合乎德性的政治行為中，這一考量必須置于其他的一切考量之上。任何一個偉大的政治家都是在這一原則之下，直接向其同時代的人民負責的。所以，只要一個政治家是真誠地按這一精神去做的，那么，他就不可能背叛而只可能是繼承和發(fā)揚他的所有偉大的前輩政治家的最根本的精神。

　　我們看到，在20世紀20~40年代的中國，大量的青年人之所以愿意拋頭顱、灑熱血地去參加革命，從根本上說，就是為了全體人民的福祉去建設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只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許多人認為用暴力消滅私有制，去建設一個階級專政基礎上的計劃經濟社會，可能是實現(xiàn)這一目標的捷徑。那么，當我們后輩在面對整個人類半個多世紀的政治實驗的新的經驗教訓后，校正先輩們不恰當的觀念和手段，以有利于實現(xiàn)其最原初和最根本理想，就不僅僅不是對先輩們的背叛，而恰恰是對其精神中最高貴的那一部分的恰當的繼承。對先輩們來說，只有發(fā)現(xiàn)他們所作的一切，以及他們建立起來的，被后輩所繼承的權力，最后，通向了一個使每個個體的尊嚴和權利都能得到保障的自由與繁榮的共和國時，才構成了一種榮耀，相反，假如這一切最后都通向了一條對人民進行大量無謂的壓抑和傷害的專制極權的道路，則構成了一種恥辱。從這個意義上說，通過正名去建設一個能夠更好地保障人民的權利與福祉的自由民主的共和國，才是榮耀先輩的最好的方法。

　　除了上述的三重背棄之外，正名可能帶來的另外一種不同性質的道德壓力就是，由于承認了歷史上的黨的某些行為是不恰當的和錯誤的，從而受到來自這些曾受黨的錯誤行為傷害的群體的譴責，至于這樣的譴責究竟會給黨帶來多大的現(xiàn)實危險，我們放到下一部分再加以探討。純粹從道德角度來看，正名之后，假如出現(xiàn)了這樣的情況，即由實際上對黨歷史上錯誤的政治行為沒有任何責任的新一代政治家出面向受傷害的群體道歉，并謙卑地承擔他們可能發(fā)出的譴責。那么，這么一種為了將我們民族從歷史創(chuàng)傷造成的隔閡中拯救出來，而甘愿無辜受責的精神，無疑是一種最偉大和最高貴的精神，同時，也是在我們當下的文化中最稀缺和最艱難的精神[12]，只有這種精神才能真正地恢復執(zhí)政黨的道德感召力和成為整個社會道德重建的基礎。相反，假如黨沒有勇氣面對自己指導思想中的矛盾和歷史上的錯失，卻想通過文過飾非的辦法來確立某種一貫正確的形象，并且為了維系這個形象，不惜動用國家強制力來壓抑一切理性的反思，和不斷清除對維系這一虛假形象不利的歷史記憶。要是這樣的話，那么，整個社會在道德上和精神上將走向一種荒漠狀態(tài)。

　　七

　　假如實施正名的話，肯定會面臨一系列的風險，但是任由名實分離的狀態(tài)擴展下去，另外一些政治風險同樣在積聚和生長，黨能夠選擇的只是準備去面對哪一種風險。我們在這一部分想要論述的是，假如黨能夠根據已經變化了的社會存在，選擇相應地實施自己政治哲學的轉型的話，那么，不僅從政治道德的角度來看是高貴的，而且從現(xiàn)實地控制和管理政治風險的角度來看同樣也是明智的。

　　政治本身就是一種和危險打交道，并治理危險的事業(yè)，每一項看上去極為尋常的政策中，都隱含著各種風險，更不要說像正名這樣的，不管是對執(zhí)政黨，還是對整個中國社會來說，都至關重要的龐大和復雜的政治工程了。事實上，正名可能帶來的風險，在有些人的想象中是如此巨大，以致于認為黨根本無法對此加以控制和管理。無疑，對正名可能帶來的各種現(xiàn)實危險的擔憂，是阻礙正名實施的最根本的原因。

　　下面，我們嘗試著來考察一下，假如將共產黨正名為自由民主黨的話，究竟可能引發(fā)哪些危險，這些危險究竟是否可能加以控制和管理，還是會發(fā)展到危及整個社會的基本秩序的地步？

　　人們普遍擔憂的正名可能帶來的各種危險，主要可以歸納為以下三大類：一是由于黨內意見分歧可能導致黨的分裂；
二是由于正名對黨的部分歷史的否定，可能造成的黨繼續(xù)執(zhí)政的合法性的危機；
三是以自由民主主義為指導思想之后，黨可能會變得軟弱渙散，失去堅定的統(tǒng)治意志，從而不再有維護國家穩(wěn)定和社會秩序的能力。下面，我們來對這些可能的危險逐一加以分析。

　　首先，正名帶來的第一種危險是：會不會由于黨內意見的嚴重分歧而導致黨的分裂呢？我們的觀點是，這主要取決于黨的領袖集團能否取得一致的共識，黨的領袖集團不能取得共識，正名一事根本就不會實施，但是，假如黨的領袖集團對此取得共識，致力推行的話，那么，黨內關于此事的意見分歧可能造成的風險就完全可以被控制在有限的范圍之內。

　　大部分受過基本的教育，對馬克思主義和自由民主主義這兩個概念究竟意指什么，和對建設一個現(xiàn)代文明究竟需要什么價值共識，有著基本常識的黨員，在純粹理性思考的情況下，都會贊成而不是反對正名，通過正名可以增加他們對黨的認同，以及增加他們作為執(zhí)政黨黨員的自我認同感和自豪感。

　　而反對正名的人大致可以分為二種情況：第一種人，并不是真的還相信共產主義，只是害怕正名帶來的震動可能損害執(zhí)政黨的權威，并可能進一步損害自己的相關利益，因此，為了保守這些相當重要的利益，他們寧愿忍受種種名實分離帶來的不便。對此關鍵是要說服他們，正名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增加黨的合法性，從而增強執(zhí)政黨的政治權威，相反，任由名實分離的狀態(tài)發(fā)展下去，才會不斷地削弱人民和黨員對黨的理性認同，從而，使黨的政治權威流失。另外，正名只是為了在政治哲學的層面上塑造全黨的價值共識，而并非像以往的政治運動那樣著眼于現(xiàn)實利益的再分配，從后者的角度來看，可以說正名除了改變一個名字之外，其他的一切都沒有改變。假如一定要說有什么變化的話，那就是由于正名后確立的價值觀強調對權利和財產的尊重，所以，它將使每個人已經獲得的合法利益能夠得到更好的保護，從而變得更加安全。

