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和《金瓶梅》是明代小說中最為出色的四部作品，這四部被稱為“四大奇書”的作品現(xiàn)在已公認為中國文學史上之經典。通俗小說何以在中國古代能成為經典？實與晚明以來小說評價體系的轉化和文人批評家對小說文本的精細修改密切相關，有一個明顯的“經典化”過程。

　　在文學領域，“經典”一詞主要表現(xiàn)為作品在接受空間上的“廣泛性”和傳播時間上的“持續(xù)性”。明代小說無疑以《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和《金瓶梅》四部作品最為出色。晚明以來，這四部作品被稱之為“四大奇書”，成為明代小說之經典，在中國小說史上影響深遠。然而“四大奇書”能夠成為明代小說乃至中國文學史上的經典，實與明代小說評價體系的轉化和文人批評家對小說文本的精細修改密切相關，它的“經典化”過程大致經歷了兩個層面的鼓吹和改造。

　　一、評價體系的轉化與小說經典之生成

　　在中國古代，以“小道可觀”看待小說由來已久，“小道”指稱小說的非正統(tǒng)性，“可觀”則有限度地承認小說的價值功能，可謂一語而成定評，深深制約了小說發(fā)展進程與價值定位，中國古代小說始終處于一個尷尬位置和可憐地位正與此相關。這一評判小說文體的基本術語經數(shù)千年而不變，可以看成是中國古代小說評價體系中的核心內涵。至明代，小說創(chuàng)作與傳播空前風行，“小道可觀”這一核心內涵雖然沒能徹底改變，但具體到對于《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和《金瓶梅》的評判，評價體系已開始有所轉化，這一轉化直接促成了明代小說經典之生成。

　　明中后期以來，隨著通俗小說的盛行，文人士大夫對通俗小說加以評判，他們閱讀、鑒賞、遴選，并將通俗小說置于中國文學史的發(fā)展長河中予以考察，而在這種考察中，《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和《金瓶梅》脫穎而出，成了文學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也為后世小說的發(fā)展提供了范本。且看史料：

　　周暉《金陵瑣事》卷一記載李贄“好為奇論”，稱漢以來“宇宙間有五大部文章”，漢是《史記》、唐是杜甫集、宋是蘇東坡集、元是施耐庵《水滸傳》、明是在當時享有盛名的“前七子”之首的李夢陽集。李卓吾將《水滸傳》與《史記》、杜甫集等并稱，實則改變了以往以雅俗文體的傳統(tǒng)界定，將《水滸傳》與所謂的雅文學一視同仁。

　　“公安派”領袖袁中郎有一部書叫《觴政》，書中謂詩酒風流的文人雅士必讀三類書方能稱得上“飲徒”：一類是《酒經》《酒譜》《醉鄉(xiāng)日月》等，稱之為“內典”；
一類是《莊子》《離騷》、陶淵明、李白、杜甫等詩歌，稱之為“外典”；
還有一類就是柳永、辛棄疾的詞、《西廂記》《琵琶記》等戲曲和《水滸傳》《金瓶梅》等小說，稱之為“逸典”；
且認為是否熟讀“逸典”是區(qū)分詩酒風流的文人雅士與酒肉之徒的重要標準。

　　金圣嘆亦然，他擇取歷史上各體文學之精粹，名為“六才子書”，即《莊子》、《離騷》、《史記》、《杜詩》、《水滸》、《西廂》�！傲�才子書”在晚明以后影響深遠。

　　在上述評價中，所謂托體卑微的通俗小說贏得了與《莊子》、《離騷》、《史記》、李杜詩等作品同等的待遇和評價，這是通俗小說評價體系的一次新轉化。在此，文體的界線已不復存在，唯有思想與藝術品位的高下成為他們品評文學作品的標準。這一轉化是通俗小說得以發(fā)展的重要契機，也是“四大奇書”成為明代文學經典的一個重要因素。

