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意見的紛紛紜紜，相左相右，在專業(yè)界也同樣存在，只是風雅地被包蒙著，沒有像網上那樣公開挑明而已。

　　可能你們已經感覺到了，這個題目像是網絡上的帖子，我今天談的正是網絡。近年來，諸多因素混合交織的結果，對明清史感興趣的人正在逐漸多起來。除文學界、經濟學界、社會學界、思想文化界外，社會上關心的人也不少。明清皇帝戲自不必說。今天我要說的是好些業(yè)余愛好者活躍在網絡論壇上的情況。

　　與史學界多數各行其是、互不相干，或是你好我好、一團和氣不同，網上各方觀點對峙鮮明，互不相讓，真可以說是刀光劍影，磚頭橫飛。仔細想來，不同意見的紛紛紜紜，相左相右，在史學界也同樣存在，只是風雅地被包蒙著，沒有像網上那樣公開挑明而已。網上爭論雖然不那么正規(guī)，亂象萬千，但抱過分的偏見，不屑一看，也未必明智。

　　這么短的時間，只能向大家重點介紹一位網絡作者。他的網名有些特別，叫“杜車別”，熟悉俄羅斯文學的人，會猜出他取名的來歷。從網上介紹看，他并不是文學出身，原來學的專業(yè)是數學，迷上了歷史，一頭鉆進去，就全身心投入。他有一部關于評論明史的長篇大作，全文少說也有四十萬字，還在不斷增加別論。大作的主題在篇名上就非常突出，叫做《明朝的滅亡原因和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發(fā)展》。另有一篇大作，涉及清朝代替明朝是歷史進步還是歷史倒退，這是網上爭吵的又一個熱點。顯然他是站在后者的立場，篇名為《文明斷裂的悲劇———被滿清割斷的明朝與近現(xiàn)代中國》。

　　對杜氏全文作詳細介紹，不是很容易。他不是發(fā)空論的那種，完全拿材料說話，畢竟數學出身，很講究形式邏輯，不過材料卻大多數是第二手轉來的。他幾乎讀遍了現(xiàn)在他能讀到的明史論著與相關文章，總計不下四五百部（篇）。他的絕活，就是能夠用別人的材料，為自己的立論作支撐，并且把你批駁得狗血噴頭。

　　全文大體的結構和邏輯是這樣：先是用例證辯駁的方法，推倒明亡歸于王朝專制和皇帝腐朽的所有舊說，挨批的主要對象有吳思、樊樹志、黃仁宇、顧誠、孟森等大家（人名排列以受批的嚴重程度為序）。大文的第一章是說“明朝的滅亡不是萬歷的責任”，把萬歷的六大罪狀逐一推翻。第二章論證“崇禎也沒有責任”，同樣把過去加在崇禎身上的所有罪狀脫卸得一干二凈。那么他認為明亡的原因在哪里呢？第三章是他為最后答案先作鋪墊、打基礎的，也是杜氏在史學見識上最為得意的地方。分正反兩方面敘述。正面的，他充分利用了近幾年來國內外對明代工商業(yè)和商品經濟的研究成果，歷舉海外貿易、國內商業(yè)、白銀資本等等史料，說明工商業(yè)高度發(fā)達是明朝的一個特點，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第二次大發(fā)展（第一次在宋代）。接著就著力揭示一種現(xiàn)象：明代士紳、皇族、官員普遍地參與到了商業(yè)中來（這“普遍”二字就是一種夸張�。�，明朝不是重農抑商，而是重農不抑商。反面的論證，重點駁斥明朝橫征暴斂的舊說，轉向了財政賦稅問題的討論。他的結論是明王朝政府的賦稅收入過低。理由：第一，明朝農業(yè)的稅率是5%－10%，在世界上也是低的；
一二百年來農業(yè)稅“原額”始終不動，在人口、耕地、農產增加的情況下，這個比例又打了折扣。再利用政府賦稅征收始終不到全額的眾多史料，說明農業(yè)方面逃稅、漏稅嚴重，所以政府稅收的實際收入還要低許多。第二，也是他的一個重點，商業(yè)稅更低。商業(yè)稅率僅2%－4%，總數不到農業(yè)稅的1/7，而且其中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商稅都給偷漏掉了，這方面的情況比農業(yè)更嚴重。這樣，他的“高論”就來了：傳統(tǒng)上都說明朝在中國歷史上專制程度最高，對人民管制最嚴厲，每個百姓都生活在政府的高壓統(tǒng)治之下，剝削程度最嚴重，橫征暴斂達到極致。然而他現(xiàn)在的研究完全可以顛覆這種傳統(tǒng)認識。明代恰恰是中國歷史上稅收最低，對人民的管制最寬縱、最無力的一個王朝。明代的問題不是政府收的稅太多，而是政府收的稅太低；
不是政府對社會控制得太嚴密，而恰恰是政府對社會控制得太無力。不得不承認，這一說法具有一定的震撼力，在網上博得許多喝彩，也把一些專家奚落了一番。