　　第二種情況主要是，一些早年在共產主義旗幟下參加革命的人。首先應該指出的是，大部分早年參加革命的人的思想也早已與時俱進了，但確實可能有部分人，雖然，在理智上也覺得消滅私有制那一套行不通了，但在情感上可能對黨的名稱和相關的一套標識系統(tǒng)依然覺得難以舍棄。對此，主要應說服和引導他們從一種前現(xiàn)代的過度的象征性思維中擺脫出來，去理解事情的實質。另外，確實還有一些人，不管是從理智上，還是情感上都依然堅持通過階級斗爭，消滅私有制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而這些人無需等到正名，現(xiàn)在就已經對執(zhí)政黨的方針、政策加以反對了。這樣的人在人數上只占黨員比例的極小部分，早已不再能代表黨的主流。

　　總之，正名在黨內面臨的阻力和30年前沖破“二個凡是”，廢除人民公社，以及之后的發(fā)展私營經濟，開辟經濟特區(qū)等相比應該不會更大，因為，當時是在還沒有取得任何成功經驗，同時，黨和整個社會都缺乏相關的知識準備的情況下，就突破了馬克思主義的最核心的原則，可以想象，這在黨內會引發(fā)多大的分歧和多么尖銳的批評。而現(xiàn)在正名只是對30年來已經取得的成就和發(fā)生的變化的事實上的確認罷了。黨在30年前急劇轉型所引發(fā)的黨內爭論的驚濤駭浪中都沒有分裂，有什么理由會在并不關涉每個人的直接的現(xiàn)實利益的正名過程中分裂呢？

　　所以，我們的看法正好與之相反，只要作好充分的理論上、宣傳上和政治上的準備，正名完全可以被穩(wěn)妥有序地實施，而一旦正名完成之后，黨就可以名正言順地用作為普世價值的自由民主主義的理念來整合黨員的思想，從而，使黨在精神上和思想上都變得更為團結和統(tǒng)一，相反，假如任由名實分離的狀態(tài)擴展下去，那么，在表面上的眾口一詞的背后，人們實際上的價值觀念上的分歧將越來越大，在沒有一個像自由民主主義這樣的權威和完備的價值體系對此加以整合和疏導的情況下，這些價值沖突在被壓抑中很快就會惡化成偏激的具有敵對性的對立情緒。這時，一旦遭遇難以應對的重大的政治危機，黨就真的會發(fā)生分裂。而在目前中國，國家制度建設還很不完善，社會秩序的維系主要依靠黨在支撐的狀態(tài)下，執(zhí)政黨的分裂無疑會嚴重影響正常的法律秩序，從而給每個人的權益和福祉的保障帶來嚴重的損害。

　　正名可能帶來的第二種危險，常常被人們所提及，正名難道不是會給人們這么一種印象：那就是似乎黨從成立之初，一直到執(zhí)政的前半期在指導思想上都搞錯了，并且因此犯了不少錯誤，在這樣的情況下，黨繼續(xù)執(zhí)政的資格與合法性難道不是會受到人們的質疑嗎？而且，一旦敢于面對歷史上曾經有過的罪錯，那么，在人們的一片要求賠償和清算的呼聲中，黨即使不垮臺的話，不也要被弄得狼狽不堪，窮于應付嗎？

　　要分析這種危險性，首先需要澄清一個問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那就是，一個政治組織和集團實施統(tǒng)治權的資格和合法性究竟來自何處？對此，極權主義的政治哲學和自由民主主義的政治哲學有著截然不同的回答�？梢哉f，極權主義的回答是高調的、理想主義的，它是從如何滿足人們的心理需要的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的；
自由民主主義的回答則是低調的、現(xiàn)實主義的，它是從實際政治操作的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的。

　　極權主義的政治哲學認為，只有那些掌握著絕對真理，不會犯錯誤，尤其是在道德上必須完全純潔無瑕，大公無私的人，才有資格實施統(tǒng)治權。統(tǒng)治權的合法性歸根結蒂源于統(tǒng)治者在道德、知識、才干等內在價值上高于被統(tǒng)治者。正因為他們高于群眾，就猶如人高于羊一樣，所以他們才有資格對群眾實行全面的牧領式的統(tǒng)治。一旦誰暴露出自己的軟弱、可錯性以及道德上的弱點，誰就喪失了統(tǒng)治的資格。所以，極權主義政治就變成了一場競相標榜自己的一貫正確和崇高無私，同時指責對手道德敗壞的游戲。

　　而自由民主主義則認為，統(tǒng)治的資格和合法性源于力量和法理。在憲政國家已經被現(xiàn)實地建立起來的情況下，要確定執(zhí)政者是否合法，是看他獲得、運用權力的整個過程中，是否遵循已經制定的法律。而在全社會無法對如何使用強制力形成共識，更談不上建立強制性規(guī)則對暴力的使用加以規(guī)范的前憲政政治中，哪個政治組織和集團能夠最多地壟斷和擁有社會中的暴力工具，它就擁有了制定規(guī)則的資格，至于這些規(guī)則的好壞，則看其是否合乎先天的法理。

　　誰力量最大，誰就擁有制訂規(guī)則的資格，這在政治上的理想主義者看來，似乎是一個近乎墮落和邪惡的原則，理想的狀態(tài)應該是誰在道德上最為崇高神圣、純潔無瑕，并且最有智慧才擁有制定規(guī)則的資格。但是，由于后者無法驗證、無法操作，所以，前者才是有限的人類在現(xiàn)實的政治游戲中不得不以接受必然性的方式加以接受的命運。因此，憲政民主主義認為，在前憲政政治中，誰現(xiàn)實地壟斷了社會中的暴力，并且宣稱愿意使用這暴力來保護人們的權利，同時，表示愿意接受他人的監(jiān)督的話，誰的統(tǒng)治就已獲得了前憲政的合理性，因為，這樣的統(tǒng)治不管在實際上多么不完善，但已提供了一個最后通向完善的憲政民主制度的邏輯起點。