　　從小說史角度看，這一評價體系的轉化至少是在三個方面為上述四部作品成為小說之經典在觀念上奠定了基礎：

　　一是強化了作為經典小說的作家獨創(chuàng)性。明中后期持續(xù)刊行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和《金瓶梅》確實是中國小說發(fā)展中的奇觀。在人們看來，這些作品雖然托體于卑微的小說文體，但從思想的超拔和藝術的成熟而言，他們都傾向于認為這是文人的獨創(chuàng)之作。施耐庵、羅貫中為《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的作者已是明中后期文人的共識。《金瓶梅》署為不知何人的“蘭陵笑笑生”，但這部被文人評為“極佳”的作品人們大多傾向于認為出自于文人之手。而金圣嘆將施耐庵評為才子，與屈原、莊子、司馬遷、杜甫等并稱也是強化了作品的作家獨創(chuàng)意識。強化作家獨創(chuàng)實際上是承認文人對這種卑微文體的介入，而文人的介入正是通俗小說走向經典的一個重要內涵。

　　二是強化了作為經典小說的情感寄寓性。如李卓吾《忠義水滸傳敘》即以司馬遷“發(fā)憤著書”說為基礎，評價《水滸傳》為“發(fā)憤”之作。吳從龍《小窗自紀》卷一《雜著》評“《西游記》，一部定性書，《水滸傳》，一部定情書，勘透方有分曉”亦旨在強化作品的情感寄寓意識。謝肇淛《五雜俎》卷十五《事部》評《西游記》“非浪作也”。而在推測《金瓶梅》之創(chuàng)作主旨時，明人一般認為作品是別有寄托、筆含譏刺的。

　　三是強化了作為經典小說的文學性。如金圣嘆將作家之“才”分解為“材”與“裁”兩端，用意不言自明，他所強化的正是作為一個通俗小說家所必備的情感素質和表現(xiàn)才能。他進而分析了真正的“才子”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表現(xiàn)：“若莊周、屈平、馬遷、杜甫以及施耐庵、董解元之書，是皆所謂心絕氣盡，面猶死人，然后其才前后繚繞，得成一書者也�！苯鹗�嘆將施耐庵列為“才子”，實則肯定了《水滸傳》也是作家嘔心瀝血之作，進而肯定了通俗小說創(chuàng)作是一種可以藏之名山的文學事業(yè)。

　　可見，以“奇書”和“才子書”為代表的思想觀念促成了對于通俗小說評價體系的轉化，揭示了“四大奇書”成為小說經典的主要內涵，而總其要者，一在于思想的“突異”，一關乎作家的“才情”，而思想超拔，才情迸發(fā)，正是通俗小說能夠成為經典的重要前提。

　　二、文人的改訂與小說品位的提升

　　明中葉以來的文人士大夫對“四大奇書”的關注，還落實到具體的操作層面，即對于“四大奇書”的文本改訂和修正，這也是“四大奇書”成為小說經典的重要因素。

　　在“四大奇書”的傳播史上，對于小說文本的修訂已成傳統(tǒng)。如《三國演義》，刊行《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書坊主周曰校就“購求古本，敦請名士，按鑒參考，再三讎校�！彪m著重于文字考訂，但畢竟已表現(xiàn)出了對文本的修訂。毛氏父子評點《三國志通俗演義》則有感于作品“被村學究改壞”，故假托“悉依古本”對“俗本”進行校正刪改。在毛氏父子看來，“俗本”在文字、情節(jié)、回目、詩詞等方面均有不少問題，故其“悉依古本改正”。毛氏的所謂“古本”其實是偽托，其刪改純然是其獨立的改寫，有較高文本價值，體現(xiàn)了他們的思想情感和藝術趣味。而《水滸傳》從余象斗《水滸志傳評林》開始就明確表現(xiàn)了對小說文本內容的修訂，尤其是“容與堂本”《水滸傳》，在對文本作賞評的同時，對作品情節(jié)作了較多改定，但在正文中不直接刪去，而是標出刪節(jié)符號，再加上適當評語。金圣嘆對《水滸傳》的全面修訂使作品在藝術上更進一層，在思想上也體現(xiàn)了獨特內涵。就小說文本而言，一般認為刊于明崇禎年間的《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對《金瓶梅詞話》作了較為全面的修改和刪削，與《詞話》本相比，此書更符合小說的體裁特性，從而成了后世的通行文本，張竹坡評本即由此而出。在《西游記》的傳播史上，《西游證道書》的首要價值即表現(xiàn)在對小說文本的增刪改訂上，如情節(jié)疏漏的修補、詩詞的改訂和刪削、敘述的局部清理等都表現(xiàn)了對小說文本的修正，尤其是合并明刊本第九、十、十一回為第十、十一兩回，增補玄奘出身一節(jié)為第九回，從而成為《西游記》之最后定本，更在《西游記》傳播史上有重要地位。