　　到這里，杜氏已經完成了題目前半部分的論證，用大力氣推翻前人的“傳統(tǒng)觀點”，為自己立論掃清道路。后一半是他的正題（從字數說不過是全文的1/5），希望通過大亂達到大治的目的。他的正論頗有驚世駭俗的風味，明滅亡的原因完全不是什么專制、腐敗，而是緣于“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發(fā)展”。

　　網上爭論雖然多數出于業(yè)余作者，但并非與我們的專業(yè)無關，相反卻可以對專業(yè)研究從側面起到提醒或者激勵的作用。

　　我想賣一個關子，先穿插幾句“說書人”的感想與評論。

　　我讀后的感覺，杜氏議論的最大特點，是善于把一件件事、一個個人物、一個個現(xiàn)象按自己立論的邏輯串聯(lián)起來，正反擺弄，駁辯能力強，也有思辨的色彩�，F(xiàn)在有些專業(yè)論文敘述極詳、考據也細，但很像顧頡剛當年說的，缺乏自己的見解，說尖銳點是沒有思想，讀者不知道他做這個題目是想給人什么啟示。杜氏則不同，他是太有自己的思想和見解。他在許多事情上的駁辯，泄露了我們現(xiàn)有研究的不足。小的如袁崇煥殺毛文龍，并非明智之舉，我也有這方面的證據；
大的方面，莫過于至今還沒有一部有分量、完整的明代財政史。對明代財政賦稅方面的情況，我們不完全清楚，毛估估的居多，論點不乏自相矛盾，留下的空白很多。杜氏鉆的就是這個大窟窿，由此恣肆汪洋地發(fā)揮出一番新見，恐怕是明史界沒有料到的。網上爭論并非與我們的專業(yè)無關，相反卻可以對專業(yè)研究從側面起到提醒或者激勵的作用。

　　提醒之一，單一的微觀研究也會有負面效應。沒有疑問，疏離陳舊空洞的宏觀大話題，向微觀領域深入，是學術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內在邏輯，但是歷史宏觀、通感的必要性不會因此而消失，只是隱退到幕后，不在而在。理想的是微觀研究背后要保持宏觀的關懷�，F(xiàn)在專業(yè)細瑣化有越來越強的趨勢。我們應該平心靜氣地看到，微觀研究的成果，未必都一定能直接通向宏觀歷史認識的升華。相反，因為其描述課題的局部與片面，不說清楚與全局的關聯(lián)，如果還加上作者對自己結論的過分夸張溺愛，給通觀方面造成一定的疑惑乃至混亂也很難避免。例如，在“反歐洲中心主義”思潮的鼓動下，關于明代海外貿易材料的發(fā)掘，比之前有較大的進步。雖然許多人回避爭論，只是就事論事，但從宏觀上要求，這種海外貿易在全部社會經濟中究竟占多少分量，對明代社會各界的作用有多少是正面的，有多少是負面的，海外貿易的財富積聚有多少，到哪兒去了？在一篇專文中要求全面照顧到是苛刻了，但宏觀意識的有無，往往無形中會影響作者局部立論時的謹慎周全與否。把一二百年里找得到的海外貿易活動的材料排列起來，聲勢壯觀，但假若考慮到一年、十年的數據，走私船的風險和損失，死難的、虧本的、被勒索走的船只的數量，下結論就不能不有所保留，至少不要說得太滿。

