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風險”已經(jīng)成為理解和解釋當今世界的一個關鍵觀念。作為社會問題的當代話語形式的風險理論，特別是“風險社會”理論，不僅為把握當代社會問題的形成機制和特征提供了全新的觀察視角，而且必將重塑社會學中的社會問題傳統(tǒng)。當代社會問題的全球化和個體化趨勢，既對局限于民族國家框架內(nèi)的社會學想象力提出了挑戰(zhàn)，也迫使我們調(diào)整思路以理解個體與社會之間新的直接性；
而知識政治重要性的突顯，要求我們重新審視當代社會問題建構過程中的復雜性。

　　關鍵詞：風險社會；

社會問題；

全球化；

個體化；

知識政治

　　“社會問題”( social problems)向來是社會學關注的一個主要研究領域，甚至還有這種看法，即認為社會學就是研究社會問題的學科--當然，這種界說無疑把社會學狹隘化和工具化了。不過，若就解釋和解決社會問題所依據(jù)的基本假設和范式來說，我們或可這樣斷言：但凡有一種社會學理論，即有一種不同的分析社會問題的視角。這其實并不奇怪，因為任何一種自成一體的社會學理論，必定對社會的構成和運作機制持有獨特的觀點，相應地，在這種觀點之下，對于何為社會問題、何以會有社會問題以及如何解決社會問題，也自有一套解說。不過，我們不能忽視的是，長期的學術積累，也使社會學內(nèi)形成了一個“社會問題傳統(tǒng)”( social p roblems tradition) ，即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表征社會問題的話語體系，雖然其中包含了不同的理論視角。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就是在“風險社會”( risk society)理論出現(xiàn)以后，我們審視和分析社會問題的視角應如何轉換？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厘清風險社會理論本身的基本假設，也就是這種理論視角到底包含了怎樣的觀察維度；
接著我們再進一步地去看，在這種理論假設之下，何種社會問題及其何種特性得到了強調(diào)；
當然，我們也嘗試著探討這種理論視角對于社會學中的“社會問題傳統(tǒng)”帶來怎樣的挑戰(zhàn)和啟發(fā)。

　　一、“風險社會”視角的基本維度

　　對于所謂的“風險”( risk) ，學界很早就給予了關注，特別是在風險管理和技術風險評估方面，都已有比較成熟的體系。[ 1 ]甚至對于風險決策的風險，也早就有人去探索其中可能適用的分析模型了。[ 2 ]但應該說，只有在德國學者烏爾里�！へ惪颂岢觥帮L險社會”論題以后[ 3 ] ，“風險”才從一種局部領域的現(xiàn)象，上升為一個用來刻畫整個當代社會根本特征的核心術語，在社會學中獲得了同“后現(xiàn)代”、“全球化”、“共同體”、“平等”之類概念一樣的關鍵觀念( key ideas)地位。[ 4 ]在展開討論之前，我們必須指出的是，“風險社會”理論同“風險的社會理論”( social theories of risk)或“風險的社會學理論”( 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risk)其實是有所不同的。當然，“風險社會”理論無疑是一種有關風險的社會理論或社會學理論，但是由于這種理論專注于當代社會的轉型和變遷，而不僅僅是針對風險現(xiàn)象提出的一種理論，所以，就側重點乃至理論沖擊力而言，均不可與其他有關風險的社會理論或社會學理論等量齊觀(本文在討論中將不涉及盧曼或道格拉斯的風險理論，就是基于這種考慮)。實際上，“風險社會”的假說宣告了一個新時代的來臨，意味著一種新的社會運作機制、一種新的社會定序(ordering)原理。套用現(xiàn)在常見的一種區(qū)分概念來說，“風險社會”理論更多地屬于所謂的“概化話語”( generalized discourse) ，而非關注于特定領域的研究綱領( research p rograms)。當然，從這種話語中我們確實可以推導出針對具體問題的研究綱領。

