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世聯(lián)：徐向前：《歷史的回顧》
發(fā)布時間:2020-05-27 來源: 短文摘抄 點擊： 
高級領(lǐng)導人的回憶錄是革命史、黨史的一部分，它的寫作服從于黨在一定時期的自我塑造。1977年9月，為紀念毛澤東逝世一周年，《人民日報》發(fā)表徐向前元帥《永遠堅持黨指揮槍的原則》一文。文章重提延安時代以后對張國燾的三個主要指控：擅自決定紅四方面軍撤出鄂豫皖根據(jù)地；
長征時發(fā)過“以武力解決中央”的電報；
擅自命令四方面軍渡河西征。1982年8月14日，徐接受中央黨史研究室廖蓋隆等人的訪問，指出這三個指控與史實不符�！爱敃r有當時的框框，當時有中央文件，有‘西路軍事件’，有那樣的傳說�！薄艾F(xiàn)在沒有框框了，沖破了框框，就能得出正確的答案，提供正確的參考資料�！保紊w隆：1993）80年代中期框框仍然有，但確實“沖破”了許多。由于長征中四方面軍與毛澤東及中央紅軍的矛盾，四方面軍的歷史與徐本人的政治命運都受到約束，所以《歷史的回顧》一書不但思想較為解放，且有濃郁的個人感懷。
1、大別山的理論
“毛澤東軍事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jié)晶。比如“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的原則是朱德首先提出來的。游擊戰(zhàn)術(shù)的來源相當廣泛，其中甚至有土匪的功勞，正如蕭克說的：“連井岡山的山大王朱聾子的游擊戰(zhàn)術(shù)，我們也吸收其合理成分�！保ㄊ捒耍�1993：152）
在遠離井岡山與江西蘇區(qū)的鄂豫皖蘇區(qū)，徐向前與紅四方面軍也建立了一套與中央紅軍相通相近的軍隊建設理論。
第一，游擊戰(zhàn)術(shù)。1929年9月，徐任鄂豫邊特委委員和革委會軍委主席，負責軍事工作。他與戴克敏總結(jié)出了一系列“游擊戰(zhàn)術(shù)”：
�。ǎ保┘凶鲬�(zhàn)，分散游擊；
（２）紅軍作戰(zhàn)盡量號召群眾參加；
（３）敵情不明，不與作戰(zhàn)；
�。ǎ矗⿺尺M我退，敵退我進；
�。ǎ担⿲橙瞬扇∨苋Φ男问剑�
�。ǎ叮⿲h距離的敵人，先動員群眾擾亂敵人，再采取突擊的方式；
（７）敵人如有堅固防御工事，不與作戰(zhàn)。（徐向前，1987：86）
正如徐所說的：“這些東西，既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人們頭腦里固有的，是部隊和群眾實際斗爭經(jīng)驗的總結(jié)�！保ㄐ煜蚯埃�1987：86）朱毛、徐戴總結(jié)了這些東西，江西紅六軍軍長黃公略的《游擊戰(zhàn)術(shù)》、鄂豫皖曾中生的《與川軍作戰(zhàn)要領(lǐng)》、《游擊戰(zhàn)爭要訣》、《與“剿赤軍”作戰(zhàn)要訣》等也總結(jié)了這些東西。
第二，政治領(lǐng)導。一般強調(diào)這毛澤東主持的古田會議的貢獻�！吨泄捕踉ミ叺谝淮未泶髸P(guān)于軍事問題決議案》中也規(guī)定各級建立黨組織，實行黨代表制，堅持黨對軍隊的領(lǐng)導；
部隊設士兵委員會，官兵平等，經(jīng)濟公開，廢除肉刑，不殺俘虜?shù)鹊取?/p>
第三，組織紀律�！拔覀冸m然沒有像‘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那樣完整的規(guī)定和提法，但也有些條條和要求�！保ㄐ煜蚯�，1987：91）包括“服從命令聽指揮�！蛲梁浪煤拓斘�，都是歸公的。不準貪污，……不準調(diào)戲婦女，不準隨便抓人、殺人，不準搶東西，不準燒房子。……部隊到一個地方，派飯一桌給一元；
借一床被子給三個銅板，睡覺沒稻草，要用錢去買；
走的時候，得把房子收拾干凈，上好門板�！钡鹊�，后來總結(jié)為十條：
（１）不拿窮人一針一線；
（２）不拿窮人糧食；
（３）對窮人態(tài)度要和藹；
（４）愛護槍不要弄壞；
（５）節(jié)省子彈勿亂打；
（６）對群眾要宣傳紅軍主張；
（７）火線上要對白軍宣傳；
（８）占城市注意收集機器醫(yī)藥；
（９）得物資要先顧傷員同志；
（１０）到地方要研究地形道路。（徐向前，1987：91─92）
毛澤東等人的三大紀律是：一，行動聽指揮；
二，不拿工人農(nóng)民一點東西；
三，打土豪要歸公；
六項注意是：一，上門板；
二，捆稻草；
三；
說話和氣；
四，買賣公平；
五，借東西要還；
六，損壞東西要賠。后來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虜腰包兩項成為八項注意。
兩相對照，內(nèi)容基本一樣，甚至語言都相同。這并不偶然，兩地部隊遇到的問題差不多（比如睡覺時常常用群眾的門板當床），部隊的性質(zhì)也完全一致，那么無論是叫“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還是叫“十條紀律”，實質(zhì)上都大同小異。湘鄂西段德昌的《紅軍戰(zhàn)士紀律歌》中也有“行動聽指揮”“買賣講公平”“一針和一線，不損半毫分”等相同的要求。說到底。因為“這一套，不是上面規(guī)定下來的，也不是從黃埔軍校帶來的，而是根據(jù)當時的實際情況，逐步搞出來的�！保ㄐ煜蚯�，1987：98）所以一些劃歸毛澤東名下的理論，并非他的原創(chuàng)�！皵尺M我退”的游擊戰(zhàn)“十六字訣”有朱德的功勞，近來又有人查出，原來是江西省委書記張世熙1928年6月在莫斯科黨的“六大”上第一次提出的，次年4月毛才在給中央的信中才說到。（田樹德：2002）
