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本文嘗試探索中國帝制時代二十一個世紀中的作息(或工作和游憩)時間表。這個研究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討論官方的辦公時間和假日——換句話說，皇帝和官員在一日及一年中的時間表，這個時間表影響到所有和官方接觸的人。在這一節(jié)的結(jié)尾，要對學生、僧侶、道士的時間表作些一般性的敘述，因為這些人和官員階層有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第二節(jié)包括農(nóng)人、商人、工匠、仆役和奴隸的營業(yè)同勞動時間，以及他們的假日和節(jié)慶。為求簡要起見，第一節(jié)標題是“官方假日和辦公時間”，第二節(jié)標題是“營業(yè)時間和勞動時間”。

　　我認為這些事情在社會上和經(jīng)濟上都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一個人的工作和游憩時間的比率，是他在社會中所取所予的一個指數(shù)——雖然并非絕對(這是當然的)。從另外一個觀點看，我們可以應(yīng)用一個名為三W的方程式：福利(Welfare)等于工資(Wage)除以工作(Work)。當然，在應(yīng)用這個簡單的公式時，我們必須考慮下述的因素：實際的工資和名義的工資，工作者事先的訓練，工作的緊張程度，及工作的條件等。有時工作和游憩可能不易分別；
例如：一個統(tǒng)治者可能會完全將他專心定策的時候當作一種享受，而一個藝術(shù)家在致力于創(chuàng)作時也是一樣。不過，從社會的觀點看，當一個人執(zhí)行他的角色所要求的職責時，他是在工作。因此，不同社會階層的工作時間表，可以反映各個團體對社會所作貢獻的模式。

　　一、官方假日和辦公時間

　　這一節(jié)主要限于官員階層的正常時間表，因為每一個官員的工作時間表顯然不必相同——他的職位可能是忙碌的，也可能是清閑的。還有，時間表也可能因為國家是在和平時期或處于危急狀況而有所改變[1]。夏天的時間表和冬天的時間表也會有季節(jié)性的差異。并且，即便正常的時間表也不能永遠同樣嚴格忠實地遵守。一個懶惰的統(tǒng)治者或官員常常不能按時辦公或視朝，而一個勤謹?shù)幕实蹠�日夜不休地工作。記錄這些變化，我們可以開始描述討論時間表的正常實施情形。

　　首先，我們要問，在傳統(tǒng)中國是否有相當于星期天的例假日?答案是有的．在漢代，官員在每五天之中可以有一天不辦公，這個假日稱為“休沐”[2]，下至隋代仍然奉行這一個假日。不過在漢代以后的分裂時期，南方中國曾經(jīng)有所改變；
我們知道，至少建都在今日南京的梁朝曾經(jīng)規(guī)定每十天之中才僅有一次的例假[3]。自唐至元都奉行這一個規(guī)定。這些假日稱為旬假或旬休，在每月的十日、二十日和最后一天(即二十九日或三十日)[4]。明、清時代再進一步削減，完全廢去這一類假日的規(guī)定(直到民國時期，星期天才成為官方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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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例如：在南宋初年的危急時期，官員在假日也要留在官署。參考《宋會要稿》，“職官”六十，頁15。

　　[2] 例子見《漢書》卷46，頁11下；
卷50，頁12上；
又見《后漢書》卷74，頁3下。

　　[3] 清代類書《淵鑒類函》卷123，頁37下—38上，載梁劉孝綽“旬假”詩；
又載隋江總詩，起句是“洗沐惟五日”。江總原仕于陳，但這首詩可能在隋代時作。

　　[4] 《唐會要》(《叢書集成》本)卷82，頁1518—1521；
《通制條格》卷22，頁4上。

　　我們?nèi)绾谓忉屩袊鴼v史上對例假日的不斷削減?可以想得到的簡易答案有兩個：第一，這種改變可能反映出需要由公務(wù)員處理的政府職責(或許是繁文縟節(jié))長期的增加；
第二，中國歷史上可能有這樣的一個趨勢，皇帝對待他的官員越來越像一個嚴厲的主人．大致說來，這些解釋可以用于統(tǒng)治權(quán)力較前代集中的明、清時期。唐代的事例則有所不同，因為如我們將要談到的，唐代的節(jié)慶假日和其他假期相當多。

　　要了解從五天之中有一天假期的漢制轉(zhuǎn)變到在比例上只有一半的唐制，我們必須考慮另外一個因素，那就是官員的住所�？梢詳嘌缘氖牵瑵h代官員習慣上住在他們的官署，而不是住在家里[1]。因此在理論上，雖然平常他只在清早和傍晚正式辦公[2]，但是在日夜的任何時間他都可以處理公務(wù)。由于大部分官員住在他們的官署，休沐的假日對于家庭在一定距離內(nèi)的官員來說，等于是一個回家的休假。