　　提醒之二，怎么正確處理史料？史學必須憑史料說話，在史學界是一條鐵的定律。但是，我們也會遇到這種困惑，找到一些能支持某個論點的材料，不是就能順利地解決問題。用舉例的方法建立論點，還是比較容易。困難就在于：假如你的立論具有較寬廣的時空性，例如某朝幾百年、例如某一區(qū)域、甚至還是全國性的，材料能不能有相應的時空覆蓋面，能不能有反映各個側面的多種材料作旁證，材料特別是數據有沒有連續(xù)性，有沒有相悖、差異、偏離的情況存在，這種時候，對史料的要求就十分高。理想的情況很少，時代越古越難。這時候下斷語寧愿保留得多一點，某種存疑、懸掛，都是必要的。要不得的，明明有與之相反的材料，因為不利于既定的立論，置之一邊，隱蔽起來。前輩說的辨?zhèn)巍�參證、比勘，既是史料功夫，也是史學的必備要素。杜氏這方面的毛病突出�，F(xiàn)在已經有網友對杜氏作品里的這類問題在作清理，題名為《杜車別明朝滅亡原因硬傷舉證》。

　　我在讀網上明清史爭論時，神經最受刺激，心里很不好受的，就是1949年以來，發(fā)展到“文革”登峰造極的，那種兩分對立、非此即彼、黑白分明絕對化的思維方式，不知什么緣故，不僅沒有斷根，而且劣根基因的遺傳能力特強。上面說的史料處理態(tài)度，從深處說，不純粹是史料問題，更多地反映一種思維習慣。為了證明自己正確，喜歡把事情說得絕對劃一，粗暴排斥可能有的任何不同方向的判斷，不承認有交叉、重疊、滲透與互動的復雜情景，也缺乏尊重前人成果的敬畏心，缺乏異中求同的那種學術智慧追求。說實話，要想尋找一種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或者想尋找到維護它合理性的理由，材料有的是，用舉例的方法最輕便，但也最靠不住。為什么不可以試著轉換幾種角度，多搜索尋找一些材料，看看這種制度的存在遇到的難題、內在的陷阱以及產生的各種不同后果呢？把多方面的材料綜合成一種能呈現(xiàn)復雜性的情景，不是比單一的情景，更接近一些歷史生活的真實？