　　那么，“風險社會”理論到底宣告了怎樣的新時代的來臨呢？ 首先，在貝克看來，風險社會是

　　現(xiàn)代化不可避免的產(chǎn)物。所謂風險，就是“一種應對現(xiàn)代化本身引致之危害和不安全的系統(tǒng)方式”[ 3 ]21�！霸诎l(fā)達的現(xiàn)代性中，財富的社會生產(chǎn)系統(tǒng)地伴隨著風險的社會生產(chǎn)。”[ 3 ]19現(xiàn)代工業(yè)化文明在不遺余力地利用各種科技手段創(chuàng)造財富的同時，也處處產(chǎn)生和遺留了不可勝數(shù)的“潛在的副作用”( latent side effects) ，當這些副作用變得明顯可見，并將當代社會置于一種無法逃避的結構情境時，風險社會也就登上了歷史舞臺。換言之，風險社會的出現(xiàn)，是因為工業(yè)文明達到一定程度，其所生產(chǎn)的危險“侵蝕并且破壞了當前由深謀遠慮的國家建立起來的風險計算的安全系統(tǒng)”[ 5 ] 。

　　因此，貝克非常強調(diào)風險社會所面對的風險，截然不同于以往的風險形式�？萍嫉倪M步使我們能夠相對控制一些不確定性，像傳統(tǒng)社會所面臨的自然風險，比如洪水、旱災、颶風、地震之類，我們已能給予相對準確的預測并在一定程度上給予預防。而恰恰是由科技文明本身所帶來的風險，特別是技術-經(jīng)濟決策導致的風險，往往超出了我們的預測和控制能力�，F(xiàn)代化風險(modernization risks) ，是一種人為制造的風險或不確定性( fabricated / manufactured risks / uncertainties) ，且這種風險已然超出了人類的掌控�！霸陲L險社會中，未知的和意外的后果成為歷史和社會的主導性力量�！盵 3 ]22也就是說，風險社會已經(jīng)把我們帶出了數(shù)學計算的安全范圍。這種風險甚至超出了時空的限制：風險和危害并不僅限于事件的發(fā)生地，跨越國界乃至遍布全球是經(jīng)常的事情；
而且風險和危害也不僅限于現(xiàn)在，尚未出生的人或未來數(shù)代的人都可能受到當前事件的危害。

　　傳統(tǒng)的風險很多屬于個人性的風險(personal risks) ，而現(xiàn)在我們所面對的，用貝克的話說，則是“全球性的危險或威脅”( global dangers or threats) ，就其極端而言，可能毀滅地球上所有的生命。比如，臭氧層空洞、溫室效應、水資源短缺、核子和生化武器的大規(guī)模破壞等等。它們發(fā)生的概率可能都很小，但后果卻極為嚴重。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貝克認為“風險社會是一種大災變社會”[ 3 ]24。貝克特別強調(diào)，現(xiàn)代化風險具有一種內(nèi)在的全球化傾向，可以穿透任何界限。比如，環(huán)境危害可以通過空氣、風、水和食物鏈，而變得普遍化，甚至把地球上所有的人都連接起來。貝克還認為，現(xiàn)代化風險的擴散具有一種“飛去來器效應”( boomerang effect) ，也就是說，制造風險并從中漁利的人，最終也會受到風險的回擊。貝克堅信，在風險社會中，施害者和受害者遲早會合二為一。因此，我們必須注意到，風險社會的范式，并不僅僅適用于發(fā)達國家和地區(qū)(事實上，根據(jù)貝克的觀點，現(xiàn)代化風險在發(fā)展中國家積聚得更快，因為對于貧窮地區(qū)的人而言，化工廠里錯綜復雜的管道和箱罐就是現(xiàn)代化的象征。而對于其中所帶有的死亡威脅，則基本上視而不見。

　　從物質(zhì)匱乏中解放出來，是謀求現(xiàn)代化的人們最為關心的事情�！霸陴囸I導致的有形的死亡威脅和有毒化學物質(zhì)導致的無形的死亡威脅的競爭中，戰(zhàn)勝物質(zhì)匱乏的愿望顯然大獲全勝” 所以，風險社會是以全球為范圍的，或者按照貝克所說的，“風險社會是一個世界風險社會”(world risk society) [ 3 ]23。