“這一套”不但不是哪一個人、哪一支部隊的獨創(chuàng)，而有其深厚的社會/傳統(tǒng)基礎。李銳就注意到《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與曾國藩《愛民歌》的關(guān)系。（李銳，1994：154）而作為黃埔軍校學生的徐向前，也肯定讀過蔣介石增補下發(fā)的、由蔡鍔1911年選編的《曾胡治兵語錄》。值得注意的是，《愛民歌》中也有關(guān)于門板問題的規(guī)定：“第一扎營不貪睡，莫走人家取門板。”曾國藩的“湘軍”不是“官軍”，但后勤保障相對穩(wěn)定，所以不允許士兵取群眾的門板�！伴T板問題”既放在第一，可見睡覺之于軍隊的重要和困難。紅軍是要靠自己籌晌的，睡覺只能借門板，又可見從湘軍到紅軍，軍隊的生存條件沒有大的變化，軍隊的紀律都是其生存狀況的反映。
其實，曾國藩的一些軍事思想，如重視軍隊的政治思想工作；
不迷信書本，一切從實際出發(fā)；
制勝之道在人不在器；
穩(wěn)中求變、戰(zhàn)無常法的戰(zhàn)術(shù)；
集中兵力、不打無把握之仗；
以全軍破敵為上、保城池次之；
分化瓦解敵人等等，都與毛澤東軍事思想相似相近。難怪毛澤東1917年說過：“愚于近人，獨服曾文正”。這一現(xiàn)象印證了劉伯承的一個觀點：“軍事原則，不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
不論過去，還是現(xiàn)在，古今中外，百分之八十是基本相同的，一致的�！保ɡ钇眨�1992：542）嚴格地講，軍事原則大多沒有什么階級性，否則我們也難以解釋毛澤東何以對孫子兵法、三國謀略、梁山戰(zhàn)術(shù)那么興味盎然；
而1943年出版的八路軍《軍政雜志》竟也刊登《增補曾胡治兵語錄》要各級軍官學習。
2、委派
鄂豫皖的部隊是由1927年黃麻起義發(fā)展起來的，領(lǐng)導人也主要是本地的。1929年后，中央即不斷派人下來：
1929r年6月，派徐到紅31師任副師長（沒有正師長）；
1930年春，派郭述申、許繼慎、曹大駿、姜鏡堂等人為新成立的鄂豫特委主要領(lǐng)導，其中許為整編后的紅一軍軍長，曹為政委，徐為副軍長；
1930年冬，派曠繼勛、余篤三為再次整編后的紅四軍軍長和政委，徐為參謀長，許、曹分任師長和軍政治部主任；
1931年2月，派曾中生為鄂豫皖特委書記兼軍委主席；
1931年4月，派張國燾、陳昌浩、沈澤民接管鄂豫皖根據(jù)地黨政軍最高權(quán)力。
張國燾到鄂豫皖后，在許多問題上與原領(lǐng)導人發(fā)生沖突。徐由此感到：
我們過去就覺得，中央的委派制度有問題，致使鄂豫皖革命根據(jù)地的黨和紅軍干部改組得太頻繁。本來紅一軍成立時，已將鄂豫邊、商南、皖西的三支紅軍統(tǒng)一起來，許繼慎、曹大駿等同志雖然思想上有點毛病，但還是能干的，部隊連戰(zhàn)皆捷，發(fā)展很快。但１９３１年１月紅一軍與紅十五軍合編成紅四軍時，中央又派曠繼勛來任軍長，余篤三任政治委員。其實，曠繼勛并不比許繼慎強�！撕�，許繼慎與曠繼勛的關(guān)系疙疙瘩瘩。曹大駿同余篤三的關(guān)系也不融洽。軍隊不斷改組，地方上也不例外。徐朋人同志能干，土生土長，與當?shù)馗刹�、群眾有密切�?lián)系，熟悉鄂豫皖邊區(qū)的情況，但上面換下了他，派來郭述申同志。三中全會后，又派來曾中生，替下了郭述申，曾中生文武都行，干得不錯，但四中全會后，又把張國燾換來了。（徐向前，1987：145）
鄂豫皖根據(jù)地是從黃麻起義開始創(chuàng)立的。一旦鬧出點規(guī)模，上面就不斷派人來。這固然是因為本地人才總歸有限，中央必須選派一些政治軍事的人才來加強工作，但也有要控制各地武裝力量的考慮。1930年2月底，周恩來對派往鄂豫皖的郭述申等人說：中央認為那些地方黨內(nèi)的地方主義、農(nóng)民意識對黨的團結(jié)是有影響的。為了克服邊區(qū)黨組織領(lǐng)導和紅軍指揮的不統(tǒng)一，中央決定成立鄂豫邊特委，由郭述申任書記；
成立紅一軍軍部，許繼慎為軍長，曹大駿為政治委員，熊受暄任為政治部主任。（金沖及，1998：242）黨指揮槍，這不是一個抽象的原則，而是由誰掌握武裝力量的問題，鄂豫皖地區(qū)的紅軍必須由中央派來的人領(lǐng)導；
中央也不是抽象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中央領(lǐng)導在變，中央的政策也在變，各地的領(lǐng)導人就得變。
“欽差大臣”開始都代表中央接管鄂豫皖邊區(qū)的權(quán)力，但他們“坐大”后，儼然就以地方領(lǐng)袖自居。比如掌握了鄂豫皖和四方面軍實權(quán)的張國燾就再也不是中央代表而是鄂豫皖和四方面軍的代表了，以至于長征中一、四方面軍會合后，張國燾就自以為是與中央并列的一方。中央當然也明白這一點，解決的辦法是不斷以新?lián)Q舊，以確保對這個根據(jù)地的領(lǐng)導權(quán)�！皻J差大臣”這種自我認同的變化，類似于歷史上“波紋式的循環(huán)發(fā)生”的官制。“波紋式的循環(huán)發(fā)生”，就是天子左右的微臣逐漸獲得權(quán)力，壓倒政府大臣直到取而代之。但取代之后，又別有微臣變實權(quán)者，再來取代此前的微臣。原因在于，第一，天子只信任自己身邊的人，所以予他以實權(quán)并取代大臣；
