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稼祥先生將人們自殺的原因歸結為在社會中缺少自由，尤其是缺少精神自由。

　　但是，第一，缺少自由可以通過爭取自由來彌補，在爭取自由的活動中，人們同樣可以贏得一份自由。在今天的條件下，自由仍然十分缺乏，但是并不缺少爭取自由的空間，爭取自由無疑也是自由的一種重要形式。這不是說人人都必須去爭取自由，只是就吳先生提供的語境中來說，所謂缺乏自由不構成人們自殺的原因。否則，這種說法很危險。

　　第二，也是更主要的，是自殺這種事情屬于個人，而不能簡單地與“社會”掛鉤，將什么都推給“社會”。這樣說不是為“社會”辯護，而是為“個人”辯護。事到如今，我們沒有理由看輕個人所經歷的和所擁有的，哪怕在別人看來是微不足道的，對于他本人卻是十分重要的，包括個人所面臨的難以跨越的難題（余虹先生對此深有體會）。它們都僅僅屬于“這個個人”，那些難以描述的東西是他們存在的前提、根據和秘密，也是他們肩負的對于自己生命的責任。所有這些東西，不能籠爾統之地說都是“社會”的。

　　尤其是詩人，他們是一些有自我決斷的人們，他們對自己情況的了解，也許比別人對自己情況的了解還要多一些。他們如何處置自己的生命，更加屬于他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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