　　但是，在貝克看來，現(xiàn)代化風險僅是風險社會的一個關鍵維度，它們還與“社會的、人生的和文化的風險和不安全，重疊在一起”[ 3 ]87。后者徹底改變了工業(yè)社會的內(nèi)在結構及其生活方式的基本確定性，原先穩(wěn)定的慣常范疇和人生軌道，比如社會階級、家庭形式、性別地位、婚姻、父母身份和職業(yè)，都喪失了確定的基礎，變得模糊不清�？傊�，“反身現(xiàn)代化”( reflexive modernization)消解了工業(yè)社會的傳統(tǒng)維度。事實上，在貝克看來，“工業(yè)社會從來就不只是也不可能只是工業(yè)社會，而總是半工業(yè)半封建的社會，其封建的一面，并非傳統(tǒng)的一種殘余，而是工業(yè)社會的產(chǎn)物和基礎”[ 3 ]89。如工業(yè)社會中的性別分工和地位，就頗具封建色彩。而這種“去傳統(tǒng)化”，又是以一種“個體化”( individualization)的社會浪潮形式發(fā)生的。

　　“風險社會”理論的靈感源泉，雖說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但一經(jīng)提出以后，便獲得了廣泛的響應，而這要歸結于近來所發(fā)生的一系列全球性事件：先是瘋牛病，接著是非典、禽流感，它們都以席卷全球的態(tài)勢震驚了世人；
“9·11”事件雖然發(fā)生在美國，但恐怖主義的陰影顯然已經(jīng)籠罩了整個世界。這些全球性的威脅，也都證明了風險社會理論的解釋力和洞察力。

　　對于風險社會的基本特征，我們其實還很難給予明確的把握，因為這種社會形態(tài)剛剛躍上地平線，我們還只能看到其大致的輪廓。但我們不妨暫且用風險的全球化和個體化來概括---這雖不能充分展示風險社會之復雜性，但也應算是體現(xiàn)了其中的基本維度，且有利于我們下文的討論，即進一步探究風險社會視角對于我們理解當代的社會問題有何啟發(fā)。

　　二、社會問題的全球化與個體化

　　從一定意義上說，當前有關風險的話語，其實是替代了社會學傳統(tǒng)( sociological tradition)中的社會問題話語。當然，話語形態(tài)的轉變不僅是術語的改變，背后也隱含著基本假設的轉換。我們知道，社會學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源于對啟蒙運動以來的社會變遷所衍生的社會問題的回應。經(jīng)典社會學在診斷現(xiàn)代社會問題時，往往帶著一種“懷舊”( nostalgia)的心態(tài)，或者說是基于對過去的浪漫想象而對現(xiàn)實提出批評。當然，啟蒙運動所高標的諸種價值觀念，比如平等、自由、人類尊嚴、解放等等，確實也構成了診斷和解決社會問題的參照框架。但總體說來，社會學中的社會問題話語，基本上是以“喪失”、“惡化”、“剝奪”、“不平等”之類形容“墮落”或“失樂園”的詞匯，來描繪遭受社會問題困擾的情境或群體。社會問題，盡管是社會建構的產(chǎn)物，但肯定是指涉已然發(fā)生的狀況。而風險的視角，則是一個把未來看作是被征服和被殖民領域的社會所特有的視角。

　　正如吉登斯所說，“風險指的是在與將來可能性關系中被評價的危險程度”[ 6 ] �；蛘哒f，風險被認為是控制將來和規(guī)范將來的一種方式。盡管現(xiàn)在“我們控制將來的企圖似乎對我們產(chǎn)生了意想不到的影響，它迫使我們尋找不同的方式來處理這種不確定性”[ 6 ] ，但無論怎樣，風險指向的是還沒有發(fā)生的未來。用貝克的表達方式來說，就是“已不但尚未”(nolonger notyet)的狀況，也就是確定性已不存在，但危害尚未發(fā)生的狀態(tài)。而且，在這種未來面前人人都平等，所有人面對著共同的命運，一種先賦的風險命運。