　　憲政民主主義之所以對前憲政政體采取了看上去似乎頗為低調的衡量其存在合理性的標準，是因為每個人的權利，從理念上說雖然是先天存在的，但要能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得到現(xiàn)實的保護，那么，哪怕看上去最微不足道的一項權利，都不可能無須成本地免費獲得，而需要構建一種現(xiàn)實的理性的強制力對其加以保障。所以，一項好的法律，一個好的國家制度，不僅僅需要好的理念，而且需要好的武力，不然就會變成純粹的空談。而且，人是先天地擁有道德上的罪性和知識、能力上的有限性的存在物，作為人的造物的制度就必然也是有缺陷的和不完善的。政治哲學探尋理想制度的基本原則，是為了促進有缺陷的制度的現(xiàn)實的生長，而不是通過尋找一個制度的缺陷的方式來要毀滅它。另外，自由民主主義認為所有人在內在價值上是平等的，既不可能，也不需要尋找圣人來進行統(tǒng)治，永遠只能是既有神性又有罪性的人，對同樣既有神性又有罪性的人進行統(tǒng)治。因此，比由誰來統(tǒng)治重要的是，他以什么方式來統(tǒng)治，比他現(xiàn)在正以什么方式在統(tǒng)治更重要的是，他宣稱應該以什么方式進行統(tǒng)治。因為，現(xiàn)實是不穩(wěn)定的，總是處在流變之中，而統(tǒng)治者所宣稱的理想的統(tǒng)治方式，影響和決定著制度演變以及人們求取價值共識的方向。

　　所以，無須一貫正確，不犯錯誤，僅僅依憑黨壟斷著社會中的暴力工具和它宣稱尊重和保護人權，同時，宣稱愿意接受人民的監(jiān)督這一事實，黨的執(zhí)政就獲得了前憲政的合理性和初步的憲政意義上的合法性。假如，黨能夠從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道德自負和理性自負中擺脫出來，明確地完成向自由民主主義的轉型，那么，它就為整個國家制度向憲政民主的漸進提供了價值方向上的保證，這不僅沒有動搖和削弱，而且是在鞏固和增強黨的合法性上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因為，合法性不是源于一個政治組織標榜自己道德高尚，沒有錯誤，而是源于它能否現(xiàn)實地保障人民的權利不受侵犯，包括不受它自己的侵犯。因此，我們看到，在通過正名重塑對政治合法性的理解的過程中，不僅僅黨可以卸下不敢面對真實，惟恐暴露錯失的巨大精神包袱，各級官員也可以從不得不向人民不斷表白自己無私無欲的偽善的壓力下解脫出來，從而，將自己的精力用到保障人民權利，制定強制性規(guī)則自我約束等真正能夠增加合法性的事業(yè)上去。

　　同時，正名是為了在沿什么方向推進國家制度建設的問題上尋求共識，而不是為了割斷和否定黨的歷史。它可以在自由民主主義政治哲學的語境中對黨的歷史提供新的解釋和在各種事實之間建立起新的意義關聯(lián)。在20世紀初推翻君主專制政體后社會陷入的自然狀態(tài)中，黨用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社會的底層進行了最廣泛的動員和最嚴密的組織，通過武裝斗爭結束了自然狀態(tài)，壟斷了全社會的暴力，為建設一個現(xiàn)代國家打下了基礎。因此，根據實用主義的真理觀，馬克思主義在促使中國社會中的暴力得以集中和被一個組織壟斷的過程中發(fā)揮了自己的效用，只是在如何進一步運用這個暴力去建設一個旨在平等保護人民權利的憲政國家的過程中，它失去了自己的效用，所以，必須被更有效的理論所替代。[13]

　　通過正名黨可以和自己的歷史保持一個適度的距離，正因為正名是由黨主動實施的，所以，以往歷史中的所有正面的價值都可以得到同情的理解而得以保留，同時，這一距離使黨能夠從容地清理以往歷史中的負面價值，無須為了掩飾過往的罪錯而不斷犯下新的罪錯。在通過勇敢地面對而解脫了過去罪錯的糾纏之后，黨在精神上將擺脫神經過敏而變得強壯，從而，獲得面對真實進行創(chuàng)造的自由。

　　致于各種帶有悲劇性的重大歷史事件，顯然，不可能通過正名在一夜之間全部解決。在現(xiàn)實政治上，黨依然牢牢掌握著在什么時間通過什么方式解決這些問題的主動權。只是在自由民主主義政治哲學提供的，我們都是既有神性又有罪性的人，在價值領域辨明是非，在現(xiàn)實領域承擔責任的同時，在超驗的精神領域中，所有的個體人格之間應相互仁愛、相互寬恕的語境中，人們共同面對真實的歷史，相互間實現(xiàn)精神上的和解，才真正具有了可能性。

　　正名可能帶來的第三種危險是，在信奉自由民主主義之后，黨是否會變得軟弱渙散，從而失去維系國家統(tǒng)一和社會秩序的能力？在遠觀中國清末民初的憲政實驗造成的社會動亂，和近看蘇聯(lián)的民主化轉型造成的國家分裂之后，這種擔憂就更是加劇了。

　　分析起來，這種擔憂主要源于對自由民主主義的某種流俗的理解，而在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語境中，這種流俗的理解又被進一步強化了。自由民主主義作為一種恪守中道的政治哲學，是建立在一個公民同時作為統(tǒng)治者和被統(tǒng)治者的反思平衡的基礎上的。在這種流俗的理解中，前一維度被遮蔽了，它僅僅站在被統(tǒng)治者的維度思考問題[14]。對一個公民來說，他可能遭受的危險和傷害來自于二個方面：一是由于得不到政府的強制力的保護而遭受各種社會性犯罪的傷害，二是受到政府本身不恰當使用強制力的傷害，這種對自由民主主義的流俗的民粹化的理解，只看到后者而忽略了前者，因此，它在為消除后一種傷害而不斷削弱政府的力量時，卻使人民受到的各種社會性犯罪的傷害變得越來越多。而馬克思主義的國家消亡論，和它的人民作為國家的主人應該不受任何國家暴力的統(tǒng)治而獲得徹底解放的思想，則進一步鼓勵了這種流俗的民粹化理解，它使自由民主主義淪為顛覆國家的造反理論。

　　應該說，由于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背景，黨對自由民主主義的認識，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囿于上述的流俗理解。而黨自己的親身經歷更是加深這種印象，半個多世紀前，黨作為在野黨時，正是以自由和民主作為戰(zhàn)斗口號顛覆了國民黨政府，現(xiàn)在，當自己作為執(zhí)政黨時，又遭遇到某些同樣的顛覆者，這一切都使黨和長期以來受黨教育的社會都忽略了自由民主主義的保守主義之維。

　　事實上，自由民主主義絕不是一種顛覆政府的造反理論，而是一種如何才能在人民認同的前提下構建一個有效政府的建設性理論。權利觀念，在限制和校正政府亂用強制力的同時，也為政府正當地使用強制力提供了辯護�？梢哉f，在人類思想史上還找不到任何一種政治哲學體系，能夠像自由民主主義那樣，公開坦誠地為政府合理使用強制力提供如此強有力的辯護。

