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涌:中國知識分子的新年夢想
發(fā)布時間:2020-06-04 來源: 短文摘抄 點擊:
1932年11月1日,創(chuàng)刊近三十年、久負盛名的《東方雜志》向全國各界知名人物發(fā)出約四百多封征稿信,胡愈之在信中說:
“在這昏黑的年頭,莫說東北三千萬人民,在帝國主義的槍刺下活受罪,便是我們的整個國家、整個民族也都淪陷在苦海之中!覀冊{咒今日,我們卻還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現(xiàn)實生活是緊張而悶氣的,在這漫長的冬夜里,我們至少還可以做一二個甜蜜的舒適的夢。夢是我們所有的神圣權利啊!”
《東方雜志》之所以發(fā)起“于1933年新年大家做一回好夢”,旨在征求兩個問題的答案:
。ㄒ唬┫壬鷫粝胫械奈磥碇袊窃鯓?(請描寫一個輪廓或敘述未來中國的一方面。)
(二)先生個人生活中有什么夢想?(這夢想當然不一定是能實現(xiàn)的。)
由此引發(fā)了一場前所未有、規(guī)?涨暗摹靶履甑膲粝搿薄U鳌皦簟被顒蛹て馃崃一仨,截止到12月5日,共收到160多封答案,其中部分是《東方雜志》的讀者。1933年元旦出版的《東方雜志》(總第三十卷第一號)以83頁的篇幅一下子刊出142人的244個“夢想”(不算以漫畫形式做“夢”的豐子愷),其中包括了柳亞子、徐悲鴻、鄭振鐸、巴金、茅盾、俞平伯、郁達夫、張申府、陳翰笙、金仲華、張君勱、鄒韜奮、周谷城、宋云彬、李圣五、陶孟和、顧頡剛、章乃器、周作人、楊杏佛、馬相伯、林語堂、夏丏尊、葉圣陶、俞頌華等大批人們所熟知的知識分子。
根據(jù)編者在《讀后感》中統(tǒng)計,就地域來分,上海78人、南京17人、北平12人、杭州8人、廣州4人、天津、濟南、安慶各2人,武漢、徐州、西安各1人,全部來自大城市,而且集中在滬、寧、杭,“卻不能便因此證明通商口岸的人們太愛做夢,而內(nèi)地人就沒有夢想! 就性別來看,男性占138人,女性只有4人,編者禁不住感嘆“很可惜的我們接得女性投寄的夢太少了!边@同樣不能表明女性沒有夢想。從年齡上看,大體上35歲以上的中年人占最多數(shù),最年長的馬相伯先生已94歲,依然“還有著偉大的夢”。就職業(yè)來看,編輯、作家39人、大學教授38人、記者12人、教育家9人、藝術家3人、學生3人、律師1人,共計105人,其余官吏12人、職員4人、實業(yè)家3人、銀行家2人,讀者自發(fā)來稿13人、未詳?shù)?人。在12月5日之后收到的“夢想”包括了梁漱溟和朱自清,他們的三個“夢想”刊登在《東方雜志》1933年第二期的“夢想補遺”。在144個做夢者中知識分子至少有107人,占75%以上。何況,即使是官吏、實業(yè)家、銀行家?guī)缀跻捕际侵R分子出身。這未免讓編者感到遺憾——
“當我們發(fā)出通啟時,頗注意到職業(yè)的普遍。但是征求的結果則使我們失望。應征者的大部分乃至幾乎全部,都是所謂‘文化貴族’。自然智識分子是比政治家,軍人,資本家那些實際活動家更富于憧影與幻想。社會的環(huán)境特許他們得享受‘夢的生活’,而且能把他們的‘夢的生活’發(fā)表出來?墒谴送猓贾袊丝诎俜种攀陨系霓r(nóng)民,工人及商店職員,應該不至于沒有幻想。可是現(xiàn)實對于他們的壓迫太大了,整天的體力的疲勞,使他們只能有夢魘,而不能有夢想。即使有一些夢想,他們也決沒有用文字描寫的能力和閑暇。這實在可以算是最大的國恥!”