第二，此人既取得大臣之位，就會有一定的角色意識，天子又得再派身邊的人取代這個從前是自己身邊的人。
委派制度有它的必要性，否則星星之火就難成燎原之勢，但因為沒有就“欽差大臣”和各根據(jù)地“地方領(lǐng)袖”的矛盾提出有效的解決辦法，所以就不斷出現(xiàn)“中央代表”整肅地方領(lǐng)袖的現(xiàn)象。在湘鄂西，夏曦搞肅反，嚴重到解散黨團組織；
在鄂豫皖，“原來地方上土生土長的一些領(lǐng)導干部，多被搞了下去�！保ㄐ煜蚯埃�1987：146）“被肅掉的大都是有能力、有戰(zhàn)斗經(jīng)驗、和群眾有密切關(guān)系的領(lǐng)導骨干。最早革命的一些領(lǐng)導人，……均先后被逮捕、殺害，令人痛心�！保ㄐ煜蚯�，1987：159）如此，則并不是每個地方都順從地接受上面委派的人。1929年5月，鄂東北特委、河南省委、鄂豫皖特別區(qū)委組織、發(fā)動了商南起義，成立紅32師：
周維炯是丁家埠和豫東南根據(jù)地的主要領(lǐng)導人之一，打仗很勇敢，但有點驕傲，看上去像個白面書生。32師在豫東南活動期間，同鄂東北特委的關(guān)系一度搞得很僵，甚至把特委派去的徐思庶（子清）和徐其虛槍斃了，特委又派吳光浩同志去，半路上遇敵犧牲（后來中央巡視員郭述申同志去調(diào)查處理槍斃二徐的事，也差點被殺掉，有人給郭述申報了信，他連夜跑了，才免于難）。（徐向前，1987：81）
雖然“后來…… 證明槍殺二徐及戴杭若的事件，主要系王澤渥等人所為�！保ㄐ煜蚯�，1987：157）但周維炯所部與上級關(guān)系的緊張是確實的，如王宏坤記得：“紅32師和我們一起住了一段時間，他們要槍要子彈，我們給了一些，他們還不滿意，結(jié)果他們不告而別�！保ㄍ鹾昀ぃ�1991：43）周后來和許繼慎一起，在“肅反”中被殺，被殺前表示：“老子二十年后還要革命，我不是反革命，你們才是反革命。”（徐向前，1987：158）周部殺人與周之被殺，不是革命與反革命的斗爭，而是一種不正常的上下級關(guān)系所致。上面既可殺下邊，下邊也就可能殺上邊。
一個山頭成不了事。任何一個地方，只要是革命軍隊，就得在中央統(tǒng)一指揮嚴密掌握之下�！爸醒氪怼比绻麃y殺亂打，也會危及地方革命者。解決這一矛盾，賀龍的辦法比較好：夏曦到湘鄂西后，殺了許多人，“同時在身上打主意�！乙庾R到事態(tài)的嚴重，我可不愿淪為階下囚。更不愿變成冤魂！我必須自我保衛(wèi)！我挑選了一營可靠而精悍的戰(zhàn)士，加以整編，全部佩戴短槍，部署在我的住地周圍，以防不測。力量是決定的因素，他們始終無法對我下毒手�！保◣熣埽�2001：199）由于不是每個人都有“一營可靠而精悍的戰(zhàn)士”來自衛(wèi)。1967年，身為軍委副主席的賀龍也無法再以“一營可靠而精悍的戰(zhàn)士”來保護自己了。
3、肅反
鄂豫皖蘇區(qū)“白雀園”大肅反，持續(xù)三個月，肅掉2500多人，團以上干部百分之七被捕或被殺。張國燾身為蘇區(qū)最高領(lǐng)導，責任重大。但正像秦基偉上將回憶“白雀園肅反”時說的：“肅反運動最初是怎么醞釀起來的，我們當時一點也不知道，背景好象很復雜，至今仍是眾說紛紜。罪魁禍首究竟是誰，很難一言以蔽之。這么大的運動，恐怕不是一兩個人能夠左右的�！保ㄇ鼗鶄�，1996：19一20）
(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第一，“肅反”行動有革命理念的支持�！啊C反’的對象，主要有三種人：一是從白軍中過來的，不論是起義、投誠的還是被俘的；
二是地主富農(nóng)家庭出身的，不論表現(xiàn)如何，要審查；
三是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凡是讀過幾年書的，也要審查�！保ㄐ煜蚯埃�1987：158）革命隊伍需要純潔，無論就黨綱還是就革命原則來說，都沒有理由質(zhì)疑對這三種對象的審查。直到“文革”為止的多次整風、審干運動，無不以這三種人為對象。
不過一般性地審查是一回事，大規(guī)模的肉體消滅是另一回事。鄂豫皖的“肅反”沒有在此劃出界限，“審查”往往等消滅。張是“五四”學生領(lǐng)袖之一，屬于黨內(nèi)的知識分子，但在他領(lǐng)導的根據(jù)地和紅軍內(nèi)部，知識分子的命運非常糟糕。他說過：“工農(nóng)同志在作中犯了錯誤，黨可原諒三分，倘是知識分子犯了錯誤就要加重三分�！保ㄇ鼗鶄ィ�1996：23）肅反口號之一是“把知識分子從黨內(nèi)洗刷出去”，其結(jié)果是鄂豫皖蘇區(qū)包括省委沒有一個寫得出清楚文字的秘書，一個簡單的條子都要書記自己寫，有的游擊區(qū)和區(qū)委無一人識字。（韓熙型，1982）一、四方面軍會合后康克清隨四方面軍行動，康克清發(fā)現(xiàn)：“只要你胸前插上一支鋼筆（那時我們還是能插上一支鋼筆的），就被視為知識分子，就有遭到迫害的可能。如果戴上一副眼鏡，那就更糟。”（康克清，1984）她對此不會驚訝，江西蘇區(qū)肅“AB團”時也有類似情形。比如于都縣委秘書黃維漢，“經(jīng)常去看別人寫字，安寫得好的就作‘AB團’殺了；