　　根據(jù)史籍所載的例子，在這樣的一個假日里，一個清廉的官員由于無力乘車或乘船，會步行回家。一個喜歡交際的人在回家途中，會首先拜訪他的親戚朋友[3]。無疑地，很少官員會不肯休假。下述的故事可以說是一個例外，有趣而且發(fā)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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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尚秉和《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1938)，頁351—353。

　　[2] 《說文》對“申”(下午三時至五時)的定義“吏以鋪時聽事申旦政也”，也反映了這個事實。參見《說文解字詁林》第十四下，頁6643下—6647上。

　　[3] 《后漢書》卷106，頁12上。

　　前漢時期，薛宣守左馮翊(一個鄰近首都的郡)，在夏至或冬至，所有官員都休假，只有賊曹掾張扶不肯休假，照常坐曹治事。因此，郡守薛宣下了這樣的一個教令給他：“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眾，歸對妻子，設(shè)酒肴，請鄰里，壹笑相樂，斯亦可矣�！睆埛鲆虼俗杂X羞愧，而其他的官屬則贊美這個教令[1]。

　　漢代以后，可能繼續(xù)有一段時期官員必須住在官署里。這可以用公元3世紀曹魏時期的一個例子來說明，有一個苛刻的官員不肯給一個屬僚一天的假期去探望他生病的父親，而這個屬僚的父親就住在官署附近。大司農(nóng)王思在他年老的時候變得疑心很重，當這個屬僚因為父親病篤而要求請假時，王思生氣地表示：“世有思婦病母者，豈此謂乎?”第二天，這個屬僚的父親死了，王思一點也沒有悔恨的意思[2]。

　　在南北朝時期，當官員開始編組在夜晚到官署輪值時(這個方法在此后的帝制時代中國一直施行)，休假的制度就可能有了改變。從唐代開始，官員習慣上是上午或上、下午在官署里，然后回家。當然，如果是一個朝會的日子，京城里的官員會先在清早上朝，然后才到他們的官署。由于大部分的官員和他們的家庭住在一起，因此沒有必要每五天作一次短期的休假．而且，由于官員留在官署的時間減少，削減例假日似乎也是公平的。

　　除了類似星期天的休假外，政府的法令也規(guī)定了節(jié)慶的假日。在唐、宋時期，有放假一天、三天、五天或七天的大小節(jié)慶。最長的是新年和冬至，各放七天。在唐代，據(jù)我統(tǒng)計，一年共有五十三天的節(jié)慶假日，包括皇帝的生辰放假三天，佛誕和老子的誕辰各放假一天[3]。宋代有五十四天這樣的假日，但只有十八天被指定為“休務(wù)”，可以推測到其他的假日至少有一部分時間要照常辦公[4]。宋代不認為佛誕和老子誕辰是法定假日，這可能反映佛教、道教影響力的衰退。

　　元代規(guī)定有十六天的節(jié)慶假日[5]。明、清時期，節(jié)慶假日起初甚至比元代還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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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漢書》卷83，頁4上—5上。

　　[2] 《太平御覽》卷634，頁2下。

　　[3] 仁井田陞《唐令拾遺》，頁732—735。

　　[4] 《宋會要稿》“職官”六十，頁4上。

　　[5] 《通制條格》卷22，頁4上。

　　法令最初只規(guī)定了三個主要的節(jié)慶：新年、冬至，還有皇帝的生辰[1]。實際上，端午節(jié)和中秋節(jié)也變得重要了。不過明、清時期的主要改變是采用了長約一個月的新年假或寒假。欽天監(jiān)的官員會選擇十二月二十日左右的一天，作為全國官員“封印”的日子。大約一個月之后，又會宣布另外一天來“開印”[2]。在這一段期間，官員仍要不時到他們的官署，但是司法案件完全停止處理。寒假可以看作是對例假日和節(jié)慶假日損失的補償。

　　當個人為了執(zhí)行對家庭和宗族的責任時(例如，近親的婚喪)，政府的法令也規(guī)定有回家的休假和相類似的假期。最寬大的是唐代的規(guī)定，包括[3]：

　　一、父母住在三千里外，每隔三年有三十日的定省假(不包括旅程)；
父母住在五百里外，每隔五年有十五日的定省假。

　　二、兒子行冠禮時，有三天假期；
如果是親戚，則有一天。

　　三、兒女行婚禮時，有九天假期，不包括旅程；
其他的近親行婚禮，則分別有五日、三日、一日的假期。

　　四、父母親去世，強迫解官三年；
如果是軍職，則為一百天。

　　五、其他的近親去世，分別有三十日、二十日、十五日或七日的假期；
如果是遠親，則分別是五日、三日或一日。

　　六、親身受業(yè)的老師去世，給假三天。

　　七、個人的忌日，給假一天。

　　八、在五月有十五天的田假，在九月有十五天的授衣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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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明會典》(萬有文庫本)卷43，頁1235—1236；
《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本)卷92，頁1上—6下。