　　總之，明末清初對“四大奇書”的修訂體現(xiàn)了文人對小說文本的“介入”，并在對文本的修訂中突出地表現(xiàn)了修訂者自身的思想、意趣和個性風貌。綜合起來，這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

　　首先是對小說作品的表現(xiàn)內容作了具有強烈文人主體特性的修正。這突出地表現(xiàn)在金圣嘆對《水滸傳》的改定和毛氏父子對《三國演義》的評改之中。

　　金圣嘆批改《水滸傳》體現(xiàn)了三層情感內涵：一是憂天下紛亂、揭竿斬木者此起彼伏的現(xiàn)實情結；
二是辨明作品中人物忠奸的政治分析；
三是區(qū)分人物真假性情的道德判斷。由此，他腰斬《水滸》，并妄撰盧俊義“驚惡夢”一節(jié)，以表現(xiàn)其對現(xiàn)實的憂慮；
突出亂自上作，指斥奸臣貪虐、禍國殃民的罪惡；
又“獨惡宋江”，突出其虛偽不實，并以李逵等為“天人”。這三者明顯地構成了金氏批改《水滸》的主體特性，并在眾多的《水滸》刊本中獨樹一幟，表現(xiàn)出了獨特的思想與藝術個性。毛氏批改《三國演義》最為明顯的特性是進一步強化“擁劉反曹”的正統(tǒng)觀念，本著這種觀念，毛氏對《三國演義》作了較多的增刪，從情節(jié)的設置、史料的運用、人物的塑造乃至個別用詞（如原作稱曹操為“曹公”處即大多改去），毛氏都循著這一觀念和精神加以改造。對于這一問題，學界長期以來頗多爭執(zhí)，或從毛氏維護清王朝正統(tǒng)地位的角度指責其表現(xiàn)出的思想傾向，或從“華夷之別”的角度認為其乃為南明爭正統(tǒng)地位，所說角度不一，但均以為毛氏批本有著明確的政治傾向和民族意識。這兩種觀點都過于強化了政治色彩，其實，毛批本中的政治傾向固然十分明顯，但也不必過多地從明清易代角度立論，其“擁劉反曹”的正統(tǒng)觀念實際體現(xiàn)的還是傳統(tǒng)的儒家思想，更表現(xiàn)出了作者對于一種理想政治和政治人物理想人格的認同，即贊美以劉備為代表的仁愛和批判以曹操為典型的殘暴，故其評改體現(xiàn)了政治與人格的雙重標準。從而使毛本《三國》成了《三國演義》文本中最重正統(tǒng)、最富文人色彩的版本。

　　其次是對小說文本的形式體制作了整體的加工和清理，使“四大奇書”在藝術形式上趨于固定和完善。

　　古代通俗小說源于宋元話本，因此在從話本到小說讀本的進化中，其形式體制必定要經由一個逐漸變化的過程，“四大奇書”也不例外。明末清初的文人選取在通俗小說發(fā)展中具有典范意義的“四大奇書”為對象，因此他們對作品形式的修訂在某種程度上即可視為完善和固定了通俗小說的形式體制，并對后世的小說創(chuàng)作起了示范作用。如崇禎本《金瓶梅》刪去了“詞話本”中的大量詞曲，使帶有明顯“說話”性質的《金瓶梅》由“說唱本”演為“說散本”。再如《西游證道書》對百回本《西游記》中人物“自報家門式”的大量詩句也作了刪改，從而使作品從話本的形式漸變?yōu)樽x本的格局。對回目的修訂也是此時期小說評改的一個重要方面，如毛氏批本《三國演義》“悉體作者之意而聯(lián)貫之，每回必以二語對偶為題，務取精工。”回目對句，語言求精，富于文采，成章回小說之一大特色，而至《紅樓夢》達巔峰狀態(tài)。

