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祭孔”的鬧劇愈演愈烈，對此非議的聲音也不小，產生爭議的原因，本人以為是由于人們對什么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及傳統(tǒng)文化對中國的歷史演變和人的思想意識的深刻影響在認識上存在著巨大分歧，這些問題也時常困擾著我，于是便拿起讀了幾個月仍未讀完的黎鳴先生的《中國人為什么‘愚蠢’》，繼續(xù)細細研讀，發(fā)現里面闡述的觀點竟精辟地回答了許多自己苦思不得其解的問題，其中之一就是：究竟什么是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黎鳴先生給出的答案是：“無學”就是它的傳統(tǒng)。

　　請看：我們的小學、中學、大學的教材中，可稱作“學”的知識究竟有多少是由我們中國人自己發(fā)現、發(fā)明和創(chuàng)造的？除了中國語文、中醫(yī)中藥、中國戲劇、書、畫等極少量難以稱作“學”而只能稱作“術”的之外，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是西方的“舶來品”。在天（文）、地（質、理）、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理）、心（理）、哲（學）、社會科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法學、倫理學、新聞學……）等等之中，我們這些自以為聰明的中國人，具有五千年悠久歷史傳統(tǒng)且擁有世界上最多人口比例的中國人，究竟創(chuàng)造了其中的哪一門、哪一科呢？

　　原來，我們對人類文明所作的貢獻原來如此的微不足道，思之令人汗顏。其實，我也不想承認這是事實，但這個判斷竟然如此難以被自己推翻，原因在于黎明先生用思維嚴密的分析告訴我，這不是異想天開，而是事實。

　　有人會馬上反駁這個觀點，誰說我們沒有“學”？我們有四大發(fā)明！的確，四大發(fā)明是偉大的，它們是古代先人在直接與自然接觸的生命體驗中發(fā)現和發(fā)明的的技術，所以它們只能稱之為“術”，而難稱之為“學”，即沒有變成抽象的理論思維，變成闡明事物規(guī)律的學說。例如四大發(fā)明中的火藥，其物質組成成分（元素）是什么？其化學性質是什么？其發(fā)生爆炸的原理是什么？又如四大發(fā)明中的指南針，為什么它會永遠指向南方（或北方），磁性究竟是什么？這一切，我們中國人是不會去探求答案的，全都要等待后來的西方人去進行抽象的理論思維才最后獲得認識。我們在“術”的水平上就此止步不前，各門類都是一樣。

　　縱觀古今，我們有天文觀測，但無天文學；
有地理勘察（如徐霞客游記等），但無地質學、地理學；
有植物栽培、運用，但無植物學；
有動物馴養(yǎng)、利用，但無動物學（今天的動、植物分類，我們沿用的方法仍是西方人發(fā)明的門、綱、目、屬、種等系統(tǒng)分類方法）；
有具體的數字計算，但無抽象的數學；
有四大發(fā)明，但無物理學、化學；
有橋梁房屋建筑，但無建筑（材料、工程、結構）力學，甚至有語言、文字、繪畫、音樂，卻無成系統(tǒng)的語言學、語法學、修辭學（許慎的《說文解字》是一部字典，《馬氏文通》是后來學習西方語法學之后的產物，六書法則并未形成嚴格的原理）、美術學（中國繪畫無透視學、無色彩學等）、音樂學（雖然中國明代朱載堉最早發(fā)現了十二平均律，但并沒有使之成為和聲學、音律學等）。

　　還有很多理由可以作為反駁這一觀點的“炮彈”：我們有二十五史，有“十通”，有四庫全書！也很對，歷代士大夫文人是留下了成千萬，甚至成億萬字的文獻，其中最著名的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史、資治通鑒、永樂大典、四庫全書等等，稱得上是“浩如煙海”了�？上У氖�，這大量的文獻，若用現代人理性知識的天平來稱量一下，在現代科學知識寶庫中卻值不了幾分斤兩。那里面知識含量很少，更多的是歷史情景的記述。這些東西的不間斷的克隆，形成了中國文明史上的副產品——巨量的文字垃圾，嚴重地堵塞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智慧之路。