還經(jīng)常去聽別人說話，若是說的人有條理，也作‘AB團’殺了。”（曹金山：1981）在這樣的氣氛下，一些有文化的人也假裝是文盲。比如在四方面軍，“為了避免嫌疑，不少同志裝聾作啞，有的本來是知識分子，卻裝成連自己的名字都不認識的文盲；
有的本來寫得一手好字，卻故意裝作不懂得怎么握筆的大老粗�！保钗木郑�1987）
而且，在實際肅反過程中，權(quán)力之爭往往是重要因素。張國燾的兩次肅反，對象都是土生土長的領(lǐng)導人或在他之前被派到鄂豫皖來的領(lǐng)導人；
時機都是在這些人向他的權(quán)力提出挑戰(zhàn)之后。1931年9月“白雀園肅反”的起因是9月初曾中生等人在南下（曾）還是北返（張）問題上與張有不同看法，紅四軍的一些活動分子就在雞鳴河開會，通過申明書，決定派人向以張國燾為主席的中央分局陳述意見，官司一直打到中央。這使張感到自己的意志難以在四軍貫徹，在得到中央的支持后，不久他發(fā)動了大規(guī)模的肅反�！霸S繼慎經(jīng)常講張國燾是老右傾機會主義。為這件事，張國燾很討厭他�！蚁耄阉テ饋�，這可能是一個原因吧�！保ㄐ煜蚯�，1987：157）殺掉了許繼慎等人后，陳昌浩宣布：“現(xiàn)在紅軍中黨政軍團的干部全部改造了�！保n熙型：1982） 一次肅反不可能全部改造，陳昌浩此論過于樂觀。1932年12月，“在小河口，曾中生、曠繼勛、余篤三、張琴秋、朱光同志醞釀，要派人去黨中央揭發(fā)張國燾的錯誤，請中央采取措施加以糾正�！保ㄐ煜蚯埃�1987：227）張琴秋與陳昌浩交好，想爭取他的支持，陳當然不會支持，立即告訴張國燾。張表面接受了他們的一些意見，但“川陜革命根據(jù)地建立以后張國燾便借口‘肅反’，陸續(xù)將曾中生、余篤三、曠繼勛等人逮捕或危害，張琴秋也被降職使用�！保ㄐ煜蚯�，1987：227）此后再也沒有人敢公開批評張國燾�！熬瓦B王樹聲、倪志亮這些老同志見到我，都不敢說什么。真是一片白色恐怖的氣氛！”（徐向前，1987：159）
第二，“肅反”行動至少在一度沒有導致軍事失利。1931年中央在討論“富田事變”時，張國燾就認為：“江西紅軍1月間消滅張輝瓚師這件事，就證明那里并沒有甚么嚴重的危機�！保◤垏鵂c，2004下：175）“白雀園大肅反”9月開始，紅四方面軍11月宣告成立，并在黃安戰(zhàn)役、商潢戰(zhàn)役、蘇家埠戰(zhàn)役、潢光戰(zhàn)役中連戰(zhàn)皆捷；
1932年四方面軍入川后，連續(xù)發(fā)起三次戰(zhàn)役，戰(zhàn)績輝煌，僅兩年多時期就由一萬五千人發(fā)展到六萬多人。川陜根據(jù)地進入全盛的時期也正是“反托陳取消派”進入高潮、殺人最多的時期。李天煥中將記得：“七十三師到四川后因為失掉了甑子埡陣地，就以肅反手段捉了幾百人。其中二一八團排以上干部大部捉完。高級干部如原川陜臨時革命委員會主席曠繼勛、方面軍參謀主任舒玉章、原軍委經(jīng)理部主任余篤三也被殺害。”（李天煥，1995）1933年10月，川東地方紅軍被收編為四方面軍33軍�！坝螕糗姾图t軍剛會合，張國燾派人在宣漢的雙河場，以開會為名，集中殺害了地下黨干部百余名。在巴中縣，張國燾把我們33軍的兩個師長蔣群林、冉南軒從前線調(diào)回去，暗中殺害。在宣漢的清溪鄉(xiāng)三彎崖，殺害了三個團的團級干部。在黃埔中前線，把正在火線指揮作戰(zhàn)的軍政委楊克明同志撤職，調(diào)離前方。還將排以上干部五十余人調(diào)到后方，大部分殺害，只有少數(shù)幾個人幸免。”（王維舟，1982）戰(zhàn)爭的勝利使“肅反”的教訓很難得到認真總結(jié)。
第三，“肅反”有其必要的政治功能�！巴尽痹圃浦皇窃诟锩@個大方向上說的，除此之外，同志之間在觀念、方式上也有很大差異，非常時期也容不得從容的理性討論和民主協(xié)商。周維炯臨死時的喊冤說明他對革命還不太懂。這個道理國民黨也不懂�！�1942年陳毅同志到延安的時候親口告訴我，他在新四軍與國民黨談判的時候，特務冷欣親口對他說：我們略施小計，你們就殺了許繼慎。可見，我們是上了國民黨的當了�！保ㄐ煜蚯埃�1987：158）殺許繼慎誠然是上當，但殺了許，張國燾強化了個人權(quán)威，上下都怕他，因而更加義無反顧地奮勇殺敵，革命不會因殺了許繼慎就失敗。
然而，那些被錯殺的干部戰(zhàn)士，那一條條生命，是不是就因為革命勝利而瞑目安息？徐向前痛徹的說：“逼供信，冤假錯案，在我黨的歷史上一再發(fā)生，共產(chǎn)主義運動中也不鮮見，很值得研究。”（徐向前，1987：161）張國燾也有自己的總結(jié)。他承認問題的嚴重性。以江西“打AB團”為例：“江西蘇區(qū)自富田事變開始肅反起，歷次進行都不免失之苛嚴，幾乎釀成能發(fā)不能收的局面。當時周恩來等到達蘇區(qū)后，曾批評毛在肅反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敝劣诙踉ネ钐K區(qū)的肅反，張承認：“但是在執(zhí)行時，也發(fā)生了若干偏差，如倚輕倚重的判決，甚至刑訊逼供。我們沒有能一一糾正過來，這不僅與中國的落后環(huán)境，有其不可分離的關(guān)系；
也是中共寧左勿右的觀念，起著重大作用之故�！保◤垏鵂c，2004下：274）落后環(huán)境、極左觀念，確是“肅反”擴大化的關(guān)鍵，后來毛批評王明路線時也提到寧左勿右的觀念。但這種類型的反省很接近為自己辯護：環(huán)境落后當然不能由個人負責，極左觀念不也可以原諒？客觀原因加認識偏差成為總結(jié)教訓的模式，根據(jù)是權(quán)威的：歷史唯物主義要求從一定的社會條件而不應當從個人動機與行為上尋找錯誤的根源。于是，“肅反”也好，“錯誤”也好，都成為沒有具體的人要為之負責的“歷史錯誤”。