　　我們可以看一下，在成熟的自由民主國家中，政府是如何使用強制力的。一個很能夠說明問題的例子是，美國警察在2005至2006年間多次拘捕了在白宮和聯(lián)合國總部前抗議的“反戰(zhàn)母親”辛迪·希恩，對這個兒子不久前死于伊拉克戰(zhàn)爭的“烈士的母親”，美國政府動用強制力時沒有任何猶豫，因為，在法律面前沒有人享有特權，包括因兒子在戰(zhàn)場上流灑鮮血而悲痛欲絕的母親。但另一方面，拘捕絕不是專政，只是出于維系公共秩序的需要，在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之后，人很快又被放出來了。另一個例子是，2005年7月7日，倫敦遭到恐怖襲擊后，英國警方出臺了阻止自殺性襲擊的“格殺令”，7月22日，一巴西青年在地鐵站旁被警察誤殺。倫敦警察局長伊恩·布萊爾在對誤殺再三表示道歉和宣稱承擔全部責任的同時，又稱警察的行為無可厚非，認為“格殺令”針對恐怖犯罪是必要的，甚至稱可能還會有人被誤殺。警察的誤殺行為之所以得到辯護，是因為他即時即刻承擔著保護大量公民的生命安全免受恐怖襲擊傷害的重大責任，同時，他作為一個有限的人，在當時情形十分危急和可疑的情況下，沒有能力對事情的真?zhèn)巫鞒鼋^對正確的判斷。

　　不難想象，我們當下的政治文化將完全無法支撐政府在上述的二種情形下，以如此坦誠、公開，同時又恰當合理的方式使用強制力。所以，自由民主主義的權利觀念在限制政府亂用暴力，要求政府的強制力從某些屬于私人權利的領域中退出的同時，在那些真正需要政府強制力的領域，即為了保護公民的權利，以及維系作為公民權利的基礎和集合體的國家安全和公共秩序所必須時，則為政府有效使用強制力提供了最具有說服力，和最能為人民認同的辯護。自由民主主義政治哲學視域中的理想型政府，絕不是一個渙散和分裂的弱政府，而是一個在法治框架內運作的規(guī)范有效的強政府。

　　長期以來，我們因為囿于對自由民主主義的流俗的理解，總是誤以為只有專政理論才能為國家在必要時大規(guī)模使用暴力辯護，而自由民主主義則會削弱國家使用暴力的意志。所以，有的人在總結蘇聯(lián)解體的教訓時[15]，得出了這么一個結論：斯大林這把刀子不能丟。假如這句話的意思是指：一個政府為了避免國家的分裂，有時候需要動用暴力，甚至大規(guī)模動用暴力，并且一個主權國家應憑自己的自主意志來判斷是否存在著國家安全上的危險，而不能天真地受制于別國的意志，那么，它是對的。但是，假如它的意思是指：黨應該以斯大林的方式來使用國家暴力，那么，沒有什么比這更加錯誤和危險的了。[16]

　　另外一種對正名的擔憂是，害怕正名之后，立刻產生的普選要求會使黨的領導權旁落或削弱。其實，將民主的價值和直接選舉完全等同起來同樣是出于對民主的某種簡單和流俗的理解。民主的價值不僅僅體現(xiàn)在普選上，它同樣體現(xiàn)在平等保護每個人的權利，以及強調每個人都應平等接受法律統(tǒng)治的法治精神中，甚至可以說，民主的價值在后者中體現(xiàn)得比前者更為本質，因為，后者從根本上決定了國家是平等地為了全體人民而存在的，至于具體地治理國家，人民歸根結蒂需要委托專業(yè)的政治家去做，間接選舉和直接選舉只是委托的方式不同罷了。我們看到，許多成熟的自由民主國家，比如美國，在18世紀立國之初，就將自由民主作為核心價值寫入了憲法，但一直到20世紀20年代才將選舉權給予了婦女和印第安人。所以，正名并不等于立刻就要普選，目前中國的選舉制度本質上是在黨主導下的間接選舉，正名之后，黨完全可以在堅持這一制度的前提下，逐步有序地開放民主參與的渠道。[17]

　　我們并不像馬克思那樣天真地認為，國家和政黨只是人類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很快就會消亡。相反，我們相信，政黨和國家一樣，將伴隨著人類文明長久地存在下去。所以，一個政黨希望自己長久地存在和執(zhí)政，這一點也不奇怪，恰恰是政黨之為政黨的本性之所在。但是，為了使黨和社會之間能夠和諧相處，黨應該以合乎政治之道的方式來進行這種追求。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提出過這么一個重要的思想，在現(xiàn)代社會中，每一個組織都必須通過向社會提供某種有效服務的方式來證明自己的存在的合理性，而不能像一個個體生物那樣只是追求維系一種自足的長久存在。正名正是黨為了適應社會需要而進行的一種自我調整。(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現(xiàn)代社會對政治的根本需要就是，構建一種能夠平等地保護每個人的權利的理性的強制力，并且使國家強制力的行使者們本身也接受同一種法律的統(tǒng)治。黨只有在為實現(xiàn)現(xiàn)代中國社會對政治的這種根本需要而奮斗的過程中，才能以合道的方式追求自身的長久存在和執(zhí)政。同時，黨也才會因為擁有經得起理性批判的現(xiàn)代性理念，而真正具有精神上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舍此以外，黨沒有辦法塑造黨員對黨的理性認同和忠誠，而只能在政治大話的掩飾下，依靠小圈子和對領導人的個人忠誠和人身依附關系來維系黨的運作，這在許多情況下，顯然更容易導致黨的軟弱與渙散。

　　誠然，就如我們在這一部分中所分析的那樣，假如實施正名的話，可能會面臨一系列的風險，但另一方面又如我們在前面幾個部分中所分析的，任由名實分離的狀態(tài)擴展下去，另外一些政治風險同樣在積聚和生長，黨能夠選擇的只是準備去面對哪一種風險，是以卑賤的姿態(tài)固守某種明知已經僵滯的不合理的傳統(tǒng)帶來的風險，還是以高貴的姿態(tài)去創(chuàng)造更合理的政治形式時將會遭遇的風險。上面的論述試圖想要說明的是，假如黨能夠根據已經變化了的社會存在，選擇相應地實施自己政治哲學的轉型的話，不僅從政治道德的角度來看是高貴的，而且從現(xiàn)實地控制和管理政治風險的角度來看也是明智的。當然，正名帶來的風險究竟會有多大，這在很大程度上還將取決于具體的政治操作的方式，這正是政治家施展自己的才能和創(chuàng)造力的地方，而不再屬于政治哲學的領域。