　　社會問題話語轉化為風險話語，也同西方發(fā)達國家長期以來逐步解決了現(xiàn)代化初期的諸種社會問題有關，至少，在理論上和立法上已經(jīng)明確了解決問題的方向。當然，這并不是說社會不平等或嚴重的社會問題都消失了。事實上，它們不僅依然存在，某些方面甚至可能被強化。問題的關鍵在于，它們已經(jīng)呈現(xiàn)出全新的特征和趨向，需要以全新的眼光來審視。社會問題之所以是社會問題，肯定是由于某種特定的社會性和結構性因素所致。我們知道，在理解和解決社會問題時，社會學傳統(tǒng)非常強調(diào)社會學想象力(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所謂社會學想象力，就是要把個人麻煩和公共問題區(qū)分開來，要善于從個人的境遇中尋找到結構性因素的影響。[ 7 ]那么，隨著風險或社會問題的全球化和個體化，原先的分析框架需要怎樣調(diào)整呢？

在當前的格局下，我們認為必須對社會問題中的“社會”給予重新定位，(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至少不能將社會性局限在等同于民族國家(nation - state)的社會( society)范圍之內(nèi)。長期以來，社會學所關注的社會，不僅是在民族國家的地理容器之內(nèi)，而且對于社會問題的解決，多數(shù)還是仰仗國家機器。但是，當代世界的風險，根本就無視國界，也不是任何單一國家所能防范和消除的，根據(jù)風險分配的邏輯，所有的國家最終都將面臨同樣的境況。但畢竟，我們尚未進入一個完全的風險社會，至少就眼前來看，風險分配的均等化傾向還沒有進行到底。貝克所謂的“財富分三六九等，而煙霧則一視同仁”的說法，更多地是指一種可能的趨勢而不是目前的現(xiàn)實。目前，我們正處在一個工業(yè)社會和風險社會交叉重疊的時代。貝克為了說明財富分配邏輯和風險分配邏輯的區(qū)別，對它們進行了截然不同的刻畫，但就現(xiàn)在而言，兩種分配邏輯共同發(fā)揮著作用，比如財富累積在社會上層，而風險則聚積在社會底層，貧窮吸附了大量的風險，而財富則可以購買安全和避開風險；
風險擴散雖然具有飛去來器效應，但目前的實際情況，則是發(fā)達國家和地區(qū)將風險系統(tǒng)地向發(fā)展中國家和地區(qū)轉移，而處在發(fā)展中的人們又難以抗拒這種“危險的誘惑”，因為在極端貧困和極端風險之間存在著系統(tǒng)的吸引力，在高失業(yè)的人群中，對能夠創(chuàng)造就業(yè)機會的“新”技術具有“極高的接受性”。比如中國，現(xiàn)在已經(jīng)成為世界的工廠，實際上也就是高污染、高能耗行業(yè)向中國的轉移(外資企業(yè)中多數(shù)屬于這種情況)�？傊�，目前所謂的社會問題，其起因可能并不是自身社會的結構性因素，其解決也不能單憑一個社會的力量，而是需要從全球體系的結構中去尋找解答。而當代全球范圍內(nèi)日益加強的流動性，也很容易使社會問題演變?yōu)槿�球性事件，當然，更不用說，有些社會問題本身就是全球化的產(chǎn)物。