4、英雄鄂豫皖
當井岡山被確認為中國革命的搖籃之后，大別山也即鄂豫皖根據(jù)地的位置被微縮了。但這塊貧瘠之地為中國革命貢獻的確實太多了。
起源：1927年11月13日，中共鄂東特委領(lǐng)導發(fā)動“黃（安）麻（城）起義”，創(chuàng)建了紅第11軍31師，形成了鄂豫邊根據(jù)地；
商（城）南起義，創(chuàng)建了紅11軍32師，形成了豫東南根據(jù)地；
六（安）霍（邱）起義，創(chuàng)建了紅11軍33師，形成了皖西根據(jù)地。1930年2月，三支紅軍合編為紅１軍，全軍2100余人；
三塊根據(jù)地所轄的20余縣統(tǒng)一，成立了中共鄂豫皖邊特委；
６月成立了鄂豫皖邊區(qū)蘇維埃政府。
發(fā)展：中央1930年10月18日確認鄂豫皖為全國六大根據(jù)地之一。在1930年10月至1931年3月的第一次反“圍剿”斗爭中，紅1軍與從蘄黃廣過來的紅15軍合編為紅4軍，殲敵1．3萬余人。1931年3月至5月的第二次反“圍剿”勝利后，紅軍發(fā)展到4個師，近２萬人；
根據(jù)地擴大到東西長300公里，南北寬150余里，人口近250萬。1931年初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后，成立了鄂豫皖中分局及鄂豫皖省委，以1931年2月攻占的河南新集為首府。
極盛：1931年11月，紅4軍與10月成立的紅25軍合編為紅4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總政委張國燾，全軍近3萬人。經(jīng)過從1931年10月至1932年6月的黃安、商城、潢川、蘇家埠四大戰(zhàn)役，殲敵6萬人，打破了第三次“圍剿”，主力紅軍發(fā)展到２個軍６個師，另有4個獨立師和少共國際團，總兵力達4．5萬余人，各縣獨立團、游擊隊、赤衛(wèi)軍等地方武裝發(fā)展到20萬人以上。根據(jù)地面積達4萬余平方公里，人口350萬，擁有黃安、商城、霍邱、英山、羅田５座縣城和26個縣的革命政權(quán)。
在此后的征戰(zhàn)中，鄂豫皖還衍生出４支部隊和４塊根據(jù)地：
1932年10月，四方面軍主力撤出鄂豫皖向西發(fā)展，建立了川陜根據(jù)地。1936年長征到陜北，抗戰(zhàn)后編為129師。
四方軍主力撤離后，留下的5個主力團與地方武裝分別重組為25軍（軍長吳煥先、政委王平章）和28軍（軍長廖榮坤、政委王平章）。1934年中央決定長征的消息傳到鄂豫皖后，25軍與28軍主力合組為新的25軍開始長征，到陜北后與劉志丹的部隊合組為15軍團，軍團長徐海東、政委程子華�？箲�(zhàn)后編為115師344旅。
25軍長征后，原28軍留下的部隊組成82師，后又擴編為紅28軍，在高敬亭的領(lǐng)導下堅持3年游擊戰(zhàn)，保存了鄂豫皖根據(jù)地，抗戰(zhàn)時編為新四軍４支隊。
25軍在長征途中創(chuàng)建了鄂豫陜根據(jù)地，1935年7月在主力繼續(xù)北上后，留下的部隊由鄭位三、陳先瑞等人領(lǐng)導，1935年9月組成74師；
抗戰(zhàn)后與15軍團會合，編為115師留守處。
“前仆后繼”，用在鄂豫皖最貼切：四方面軍走了，25軍起來了；
25軍走了，28軍起來了；
抗戰(zhàn)后的新四軍第5師和1947年強渡大別山后的劉鄧大軍也在這里得到支持和發(fā)展。鄂豫皖一茬接一茬地編出軍隊，仿佛這里有無窮無盡的人，可以滿足革命所需要的一切犧牲。鮮血染紅了鄂豫皖大地，不但有殘酷的敵我戰(zhàn)斗，還有嚴厲內(nèi)部肅反。在張國燾的主持下，陳昌浩在軍隊殺，沈澤民在地方上殺。西撤之后，主力到川陜等地一路殺，沈澤民等人留在鄂豫皖殺；
再之后是徐海東等率25軍長征，戴季英在路上殺，高敬亭在鄂豫皖殺。即使如此，1955年評定軍銜，人們發(fā)現(xiàn)一個小小的紅安縣出了200多個將軍，但一個將軍后面有多少個犧牲者，卻是無法統(tǒng)計的。有一首詩《守望》寫的是大別山的母親：
在一個風雨交加的早上
凄厲的軍號聲響徹平原和山崗
遠征的隊伍告別了家鄉(xiāng)
背負著母親深情的目光
守望 一年又一年的守望
紅旗插遍每一座城鎮(zhèn)和村莊
八月的禾場堆滿金谷
山坳中的茅棚蓋成了樓房
多少年了 惟一不變的
是母親年年歲歲守望的目光
只是，鄂豫皖“山坳中的茅棚”并沒有都變成“樓房”。新華社記者楊繼繩寫道：“80年代初，我曾同兩位1940年前后參加革命的老干部交談。他們的老家都在大別山區(qū)。70年代末期，他們分別回老家看過。他們兩人一致的看法是。幾十年過去了，家鄉(xiāng)比他們當年離家參加革命還要窮。”（楊繼繩，1998：18）原因很多，與政治相關(guān)的至少有三個：