　　學科意義上的“學”，關鍵在于具有高度抽象的理論，該理論既可以解釋事物已有的現象，又可以抽象地描述現象發(fā)生的規(guī)律，從而不僅可以具體解釋事物當下實際的運行，還可以進一步預言事物未來的狀態(tài)和變化，并在進一步的實踐中獲得驗證，或證實，或證偽。建立一個理論的前提，是必須掌握最基本的邏輯思維規(guī)律。兩千多年來，中國人所接受的教育，只有四書五經的灌輸，從來不知邏輯為何物，士大夫文人尚且如此，更不要說大字不識的老百姓。

　　在中國，普通勞動者與文人幾乎是絕對割裂的。直接從事生產勞動的人幾乎全都不能識文斷字，而能識文斷字的文人卻又基本不與自然物打交道。這等于說，中國人自古以來腦與手是完全割裂的，這就導致了“術”與“學”的割裂。一是不懂邏輯思維，二是思維與實踐的分割，這就造成了中國人所謂的讀書、“做學問”，基本上就是搖頭晃腦的死記硬背，談不上什么理解、推理、闡釋，更不要說進一步的抽象思維的建構和理論創(chuàng)造創(chuàng)造了。即使不考慮政治經濟制度等因素，就已經非常嚴重地阻礙中國人智力的發(fā)展了。中國怎么可能“有學”？

　　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許多現代中國的文人、學者們仍舊感覺不到自己的無知，為什么無知以及應該怎么克服自己的無知。21世紀的今天，中國也只能跟在西方學術發(fā)展的后面亦步亦趨地爬行，而那個光輝燦爛的傳統(tǒng)文化一點都幫不上忙。西方有的，我們才能有，西方沒有的，我們也不會有。在相當多的領域，中國的學者常感覺自己像是患了“失語癥”，不知道說什么才好。對一些重大學術研究問題，我們經常連嘴也插不上。在向國際社會提交的論文，我們甚至還不如印度多。那個我們恨不得啖其肉飲其血的日本人竟然膽敢說什么“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卻在日本”。所有學術語言（除了中醫(yī)學的陰陽五行理論）幾乎都是從西方引進的，與本國本土文化傳統(tǒng)竟然絲毫無關。如黎鳴先生所說：“嘴是中國人自己的，但說話的內容卻是經過西方人思考或咀嚼過的；
紙張、書籍、媒體是本國的（但制造紙張、書籍、媒體的機器也可能是西方的），然而其中所宣講的道理、規(guī)范、規(guī)則、規(guī)律等等卻是西方人發(fā)現、發(fā)明和創(chuàng)造的。”

　　黑格爾說中國“無哲學”，不幸被他說中了，中國的確沒有哲學，不但沒有哲學，幾乎什么學也沒有，現在的“學科”，都是照搬人家的，不是我們自己的。中國人不知二元論對稱邏輯為何物，不曾認真探討過思維本身的規(guī)律，唯一的思維方法是“直覺的獨斷和獨斷的直覺”。除了產生形形色色的“意見”、“建議”、“對策”之外，不可能有擴張的、綿延的推理，更不可能有抽象的理論創(chuàng)造和建構，并且還繼續(xù)把自己的“無學”一代一代地傳習給后人。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200年這一千年，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稱其為全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在這段時間里，幾乎同時，在東西方涌現出了一批杰出的被稱作先知、哲人、圣人的偉大的人類思想家，例如希伯來的以利亞、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中國的老子、孔子、墨子、印度的佛陀等。在中國的3000多年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中，只有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短短五百年，才是中國唯一具有自由的私學和私議的時代。這個“禮崩樂壞”、“列國混戰(zhàn)”的亂世，卻給中國的先人帶來了一個最具有文化創(chuàng)造性的時間和空間，由此，它才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具有文化獨創(chuàng)性的時代，導致中國歷史上唯一一次“百家爭鳴”的出現，并從此為中國的文化定了“基調”。一直到今天，中國人的思維意識仍然深深地鐫刻著這個時代的烙印。