　　[2] Derk Bodde，tr．，Annual Customs and Festivals in Peking as Recorded in the Yen-Ching-Sui-Shi-Chi by Tun Li-Ch"en(1936)，p．95．

　　[3] 《唐令拾遺》，頁736—749。

　　除了最后一項，這些規(guī)定似乎大部分為宋代所遵循。明、清時期，許多這些假日或者完全取消，或者成為特殊的，必須等待皇帝的批準[1]。唯一完全嚴格執(zhí)行的規(guī)定是，父母親去世之后強迫解官三年[2]。這些改變似乎顯示了個人對皇帝及父母親責任的增加或不斷強調(diào)，相對的忽視了其他的社會關(guān)系——譬如對其他親戚和老師的責任。這顯然是明、清時代道德的一個特色。

　　關(guān)于每日的工作時間表，令人覺得有趣的是地方政府長官的地位有很多地方都像皇帝。這種類似甚至從他們官署建筑構(gòu)圖的相像反映出來(當然，在比例上完全不同)[3]。一個地方衙門，就像皇帝的宮殿，在前面有大門和庭院，兩側(cè)有警衛(wèi)和屬僚用的小戶間，大堂相當于皇帝的正殿，主要用來執(zhí)行儀式和其他正式的事情。二堂相當于皇帝的其他殿堂(特別是后殿)，主要用來完成每日的職務(wù)。在一個小衙門里，二堂或二堂的部分常被指定為簽押房。這個私人的辦公室或事務(wù)室，官員可以用來閱覽公文，也可以和他的親信幕僚商談，無論是在上午例常的辦公時間，或者在下午、晚上其他隨意的工作時刻。皇帝也會為了同樣的目的，指定一個內(nèi)殿或事務(wù)室，雖然不稱為簽押房。衙門后面的部分，用作長官家庭的住所，相當于皇帝后妃的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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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明會典》卷5，頁115—116；
《大清會典事例》卷296，頁l上—2上。

　　[2] 皇帝可以要求官員在丁憂結(jié)束以前回復原來的職位，稱為奪情起復(或簡稱起復)，但只有在軍機緊急時才能如此。大致說來，唐、宋時期使用這個方法要較后代為多。

　　[3] 地方政府衙門的肄筑設(shè)計圖常見于地方志。

　　皇帝的時間表通常從清早的朝會開始。儀式性質(zhì)的集會通常在節(jié)慶的日子，或每隔三天(三日、六日、九日)、五天(五日、十日)舉行。比較不正式的集會則在其他各天甚至每天都可以舉行。朝會的時間早得驚人，約在早上五點或六點。如果朝會到七八點才舉行，就被認為晚了。清代皇帝常在北京城外有名的圓明園視朝，許多官員為了準時到達，必須半夜起床。大致上，清朝的統(tǒng)治者相當忠實地遵守這個早朝的時間，這一事實無疑有助于清代成為一個穩(wěn)定而長久的朝代，雖然它是外族[1]。

　　不過，清朝皇帝的榜樣并非一定為地方官所仿效，雖然他們在自己的官署或者會依據(jù)類似的一個時間表。甚至當雍正皇帝對各省長官作特別嚴密的監(jiān)察時，官員工作仍然十分弛慢。根據(jù)雍正朝刊刻的《州縣事宜》[2]，許多府、縣官簡直都不在早上開始辦公。《州縣事宜》要求他們改革，至于效果如何，那就很難說了。

　　中央政府通常用鼓或鐘宣告辦公時間的開始(或結(jié)束)。地方政府，特別是府、縣級，一般使用聲音比較不威嚴的傳梆和打點[3]。在笞打的處罰下，衙吏和差人不得不準時到衙。在元代，權(quán)相桑哥甚至在相府嚴格地使用這個方法對付他的屬僚；
有名的藝術(shù)家兼學者趙孟罹馱?蛭?誄恐又?蟛諾醬鋃?荏狀頡Ｔ謖悅項向更高層的機關(guān)控訴之后，桑哥才把這個處罰限于曹吏以下[4]。