第一，戰(zhàn)爭的消耗。蘇區(qū)的一切工作以戰(zhàn)爭為中心，壯丁參軍，婦女做鞋襪，老人做草鞋，小孩放哨，農(nóng)田只能拋荒。蘇區(qū)與白區(qū)隔離，糧食進不來，唯一的辦法是到白區(qū)打土豪，但“依打土豪的原則，是應發(fā)動白區(qū)當?shù)氐霓r(nóng)民，自動起來打，由此獲得的糧食，也應該分給當?shù)刎毧噢r(nóng)民，這才不會招致多數(shù)人的反對。可是現(xiàn)在由蘇區(qū)的人去打，糧食也全部運走，……此外，自衛(wèi)軍與蘇區(qū)農(nóng)民到了白區(qū)之后，那里還區(qū)辨土豪不土豪，還不是見糧就‘打’。糟蹋糧食的事也就在所難免了。因此，白區(qū)農(nóng)民往往站在民團方面來打我們的游擊隊�！保◤垏鵂c，2004下：204）張國燾到鄂豫皖蘇區(qū)后，一面實施新經(jīng)濟政策，獎勵工商，發(fā)展蘇區(qū)經(jīng)濟；
另一方面糾正打土豪的風氣，緩和與白區(qū)的關(guān)系，收到了一不定效果，但畢竟不能根本解決問題。
王明路線的推行，搞得鄂豫皖革命根據(jù)地民窮財盡，毀壞了根據(jù)地的堅實基礎和抗敵能力。（徐向前，1987：212）
1932年10月，四方面軍撤出鄂豫皖，千里躍進川北建立川陜根據(jù)地。這是一塊天然的養(yǎng)兵、用兵之地�！巴恋胤饰�，一年四季長東西，山里的飛禽走獸不少，解決部隊的吃穿問題，比較好辦�！保ㄐ煜蚯�，1987：258）但到兩年后，紅軍就不得不撤出這塊寶地。優(yōu)勢敵人而外，還是因為根據(jù)地“民窮財盡”：“一方面，(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是長年戰(zhàn)爭的消耗和破壞，僅戰(zhàn)役規(guī)模的大仗，就足足打了十六個月。我們雖然取得了軍事上的勝利，但戰(zhàn)爭給根據(jù)地帶來了巨大的消耗�！硪环矫�，則是‘左’的政策所導致的�！灰斶^保長的，多要殺掉；
認定是地主、富農(nóng)的，也要殺掉�！址钢修r(nóng)利益，甚至將一些中農(nóng)劃成地富成份，無條件地剝奪，使他們失去了生產(chǎn)積極性；
把小經(jīng)紀人當資本家打倒，搞得根據(jù)地商業(yè)凋敝，連日用生活物資都很難買到。”（徐向前，1987：408）如果戰(zhàn)爭的破壞有不可避免性的話，那么有組織地、公開地大量殺戳“階級敵人”、禁止一切經(jīng)濟交易行為活動就是政策性的破壞了。革命史專家何干之曾指出：“軍隊中打罵群眾、打罵向?qū)�、打罵運輸隊，甚至將向?qū)⒌簦耆Ａ袅塑婇y的作風。特別是在反圍剿戰(zhàn)爭中，燒老百姓的房子，搶老百姓的糧食，尤其是紅軍退出川陜時，張國燾命令三個團在后面掩護撤退，然后把老百姓的房子燒掉，從千佛山到威州170多里的民房幾乎都燒光了，造成人民群眾對紅軍的極大不滿�！保ê胃芍�1982）竭澤而漁的后果，是“要糧沒糧，要衣沒衣，要兵員補充沒有兵員補充，別說部隊打仗，就是生存都成了問題�！保ㄐ煜蚯�，1987：407）當時農(nóng)村開會，所見都是婦女，因為男的都當紅軍去了，如果有年輕人沒有參加紅軍，那就一定是地富子弟。紅軍是長了腿的，可以到另外的地方生存發(fā)展，但當?shù)氐霓r(nóng)民兄弟呢？
第二，敵人的報復。革命無情，反革命也無情。革命力量在鄂豫皖幾起幾落，1932年四方面軍主力撤離、1934年紅25軍撤離、1946年中原部隊突圍，都給了敵人以報復的機會。1933年9月，漢口剿匪司令部命令：“（一）匪區(qū)壯丁一律處決；
（二）匪區(qū)房屋一律燒毀；
（三）匪區(qū)糧食分給鏟共義勇軍搬出匪區(qū)外，難運者一律燒毀�！彼姆矫孳娭髁Τ冯x后，國民黨就對這里進行了全面血洗。在金家寨附近一次就屠殺三千五百多人，在紅色安縣平臺嶺一次屠殺二千多人。“據(jù)光山縣中部根據(jù)地29個鄉(xiāng)的不完全統(tǒng)計，這一時期敵人用各種手段殺害致死的干部群眾12433人，燒毀房屋12325間，全家被殺絕的203戶，村子全部被燒光的439個，下落不明的1073人。敵人在乘馬、泗店、田鋪一帶方圓六、七十里的地區(qū)內(nèi)，燒毀村莊891個，殺害群眾24825人，搶走耕牛14180頭�！保ㄗT克繩、歐陽植梁，1987：398）
第三，政策的錯誤。鄂豫皖根據(jù)地所屬的三省河南、安徽、河南都1958年大躍進運動的先鋒，尤其是河南，在放小麥衛(wèi)星、鋼鐵衛(wèi)星，搞“一平二調(diào)三收款”、實行“一手高指標、一手右傾帽”的政策方面走在全國前列。以根據(jù)地主要區(qū)域所屬的信陽為例，1959年信陽地區(qū)實際糧食產(chǎn)量為20多億斤，而地委浮報為50多億斤，河南省委信以為真，分配給信陽地區(qū)征購任務９億多斤，加上下面的層層加派，達到10億斤以上，把群眾的口糧、種子糧、飼料等都征光了，造成大量餓死人的“信陽事件”。在信陽地區(qū)所轄的十幾個縣市都可謂“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有的戶死絕了人。有很多小村滅絕了人跡，甚至還出現(xiàn)了人吃人的現(xiàn)象。在征收不出糧食的情況下，領(lǐng)導們就大量地反瞞產(chǎn)，說不是沒有糧食，而是隱瞞不報，因而采取逼、打的手段，出現(xiàn)了大量的逼死人、打死人的嚴重情況。如光山縣委一位書記處書記對反瞞產(chǎn)有看法，縣委會上，在第一書記的指揮下，就被當場打死�！�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信陽地區(qū)為追逼糧食，正式由公安機關(guān)逮捕的人數(shù)就達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獄中；