　　雖然中國曾經有“諸子百家”，但真正深刻地影響到中國歷史和中國人本身的，其實只有三家：儒、法、道。盡管在先秦時代，楊、墨亦曾為“顯學”，但在后來的歷史中，它們實際上退出了歷史舞臺，甚至永遠地喪失了其存在的價值，而被中國后人所遺忘，談不上繼承的問題。東漢之后，又增加了釋家（佛家）。所以，貫穿中國兩千多年漫長的歷史，真正構成了中國人可供選擇的思想成分的主要只有儒、法、道、釋四家。這“四家”，實際上是中國的專制統(tǒng)治者為中國人作出的選擇。四家中，最突出的自然是儒家，漢武帝的“獨尊儒術”確立了它不可動搖的地位，而隋唐之后興起的科舉制度，更使得儒家獲得了在中國歷代文人中進行壟斷性教育和傳播的專利，形成了以儒家思想為核心，以儒、法、道三家為三位一體的意識形態(tài)，并貫穿了中國歷史兩千多年，一直到清朝滅亡才從形式上終止的中國政統(tǒng)、學統(tǒng)的一以貫之的文化中軸。

　　在中國殘酷的文化專制的歷史環(huán)境中，為什么這四家能夠生存下來？其實首先不是它們的“學問”有多深，而是能夠得到歷代統(tǒng)治者的首肯。在兩千多年的中國專制社會中，眾所周知的一句名言是：“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其實更應該記住的還是下面一句話：“君要民愚，不能不愚”。歷代專制統(tǒng)治者要求“愚民”所必然造成的。歷代統(tǒng)治者選擇了主張愚民方面異曲同工“高“愚民”的儒、法、道、釋思想貫注歷代中國人（當然首先是中國文人）的頭腦，

　　我們中國人自稱有五千年古老傳統(tǒng)文明，卻竟然被說成是一個無“學”的文明，這樣說，是事實呢，還是“全盤否定”中國傳統(tǒng)文化呢？不同意此論者，盡可批判，我也希望這個觀點被“批倒批臭”，還咱博大精深的傳統(tǒng)文化一個“清白”。實際上，我們的文化的確是有其長處和在新世紀可以與世界主流文明融合的文化。我們自己的東西，承認不承認，它都是客觀存在，誰也否定不了，也沒有誰想全盤否定，就像我們的黃皮膚黑眼睛，我們只能以這個文化為基點找到我們自己和我們以后要走的路。但現在我們認真地反思、批判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弊端，正是為了正視它，找到它的缺陷，這個缺陷不正是導致我們今天在文化和制度上的迷茫嗎？只有這樣做了，才談得上后面的事：繼承和發(fā)揚光大。這么一個有著嚴重問題的文化，對它不進行深入的反思、批判，有可能繼承它嗎？在沒有對本民族文化進行認真清理和批判的情況下竟然就熱火朝天地搞什么“祭孔”活動，竟然政府也花著納稅人的錢積極參與，竟然還要求我們的子孫后代繼承這么一個未經今人鑒別篩選的文化，這樣做往輕里說是稀里糊涂，往重里說是造孽，還會是什么？

　　現在人們很難靜下心來認真聽聽別人在說什么，很容易就動怒，一動怒就罵人，這不能說是一種好的態(tài)度。還沒開始討論，連別人在說什么都還沒弄清楚就暴跳如雷，怎么可能理性地展開學術討論？連正常的爭論都難以進行還談什么在我們這一代繼承和發(fā)展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文化的最佳境界應該是，百川奔流，各顯風騷，不管你是文化自由派還是文化保守派，都能夠自由言說，自主選擇，所謂“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誓死捍衛(wèi)你的言論自由”不就是這個意思嗎？我們這一代承擔著促進民族文化恢復生機的重任，就現在這個心胸，這個現狀，可能嗎？

　　“在一只螃蟹看來，一個朝前走的人，要多蠢有多蠢。”這是利希騰博格說的。引用這句話，不是在諷刺誰，而是自省。

　　我們都應該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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