盡管有著種種的遺憾和局限,畢竟那么多有成就的知識分子參與了做“夢”,這144人的247個“夢” “雖然不能代表四萬五千萬人的‘夢’,但是至少可以代表大部分智識分子的夢了。”無論是“甜夢”還是“苦夢”,“好夢”還是“惡夢”,“吉夢”還是“噩夢”,“奇夢”還是“妖夢”,“夜夢”還是“白日夢”,那都是一個個足以跨越時代的夢想,七十年后依然令我為之駐足、為之動情,也讓我在回望舊夢時,進行一次新的反思。
知識分子的夢想并不始于1933年,但在整個中國歷史上這么一大批來自全國各地的一流知識分子集體“做夢”還是第一次,在“那個昏黑的年頭”,《東方雜志》主編胡愈之的設想說得上別出心裁,無論如何,他都為20世紀留下了一份真實可信的記錄,從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知識分子的思想軌跡。
暨南大學教授周谷城夢想“人人能有機會坐在抽水馬桶上大便!薄稏|方雜志》文藝欄編輯徐調(diào)孚夢想“未來的中國沒有國學,國醫(yī),國術……國恥,國難等名辭!边@些都只是特例,不是普遍的。大部分知識分子“夢想的中國”乃是可望不可即的烏托邦,一個 “大同”社會:
柳亞子夢中的“大同世界”“打破一切民族和階級的區(qū)別,全世界成功為一個大聯(lián)邦”,“沒有金錢,沒有鐵血,沒有家庭,沒有監(jiān)獄,也沒有宗教;
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一切平等,一切自由。”
不約而同,女作家謝冰瑩夢見的也是“一個沒有國家,沒有民族,沒有階級區(qū)別的大同世界!
郁達夫描畫的“烏托邦”:“沒有階級,沒有爭奪,沒有物質上的壓迫,人人都沒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財產(chǎn)’。”
百歲老人、時為《時代畫報》編輯的章克標說:“一切的夢想,一切的夢,是一種超越的飛躍,所有界限和藩籬,須是完全撤除,國家這種界限,在任何人的夢想中或夢中是不配存在的!
復旦大學教授謝六逸向往“沒有階級,不分彼此”的未來中國。鐵道部一科長吳嵩慶所夢的是“廢除軍備,國界,種族而臻于大同。”光華書局編輯顧鳳城夢想中的未來中國“是沒有階級,沒有種族,自由平等的一個大同社會!
開明書店編輯索非的烏托邦是“走上‘無治‘之路”,是“平等”、“自由”、“博愛”。清華大學教授張申府“理想中的中國”“是能實現(xiàn)孔子仁的理想,羅素科學的理想與列寧共產(chǎn)主義的理想的!碧旖蚺訋煼秾W院教授韋叢蕪“夢想著未來的中國是一個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凡成年人都是社員,都是股東,軍事、政治、教育均附屬于其下,形成一個經(jīng)濟單位,向著世界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的目標走去!
讀者伊羅生稱“將來的世界是無國界的大同世界”。讀者何法的“白日夢”之二是“新式‘洪秀全’復活,率領了新‘太平軍’‘天朝’的歷史一頁一頁地翻開”。之三是“大家熙熙攘攘,大同世界”,沒什么國界。中華書局編輯周憲文說得更細:“那里沒有法律,也沒有軍警可是國民從無爭執(zhí),國里沒有貨幣,沒有工資,可是國民都很勤力!
《生活周刊》主編鄒韜奮夢想的中國“連現(xiàn)在眾所公認為好東西的慈善機關及儲蓄銀行等等都不需要,因為用不著受人哀憐與施與,也應不著儲蓄以備后患。”社會科學研究所的姜解生夢想“全國的人民都住在莊嚴偉大的公共住宅。他們底工作每天只有四小時或六小時。等到全國的電鐘放出了上工的聲號,他們已一秒鐘不差地到達各人群底工作地點!敝醒胙芯吭嚎偢墒聴钚臃鸬膲粝搿笆且粋物質與精神并重的大同社會”。
山東正誼中學的徐伯璞夢想的大同世界“以三民主義為原則”,“宣傳中國的王道,發(fā)揚中國的文化”。徐州女師的俞覺所夢與此相似,也是三民主義救中國,“德感四方,各國來歸,實現(xiàn)了中山先生的大同世界!