短期拘留的達1072人，死在拘留所的667人�！保◤垬浞�1998）更嚴重的是，事件發(fā)生以后，信陽地區(qū)的各縣、公社、大隊分別采取了各種方式封鎖消息，民兵日夜站崗值班，不允許農(nóng)民外出要飯，說外出要飯是給共產(chǎn)黨臉上抹黑；
不準農(nóng)民向上級反映情況，說那是告黑狀，是反對基層黨組織，因此就是反黨；
不準私自在家做飯，說私自做飯是反對公共食堂，反對人民公社；
特別是扣押許多群眾反映問題的信件。如光山縣委書記指示縣郵電局，凡是外出的信件都要進行嚴格檢查，誰寫信給外地的親戚朋友、上級機關(guān)、省市領(lǐng)導以及黨中央、毛主席反映情況，就扣下來，對署名的人進行開會批斗，并戴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對匿名信就讓郵電局的同志回憶是誰送的信，設法查出來。有一封反映光山餓死人的信，郵電局的同志說好像是一個女的臉上有麻子，于是光山縣對全縣的女麻子進行檢查，搞的人心惶惶。這個人間慘劇直到1960年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兩次派員調(diào)查后才得到制止。（喬培華：1998）
5、徐毛
一、四方面軍會合后，四方面軍兵多糧足，一方面軍有“中央”之名。雖說都是革命隊伍，大方向完全一致，但實力原則依然有效。
張國燾對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線的問題”，“中央紅軍的損失應由中央負責”、“軍事指揮不統(tǒng)一”……據(jù)說還派人找一方面軍的同志了解會理會議、遵義會議的情況等，實際上是進行反中央的活動。在此同時，凱豐、博古他們，則指責四方面軍撤離鄂豫皖和撤出通南也是“逃跑主義”，還有什么“軍閥主義”啦，“土匪作風”啦，“政治落后”啦，甚至公開寫文章抨擊。（徐向前，1987：427─428）
雙方都有責任：“張國燾懷有野心，想當頭頭，制造分裂，破壞了兩軍會合后的團結(jié)局面。教條主義者沒有貫徹毛主席的團結(jié)方針，對四方面軍吹毛求疵，橫加指責，也起了不好的作用�！保ㄐ煜蚯�，1987：429）聶榮臻也回憶說：“一方面軍中也確有人從一種不正確的動機出發(fā)，歪曲地把一方面軍的情況和遵義會議的情況，偷偷告訴了張國燾，使張國燾起了歹心，認為中央紅軍不團結(jié)，他有機可乘�！保櫂s臻，1983：278）分裂的責任后來被堅決地劃到失敗者張國燾的頭上。當歷史的真相已被改寫得難以復原時，徐向前這種各打五十板的說法其實是很有傾向性的：“說老實話，心里是不痛快的。四方面軍這支部隊是從鄂豫皖的一支三百來人的游擊隊伍發(fā)展起來的。打了那么多硬仗，發(fā)展到八萬多人，很不容易。……怎么又是軍閥，又是土匪，又是落后，又是逃跑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軍說得漆黑一團，對兩軍團結(jié)對敵，沒有任何好處，我確實想不通�！保ㄐ煜蚯埃�1987：429）
張的肅反把徐的妻子也殺掉了，兩人在軍事戰(zhàn)略上也時有分歧，但張不得不用徐的軍事才能，徐也有過人的隱忍功夫，所以雙方仍然保持著過得去的合作關(guān)系。一、四方面軍分裂時，他不會舍棄自己的隊伍跟中央紅軍走。“一方面，幾年來自己與張國燾、陳昌浩共事，一直不痛快，想早點離開他們。兩軍會合后，我對陳昌浩說，想去中央做點具體工作，的確是心里話�！硪环矫嬗衣奋娙鐔为毐鄙希扔诎阉姆矫孳姺殖蓛砂�，自己也舍不得�！保ㄐ煜蚯埃�1987：453）
不過徐不是鋒芒畢露的人。毛兒蓋的政治局會議上，他和陳昌浩都同意毛澤東向東發(fā)展的主張；
1935年9月８日，張發(fā)電要陳、徐率右路軍南下，中央方面反對，開會時，毛等擬好一份要張執(zhí)行中央北進指示的電文，并要陳、徐表態(tài)：
陳昌浩表示，同意電報的內(nèi)容，建議力爭左右兩路軍一道北上；
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慮南下。我同意中央的意見，對南下問題考慮不成熟，沒有表態(tài)。（徐向前，1987：447）
這是一次關(guān)鍵性的表態(tài)。陳、徐都同意北上，但陳顯然愿意考慮南下作為另一種方案，所以次日張再次來電堅持己見時，陳就改變了態(tài)度同意南下；
而徐沒有就南下與否表態(tài)，盡管事實上徐不愿離開左路軍單獨北上，次日也和陳一道同意南下。善于利用矛盾的毛從中看到陳、徐的差異。10日晚上：
毛主席親自來到我的住處，站在院子里問我：向前同志，你的意見怎么樣？我說：兩軍既然已經(jīng)會合，就不宜再分開，四方面軍如分成兩半恐怕不好。毛主席見我是這種態(tài)度，便沒有再說別的，要我早點休息，遂告辭而歸。（徐向前，1987：452）
毛來找徐的動機顯然是對他和張、陳的關(guān)系略有了解，想把他從張、陳那里分化一下，爭取他的支持。徐的態(tài)度沒有令毛滿意。
處在徐的位置，他的選擇是最得體的。即使他想義無反顧地支持毛，也帶不走隊伍：“那時，陳昌浩的威信不低于我，他能說會寫，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員。他不點頭，我一個人是帶不動隊伍的，只能悄悄地帶走幾個人。”（徐向前，1987：454）帶不走部隊，他的支持也就沒有多大價值，留下來反可制止了兩軍分裂后可能發(fā)生的沖突：
