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說中早有“順風耳”的神話，表達了古人對萬里之遙卻能瞬間互通消息的盼望；
早有關于“日行千里”、甚至“一個筋斗十萬八千里”的種種故事，表達了古人對萬里之遙卻能即刻到達的憧憬。

　　然而，當把“順風耳”變成現實的“電報”、把“日行千里”變?yōu)楝F實的鐵路在近代真的要來到中國時，卻遇到了今人想象不到的巨大阻力，不僅沒有被當作明察遠見的“仙卿”和縮地成寸的“神靈”，反而被頑固派嚴厲質問電報究竟“姓什么”、鐵路究竟“姓什么”，因其產生于西方而被斥責為會污染中國文化、破壞中國國家“文化安全”的“奇技淫巧”而遭到強烈抵制、反對。

　　所謂“電報”，是后來從日本引進的“新詞”、新譯名，當時國人更多將其稱之為“銅線”或“電線”。近代中國外患頻仍、內亂不斷，時時軍情緊急，能夠瞬息萬里的電報無疑是一直身處危境的清政府的當務之爭。然而，“電報”卻被認為有害，不必說“頑固派”堅決反對，就是以“開明”著稱、一心要學習外國“船堅炮利”、“師夷長技”的某些“洋務派”官員開始對電報在軍事和經濟上的重要性也缺乏認識。所以在19世紀60年代中期，他們不僅不熱心創(chuàng)辦電報事業(yè)，甚至與頑固派一樣表示抵制、反對。專門負責處理與北方“外夷”包括通商在內的各類交涉事宜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稱“銅線、鐵路”這兩件事“于中國毫無所益，而貽害于無窮”；
江西巡撫劉坤一認為“以中國之貿遷驛傳”，根本不需要鐵路和電線；
福建巡撫李福泰指責電線、鐵路都是“驚民擾眾，變亂風俗”的有害之物；
甚至曾國藩此時都認為無論是外國商人還是中國商人，只要架電線、修鐵路都將使“小民困苦無告，迫于倒懸”，結果都是“以豪強而奪貧民之利”，所以不僅不能同意外國人架線、修路，而且同樣要禁止中國商人架線、修路。值得注意的是，李鴻章的觀點卻與眾不同，他在給“總理衙門”的信中說：“銅線費錢不多，遞信極速，洋人處心積慮要辦，將來不知能否永遠禁阻。鴻章愚慮，竊謂洋人如不向地方官稟明，在通商口岸私立銅線，禁阻不及，則風氣漸開，中國人或亦仿照外洋機巧，自立銅線，改英語為漢語，改英字為漢字，學習既熟，傳播自遠，應較驛遞尤速。若至萬不能禁時，惟有自置銅線以敵彼飛線之一法。”然而，李鴻章的意見沒有得到包括其他洋務派官員的支持、贊同，朝廷當然也未采納他的建議。

　　事實很快就證明李鴻章判斷正確。從1870年開始，經過種種活動、努力，清政府同意英國大東公司和丹麥大北公司在海上敷設電報電纜，愚昧地認為不經陸路就對中國主權無損、就不會“驚民擾眾、變亂風俗”。英國大東公司獲取了上海迤南各通商口岸�？谠O置海底電纜的權利，不久就將印度經新加坡到中國南部沿海到香港的線路敷通；
而大股東是沙俄皇室的丹麥大北公司獲取了架設從海參崴到上海、香港的海底電纜，很快也將這一線路完成。到1871年6月，中國實際上已被納入世界電報網絡之中。這樣，外國在中國經商、談判各種事項都可以“瞬息萬里”傳遞信息、下達命令，而中國依然故我，不許架設電報線，仍靠馬匹驛道傳遞信息、下達命令。在這種“信息戰(zhàn)”中，優(yōu)劣對比委實太過懸殊。

　　在這種鮮明對比中，原來反對創(chuàng)立電報事業(yè)的洋務派官員紛紛改變了自己的觀點。1870年出使法國的崇厚就經常用大北海線與“總理衙門”互通電信，主管“總理衙門”的恭親王開始認識到電報的便利。曾國藩在上海租界內實情觀看電報，贊不絕口。李鴻章更明確地說電線將在中國盛行，應改驛傳為電信。但真正使洋務派下決心架設電報線的直接因素，還是70年代中期日本對臺灣的進犯。1874年日本侵略臺灣，清廷派洋務派官員沈葆楨為欽差大臣率兵援臺。到臺后，他深感臺灣孤懸海外，與福建聯系極不便利，“欲消息常通，斷不可無電線”，必將影響軍機大事。他看到外商能越洋架線，信息往來無阻，便上奏請朝廷正式提出中國應架設福州陸路到廈門、廈門海路到臺灣的電線。