　　鑒于全球化對于社會學傳統(tǒng)分析框架的挑戰(zhàn)我們已有專文討論， [ 8 ]而且我們相信其中的結論同樣適應于社會問題的領域，所以，此處我們將著重探討另外一個維度，即風險或社會問題的個體化。當然，個體化的進程在西方文藝復興時期隨著“人的發(fā)現(xiàn)”就已開始了。事實上，按照貝克的說法，現(xiàn)代化不僅導致了民族國家的形成、資本的集中、日益緊密的分工網(wǎng)絡和市場關系、社會流動和大眾消費等等，也導致了個體化。只是現(xiàn)代化到了自我對質(zhì)( self confrontation)或反身( reflexive)的階段，個體化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程度。貝克還提出了個體化的一般模型，認為其中包含了三重維度：一是解放維度( the liberating dimension) ，即從傳統(tǒng)的支配和支持背景中擺脫出來，從歷史性規(guī)定的社會形式中抽身而出；
二是祛魅維度( the disenchantment dimension) ，即對實踐知識、信仰和指導性規(guī)范的傳統(tǒng)確信的喪失；
三是控制維度( the control dimension) ，即重新嵌入到一種新的社會整合機制中。[ 3 ]127 - 128

　　對于前面兩個維度，相信也是學界討論得比較多的，并無特別之處，就是指作為個體行動的框架及制約條件的社會結構，逐步變動、松動乃至失效，個體從諸如階級、階層、性別角色之類的結構性束縛力量中相對解放出來，同時個體對傳統(tǒng)的思想意識也越來越持批判和懷疑態(tài)度。而對于第三個即控制維度，貝克主要是指個體化其實是高度分化的社會的結構特征，是制度化的個體主義。因為導致個體本身成為生活世界中社會性的再生產(chǎn)單位的力量，也導致了標準化，而個體化和標準化則造成了制度性依賴的個體情境( institutionally dependent individual situation) ，使個體依賴于勞動力市場，從而依賴于教育、消費、福利國家的調(diào)控和支持等等，它們構成了個體情境的制度性依賴控制結構。簡言之，個體化意味著全面依賴市場的人生。[ 3 ]130事實上，當代西方許多社會制度的設計，就迫使人類的存在采取個體化的生活形式。

　　個體化進程消除了階級區(qū)分的社會認同作用。社會群體失去了他們特殊的性質(zhì)，無論是在他們的自我理解上還是群體之間的關系上，都是如此。但正如我們前面所說，社會不平等并未消失，只是從個體化角度被重新界定了。其結果，就是人們越來越從個體的心理傾向(p sychological dispositions)來看待和感知社會問題。對此，尤為值得注意。我們知道，在社會學里，對于越軌行為的解釋早就出現(xiàn)了醫(yī)學化(medicalization)的趨勢，而現(xiàn)在，當我們無法找到準確的結構性根源時，往往也就從當事人或受害者的個人心理中(比如人格缺陷、焦慮、情感錯亂之類)尋找問題的答案。不無悖謬的是，在一個個體越來越不能自主(就越來越相互依賴和制度依賴而言)的時代，我們要求個體承擔的責任也越來越重。

　　就一般趨勢來說，如今的個體將不再能投身于任何先賦和固定的集體保護網(wǎng)，而是作為直接暴露在前沿的脆弱個體飄蕩在風險全球化的浪潮中。“從前在家庭，在農(nóng)莊社區(qū)，及通過求助于社會階層或群體得以處置的機會、危險和生活矛盾，漸漸只能由個人獨自來掌握、解釋及應對。因為現(xiàn)代社會的異常復雜性，在個人還不能以富有智識的、負責任的方式做出必須面對的決定之時，這些"具有風險的自由"( risky freedoms)現(xiàn)在已被強加于個人身上；
那就是說，關于可能的后果已被強加于個人�！盵 9 ]當然，個體可以通過自己的創(chuàng)造，來形成自己的網(wǎng)絡和紐帶，但“選擇和維持自己的社會關系的能力，并非一種人人皆有的天生的能力”，而是“一種習得的能力，取決于特定的社會和家庭背景”。因此，“人生的反思性經(jīng)營，亦即對于生平和社會關系的規(guī)劃，導致了一種新的不平等，即在處理不安全和反思性上的不平等”。[ 3 ]98