　　對于官員的升遷，服務(wù)的時間(勞)和服務(wù)的表現(xiàn)(功)同樣地受到考慮。至少早在漢代，就已經(jīng)如此規(guī)定了[5]。不過，從哪一個朝代開始，政府使用簽到簿讓官員簽到，(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則不十分清楚。在元代有一個例子，政府倉庫的官員、胥吏和警衛(wèi)必須在所謂“卯酉文歷”上簽到[6]。明、清時期，在許多機關(guān)里，使用類似的簽到簿似乎已成常例。在唐代，定期值夜的官員要在“直簿”上簽到，這種直簿大概在較早時期已經(jīng)存在[7]。有時候值夜只不過是虛應(yīng)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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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朝會的日子和時間的規(guī)定，見各朝的法令，如《唐會要》卷24，頁455—458。清代朝會的簡略敘述，見震鈞《天咫偶聞》(1907)卷1，頁2下—4上。

　　[2] 宦海指南本，頁9下—10上。

　　[3] 蔡申之《清代州縣故事》，《中和月刊》2卷(1941)10期，頁73—74。

　　[4] 《元史》卷172，頁6上。

　　[5] 大庭脩，“漢代における功次による昇進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12卷(1955)3號，頁14—28。A．F．P．Hulsewé，Remnants of Han Law， Vol．I(1955)，p．47。

　　[6] 《通制條格》卷14，頁5。

　　[7] 《唐全要》卷82，頁1516。

　　譬如在北宋時期，四館的官員常常冒稱肚子痛來躲避值夜。結(jié)果館閣的值夜簽到簿“宿歷”得到了“害肚歷”的外號[1]。

　　當然，一個謹慎的官員不只遵守辦公時間，而且還會增加許多額外的工作時間。我要引用曾國藩在兩江總督任內(nèi)的工作時間表作為例子，當時他正領(lǐng)導平定太平軍的戰(zhàn)事。曾國藩在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十九日的日記記載[2]，他決定他的每日時間表必須包括下列各項：

　　上半日 見客審貌聽言 作折核保單

　　 點名看操 寫親筆信

　　 看書 習字

　　下半日 閱本日文件 改信稿

　　 核批札稿 查記銀錢賬目

　　夜 間 溫詩、古文 核批札稿

　　 查應(yīng)類事目

　　曾國藩又決定在早上特別留意吏事和軍事，下午特別留心餉事，晚上則專心于文事。大致上，從他的日記可以看出來這是他每天工作的方式，雖然在不同的時間會有些變化。我還要補充一件事，為了平衡他的工作，他每天要下一兩局的圍棋．但是由于他不是一個特別高明的弈手，因此他只是偶爾玩玩，可能不花很多時間。很顯然，他非常勤勞謹慎地恪盡他的職責，他的榜樣影響了很多和他同時的人。

　　曾國藩是一個謹慎的家長，他不僅為自己訂下了工作時間表，對他的家人也是一樣。根據(jù)他幼女的自傳[3]，1868年他在兩江總督任內(nèi)時，他為家里的婦女訂下了這樣的一個時間表：

　　早飯后 做小菜、點心、酒醬之類 食事

　　巳、午刻后 紡花或績麻 衣事

　　中飯后 做針黹刺繡之類 細工

　　酉刻(過二更后) 做男鞋、女鞋或縫衣 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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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夢溪筆談》(《四部叢刊》本)卷23，頁5下—6上。

　　[2] 《曾文正公手書日記》十四，頁41下。

　　[3] 《崇德老人八十自訂年譜》，頁6。

　　家中的男子則要做四種功課：看、讀、寫、作。曾國藩親自驗功，有些功課每日驗一次，有些幾天一次，有些則每月一次。

　　這使我們聯(lián)想到帝制時代中國學生的時間表。中央官學(太學或國子監(jiān))學生的待遇大致和官員相同，同樣地有相當多的假日[1]。這些學生的數(shù)量不多，多半是數(shù)百人，而數(shù)千人的時候較少。大部分學生在私學私塾讀書，他們在上、下午都用功，只有主要的節(jié)慶才放假。明、清時期，私學私塾也有大約一個月的新年假或寒假。

　　和學校的時間表有關(guān)的，我們必須注意到中國教育史上通常被忽略的一點，那就是農(nóng)家子弟的學校只在農(nóng)閑季節(jié)上課。漢代的作品《四民月令》[2](這本書主要是業(yè)農(nóng)者的時間表)載，九歲到十四歲的幼童要在一月、八月、十一月人小學，十五歲到二十歲的成童要在一月和十月人大學。唐代的中央官學學生，在五月也有十五天的田假，在九月也有十五天的授衣假，顯然是為了適應(yīng)來自農(nóng)村的學生。在宋代，農(nóng)家子弟就讀的鄉(xiāng)下學校稱為“冬學”，因為這些學校只在冬天開課[3]。冬學這個名稱甚至現(xiàn)在仍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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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唐代的學生必須在旬假的前一日考試，《唐令拾遺》，頁274—276。每月的一日和十五日是明代國子監(jiān)學生的例假(《南廱志》卷9，頁4；
《國子監(jiān)志》卷43，頁21上)。