　　然而，在海疆如此緊急之時，頑固派仍然反對興辦電報。如工科給事中陳彝在1875年9月的一道奏折中堅決表示要禁止架設電線，認為電線可以“用于外洋，不可用于中國”，因為：“銅線之害不可枚舉，臣僅就其最大者言之。夫華洋風俗不同，天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穌，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毀其家木主。中國視死如生，千萬年未之有改，而體魄所藏為尤重。電線之設，深入地底，橫沖直貫，四通八達，地脈既絕，風侵水灌，勢所必至，為子孫者心何以安？傳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藉使中國之民肯不顧祖宗丘墓，聽其設立銅線，尚安望尊君親上乎？”在頑固派的邏輯中，電報的性質姓“天主、耶穌”，興辦電報就是入洋教、是背祖叛宗，背叛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國人架設電線就是不孝，不孝必然不忠，架設電線必然導致不忠不孝，罪莫大焉！

　　幾經波折，沈葆楨、丁日昌等在福建、臺灣架設電報線的努力最終未成。

　　1879年，為加強海防，也是為了作一試驗、探索，李鴻章于大沽、北塘�？谂谂_試設電報以達天津，效果良好，他高興地向朝廷奏報說“號令各營，頃刻響應”，增強了他架線設局的信心。1880年，中俄伊犁交涉軍情驟緊、俄國已經開始侵略新疆，新疆與內地聯系仍慢而又慢，李鴻章不失時機于這年秋再次上奏，詳陳必須立即架設電報線的理由：“用兵之道，必以神速為貴”，所以西方各國“欲通萬里海洋，欲通軍信，則又有電報之法”。只有中國仍靠驛遞，“雖日行六百里加緊”，但與西方電報相比遲速大為懸殊。在俄國彼德堡談判的曾紀澤數萬里之外發(fā)電報到上海只須一日，但將電報從上海送到北京要從輪船轉寄，最快也要六七天，如果海路不通，驛遞則須十日。“倘遇用兵之際，彼等外國軍信，速于中國”，將對中國大為不利�？傊�，戰(zhàn)爭“全賴軍報神速，相機調撥，是電報實為防務之必需之物”。這些理由，今日看來都是“常識”，但那時卻是被排斥、有待普及的“新知”。他以正在俄國進行的中俄談判和自己年前在天津作的試驗、探索為例，具體說明架電報線的緊迫性與可行性。李鴻章深知經費、經營管理方式與主權是朝廷最關心、最擔心的問題，所以在奏折最后部分專門針對朝廷的疑慮提出了具體解決辦法：“旱線”（即陸線）從天津到上海所需不過“十數萬兩”，可先從淮軍軍餉項內撥款開辦，等到辦成后仿照輪船招商局的辦法招募商股，分年繳還本銀；
經營方式自然是“官督商辦”；
由于中國目前沒有這方面人才不能不雇傭外國專家，但他明確提出要設立電報學堂培養(yǎng)中國學生“自行經理”，“庶幾權自我操，持久不敝”。

　　險惡的現實和李鴻章的透徹分析，使清廷終于顧不得電線究竟“孝不孝”“忠不忠”，立即允準李鴻章著手辦理電報局。1880年10月，李鴻章在天津設立電報總局，同時設立電報學堂，這是中國近代電訊事業(yè)的開始。

　　電報在近代中國的命運如此坎坷，而鐵路的命運則更加艱難。直到今天，鐵路對一個國家國計民生仍有重要意義，在一百多年前，沒有汽車和飛機，鐵路的意義之重要更不待言。但是，修建鐵路在近代中國引起的反對卻最強烈，爭論時間最長也最激烈。