　　個體化進程實際上導致了個體與社會之間一種新的直接性( immediacy) ，社會問題直接體現(xiàn)為個體問題。[ 3 ]100而對于以個體問題形式出現(xiàn)的社會問題，人們不會再到社會領域中去尋找它們的根源，而是到個體心理中去尋求解釋。反過來，對于個人成就的強調(diào)，也有使社會不平等正當化的功能。在個體化的社會里，個體必須學會把自己看作是行動的中心，是一切規(guī)劃的指揮部，“社會”必須成為個體操縱的一個“變量”。[ 3 ]135但這個已經(jīng)變?yōu)椤笆澜顼L險社會”的“社會”，是個體操縱得了的嗎？

　　三、知識政治與社會問題的界定

　　任何一個社會中，問題肯定是多不勝數(shù)、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并不單純是對客觀狀況的反映，而是社會建構( social construction)的產(chǎn)物。何者能夠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而成為社會問題，并被列入社會的議事日程，其中涉及到非常復雜的界定和博弈過程。社會競技場( social arena)理論曾是社會問題研究傳統(tǒng)中影響甚大的一個分析模式，對決定社會問題之起伏過程的諸多相關要素給予了揭示。[ 10 ]而在風險社會中，類似過程依然存在，但競爭似乎更多地在抽象的領域展開，特別是在“知識政治”(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中。

　　何以如此呢？ 因為當代風險本身具有獨特的性質(zhì)，故而在界定和建構過程卷入進來的要素及其所被賦予的重要程度，也就表現(xiàn)出不同于以往的情形。實際上，對于晚期現(xiàn)代性所產(chǎn)生的風險，首先在知覺上就大成問題。比如放射性危害，完全超出了人類的直接感知能力，其他諸如空氣、水源和食品中的毒素和污染物質(zhì)及其對生命的短期和長期影響，往往也是我們單憑感覺器官所無法判斷的。它們可能帶來了系統(tǒng)性的而且經(jīng)常是不可消除的危害，但對于它們的確認，卻需要經(jīng)過因果性的解釋。換言之，它們只在有關它們的“知識”中才存在或顯形。正是因為依賴于有關它們的知識，所以它們也能在知識中被改變，或被夸大或被縮小，甚或被隱匿。一句話，它們極易為知識政治所左右。也因此，負責界定風險的大眾傳媒、科學與法律界，就成了關鍵性的社會和政治位置。[ 3 ]

　　由于風險的不可見性，使得現(xiàn)今有關的討論和爭論，都還必須憑借自然科學的范疇，而對于其中蘊涵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的意義，則尚未充分認識到。在貝克看來，如果在討論環(huán)境時，局限于化學、生物和技術的術語，就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一種危險，即把人類視為一種有機物質(zhì)。而這無疑是重蹈迷信工業(yè)進步之覆轍，將會退縮到一種沒有人的關于自然的討論之中。即便是考慮到對人的后果，這種思維方式也會發(fā)生“短路”：籠統(tǒng)地假定所有的人受到同等程度的影響，而不管他們在收入、教育、職業(yè)以及相關的飲食、居住、娛樂習慣和機會方面的差別。[ 3 ]26而實際上，同樣一種污染物對不同的人群可能有不同的意義。當然，更重要的是，從一種污染物出發(fā)的研究根本就不能確定污染在人群中的分布程度。有時單個來看無關緊要的污染物，一旦與其他的要素發(fā)生化合作用，后果就可能是致命性的。再微弱的東西，都可能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以自然和產(chǎn)品為對象的污染分析，根本就不能回答有關人的安全的問題。貝克認為，這完全是一種“類屬錯誤”( category error) ，甚至是一種危險的“技術官僚統(tǒng)治的謬誤”( technocratic fallacy)。