　　[2] 《全后漢文》卷47，頁1上—8上。

　　[3] 瞿宣穎《中國社會史料叢鈔甲集》(1937)，頁815。

　　僧侶和道士的作息時間表比較嚴格，原因是他們具有自治團體的性質(zhì)。僧侶每年的時間表中最引人注意的項目是源于印度的“夏安居”。從四月十五日到七月十五日，僧侶必須留在他們自己的寺院里。對這個要求的解釋是：在夏天的幾個月里，行腳僧會遭受豪雨之苦，或者他們會不知不覺地犯下殺生的罪惡[1]。前者的確是在印度比中國容易發(fā)生，后者也有這種可能。但是這個規(guī)定卻在中國實行了好幾個世紀，特別是在唐、宋時期�！跋陌簿印币栽诟髯运略豪锏囊徊痛簖S為開始，也結(jié)束于各自寺院里的一餐大齋。

　　在寺院里，用鐘和鼓來宣告每日時間表的時刻，而且寺院準確的鐘聲也實在有助于鄰近的俗人。有些僧侶的確負起喚醒人們的責任，在每天早上打鐵牌子或敲木魚。在宋代，他們在首都里極其活躍，不只用他們的工具喚醒人們，并且報告氣候是晴朗、陰晦或下雨，以及各個清晨朝會的類別。每一個報曉僧都有他們自己的地區(qū)，并且不時沿門向區(qū)內(nèi)的商店和住家求乞齋糧[2]。

　　寺院的生活應(yīng)該是安靜的，但是在節(jié)慶和每月的初一、十五卻非如此。這時寺院會打開大門讓人們來燒香。在一些節(jié)慶的日子里，這些地方變成忙碌嘈雜的市集。僧侶也必須在一定的時間里攜帶些小禮品去拜訪他們的施主，以募化施舍。這和報曉僧以服務(wù)換取的施舍有所不同。還有，認為僧侶在其他方面完全寄生的想法是不對的。對晚唐和宋初的禪僧來說尤其不對，他們遵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規(guī)定[3]。在中國歷史上有幾個時期，當寺院富有的時候，僧侶會從事相當規(guī)模的放款或其他商業(yè)活動。中國有幾種醵金制度似乎源自寺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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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望月信亨《佛教大辭典》卷1，頁79之3—80之3�！秹袅讳洝�(《叢書集成》本)卷3，頁19—20；
卷4，頁24。佛教的戒律反對殺生，在指定的月份和日子里也有不準屠宰的禁制，這一規(guī)定在許多朝代都曾施行。

　　[2] 《東京夢華錄》(《叢書集成》本)卷3，頁7。《夢粱錄》卷13，頁114—115。

　　[3] 這是唐僧懷海(720—814)所立的規(guī)律。

　　[4] 參見本書另篇，“佛教寺院與國史上四種籌措金錢的制度”。

　　二、營業(yè)時間和勞動時間

　　農(nóng)人每年的時間表，無論對統(tǒng)治者來說，或?qū)�農(nóng)人本身來說，都是一件主要的事情。為了這些最重要的生產(chǎn)者的方便，從古代起，政府就負擔起制歷的功能，歷法等于是一個詳細的工作時間表。此外，古代的統(tǒng)治者，照理想說，應(yīng)該順導調(diào)變四時的陰陽，以協(xié)助百姓。這個看法在漢代遠比后來盛行；
一直到清亡以前，仍然有領(lǐng)導農(nóng)耕的儀式。例如，在立春前一天，地方官要執(zhí)行一項儀式，鞭打一只為宣告農(nóng)時已到而制的土牛。在春季里要選一天，皇帝帶著他的朝臣行親耕的儀式，為百姓做榜樣。更實際的是，地方官要監(jiān)督及勸導農(nóng)民耕作。當然，最要緊的是按期限繳納賦稅，農(nóng)民對這件事情不能夠忽視。

　　強迫服役和訴訟是不時干擾農(nóng)人時間表的兩件事。從漢朝到唐代中葉這一段期間的大部分，百姓必須負擔相當重的力役和兵役。自古代以來，思想家們雖曾不斷地警告，除了農(nóng)閑季節(jié)之外，不可以征募農(nóng)人服力役，但是不幸這個忠告常被忽視。在較近的帝制時代的中國，當兵有成為獨立職業(yè)的傾向，力役也有折錢的傾向。從長遠的角度看，這種干擾的減少有助于糧食生產(chǎn)的增加，間接地促進了人口的增長。