　　讀網文的收獲，就是能夠比較直接地感受到，這些歷史爭論有些怪異，也不無偏激，但其背后都不同程度地反映著當下人看歷史和看現(xiàn)實互動的思索方式。

　　現(xiàn)在回過頭來，看一下杜氏在經過一系列激辯之后，要我們接受的“思想”是什么。杜文第四章的標題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變遷和宋朝明朝的滅亡”。他從追溯漢唐政治制度開始，特別垂青于宋代政治制度的變遷，最后對宋明政治制度以及滅亡原因作了比較。支持他的核心論點來自于錢穆：“唐、宋、明三代的政治實權，實際都已操在平民社會知識分子手里�！卞X氏指的是科舉制的影響。這里說明立論不嚴謹，副作用很大，名家也在所難免。杜氏認為錢穆的說法對唐朝不成立，對宋朝和明朝是成立的。但宋朝和明朝又不同。為了節(jié)省時間，我只能節(jié)略去他許多具體的論證，展示一些關鍵性的話語。他說：宋明兩代在都是平民社會知識分子操縱實際政權的情況下，采取兩種不同的應對方式，兩種不同的制度慣性。在宋代，皇帝通過對文官的優(yōu)厚待遇，和文官集團達成默契、結成聯(lián)盟，通過他們來實現(xiàn)對社會的管理和控制。而到了明代，文官集團的情況變了，再怎么為皇帝出力，又能得到什么好處呢？俸祿是很低的，權勢是有限的，為皇帝辦事再忠心，如果有了過錯，動輒被彈劾甚至受到嚴厲懲罰。好處沒有，壞處一大堆，既得罪了有些以君子自命的官員，更得罪了自己原先所屬的利益集團。所以說到了明代，不僅那些所謂的君子是地方上以及私人工商業(yè)的利益代言人，即便是那些所謂的小人，實際上充當的也是私人工商業(yè)集團的利益代言人。我們看到在萬歷時期反對礦稅的，不僅是東林黨那些所謂的君子，也同樣包括浙黨這類的所謂小人黨派（這里反映學界以黨派分君子小人有問題，導致杜氏產生誤判）。有了這些論據，杜氏的超級思維就開始越走越遠。他說：由此可見，唯一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fā)考慮問題的只有皇帝，而皇帝在文官集團內找不到自己真正的同盟者。因此，與許多人所說的相反，錦衣衛(wèi)和東廠的設立不但不是皇權高度膨脹，專制進一步發(fā)展的結果。恰恰相反，這是皇權被極度削弱，削弱到接近極限后產生的一種結果。也可以說是皇權被打壓到極點之后的一次觸底反彈，一次回光返照。

　　以下的議論就更宏觀了，而且看得出明顯是受到沃勒斯坦《世界體系》一書的影響，許多特殊用詞都是從那里搬來的。杜氏說：這種政治制度上的超前發(fā)展，即平民知識分子的過早控制政權，在明代造成的后果就是資本主義萌芽的過度發(fā)展，或者說資本主義發(fā)展過程中遇到的阻力太小。由于科舉制度的實施，大量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言人可以直接通過科舉進入政府做官，掌握控制基層乃至中央的行政權力。后果就是到了明朝，資產階級沒有經過什么斗爭，沒有付出任何代價，就直接操縱控制了政權，就直接讓政權來為他們服務。這和西方的資產階級還需要經過流血斗爭，經過革命才能取得政權是完全兩樣的。

　　西方的資產階級由于是經過艱辛的努力，沖破重重的阻礙，才最終掌握政權，所以他們即便掌握了政權，仍舊明白維持國家對社會經濟的必要控制是不可缺少，大量征收商業(yè)稅來維持國家的正常運轉，來保持強大國力也是不可缺少的。同時他們也在沖破阻礙，與反對他們的勢力搏斗的過程中鍛煉了自己強大的政治組織能力，培養(yǎng)了自己對軍隊的組織控制能力。所以在推翻君主專制之后，他們依然有強大的力量能對抗外來的侵略與干涉。明朝則不同，資產階級就如同被慣壞了的孩子，他們只想著政權來為他們服務，為他們效勞，而不希望這個政權再從他們身上收取任何更多的東西。他們整個階層就如同一個精明的商人一樣，既然已經用最小的成本就獲得了最大的收益，那么還有什么必要再去增加成本來為支持這個政權多出一份力氣呢？于是這樣的情況下，任何國家加強對私人經濟活動控制的政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任何國家試圖增加工商業(yè)稅收的行為，都必然遭到他們在朝廷的利益代言人堅決一致的抵制排斥，而且這樣的抵制活動，幾乎無一例外的獲得了成功，而且這樣的成功進一步讓他們相信自己的正確性。“不與民爭利，藏富于民”幾乎成了他們無往而不勝的理論法寶，“農本商末”在他們那里的意思僅僅是你國家要打就只能打農業(yè)的主意，你要增加農業(yè)賦稅，可以商量，你如果想要增加工商業(yè)稅收，那就休想！“不言利，只言義”，那都是對國家政府，對皇帝說的話，意思是你政府，你皇帝只要說說義就可以了，來說利就不好，就不光彩！而他們自己何嘗不言利？簡直就是對利言到了錙銖必較的程度，國家要想增加一丁點的商業(yè)稅收都好似老虎拔牙一般困難。類似漢武帝時期那種加強對私人經濟管制，對偷稅漏稅行為嚴厲打擊的政策，在明朝，那是休想得以成功實施的，連做夢都不要想。這樣，一旦因為某些意外變故，舊有的政府結構崩潰瓦解，他們就像失去了保護的孩子一樣，完全手足無措，根本無力自己去進行政治動員組織社會，更談不上組織軍隊。在外來侵略勢力面前，脆弱得不堪一擊，只能剩下聽天由命，任其宰割的份兒了。