復旦大學商學院院長李權時說得最為明白:“我理想中的未來中國是須合乎禮記‘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是謂大同’的一段事實的! 法政學院教授錢嘯秋夢中出現(xiàn)了這樣的一幕:“吃飯不是各辦各的,而是持票赴農(nóng)村公共食堂去吃!
在某種意義上,古老的大同之夢是和空想社會主義連接在一起的。柳亞子夢想中的未來世界“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同世界”。謝冰瑩夢想的也是“沒有國家,沒有階級,共同生產(chǎn),共同消費的社會主義的國家”。上海法學院教授朱隱青夢想著“無階級專政的共產(chǎn)社會!薄耙粋社會主義的新中國”、“聯(lián)邦社會主義的國家”甚至成了資本家、裕豐紗廠老板畢云程和銀行家俞寰澄的夢想。失業(yè)三年的讀者周毓英夢想“主辦一個月刊定名《社會主義》,與全國青年作思想上的往來,毫無顧慮的討論一切學術問題,思想問題,社會問題和革命問題。我辦月刊不在取政權,可能范圍內(nèi)還要幫助政府,幫政府革命,夢想當?shù)啦桓缮妗!毖嗑┐髮W教授鄭振鐸雖自稱“我并沒有什么夢想,我不相信有什么叫做‘夢想’的”,他心中的未來中國卻是“一個偉大的快樂的國土”,“我們將建設了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的國家”。
不過他們的“社會主義”和我們今天所說的并不是同一個詞。暨南大學教授李石岑夢想經(jīng)過多年軍閥混戰(zhàn)、多次暴動之后,中國“走上科學社會主義之路”,“那時紅樓夢,納蘭詞及曼殊大師的名畫之類,都在被焚毀之列!薄蹲x書雜志》特約撰述員嚴靈峰直接預言“1917年10月的俄國的戲劇在中國復演”。
盡管這些“夢”形形色色、五花八門,但有一點是相同的,他們都熱切地憧憬著一個無階級、無國家……的大同社會。古老的大同空想根植于中國文化深處,綿延數(shù)千年不絕,沒有經(jīng)歷過類似西方那樣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的洗禮,生活在20世紀的知識分子依然只能沉醉其中,如《現(xiàn)代》雜志主編施蟄存一般,最多只能想到“熙熙然如等春臺”的境界,不會想象出一個好的政治制度,“我以為政治制度是沒有關系的,問題完全是在人在人!彼匀鐚崢I(yè)家穆藕初那樣夢想“政治上必須實行法治”的竟然寥寥無幾——
只有光華大學教授諸青來夢想著“本國人民不論屬于何種階級,信奉任何主義,均有參政權。各黨和平競爭,絕對不用武力。”《人民晚報》編輯宓汝卓的“應許言論絕對自由,決不諱疾言醫(yī)!贝笙拇髮W教授梁園東“夢想我們的社會,成為一個以自己為中心的社會,而不要再是一個以政府為中心的社會!薄叭绻遣坏靡训摹辽偈且粋不怕人講話的政府。現(xiàn)在我們往往因為講話,觸犯了‘我們的政府禁律’”。燕京大學教授張君勱以一篇題為《中國今后之出路》的長文作為《東方雜志》的答案,提出了軍人“不得對于政治問題,發(fā)表意見”、軍隊服從公民代表等看法。律師張耀曾的夢想幾乎是一篇論文,他提出以村或市的各同業(yè)公會作為“政治之根源”。馬相伯老人夢想“未來的中國既非蘇俄式的一黨專政,亦非美國式的兩黨更替,乃民治的國家,法治的國家!薄案敬蠓,保障人民應有的天賦人權:即身體自由權,財產(chǎn)所有權,居住權,營業(yè)勸,思想發(fā)現(xiàn)于外,言論出版集會權,并信仰‘無邪術害人’的宗教等權!薄胺ㄖ螇簟痹247個夢中連零頭都不夠。