　　洋務派造炮造船，當然知道修建鐵路的重要，所以從19世紀70年代起就不斷提出修建鐵路的主張。1872年，俄國出兵侵占我國伊犁，李鴻章借機提出改“土車為鐵路”的主張，指出俄國侵占伊犁，“我軍萬難遠役”，如果不修鐵路，新疆等西北邊境就無法運兵，而且不僅俄國想侵占西北，英國同樣垂涎云南、四川，如果中國自己開采煤礦、修建鐵路，則列強將有所收斂，而中國“三軍必皆踴躍”，否則，中國將面臨更加緊迫的局面。但這種完全符合實際的救時之策，在當時卻遭到一片反對，據說“聞此議者，鮮不咋舌”，視為駭人聽聞之論。1874年，日本派兵侵略我國臺灣，海疆告急，李鴻章又乘機提出修建鐵路的主張。這年底，他奉召進京見恭親王奕?時，力陳中國修建鐵路的重要，并請先造清江到北京的鐵路，以便南北交通。奕?向來支持洋務運動，當然同意李鴻章的觀點，但他深知修鐵路將會遇到頑固派的強烈反對，恐難實行，所以對李鴻章說此事“無人敢主持”。李鴻章仍不甘心，希望他有機會勸說慈禧、慈安，但奕?回答說“兩宮亦不能定此大計”。由此可見修鐵路的阻力之大，而李鴻章便不再直接談此問題，轉而不斷策動他人提修路建議。1876年，丁日昌擔任福建巡撫后，李鴻章要他上疏建言因臺灣遠離大陸，只有修鐵路、架電線才能血脈暢通，才可以防外安內，不然列強總會對臺灣垂涎三尺。1877年，清廷表示同意丁日昌所請，但此事卻因經費短絀而中止。轉眼幾年過去，到1880年，中俄伊犁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反而更加緊張，兩國之間的大規(guī)模軍事沖突一觸即發(fā)，運兵成為重要問題。在這軍情緊急時刻，淮軍將領劉銘傳應召進京，就防務問題提供對策。到京后，劉在李鴻章的授意下上《籌造鐵路以圖自強折》，正式提出修建鐵路的主張，并認為這是自強的關節(jié)點。劉折中具體提出應修從北京分別到清江浦、漢口、盛京、甘肅這四條鐵路。但由于經費緊張，不可能四路并舉，建議先修清江浦到北京線。局勢的演變和劉折的說理充分，清廷似為所動，命令分任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的李鴻章、劉坤一就此發(fā)表意見。

　　修建鐵路是李鴻章的一貫主張，而劉折本就是他的授意，所以他立即洋洋灑灑地寫了此折，約四千言，將壓了幾年的想法一吐而出。他知道反對修建鐵路的最大阻力是“道義”、“傳統(tǒng)”、“祖宗成法”，所以他首先必須進行“意識形態(tài)自衛(wèi)”或“意識形態(tài)證明”，論證現在修建鐵路與中國古代圣人刳木為舟、剡木為楫、服牛乘馬、引重致遠本質一樣，目的都是以濟不通、以利天下。如果現在不用火車，就如同早已用舟車的“中古”又放棄舟車回到茹毛飲血的荒蠻時代，必然要落后于人。針對頑固派一貫堅持的理論，即認為機器是敗壞人心的“奇技淫巧”，他強調機器能使“人心由拙而巧，器用由樸而精，風尚由分而合”，而且，“此天地自然之大勢，非智力所能強遏也”。機器能使人的心智由“拙”而“巧”、“樸”而“精”，既是一種“知識論”，但同時也含有肯定進步觀念的價值觀，他以此反駁機器使人心敗壞的“道德論”，確有說服力。然后，他再概述國際局勢，強調鐵路在列強興起、強盛中的作用。從國際形勢再說到中國面臨的險境，自然引申出修建鐵路的“九利”，在這“九利”中，經濟與軍事是富國強兵最重要的。對這“九利”，他不吝文字，詳細陳說，以期打動朝廷。具體的修路方案，他完全贊成劉銘傳的主張（其實，劉的方案本就是他的方案），先修清江浦到北京線。他當然明白，朝廷必然會擔心修路經費和主權問題，所以直陳由于所需資金龐大，無論是官還是商，都難以湊集，只能向洋人借債。但他強調，在借洋債時必須在合同中訂明一切招工、采購材料及鐵路經營等事，都“由我自主，借債之人毋得過問”，而且還規(guī)定不許洋人附股，強調與海關無涉、由日后鐵路所收之利歸還借款。他不僅提出了由名望甚高的淮軍將領劉銘傳主持修路，甚至提出可用淮軍“勇丁幫同修筑”，可謂中國“鐵道兵”的首倡者呢。

由于創(chuàng)修鐵路于國計民生確實至關重要，且是李鴻章的多年心愿，所以一折書后他感到言猶未盡，同時又附上《議覆張家驤爭止鐵路片》，對張家驤等反對者的觀點作了進一步反駁。張等認為，修鐵路會使市鎮(zhèn)繁華、民眾富裕，因此會更加刺激列強侵略野心觀點。對此李鴻章反駁說，“洋人之要挾與否，視我國勢之強弱”，我們如果能自強、百姓富裕，“洋人愈不敢肆其要求”。相反，如果“我不能自強”、百姓貧窮，則國勢更弱，將更受外人輕蔑、更易為外人侵凌。李鴻章順勢進一步論述了民富與國強的關系：“蓋強與富相因，而民之貧富又與商埠之旺廢相因”，如果像張家驤等人那樣因擔心列強侵略“而先遏斯民繁富之機”，其實未必能阻止列強的侵略；
他甚至退一步說，即便這種百姓貧窮之法真能杜絕別人的侵略野心，“揆之謀國庇民之道，古今無此辦法也”。對反對者提出的鐵路將“有礙民間車馬及往來行人，恐至擁擠磕碰，徒滋騷擾”的觀點，他則不厭其詳地描述了國人當時聞所未聞的鐵路與普通道路交叉時的兩種解決辦法：一是“旱橋”，即今天的“立交橋”之法，另一是“于兩邊設立柵門?(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望，火車將至則閉柵以止行人，俟火車既過，然后啟之之法”。最后他情緒頗為激動地寫道：“士大夫見外侮日迫頗有發(fā)憤自強之議，然欲自強必先理財，而議者輒指為言利。欲自強必圖振作，而議者輒斥為喜事。至稍涉洋務，則更有鄙夷不屑之見橫亙胸中。不知外患如此其多，時艱如此其棘，斷非空談所能有濟。我朝處數千年未有之奇局，自應建數千年未有之奇業(yè)。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于危弱而終無以自強�！彼�還鼓勵朝廷說：“臣于鐵路一事，深知其利國利民，可大可久。假令朝廷決計創(chuàng)辦，天下之人見聞習熟，自不至更有疑慮�！�

　　然而，盡管李鴻章的一折一片入情入理、情理并茂，但頑固派的反對更強烈、力量也更強大。如有人上奏指責說：“觀該二臣籌劃措置之跡，似為外國謀，非為我朝謀也……人臣從政，一旦欲變歷代帝王及本朝列圣體國經野之法制，豈可輕易縱誕若此！”把修筑鐵路說成是“為外國謀”，將改革者說成是漢奸、賣國賊，而把自己打扮成“愛國者”，憑借一套具有“道德優(yōu)勢”，但實際虛假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話語打壓革新者，是近代以來頑固派的慣用技倆。實際上，正是反對變革的頑固守舊，才是中國積貧積弱的重要原因，真正誤國害國的，正是這些頑固派。

　　還有人上奏說鐵路逢山開路、遇水架橋是驚動山神、龍王的不祥之物，會惹怒神靈，招來巨大災難……更有反對者奏稱說鐵路“行之外夷則可，行之中國則不可。何者？外夷以經商為主，君與民共謀共利者也；
中國以養(yǎng)民為主，君以利利民，而君不言利者也”，修鐵路是“蠹民”的“邪說”。對鐵路，也要問一問究竟是姓“以利利民”的中國式君主制還是“與民共謀共利”的外夷式君主制，問問它究竟是什么“性質”，這種傳統(tǒng)，其實非常深厚呢！

　　洋務派重要人物、南洋大臣劉坤一以圓滑著稱，知道反對修鐵路者力量強大，所以上奏時態(tài)度模棱兩可，認為修與不修各有利弊，最后要求清廷飭令劉銘傳再仔細推敲修路的利弊后再作決定。

　　由于反對者力量強大，而洋務派并沒有理論創(chuàng)新，很難從“道德”、“意識形態(tài)”層面反駁頑固派的詰難，清廷于1881年2月14日發(fā)布上諭：“疊據廷臣陳奏，僉以鐵路斷不宜開，不為無見。劉銘傳所奏，著毋庸議�！边@次修鐵路的爭論以頑固派力論鐵路姓“外夷”不姓“中國”、不適合中國國情而戰(zhàn)勝洋務派結束，中國的近代化再次受挫。

　　近代中國的“頑固派”從來不從技術層面論證、反對“新事物”，而是將是否應當興辦電報、興修鐵路這種技術問題提升到“道德”、意識形態(tài)層面，從“政治”、“道德”、“意識形態(tài)”的“高度”來否定新事物的合法性�！半妶蟆本尤荒鼙簧暇V上線到“忠”、“孝”的高度；
修建鐵路居然能被上綱上線到是否“以夷變夏”的高度。從道德和意識形態(tài)上否定設立電報、興修鐵路，從而使新事物的主張者、興辦者居于“不道德”的“道德劣勢”，再次說明“泛政治”、“泛道德”、“泛意識形態(tài)”傳統(tǒng)的深厚。從“文革”中“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和改革開放中一直不絕于耳的“凡事都要問一問姓‘社’姓‘資’”聲中，依然可以看到這種對什么器物都要問“姓”什么的傳統(tǒng)依然強大。

　　導致大清王朝最終滅亡的因素當然很多，而這種凡事都問“姓什么”當是原因之一；
這種“姓什么”之爭，使清王朝的自強之機屢被延誤�；蛟S，清王朝如此愚昧頑固的“自取滅亡”并不值得人們?yōu)橹�挽惜哀嘆，但它的這種愚頑對民族、社會的生存和發(fā)展的嚴重影響，卻使我們不能不深思：這種凡事都先要問“姓什么”究竟是維護了傳統(tǒng)文化還是耽誤了傳統(tǒng)文化？對統(tǒng)治者究竟是有利還是有害？究竟是“愛國”還是“誤國”、“害國”？究竟是促進還是阻礙了社會發(fā)展？

　�。ㄗ髡呦抵袊�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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