　　若以一種社會思維( social thinking)來審視現(xiàn)代化風險，我們便馬上可以看出，現(xiàn)有的社會分層體系具有社會過濾或者擴大( social filtering or amp lification)的效應，導致了程度不等的受害狀況。實際上，在應對風險的能力和潛力上，不同的職業(yè)和教育階層大相徑庭。經(jīng)濟寬裕者可以為避開風險而另擇住處，或者另謀職業(yè)；
受過較好教育者，可能更容易獲取相應信息，注意到媒體中有關污染的報道，從而可以避免攝取有毒有害物質(zhì)。通俗地說，有錢和有知識，也就能更好地處理風險問題。也因此，舊有的社會不平等在新的層面上受到強化。當然，階級分層并不能解釋風險分配的全部。因為最終而言，按照貝克的說法，在風險面前所有人分為兩類：“已經(jīng)受到侵害的”和“尚未受到侵害的”。而已經(jīng)受到侵害的人，并沒有從尚未受到侵害的人那里拿走任何東西。也就是說，“受到侵害”的“階級”并不面對著一個不受侵害的“階級”，而不過是一個尚未受到侵害(not2yet2affected)的“階級”罷了。

　　由于現(xiàn)代化風險對于知識的依賴性，在風險社會中，知識獲得一種新的政治含義。原先個人和群體可以直接體驗到自己所遭受的不幸，并可以據(jù)此提出自己的控訴和要求，而參與社會問題界定的人，也可以通過揭示他們有形的苦難和不幸以引起關注、同情和重視。而現(xiàn)今所遭遇的無形風險，只有在科學化的思想( scientized thought)中才能進入意識。但另一方面，科學家們的看法經(jīng)常并不統(tǒng)一，甚至相互矛盾。受害者既要承受危害，同時又失去判斷危害之性質(zhì)甚至存在的主權，貝克認為，這是“雙重的打擊”( double shock)。此外，原先社會問題的受害者，一般總能找出致害的根源甚至直接的責任者--無論是某些人、某些集團還是某些制度規(guī)定。但在風險社會的復雜系統(tǒng)中，個別要素幾乎無法單獨抽離出來。高度專門化的現(xiàn)代化代理人，分布于商業(yè)、工業(yè)、農(nóng)業(yè)、法律、政治諸多部門之中，具有系統(tǒng)的相互依存性，因此也就難以分離出單一的原因和責任。按照貝克的說法，這是一種“組織化的不負責任”(organized irresponsibility)。形成破壞性循環(huán)的各個部門，事實上也難以單獨承擔責任。換言之，對應于高度精細的分工，存在著一種“普遍的共謀”(general complicity) ，而這種共謀又同一種普遍的不負責任相配合。每個人既是原因，又是結果，因此也就沒有原因。[ 3 ]33一切都歸諸于系統(tǒng)，而且越來越是一個龐大的全球系統(tǒng)。而這個系統(tǒng)，則直接聯(lián)系著一個個的個體。

確實，當社會問題本身的存在都成為一個關鍵問題的時候，我們不能期望根據(jù)慣常的思路來分析現(xiàn)今我們所面對的問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我們應當轉換視角，甚至從根本上來反思我們的一些基本范疇。比如我們常說的環(huán)境問題，其實并不是自然或者我們周圍世界的一個問題，從根本上來說，是我們深層的制度危機和發(fā)展模式的問題。[ 9 ]總之，就如同風險社會是一種全新的社會類型一樣，其中所包含的重大社會問題，無論是形成過程還是界定機制，都已帶有不同以往的特性，我們必須從掌握這個社會的基本運作機制入手，才能準確地找到理解和解決之道。

　　最后必須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社會問題都可作或應作如是觀。在這個全球化和個體化并行的時代，社會生活和人類存在的異質(zhì)性以前所未有的程度綻放出來，不同社會生活領域的變遷速度也參差不齊，我們不能指望通過一種理論模式就能解釋和把握所有的問題。風險社會視角在“征服”和“建構”特定方面的社會問題上獨具優(yōu)勢，但不能以此包打天下。本文僅是嘗試著勾勒風險社會理論對于我們理解這個全球化和個體化時代的社會問題所可能帶來的視角轉換，許多具體的問題尚有待于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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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南京大學學報 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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