　　在帝制時代的中國，人人都知道訴訟花錢。對于在衙門習氣和腐化賄賂之下很容易受折磨的農(nóng)民來講，這個說法尤其正確。例如，當公元2世紀漢代走向衰亡的時候，農(nóng)民要想在城市里解決一件法律案件，是極其困難的事。除非他在清晨或傍晚短短的開庭時間內(nèi)出庭，否則他就無法得到宣判；
即使如此，如果他不行賄，他就無法見到法官。他常要在城市里停留好幾天甚至好幾個月，因此他的親戚或鄰居必須攜帶糧食和生活費用去送給他。據(jù)公元2世紀學者王符的估計[1]，在漢代，這種情形浪費了每天三十萬人的工作時間。雖然這可能是夸張，但無疑訴訟會嚴重地干擾到農(nóng)人的時間表。后世曾經(jīng)試圖補救，但是極少成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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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潛夫論》(《四部備要》本)卷4，頁26下—29上。

　　宋代，有一條有趣的規(guī)定，在勞動季節(jié)里，農(nóng)人不準打民事官司。這個規(guī)定稱為“務(wù)限”，自二月一日起，至十月一日止[1]。

　　農(nóng)人每天的時間表，是從日出到日落都在田里工作。僅有在中午他的家人給他送飯時才停歇，這是自古以來的習慣。依照地方習慣的不同，農(nóng)人的妻子會或多或少地在田里共同工作。不過通常她是紡紗織布的人，如果有足夠的燈油，她會一直工作到半夜。從事紡織的婦女共同使用燈火，也是一項自古以來的習俗[2]。

　　在實施共同耕作的地方，如宋、元時代的四川，用“耘鼓”和“田漏”來劃分時間。宋代學者曾經(jīng)吟詠這兩種及其他的農(nóng)具[3]。在元代一本討論農(nóng)業(yè)的書里[4]，我們讀到：“薅田有鼓，自人蜀見之。始則集其來，既宋則節(jié)其作，既作則防其所以笑語而妨務(wù)也。其聲促然清壯，緩急抑揚，而無律呂，朝暮曾不絕響。”顯然薅鼓是一個管理及鼓勵農(nóng)耕的有效工具。不過，在中國其他共同耕作極少或沒有共同耕作的地方，薅鼓并不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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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正月三十日住接詞狀，三月三十日以前斷遣(《宋會要稿》，“刑法”三，頁46上—48上；
《宋刑統(tǒng)》卷13，頁7)。元代務(wù)限自三月一日起至十月一日止(《元典章》卷53，頁36上)。

　　[2] 《漢書》卷24，頁4下；
NanCy Lee Swann，F(xiàn)ood and Money in Ancient China(1950)。

　　[3] 《臨川集》(《四部備要》本)卷11，頁3上—5上；
《宛陵先生文集》(《四部備要》本)卷51，頁1下—3上。

　　[4] 王禎《農(nóng)書》(武英殿聚珍版全書)卷10，頁11下，有附圖。

　　農(nóng)人的時間表在整個帝制時代的中國沒有變更，而商人的時間表則頗有改變。歷史的長期趨勢是走向商業(yè)的增加，因此營業(yè)時間也逐漸加長。從漢代到唐代中葉，政府在城市中指定市場的地區(qū)，商人集中在那里營業(yè)。同一種行業(yè)的人住在同一行里，而政府對他們施以廣泛的控制和監(jiān)督。依照古來的習慣，要到中午才開市。在唐代，中午擊鼓二百下開市，到日落前的七刻鐘擊鉦三百下而散。這個規(guī)定自9世紀起逐漸松弛。到了12世紀，一般大城市里從清晨到深夜都有商業(yè)活動。商人不再受地區(qū)或時間的限制了。和政府減少對市場控制同時并進的，是郊區(qū)市場的發(fā)展，這種市場稱為“草市”，從一開始就很少受到控制[1]。當然，在宋代及宋代以后，仍然像從前一樣，在市鎮(zhèn)和鄉(xiāng)村里有定期的市集。這種市集大致上只在當天的一段時間內(nèi)開市，因為沒有延長時間的必要。

　　商人通常在假日里照常營業(yè)，特別是在節(jié)慶假曰，因為那是做生意的最好日子。對開業(yè)的商人或叫賣的小販都是如此。新年是這個規(guī)矩的惟一主要例外，這時所有的行業(yè)都至少休假一兩天，甚至包括旅店業(yè)和藥房業(yè)。藥房必須留下一個人在休業(yè)的店里，準備為急病者配藥方。到清末民初，有若干商店開始有在年假里照常營業(yè)的習慣。這稱為“連市”，最初多少為人不滿，認為這種行為所表示的是對額外利潤的過分熱衷[2]。