　　八

　　雖然，我們否定了作為一個理論體系的馬克思主義，但是，依然愿意引用馬克思，這位極具穿透力的思想家的一句名言：理論在一個社會中的實現(xiàn)程度，取決于它滿足人們需要的程度。我們之所以倡導應將自由民主主義作為執(zhí)政黨的指導思想，從而成為整個社會的主流政治哲學，就是因為不管是從哪一種角度來看，和其它的思想體系相比，它都更符合目前中國人民對政治理論的需要。

　　將目前的執(zhí)政黨稱為共產黨已經名不符實，在這一點上絕大多數人都會有同感。但是，在將其改稱為什么更為恰當的問題上，人們則存在著許多分歧。有的人認為應稱為人民黨，而一種影響最大的觀點則認為應稱為社會民主黨，認為黨的政治哲學應從共產主義向社會民主主義轉型。改稱人民黨的觀點，顯然主要是考慮階級專政的觀點已不合時宜，希望通過改名突顯黨已是全民黨，同時，換掉共產二字之后，顯示黨已不再以消滅私有制為自己的核心使命。這一改名方式，確實可以消除現(xiàn)名中和現(xiàn)實最尖銳地不相符合的地方，但是，它的意義也僅限于這消極的方面，從積極方面看，它不能為執(zhí)政黨提供任何明確的價值方向，另外，“人民”一詞也不利于黨從已往的民粹主義傳統(tǒng)中擺脫出來。

　　在第八部分中，我們主要和認為執(zhí)政黨應改名為社會民主黨的觀點進行討論和爭辯。人們之所以認為執(zhí)政黨應將社會民主主義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這首先是因為它和共產主義具有同源性，都是出于對工業(yè)革命初期勞苦的工農大眾的同情，希望通過政治活動來改變他們的處境，增加他們的福祉，而這種高度的同源性，使執(zhí)政黨從共產主義向社會民主主義轉型從感情上來說，阻力最�。�
其次，在世界各個高度發(fā)達的國家中，大多都有社會民主黨或者具有社會民主黨性質的政黨在其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這些示范說明社會民主主義不僅可以和最高度的政治文明相融，而且在政治文明的形成過程中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
再次，有人認為由于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采取的效率優(yōu)先的政策，導致了比較嚴重的貧富不均，所以，迫切需要帶有社會民主主義性質的政策來加以校正。

　　盡管有著上述這些相當重要的理由，考察目前中國政治的實際情形，我們仍然認為將執(zhí)政黨正名為自由民主黨要比社會民主黨恰當得多。這首先是因為，自由民主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相比，更能為我們的國家制度建設和公民教養(yǎng)的培育提供完備和明確的價值指引。借用羅爾斯關于正義的第一原則和第二原則的說法，社會民主主義對國家平等保護每個個體的權利，確�！澳愕木褪悄愕�，我的就是我的”的正義的第一原則并不關切，它所關切的是正義的第二原則：假如國家要對公民采取有區(qū)別的對待的話，在利益的分配上應向弱者傾斜。但是，恰恰就是正義的第一原則，為國家制度建設和公民教養(yǎng)的培育提供著具有奠基性的核心價值。

　　社會民主主義所具有的這種價值取向上的特征，和它的起源密不可分，它和共產主義同源于跟市場經濟中產生的貧富不均現(xiàn)象的斗爭，只是后者認為為了達到目的，須用暴力革命砸碎原有的國家機器，而它則放棄了暴力革命，采取了利用現(xiàn)有的國家機器來達到自己目的的策略。所以，對社會民主主義來說，一個按照正義的第一原則構建起來的，旨在平等保護每個個體的權利的憲政國家，早已是一種現(xiàn)存的存在，它無須關心這樣的國家是如何構成、維系和成長的，而只是關心如何利用它來達到重新分配社會資源的目的。

　　所以，對構成、維系和促成一個憲政國家健康生長的二種核心價值，自由主義價值和保守主義價值，社會民主主義都無法提供。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就是關切個體權利的保護，從人身和財產免于傷害的權利一直到參與公共政治的權利，督促國家通過對一系列不斷擴展的權利的保護，為個體的潛能的實現(xiàn)和創(chuàng)造力的發(fā)揮提供不斷擴大的空間。同時，十分關注監(jiān)督政府按照外部性、消極性、和程序性等基本原則來使用強制力，防止因政府越權導致的對個體權利的侵犯。而社會民主主義對這些并不關注，相反，它在要求國家對社會資源進行更大規(guī)模的再分配的過程中，存在著一種鼓勵政府不斷擴權的傾向。

　　這在一個成熟的憲政民主國家中并不要緊，因為，存在著許多既有的政治規(guī)則來規(guī)制這些帶有社會民主主義性質的政治要求，同時，也存在著一些其他的政黨和派別通過堅持和提倡一些別的價值與之制衡。但在目前中國，國家制度建設還不完善的情況下，假如由惟一的執(zhí)政黨單邊推行社會民主主義，那么，很容易導致一種政治上的理性的自負，即政治不是將自己的主要精力用于政治的領域：不斷完善保障個體權利的各項制度，制定公平競爭的規(guī)則，而是用在竭力去改造和控制整個社會上。這種理性的自負認為，自己已掌握了一個理想社會藍圖的全部細節(jié)和實現(xiàn)方法，因而，直接動用政府的強制力推動人們去實施自己的社會藍圖。而在這個過程中，個體的權利和自由創(chuàng)造的空間將被不斷擠壓，整個社會的生機和效率也將受到壓抑和損傷。

　　同樣，社會民主主義也無法提供對國家主權和社會秩序的維系十分重要的保守主義價值。極權主義和自由民主主義的保守主義之維，都強調為了維系國家的存在和社會的秩序，不能放棄暴力的使用，而由于人的有限性，一旦使用暴力就不可避免地會發(fā)生罪錯。前者對待這一問題的態(tài)度是，通過將自己神圣化和被強制對象妖魔化的方式來為自己免責，從而將罪錯不是看作罪錯，而是看作一種勝利和成就；
后者首先將罪錯看作罪錯，并且承擔與此相關的全部責任，但與此同時又勇敢地擔當起為了保護人民權利和抑制犯罪的需要實在難以避免的罪錯，這種為了公共利益主動擔當難以避免的罪錯的勇氣，是公民作為統(tǒng)治者的教養(yǎng)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而社會民主主義由于源出于對弱勢群體的同情，所以，具有一種溫情主義的特征。和暴力革命派相比，它不贊成用暴力推翻既有的憲政國家固然是正確的，但是，由于同時也不需要承擔維系國家存在的責任，所以，它對為了保護人民權利和維系國家主權在某些情形下動用國家暴力的必要性缺少清醒的認識和缺乏擔當抑惡之罪的勇氣。