南京國立編譯館的劉英士的“夢”并沒有那么悠遠而不著邊際,他說:“未有人民不健全而國家不衰弱者!未來中國的命運不決定于我們的‘夢想’,而決定于我們的行為!磥碇袊膰疑矸,仍舊是和它的構成分子的知識,能力,和道德相稱!薄吨袑W生》雜志編輯葉圣陶的夢也比較實在:“個個人有飯吃,個個人有工作做;
凡所吃的飯絕不是什么人的膏血,凡所做的工作絕不為充塞一個兩個人的大肚皮!北贝蠼淌诶钭谖鋭t一口氣寫下十個希望,包括“中國的軍人不要只能內(nèi)戰(zhàn),不能抗外”;
“軍事當局不要只知剿共,不知御侮”;
“學者們不要相率勾結軍閥,聯(lián)絡要人”;
新聞記者“不要成為御用的宣傳者”;
“中國民眾能監(jiān)督政府,使政府不為少數(shù)軍閥所私”等。大阪商科大學周伯棣的第一個夢想是:“個人以研究經(jīng)濟問題為職志,不偏不黨,以‘學究’的立場研究實際的經(jīng)濟問題,研究有得,忠實的揭示給民眾!鄙虾J姓畢⒆h武育干的夢想是:“那時的中華民國是一個真正名符其實的‘民’國,不是實際上的什么‘軍’國,‘匪’國,‘官’國,‘×’國!泵駠獎、實業(yè)家馮自由做了一個“好夢”、兩個“惡夢”,他說:“在這政治敗壞國勢危殆生產(chǎn)衰落社會不安的今日,凡屬稍有思想的人們,難免胡思亂想,做出種種的怪夢!
像杭州《民國日報》記者胡健中那樣夢想“未來中國是一個純?nèi)裰髁x的國家”,“夢想做一個輿論界的權威”終究只是極少數(shù),絕大部分做夢者,包括身居高位的,幾乎都通過“夢”表達了對現(xiàn)狀的強烈不滿,借說夢對當政者作了極為尖銳的批評。外交部長羅文干夢想著“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貪錢”,夢想“永遠做太平盛世的國民”。上海銀行張水淇的“夢想”如同匕首、投槍,他夢想未來的中國“……沒有靠了槍桿壓迫無武裝的人民貢其膏血的英雄!沃O施決之于國民的公意,公意一決,個人不拿陰謀鬼計來破壞!薄袄硐胫皇抢硐,現(xiàn)實的中國,恐怕是羅馬的末期!哥鐵的蠻兵逐步侵略我土地,奴隸我同胞;
而擁武力的群雄只謀如何鞏固其自身之地步,我們善良的百姓,只能掙扎于內(nèi)亂外患的悲境中!薄蹲x書雜志》特約撰述員彭芳草借夢想抨擊國民黨當局只會向國際聯(lián)盟求救的“無抵抗主義”。作家傅東華“夢”中穿過“民族門”、“民生門”,到了“叫人令人不寒而栗”的“民權門”,“我被剝了褲子,驗過陰毛中并未夾帶違禁品,又被用Х光照過心里并無危害國家的意思,這才放我過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對畏民如虎的國民黨當局作了辛辣的嘲諷。林語堂以“我不做夢”的口吻對現(xiàn)實作了一番并不“幽默”的批判。畫家錢君匋說:“未來的中國是一團糟”。作家巴金說:“中國是沒有未來的”。雖然他同時也希望——“自由地說我想說的話,寫我愿意寫的文章,做我覺得應該做的事,不受人的干涉,不做人的奴隸,不受人的利用?恐约旱膬芍皇稚睿诒娙说男腋V星蟮米约旱男腋,不掠奪人,也不被人掠奪!