　　工匠的工作時間表就像農(nóng)人一樣，包括整個白天。當然，因為季節(jié)不同而白天會有長短，這是人們很早就知道了的。譬如，在唐代，政府規(guī)定三月和七月的時期為“長功”；
十、十一、十二、一月時期為“短功”；
其他月份時期為“中功”[3]。大致是政府規(guī)定在不同的月份里有不同的工作分量。(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較近的時代，大約從宋代開始，城市里的工匠通常變成在晚上也和白天一樣地工作。這個發(fā)展顯然和商人時間表的改變類似，但是施行的范圍沒有那么廣。只有室內(nèi)的手藝才需要晚間的工作，而且大約只有半年(譬如，自九月起，至三月止)，用來補償一年之中這段時間較短的白天[4]。這似乎反映了工業(yè)發(fā)展要比商業(yè)發(fā)展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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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加藤繁《支那經(jīng)濟史考證》上卷，頁299—421。

　　[2] 《天咫偶聞》卷10，頁11上。

　　[3] 《唐六典》(1836年日本版)卷7，頁9下。

　　[4] 《支那經(jīng)濟全書》卷2，頁642，頁649。

　　在工商業(yè)里，學徒的工作時間表都一定是最重的，他們的地位不比奴隸或仆役好。學徒、奴隸、仆役三者形成被統(tǒng)治階層中最下層的人群。當然，屬于有錢有勢家庭的奴隸或仆役，在某些情形里生活或許要比一般人來得容易。但是從他們身上所能勒索的勞力，實際上沒有限制。有名的王褒“僮約”曾經(jīng)有人譯注為英文，最近又有日文譯注[1]。契約中所列舉的工作，似乎不是一個人所能負擔的。不過這篇資料仍然可以看作是集體工作情形的反映。比較不為人知的是宋代學者黃庭堅的一篇題為“跛奚移文”的文章[2]。黃庭堅的妹妹在婚后得到跛奚來服侍她。跛奚行路蹣跚，幾乎使得每一個人都不高興。不過，黃庭堅很成功地勸使她做許多不用行走的事情，并且用部分押韻的文字把她的各種工作記了下來，這些工作大要如下：

　　早晨，她要下廚，洗滌鍋盆，料簡菜蔬。臠肉、膾魚、起溲、和糜等都要依照一定的方法。如果其他女仆有任何不妥的行為，譬如她們骯臟的皮膚、頭發(fā)觸及菜盆，或是偷嘗食物，都要報告。

　　吃過飯后，她要洗刷碗碟里外幾次，擦拭干凈，排放整齊。午后當她有空時，她要洗衣服，干凈的衣服和骯臟的衣服(即上衣和下衣)要小心擺在各別的盆子里。白色的衣服要漂白，有顏色的衣服要染得鮮明。而且都要漿要熨。

　　當傍晚的時候，她要呼喚牛、羊、雞群，把門關(guān)好，以防小偷。她要喂貓，喂狗，塞住老鼠洞。如果有鳥雀、貓、狗或老鼠偷吃任何食物及碰到任何鍋盆，她都要負責。

　　當春蠶三臥，開始織繭時，她要留心讓蠶只日夜都保持溫暖。用佇麻、藤、葛等各種纖維，她可以不停地織繩或織布。

　　夏天，她要扇涼，要準備冰甜的飲料。她要燒艾來驅(qū)趕蚊子，要把冰盤和果盤上的蒼蠅趕開。當水果還沒有熟的時候，她要看守果樹；
當水果成熟采下之后，她要看守果籃。不可以讓鳥雀碰到水果。她自己也不可以嘗，否則婦女會對她譏笑謾罵，或者她自己會鬧肚子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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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C．Martin Wilbur，Slavery in China During the Former Han Dynasty(1943)，pp．382—392。宇都宮清吉《漢代社會經(jīng)濟史研究》(1950)，頁256—374。

　　[2] 《豫章黃先生文集》(《四部叢刊》本)卷21，頁3下—6上。

　　天氣冷了，她要生起火盆來烘暖衣服和床鋪。她要先烘暖自己的手，然后幫別人搔癢抓痛。

　　沒有事的時候，她可以倚著墻壁，制作鞋屨。當別的仆人被呼叫時，她要代主人傳呼，或代仆人回應(yīng)。

　　至于學徒的時間表，我把一篇“習賈須知”附在本文之后。這篇“習賈須知”是在1905年的一本通書上發(fā)現(xiàn)的[1]。不像“僮約”和“跛奚移文”那樣夾雜著諧謔的語句，“習賈須知”完全是嚴肅的，因此較近事實，最有趣的是，在這三種資料里，有幾項職責完全相同。