　　需要指出的是，原初生活在極權國家中的人民，由于飽受國家不受法律約束地濫用強制力的傷害，所以，完全可以理解地，對一切形式的國家暴力都懷有極度憎惡和恐懼的心態(tài)，因此，在從極權社會向自由民主社會轉型之初，一方面由于意識形態(tài)上的同源性，另一方面則由于它的溫情主義特征，社會民主主義對他們來說具有某種難以抗拒的吸引力。但是，一種人們在情感上最容易接受的理論，卻未必是他們在實際上最需要的理論。我們看到，戈爾巴喬夫就是一個社會民主主義的信奉者，而他成為社會民主主義者又不是偶然的，這事實上是當時大多數蘇聯(lián)人民的政治信念。然而，在這種信念主導下的政治轉型，卻由于國家分裂和社會失范，使俄羅斯人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處在痛苦和失落感之中。[18]

　　目前中國的執(zhí)政黨，和發(fā)達國家作為議會政黨的社會民主黨有著本質的區(qū)別，黨壟斷和直接控制著中國社會中的暴力。假如黨只是簡單地放棄自己掌控的暴力，那么，這些暴力不再控制在一個組織手中而擴散出去的話，就很可能會導致國家分裂、社會動蕩、黑社會組織盛行的局面。正確的做法是，黨將自己控制的暴力逐漸全部注入到一個法治國家之中，黨再通過主導國家來依法動用這些暴力工具。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這一進程已經開始，正名只是將其變得更為明確罷了。所以，在正名為自由民主黨之后，黨并非就成了西方式的議會政黨，而是一個不再以消滅私有制建設共產社會，而以建立一個憲政民主國家作為自己的政治目標，但在組織方式上依然在某些方面借鑒列寧的建黨原則的政黨[19]，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中，黨依然將是國家的保姆，撫育一個憲政民主國家像幼兒一樣成長。[20]

　　將執(zhí)政黨稱為社會民主黨的另外一個不恰當的地方在于，黨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各種政策，絕非用社會民主主義的價值取向可以涵蓋，這些政策有的是著眼于國家法制建設，有的著眼于效率的提高，這在一定的時期內還導致了貧富分化，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價值取向正好相反，而黨未來將要在中國社會中發(fā)揮的作用，同樣也無法用社會民主主義的價值取向來涵蓋。

　　所以，基于黨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將會是中國惟一的執(zhí)政黨的事實，只有將主導憲政民主國家建設的黨稱為自由民主黨才是恰當的，因為，自由民主主義一方面為如何構建一個現(xiàn)代法治國家提供了明確的價值取向，另外，作為一個完備的價值體系，它融合了現(xiàn)代政治所需要的各種價值。因此，在多黨并存的成熟的民主政治的環(huán)境中，一個政黨假如自稱自由民主黨，可能會因包融的東西太多，而顯得有些價值取向不明的話，那么，在只有一個單一的執(zhí)政黨的政治環(huán)境中，它恰恰只有通過自稱自由民主黨的方式，才能維系政治上的中道。

　　這使黨可以根據不同政治情形，自由地推出具有不同價值取向的政策，而不致于陷入名實不符的境地。比如，它可以在社會變得僵化和缺乏效率的時候，推出具有自由主義取向的政策；
在貧富分化過大時推出社會民主主義取向的政策；
在社會動蕩和面臨失范的危險時強調保守主義價值等。而這些價值由于是在自由民主主義政治哲學所提供的統(tǒng)一的意義境域中得到強調的，所以，又不會由于失去分寸而走向極端。相反，假如黨自稱社會民主黨的話，為了價值上的均衡，就必須要允許另外的自由黨或保守黨的存在，否則就會使政治偏離中道，或者再次陷入名實分離，價值紊亂的境地。

　　雖然，我們否定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階級斗爭和暴力革命學說，否定了作為一個理論體系的馬克思主義，但是，最后依然愿意引用這位極具穿透力的思想家的一句名言：理論在一個社會中的實現(xiàn)程度，取決于它滿足人們需要的程度。我們之所以倡導應將自由民主主義作為執(zhí)政黨的指導思想，從而成為整個社會的主流政治哲學，就是因為不管是從哪一種角度來看，和其它的思想體系相比，它都更符合目前中國人民對政治理論的需要。

　　目前，中國經濟已實現(xiàn)了起飛，正處在令人振奮的持續(xù)的高速增長之中，假如保持近幾年來的，GDP高速增長和人民幣升值的勢頭不變，（從宏觀經濟發(fā)展的規(guī)律來看，這具有很大的可能性，）那么，在未來的五年中，中國的人均GDP將從目前的2000多美元，增加到5000美元左右，而比較發(fā)達一點的城市地區(qū)將普遍地超過10000美元，與此同時，中國GDP占世界GDP總量的比重也將從目前的6%上升到10%左右，屆時，中國將真正地成為一個美國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中所定義的，經濟上的世界性大國。假如繼續(xù)保持這一趨勢不變，那么，到2020年時，中國很有可能發(fā)展成一個占世界GDP總量20%左右的，經濟總量可以和美國相匹敵的超級大國。

　　近年來中國思想界流行著這么一種說法，那就是認為人均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發(fā)展階段是一個社會的各種矛盾的多發(fā)期和尖銳期。假如這種說法是正確的，那么，再過二年，我們就可以歡慶中國社會已渡過這一危險的時期，從此以后，一勞永逸地進入一個平靜與和諧的發(fā)展階段了。然而，在我們看來，這種觀點完全沒有抓住目前中國社會根本矛盾的實質，它依然囿于傳統(tǒng)的社會主義的視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將一切社會矛盾都看作是由于人與人之間財富占有上的不均等引起的，認為只要由政府用強制手段盡量將這種不均等扯平，一切社會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而我們認為，目前中國的主要矛盾源于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源于國家的構建方式和使用暴力的邏輯，能不能得到公民們的理性認同，以及公民的自主意識和權利意識能不能得到國家的制度化的承認。

　　隨著經濟的發(fā)展，人們的精力越是從物質匱乏導致的生存壓力中解放出來，為了自己的權利和尊嚴得到承認而進行斗爭，就越是會成為人們最緊迫的需要和最深切的渴望。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經驗表明，一個后發(fā)現(xiàn)代化國家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之后，民主化要求就開始高漲，一旦超過5000美元，這種要求就會變得十分普遍和強烈，而能夠達到10000美元以上的國家，則沒有一個不是采取憲政民主政體的。