也有人不相信夢想,更有人直言自己沒有夢想,俞平伯說:“我沒有夢想”。茅盾說:“對于中國的未來,我從來不作夢想;
我只在努力認識現(xiàn)實。夢想是危險的!卑不沾髮W教授周予同說:“我們早已空無所有,F(xiàn)實的生活窒息到這樣的程度,連你皺眉嘆氣捱磨各自的生命的耐力都沒有了。東北三千萬人民固然在帝國主義的槍刺下活受罪,我們又在誰的槍刺下受罪呢?”孫伏園說“只有回憶沒有夢想!”中央大學教授凌夢痕認為“理想的國家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我生平從沒有做理想國的夢”。
有人甚至做著“開明專制”夢、“獨裁”夢,俞平伯認為:“絕對的開明專制的階段是必需的。中國歷史上當?shù)闷疬@個名字而無愧色的只有秦政。然而他是失敗了。”讀者孫伯魯夢想一個墨索里尼式的人物出來“用獨裁的手段,來救中國目前的危機!
在一百多個“個人生活”的“夢想”中,缺乏的是公民夢,唯有樓適夷一個人夢想“做一個未來中國的公民,為著這國家的建設與成長,而盡我所能盡的力量,得到我應該得到的享受!倍疃嗟木褪悄怯肋h不滅的田園夢——
《晨報》記者茅震初“想憑我的智力和勞力到田園中去過活!彼墓枢l(xiāng)湖州山明水秀,在那里種糧食、蔬菜、果樹、花木,養(yǎng)蜂、養(yǎng)雞、養(yǎng)魚,唯一的交通器具是船,“每當皓月懸空,波影散亂的夏夜,劃著一葉扁舟,臨風駛去,岸旁楊柳拂過我的頭,撣過我的肩,蟬聲一路相迎,水聲在船底低唱,仰著天,雙手打著槳,……”這是一幅多么美麗的田園生活圖。俞覺的夢想也是到湖山秀美、民風淳樸的故鄉(xiāng),“買平屋三四間”,“春秋佳日,或函邀異方友朋,遨游本地山水;
或赴他鄉(xiāng)訪舊,領略勝境”!渡钪芸肪庉嫲焉鷫粝胗幸蝗铡胺艞壱磺小保靶諟Y明的‘歸去來兮’,到鄉(xiāng)村里去,好象諸葛亮的躬耕南陽,做個十足道地的老農(nóng),自耕自食!闭乱缕級粝搿盎氐缴嚼锶タ巢瘢蛘吒锒己。”施蟄存“只想到靜穆的鄉(xiāng)村中去居住,看一點書,種一點蔬菜”。銀行家俞寰澄也說:“我只想做一個略具知識的自耕農(nóng)。我最酷愛田園生活!薄昂翁幨切拗瘢釓]三徑!笔氰F道部次長曾仲鳴的“夢”!拔液臀业姆蛉嗽谏矫魉愕泥l(xiāng)村辦一個半耕半讀的新小學,以度其‘詩一般的人生’!笔墙逃靠崎L吳研因的“夢”。即使“在歐洲住了八年”的北平中法大學教授曾覺之一方面也夢想“獨善其身,優(yōu)游山林的高人逸士的生活”。
魯迅曾以他慣有的筆調(diào)嘲諷他們:“至于另有些夢為隱士,夢為漁樵,和本相全不相同的名人,其實也只是豫感飯碗之脆,而卻想將吃飯范圍擴大起來,從朝廷而至園林,由洋場及于山澤”。其實,從“大同世界”夢到這些山水田園夢,我們不難看出,中國知識分子心中有一個解不開的烏托邦情結(倒不是為了“吃飯”這么簡單),使他們很少愿意去夢想費事的、煩瑣的法治,對做公民的興趣微之又微,桃花源里做隱士的志趣卻千年不滅,他們雖不滿現(xiàn)狀,卻普遍向往著大同世界,總想一勞永逸地解決一切社會問題,一步到位,畢其功于一役。要么逃避、退隱,要么就追求宏大的大同空想,或者兩者兼而有之,而對漸進的社會改革,對點點滴滴的進步向來就缺乏足夠的耐心,甚至不屑一顧。殊不知人類文明的每一進步都不是一夜之間完成的。1933年新年的“夢想”從一個側面暴露出了中國知識分子致命的缺陷,那是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社會造成的先天不足,武昌中華大學教授陳時說:“中國的傳統(tǒng)思想是世界大同。我的夢想,自然是趨于這一途”。這句話也許可以用來解釋為什么會有那么多的知識分子神往于“大同世界”,他們的身體走進了現(xiàn)代,他們的腦袋還留在古代,終究只是傳統(tǒng)中人,要成就獨立的現(xiàn)代人格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說夢者當中沒有魯迅,1933年元旦,他在收到《東方雜志》新年特大號當天,就寫下了《聽說夢》一文(4月15日發(fā)表在《文學雜志》第一號)。這位什么也不相信的清醒者說:“記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為言論不自由,不如來說夢,而且與其說真話之假,不如來談談夢中之真!