　　對各個被統(tǒng)治階層來說，假日是很少的，除非是主要的節(jié)慶，譬如新年。對住在店里的商人和工匠來說，通常每隔幾年有一次回家的休假。在店里工作，每隔一段固定的時間，他們會吃一頓比平常好的菜飯，例如每月的初一、十五。這些事情因習慣而成常例，通常由行業(yè)公會來規(guī)定。無論商人的行會或工匠的行會都是如此。

　　最有趣的是祭行神的特別假日，常常是盛大而熱烈的慶祝。隸屬行會的商店，要分攤聚宴、演戲、游行的費用。對農(nóng)民來講，這個節(jié)日是社日，有春社和秋社。早在周朝，這些慶典的開支就已成為農(nóng)民預算里的例常項目[2]。在祭社神以后，酒肉由鄉(xiāng)中眾人分享。如果碰到豐年，家家戶戶都會有人喝醉，要家人扶著回去。這一天，所有人都完全沒有工作，包括學童和婦女。因為有一個迷信，如果這一天誰不休息，就會變得又蠢又笨[3]。元代以來，社日逐漸衰退，有人認為這是蒙古外族朝廷禁止群眾集會的結(jié)果[4]。但是農(nóng)人仍然常在村中的廟里舉行一年一度的節(jié)慶，雖然廟神和節(jié)日各地有所不同。如前所述，明、清時期的重要節(jié)日是新年、端午和中秋。這三個主要的節(jié)慶稱為三大節(jié)，各階層都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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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天寶樓機器紅字頭通書》。很有趣的是，在廣州話里，通書兩個字常被念成“通勝”，因為通書和“通輸”同音，成為說話的忌諱。

　　[2] 《漢書》卷24，頁6下。Food and Money in Ancient China，pp．140—142。

　　[3] 《中國社會史料叢鈔甲集》，頁478—505。

　　[4] 《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頁443。1317年、1319年都有禁止祈神賽社的詔令(《元典章》卷57，頁43下—45下)。

　　結(jié) 論

　　如果借用柯睿格(E．A．Kracke，Jr．)教授一篇深具啟發(fā)性的論文的題目[1]，從上述探索所浮現(xiàn)的簡略畫面或許可以稱為“傳統(tǒng)中的變遷”。帝制時代中國的作息時間表由于若干因素而有某種改變，在早期是宗教的影響，在后來的朝代里則是商業(yè)的興起和中央政治權(quán)力的增強。但是很清楚的有一個耐久的政治、社會及經(jīng)濟秩序在延續(xù)，而且充分地從統(tǒng)治階層和被統(tǒng)治階層兩者的時間表中反映出來。更廣泛的研究，例如，包括軍人、優(yōu)伶、漁民等團體，可能揭露更有趣味的細節(jié)，但多半不會改變這個概略的畫面。

　　顯然帝制時代中國的各個團體覺得遵行規(guī)律的作息時間表是很自然的。古代傳統(tǒng)所強調(diào)的美德是勤。例如，在《尚書》里，有些古代的統(tǒng)治者贊美對國事要勤，對家事要儉[2]�！蹲髠鳌芬�用古代的箴言說：“民生在勤，勤則不匱�！盵3]早期的哲學家曾經(jīng)解釋一些和作息時間表有關(guān)的基本原則。例如，孔子在評論一個為驅(qū)趕厲鬼而舉國興奮的節(jié)日(蠟)時，體認到用休息和娛樂來松弛工作緊張的價值(所謂“一張一弛”)[4]。當孟子反駁所謂農(nóng)家的思想時，顯示出他清楚地體認到另外一個原則——分工[5]。至少，早在周朝，士、農(nóng)、工、商四個職業(yè)階層已經(jīng)成為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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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 A. Kracke, Jr. , "Sung Society.. Change Within Tradition", FEQ 14(1955).

　　[2] Legge, The Shoo King 3, 60.

　　[3] Legge, The Ch"un ts"ew with the Tso Chuen 5, 318.

　　[4] Legge, The Li Ki 2, 167.

　　[5] Legge, The Works of Mencius 2, 248-250.

　　現(xiàn)代的西方人有時批評中國人在日常事務(wù)上缺乏時間觀念。但是應(yīng)該記住，在機器時代以前，中國是一個農(nóng)業(yè)國家，沒有特殊的需要去注意一分一秒的時間。傳統(tǒng)對勤勞的強調(diào)及遵守作息時間表的習慣，大概有助于中國這一個長久的帝國的維持，而這些因素無疑地將會證明有助于中國的工業(yè)化和現(xiàn)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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