　　所以，在即將來臨的發(fā)展階段中，執(zhí)政黨的自我認同方式，以及由此導致的國家運作的邏輯，和一個現(xiàn)代公民的自我認同方式之間不能耦合而產生的沖突，將逐漸成為引發(fā)中國社會各種矛盾的核心根源。而解決這些矛盾的方法則是，在一種合乎中道的政治哲學的導引下，一方面穩(wěn)妥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和國家制度建設，另一方面則相應地進行公民教養(yǎng)的培育。另外，中國正在快速地成長為一個世界性大國，甚至可能成為超級大國，為了能夠與世界各國和諧相處，并且以一種合乎德性的方式在全球發(fā)揮自己的影響力和領導力，我們迫切需要構建一種既合乎世界文明的主流價值，又擁有自己本真的個性，不僅僅能夠說服本國人民，而且能夠吸引世界各國人民的話語體系。而以敬重人與人之間在現(xiàn)實世界里相處時存在的先天法理為前提，既吸納人類政治文明的最新成果，又是從中華民族最本己的傳統(tǒng)和經驗中生長起來的天道自由民主主義，則成為建設這種“軟實力” 的基礎。

　　就如我們在本文的開篇就指出的那樣，執(zhí)政黨指導思想中包含的矛盾和分裂，使我們的共和國建筑在有著一道不斷擴展的巨大裂隙的地基之上，經濟社會的快速發(fā)展猶如在這樣脆弱的地基上，不斷增加一座宏偉建筑的高度。而執(zhí)政黨政治哲學轉型的正名過程，則是這樣一項具有保守主義意味的精神文明建設的工程，那就是盡量在不碰掉一塊磚瓦，不影響整座大廈的建筑速度的原則下，將其平穩(wěn)地移建到一塊堅實的土地上，從而使我們珍愛的偉大的共和國能夠奠基在其真正可以長久矗立的政治真理的永恒磐石之上。

　　我們深知這一工程的艱巨性和危險性，因為，它關涉到要去改變這樣一個重要的政治傳統(tǒng)，這一傳統(tǒng)不僅僅在從黨誕生起就一直與其相伴隨，曾是其理想和激情的源泉，而且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它曾如此深刻和全面地塑造和影響了我們社會生活的幾乎所有的領域。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又看到，社會的發(fā)展和時間的流逝，正使實施正名工程的時機變得日益成熟。以1978年為界，算起來，我們通過改革開放走出消滅私有制的共產主義傳統(tǒng)的時間，與通過“三大改造”走進這一傳統(tǒng)的時間相比，已大致相當，甚至已經更長。假如說，在改革開放之初，正名還難以想象的話，那么，時至今日，堅持這一傳統(tǒng)與放棄這一傳統(tǒng)相比，危險和麻煩已經變得更大，時光的流逝將使這一點變得愈加明顯。

　　在本文中，我們分析了正名可能導致的種種危險。經常聽到有人抱怨，認為是前輩們的某些錯誤的選擇，才導致我們今天陷入了某種危險和困難的境地，在我們看來，這是一種推卸自身責任的錯誤的觀念。過去的世紀，是一個在人類的現(xiàn)代化實驗中，各種價值體系劇烈競爭的世紀，也是一個腥風血雨的世紀，不僅僅中國，世界各國大多如此。我們的危險，不在于我們的先人做了什么，不在于他們的選擇中是否包含著罪錯，而是源于我們自己。它源于我們當下的有權者和無權者之間，窮人與富人之間，不同經歷和觀念的人之間的無法理解和相互猜忌；
源于我們至今還沒有能夠通過一種成熟的人文精神，塑成人與人之間的公民認同和超驗認同，從而無法正確地對待自己所受到的傷害，和自己傷害他人的罪錯。先人的行為無法決定我們的選擇，我們是自由的。歸根結蒂，我們的危險就植根于我們當代中國人道德和政治理念的偏頗和缺失之中，因此，最終，它也只有通過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的重建才可能得以消解。

　　在我們反復強調政治哲學的重要性的同時，并非沒有意識到它的有限性。實際的政治操作和政治哲學應各自恪守自己的邊界。由于人心的復雜易變，在實際的政治運作中常常出現(xiàn)各種矛盾和詭異的現(xiàn)象：有時候我們一旦誠實地宣布自己的政治計劃，就會因為激發(fā)他人的反對而使其夭折；
有時候，我們宣稱堅定不移地往東走，恰恰是實際上以最快的速度到達西邊的捷徑。這些吊詭的現(xiàn)象，常常使政治哲學成為常人嘲笑的對象。確實，政治哲學一旦認為自己能夠替代實際的政治操作，固然會陷入荒謬可笑的境地，但是，實際政治的操作者假如認為政治技術可以替代政治之道，從而將政治哲學當作自己可以任意使喚的奴仆，那么，同樣也會陷入危險和荒謬的境地。對于看重實際效果的政治來說，政治技術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只有政治哲學才可能真正在長達數十年、數百年的時間里，在完全非強制的自由的前提下，塑造億萬人民對一種制度的理性認同，才可能將各種政治操作和人民的自由創(chuàng)造行為，以一種和諧的方式吸納到一個偉大的政治存在的生長之中。所以，任何一種具體的政治運作，假如踐踏和背離了政治之道，就不可能獲得真正的尊嚴和榮耀，它很容易地不是陷入血腥的罪惡之中，就是成為某種無價值的鬧劇。

　　我們相信，我們在本文中探討的問題，是一個我們的國家在成長為一個自由和繁榮的偉大的共和國，是我們的整個民族精神恢復自由、寬容和創(chuàng)造力過程中，所無法逃避的問題。哲學本身不具有任何物質性的力量，但是，它揭示真正具有價值的可能性。當一個如此偉大和具有崇高價值的可能性離我們已如此接近之際，我們相信，哪怕我們最終無法實現(xiàn)它，即便僅僅只是表達它，就已經具有某種意義。

　　2007年9月23日

　　注釋：

　　[1] 如圍繞謝韜《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一文的討論和爭辯。

　　[2] 想更詳盡地了解這一傳統(tǒng)的讀者，可參閱拙著《國家與公民——天道自由民主主義原理探要》第二部“公民的教養(yǎng)”第28節(jié)中，關于“公民作為統(tǒng)治者的德性”和“公民作為被統(tǒng)治者的德性”的論述。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65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

　　[4] 在這一點上，毛澤東是正確的，他把是否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看作是鑒別真假馬克思主義者的試金石。他敏感地意識到，一旦停止階級斗爭，他一生通過暴力革命所致力于消滅的一切，就會以一種強大的自發(fā)力量的形式全面復辟。