　　與沃勒斯坦一樣，杜氏也深深痛恨資產階級。但沃勒斯坦恐怕不會想到，他的中國信徒卻回過頭去尋找皇帝的支持，退回到“前現(xiàn)代”，而不是走向“后現(xiàn)代”，還嫌明朝的“前現(xiàn)代”統(tǒng)治不夠強烈“威權”，這不值得深思嗎？杜氏在編織這個高論的時候，充分利用了我們對明代“現(xiàn)代性”的研究成果（對此，我一直有強烈的保留），也利用了批判“前現(xiàn)代”的成果，這種引申固然非這些學者的原意，但也反證了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有許多可以反省的地方。對此，我不能展開討論了。

　　最后，回到我前面暫時懸掛著的另一點感想，或許是我今天最想說的話。讀網文的收獲，就是能夠比較直接地感受到，這些歷史爭論有些怪異，也不無偏激，但其背后都不同程度地反映著當下人看歷史和看現(xiàn)實互動的思索方式。像杜氏那樣正面提出的以及旁涉、引申出來的許多問題，很像是一面鏡子，可以照出我們這個時代青年人對歷史的關切，其實更多的是對自身命運的高度關切；
更是反映了在不充分透明的思想文化教育環(huán)境下，青年一代思想取向彷徨不定的窘態(tài)。

　　說實說，我對像杜車別那樣的青年人，不僅沒有反感，還有點喜歡。有思考總比不思考的好。但我也不會諱言自己的看法：我相信杜氏不是出于政治的功利，他的思考是認真的，對自己的見解是真誠的。那么，他的致命弱點在哪里？社會閱歷太少。他沒有真正嘗過在皇帝淫威下過生活的味道，對皇帝存抱太多幻想，太多曲諒。再說社會這樣的大字眼，政治這個人類才有的怪物，個人沒有足夠的閱歷，真的不容易看懂、看明白。憑良心說，我們在這方面吃的虧還嫌少嗎？用僅有的一點當下個人感受去論證歷史，不簡單化，才是怪事。進一步說，直接的社會閱歷對一個有限的人生來說，都是不夠的。那只能靠吸取前人的知識來彌補，其中讀歷史是一種極好的途徑。如果以這樣的態(tài)度讀歷史，一定要避免急于從歷史中去找自己需要的答案，而是要讓歷史來滋補我們經歷不足的社會經驗。所以我一再要求研究生直接讀第一手史料，要直接進入歷史情景，不厭其多，就怕必讀之書沒有讀夠。歷史上人與事的經驗，一個人的經驗，更多人的經驗，各種不同人等的經驗，各種不同處境下的經驗，如果我們能夠較充分地聽到他們直接的心聲，看到他們真實的想法，把這些情景盡可能多地匯集起來，再分析比較，條分縷析，或許我們能夠對什么叫做社會、什么叫做政治，會有更復雜、更豐富的體認。

　　（原文為2007年4月7日上海研究生學術論壇的演講，后載于《解放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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