在萬馬齊喑的年頭,這么大規(guī)模做“夢”自然要闖禍,這些“夢”不僅直接批評了現(xiàn)實的黑暗,暴露了國民黨治下丑陋的一面,而且做“夢”本身也觸犯統(tǒng)治者的禁忌。1932年,商務印書館總經(jīng)理王云五請胡愈之來主編《東方雜志》,胡提出條件,“每月領一筆錢,在外面租一個辦公的地方,”編輯人員和作者稿費都由胡承包,稿件取舍也由主編負責,不必經(jīng)過總經(jīng)理,王云五答應了!焙畯10月16日出版的總第29卷第4號開始接手,不到20天就籌劃了“新年的夢想”特輯。商務印書館經(jīng)歷了近代以來的風風雨雨,深知其中利害(在軍閥統(tǒng)治時代曾謝絕出版孫中山的《建國方略》),“王云五受不了國民黨當局的高壓”,要他別這樣編,他不干,“這樣就崩了”。半個世紀后(1982年),胡愈之這樣回顧這段往事:
“第二年一月里,我出了題目《新年的夢想》征稿,發(fā)表不滿意國民黨的文章,有些國民黨人也寫不滿意的文章。王云五看了這個特輯,很生氣,對我說,你這些東西不得了呀,商務印書館要封門的呀!你能不能少發(fā)這樣的東西?我說,不行,編輯權在我,不在你。他說,那就只好取消合同了。那時我性子急,就說,你取消就取消。這樣合同就取消了!
到1933年3月16日出版的《東方雜志》第30卷第4號,胡愈之一共編了9期,前后只有五個月。他因“夢想”而丟失《東方雜志》這塊有影響的言論園地,幾乎印證了社會學家陶孟和所說的“夢想是人類最危險的東西。”后來包括魯迅在內(nèi)的許多人批評他,“其實不必那么急噪取消合同,可以少登一點那樣的文章,也能起影響,因為《東方雜志》是個大雜志!保愒队浐,三聯(lián)書店1994年版)
魯迅以為“本來可以連夢想這樣的特輯也不必搞”,他在《聽說夢》中一針見血地指出:“雖然夢‘大家有飯吃’者有人,夢‘無產(chǎn)階級社會’者有人,夢‘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夢見建設這樣社會以前的階級斗爭,白色恐怖,轟炸,虐殺,鼻子里灌辣椒水,電刑,......倘不夢見這些,好社會是不會來的,無論怎么寫得光明,終究是一個夢。”
胡愈之離開了《東方雜志》,“夢想”并沒有結束在“漫長的冬夜”,無論如何,那總是一個有過夢想的年頭。如果知識分子們少一點“大同世界”的烏托邦之夢,少一點田園牧歌之夢,多一點法治之夢,多一點公民之夢,在不太遙遠的將來,“夢”才有可能不再是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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