　　[5] 洛克的私人財產權概念，同時包括個體對自己人身的所有權和對財物的所有權。參見《政府論》下篇，第五章“論財產”，第18-33頁，商務印書館，1964年。

　　[6]《列寧全集》第35卷，第237頁，人民出版社，1988年。

　　[7] 限于篇幅在此只能對五項原則加以最簡練的概述，希望更詳盡地了解得出這些原則的理由和它們的意義的讀者，可參閱拙著《國家與公民》第一部“國家的構成”第11節(jié)“國家使用強制力的邊界和原則”。

　　[8] 參閱拙著《國家與公民》第6節(jié)“人與人關系的三種可能的維度”。

　　[9] 可惜限于篇幅，我們無法對違背這些原則的眾多實例及嚴重后果一一加以列舉和分析。

　　[10]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宣稱：“共產黨一分鐘也不忽略教育工人盡可能明確地意識到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敵對的對立�！保ㄍ�注[3]第285頁）斯大林和毛澤東關于階級斗爭月月講，天天講的說法，在理論上即源于此話。

　　[11] 關于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tǒng)墨家在道德精神上的相似性的論述，請參閱拙著《國家與公民》第15節(jié)“與墨家的對話”。

　　[12] 基督教的靈魂就是宣揚這么一種為了促進人類的團結和相愛，主動接受十字架，甘當無辜的替罪羔羊的精神。除了這種精神之外，我實在看不到還有什么其他的東西能夠引領我們民族從巨大的歷史創(chuàng)傷造成的仇恨、猜疑和隔閡中走出來，重新恢復精神上的自由和坦誠，以及真正的愛的能力。

　　[13] 列奧·施特勞斯在《關于馬基雅維里的思考》一書中提出了這么一個富有震撼力的思想，他認為，許多人以為的所有政治上偉大美好的事物，在其開端必然也同樣良善與美好的想法，事實上往往是錯誤的。許多偉大的共和國和城邦在其奠基之時都充滿血腥和罪惡。他舉的例子是，羅馬城的奠基者羅慕洛斯犯下了弒弟的罪行，而美國這個偉大的共和國則奠基在對印第安人的虐殺和暴力驅逐之上，不然它根本就無法獲得自己賴以存在的國土。無獨有偶，中國古代政治史上最輝煌的貞觀之治，以及整個偉大的唐朝都奠基在李世民殺兄弒弟，逼父親退位的罪行之上，(在以悌孝治天下的儒家政治倫理的視域中這更成為無以倫比的滔天大罪。)這些罪行之所以會發(fā)生，是因為壟斷暴力的過程，具有某種難以避免的血腥的特征。而這些偉大的政治共同體都沒有被自己奠基之時的血腥和罪惡所壓垮，而是通過不斷的自我超越，自我凈化，最后成長為偉大和美好的政治存在。

　　[14] 由于大部分公民都只有作為被統(tǒng)治者的直接經驗，而缺乏作為統(tǒng)治者的經驗，對自由民主主義的這種流俗的理解存在于大眾之中是十分自然和正常的現(xiàn)象，對此的最好的校正方法就是，經由有序的民主化改革，使人民通過更多的政治參與增加其作為統(tǒng)治者的經驗，同時，通過公民教育使其認識到什么是公民作為統(tǒng)治者的德性和教養(yǎng)。相反，最危險的做法則是，用一種激進的政治哲學體系去系統(tǒng)地鼓勵和固化其作為被統(tǒng)治者的偏見。

　　[15] 前蘇聯(lián)的人民因為和我們一樣，都是在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語境中，懷著一種浪漫的憧憬去理解自由民主主義的，所以，自由民主主義的嚴峻的保守主義之維被遮蔽了。為此，他們在轉型時付出了國家分裂和社會動蕩的代價。戈爾巴喬夫時代思想認識上的這種缺失，正以某種方式在普京時代進行補課。

　　[16]且不說斯大林主義對全體蘇聯(lián)公民的傷害，僅僅只需看一下它對蘇聯(lián)共產黨本身的傷害就已駭人聽聞了。根據赫魯曉夫1956年2月25日在蘇共二十大上所作的題為《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報告，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清洗中，蘇共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中，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而被捕的達1108人，占56%，在蘇共十七大選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補中央委員中，被逮捕和遭槍決的有98人，占70%。這就是當一個人能夠超越所有規(guī)則的約束，隨心所欲地使用國家強制力時的結果。所以，專政的要害并非使用國家暴力，而是政權的掌握者不受任何規(guī)則約束地使用國家暴力，并且，是以將被強制者妖魔化的方式使用國家暴力。

　　[17] 有些學者很有見地提出，在實施民主化改革之前，應首先進行基本的國家制度建設。（如鄭永年《中國政改要以國家制度建設為中心》，2006年7月30日《聯(lián)合早報》）我們在這兒，想要進一步補充的是，在此之前執(zhí)政黨還須在政治哲學上首先實施向自由民主主義的轉型，這樣才能為國家的制度建設和公民的教養(yǎng)的培育提供明確的價值方向。而在進行這些必要的理論準備和制度準備之前，倉促進行大規(guī)模的民主化實驗則很可能有導致社會失范的危險。

　　[18] 在共產主義精神傳統(tǒng)中包含著這么二個不同的部分，一個部分強調對階級敵人的仇恨和對敵斗爭的英勇殘酷，這一部分精神的缺失在于沒有將敵人看作是具有和自己擁有同樣的超驗價值的人；
另一個部分是帶有自我中心傾向的人道主義精神，這種精神是富有同情心的和浪漫的，但是，具有嚴峻性的政治的和經濟的規(guī)律在這種精神中被遮蔽了，人的有罪性和有限的，因而，人必須接受統(tǒng)治的維度和人應該為自己消耗的經濟價值承擔責任的維度被摒棄了。這二種精神本質上是一個未受充分教化的心靈，在對待敵人和對待自己與朋友時的本能反應罷了。這二種精神相互補充，交替涌現(xiàn)，每當前者導致重大的人權災難之后，人們就召喚后者；
而后者導致秩序失范之后又召喚前者。對社會民主主義的憧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后一種精神的反映。然而，不合法理，則寬嚴皆錯，依憑這二種精神中的任何一種，我們都不可能建成一個憲政民主國家，而只可能在專制和動亂中輪回。

　　[19] 以一個不甚貼切的類比來說，它在某些方面有點像從孫中山到蔣經國時代的國民黨，只是由于任期制和集體領導的引入，它在憲政化和民主化方面都可以做得比當時的國民黨更好。

　　[20] 這也就是有的學者提出的“黨主立憲”，正名是“黨主立憲”的前提，而“黨主立憲”則是正名后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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