　　第三是對小說文本在藝術上作了較多的增飾和加工，使小說文本愈益精致。這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補正小說情節(jié)之疏漏，通俗小說由于其民間性的特色，情節(jié)之疏漏可謂比比皆是，人們基于對作品的仔細批讀，將其一一指出，并逐一補正。二是對小說情節(jié)框架的整體調整，如金圣嘆腰斬《水滸》而保留其精華部分，雖有思想觀念的制約，但也包含藝術上的考慮；
再如崇禎本《金瓶梅》將原本首回“景陽崗武松打虎”改為“西門卿熱結十兄弟”，讓主人公提早出場，從而使情節(jié)相對地比較緊湊。又如《西游證道書》補寫唐僧出身一節(jié)而成《西游記》足本等，都對小說文本在整體上有所增飾和調整。三是對人物形象和語言藝術的加工，此種例證俯拾皆是，此不贅述。

　　三、關于文人改訂的評價

　　“四大奇書”在其自身的傳播過程中獲得文人的廣泛修訂，確乎是推動了“四大奇書”向“經典”的演化進程。這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頗為獨特的現(xiàn)象，因為文本一經獨立問世，世人本無對其加以修飾增訂的職能，然而，這一現(xiàn)象在中國古代小說史上的出現(xiàn)卻有其特殊的原因。在中國古代文學發(fā)展史上，通俗小說歷來是一種地位卑下的文體，雖然數(shù)百年間其創(chuàng)作極為繁盛且影響深遠，但這一文體始終處在中國古代各體文學之邊緣。通俗小說的流傳基本是民間性的，其創(chuàng)作隊伍也是下層性的。流傳的民間性使得通俗小說在刊刻過程中被人增飾修訂成為可能，而創(chuàng)作者地位的下層性又使這種行為趨于公開和近乎合法。古代通俗小說有大量的創(chuàng)作者湮沒無聞，而其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成了書坊能任意翻刻和更改的對象。“四大奇書”亦然�？梢哉f，這是通俗小說在其外部社會文化環(huán)境影響下所形成的一種并不正常的現(xiàn)象。同時，“四大奇書”得以廣泛修訂與其編創(chuàng)方式也有關系，中國古代通俗小說在其發(fā)展進程中體現(xiàn)了一條由“世代累積型”向“個人獨創(chuàng)型”發(fā)展的演化軌跡。而所謂“世代累積型”的編創(chuàng)方式是指有很大一部分通俗小說的創(chuàng)作在故事題材和藝術形式兩方面都體現(xiàn)了一個不斷累積、逐步完善的過程，因此這種小說文本并非是一次成型、獨立完成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明清通俗小說發(fā)展史上，這種編創(chuàng)方式曾是有明一代最為主要的創(chuàng)作方式，進入清代以后，通俗小說的編創(chuàng)方式雖然逐步向“個人獨創(chuàng)型”發(fā)展，但前者仍未斷絕�！八拇笃鏁�”的編創(chuàng)方式也包含了濃重的“累積型”特色。這種在民間流傳基礎上逐步成書的編創(chuàng)方式使得小說文本往往處于“流動”狀態(tài)，正因為是在“流動”中逐步成書的，其成書也并非最終定型，仍為后代的增訂留有較多余地；
同時，正因其始終處于“流動”狀態(tài)，人們作出新的增訂就較少觀念障礙。在“四大奇書”的傳播修訂過程中，雖然人們常常以得“古本”而為其增飾作遮眼，但這種狡獪其實是盡人皆知的，修訂者對此其實也并不太為在意。“四大奇書”在傳播刊刻過程中得到了廣泛增飾修訂，人們也常把這種增飾修訂視為一次藝術再創(chuàng)造活動。金圣嘆就明確宣稱：“圣嘆批《西廂》是圣嘆文字，不是《西廂記》文字�！彼�批《水滸》雖無類似宣言，然旨趣卻是同一的。他腰斬、改編《水滸》并使之自成面目，正強烈地體現(xiàn)了這種精神。

　　怎樣看待這一現(xiàn)象？我們要將其放在中國小說歷史的發(fā)展長河中加以考察，而從歷史發(fā)展角度看，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文人批評家對“四大奇書”的修訂加快了通俗小說的“文人化”進程，而通俗小說的“文人化”是中國古代小說得以發(fā)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綜觀通俗小說的發(fā)展歷史，其文人化進程還是有跡可尋的，尤其是它的兩端：元末明初的《三國演義》《水滸傳》和清康乾時期的《紅樓夢》《儒林外史》，通俗小說的文人化可說是有一個良好的開端和完滿的收束，但在這兩端之間，通俗小說的文人化卻經歷了一段漫長且緩慢的進程。明代嘉靖以后，隨著《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的刊行，通俗小說的創(chuàng)作在明中后期形成了一股熱潮，然而《三國演義》和《水滸傳》所引發(fā)的這一股創(chuàng)作熱潮并未完全循著這兩部作品所體現(xiàn)的“文人化”的創(chuàng)作路向發(fā)展，相反，倒是激起了一股“通俗”的小說創(chuàng)作熱潮，無論是歷史演義還是英雄傳奇，也無論是神魔小說還是初起的言情小說，世俗性、民間性都是其共同的追求。因此，通俗小說真正的“文人化”進程是從晚明開始的，而且不直接來自創(chuàng)作者，而更主要的緣于文人批評者，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認為，影響通俗小說發(fā)展進程的除了小說家自身外，文人批評家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充當著一個重要角色，他們與小說作家一起共同完成了通俗小說藝術審美特性的轉型。在文人批評家的參與下，通俗小說通過批評家的改編和批評，其思想和藝術價值均有了明顯的提高，在此，自李卓吾以來的文人小說評點家如金圣嘆、黃周星、毛氏父子等對小說的評改提高了通俗小說的歷史地位，也使通俗小說提高了文人化的程度。明代“四大奇書”即最后定于文人評點家之手，而成了古代小說的范本，對小說的發(fā)展起到了積極作用，使得長期缺乏高品位文人參與的中國通俗小說終于在清代中葉迎來文人化的高潮，這就是《紅樓夢》和《儒林外史》的出現(xiàn)，至此，小說的文人化才最終成型。

　　綜上所述，“四大奇書”成為明代小說的經典，與多方面因素有關，文人以新的視角和評價體系觀照“四大奇書”是這四部作品成為中國文學史上之經典作品的外部條件，這種突破文體的限制、超越通俗小說文體卑下的觀念無疑是“四大奇書”乃至通俗小說作品能成為文學經典的必不可少的因素；
而文人對“四大奇書”的廣泛增飾修訂又使這四部作品在文本內涵上逐步趨于完善，其思想性、藝術性的提升是“四大奇書”成為文學經典的內在條件。就整體而言，對“四大奇書”評價體系的轉化和文本的增飾修訂體現(xiàn)了一條將通俗小說逐步推向“文人化”的道路，這一“文人化”進程實際上是中國通俗小說發(fā)展史上的一大轉折，而在這一過程中，“四大奇書”有著特殊意義，這是一組具有典范性的小說作品，在小說史上影響深遠。

　　譚帆，文學博士，1959年出生，江蘇常熟人。現(xiàn)為華東師范大學終身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文系副主任，語文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教授、中國俗文學學會副會長。多次獲得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學術成果獎，入選“教育部優(yōu)秀人才支持計劃”。先后出版《中國古典戲劇理論史》、《金圣嘆與中國戲曲批評》、《傳統(tǒng)文藝思想的現(xiàn)代闡釋》、《優(yōu)伶史》、《中國小說評點研究》、《優(yōu)伶:舞臺前后的悲歡》、《中國古典文學選注評文庫·元散曲卷》等著作。歷年來在《中國社會科學》《文學評論》《文學遺產》《文藝研究》等刊物發(fā)表學術論文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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