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電話來請示：中央紅軍走了，還對我們警戒，打不打？陳昌浩拿著電話筒，問我怎么辦？我說：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叫他們聽指揮，無論如何不能打！陳昌浩不錯，當時完全聽從我的意見，作了答復，避免了事態(tài)的進一步惡化。他是政治委員，有最后決定權(quán)，假如他感情用事，下決心打，我是很難阻止的。在這點上，不能否認陳昌浩同志維護團結(jié)的作用。（徐向前，1987：453）
“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成為徐后來的護身符，陳昌浩可能也正因此在1949年后還能擔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
清算了張國燾、陳昌浩之后，徐成為四方面的代表。1940年徐重回延安，“總政治部的同志熱情接待，……毛主席住楊家?guī)X，很快接見了我�！^了不幾天，中央機關(guān)通知我搬到王家坪大院去住。那里環(huán)境幽靜，樹木不少，朱德、葉劍英同志也住在那里�！保ㄐ煜蚯�，1987：667）這不是偶然的，師哲記得：“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前夕，徐向前同志被調(diào)回延安。……不久，毛主席和朱總司令要我把徐向前也請到棗園來住，并要我照顧好他的生活。朱德同志特別交代：‘生活待遇要和我們差不多，他是有代表性的人物�！保◣熣�，1995：301）
生活待遇差不多，但不可能再掌握一個方面軍或一個戰(zhàn)略區(qū)了。軍人功勛和位置在其擴兵占地，是否有成就，則要看是否有機會。1937年整編時，四方面軍的部隊被編在劉伯承手下，徐屈居一二九師副師長；
1938年率該師左縱隊赴冀南獨立發(fā)展，剛打出一片天下，即于1939年春被派往山東；
山東縱隊發(fā)展起來后，1940年5月調(diào)回延安參加整風；
1942年5月任晉綏聯(lián)防司令賀龍的副手；
1943年春任抗大校長；
1947年任晉冀魯豫軍區(qū)副司令，始終沒有開疆辟土、獨立發(fā)展的機會。后來主要是從地方部隊中建起了后來的與閻錫山較勁的華北軍區(qū)第一兵團（后改為第十八兵團），才在國共決戰(zhàn)中爭了一功。賀龍也是如此，延安保衛(wèi)戰(zhàn)以后，他的部隊改由彭德懷率領(lǐng)。1949年，他率原由徐向前率領(lǐng)的第十八兵團挺進西南。徐、賀都是紅軍時代與朱毛同級的方面軍領(lǐng)導人，后來實際上都成了兵團級領(lǐng)導人，并且都是帶的同一兵團。
當徐局于一隅時，林彪正大顯身手。據(jù)宋任窮回憶：“解放戰(zhàn)爭期間，按中央原來的計劃，由第二野戰(zhàn)軍進軍中南，小平同志告訴我，湖南解放后中央考慮我任湖南省委書記。但林彪提出他在中南，中央遂改變決定，二野進軍西南，并決定云南解放后由我任云南省委書記。林彪又提出要去云南。小平同志對我講，二野可能不去云南了，準備安排我到四川工作。后來中央沒有聽林彪的，仍由二野入滇。林彪當時就企圖多占地盤，其政治野心已露端倪。”（宋任窮：1996：22）革命成功，林彪功大，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有施展的空間。
6、電報
“張國燾企圖分裂和危害黨中央”已成為黨史常識。權(quán)威說法是：“9月初，在中央一再催促下，張國燾才命令紅五軍進抵墨洼附近，但接著又下令紅五軍全部返回阿壩。他的分裂活動更加變本加厲；
一面致電左路軍駐馬爾康地區(qū)的部隊，要正在北上的軍委縱隊移到馬爾康待命，如其不聽，‘則將其扣留’；
一面致電陳昌浩、徐向前轉(zhuǎn)中央，再次表示反對北進，堅持南下，并稱‘左右兩路軍不可分開行動’。9月9日，又背著中央另電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企圖分裂和危害黨中央。這樣，局勢便發(fā)展到千鈞一發(fā)的危急地步。右路軍前敵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同志看到張國燾發(fā)給陳昌浩的那個電報，立刻秘密地趕往中共中央駐地巴西向毛報告。毛迅速抄下電文（1937年3月，毛在政治局會議上講到，電文中有：南下，徹底開展黨內(nèi)斗爭）……當機立斷地決定率紅一、三軍團迅速脫離險區(qū)�！保ń饹_及，1996：362—363）80年代初，廖蓋隆說：“我們黨史研究室的同志看到1937年中央政治局批判張國燾的會議紀錄，毛主席在發(fā)言中說到，葉劍英同志把電報給他看，電報中有‘南下徹底展開黨內(nèi)斗爭’這樣的話�！保紊w�。�1993）
對此，徐向前有不同看法：由于９月８日右路軍的主要領(lǐng)導曾致電張國燾，要其北上，張則于次日“復電我們并轉(zhuǎn)中央，(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再次明確表示反對北進，堅持南下�！保ㄐ煜蚯埃�1987：450）1982年，徐接受廖蓋隆等人的訪問，明確指出：“接到張國燾要我們南下的電報后，我們最大的錯誤就是同意南下。至于是否發(fā)過要用‘武力解決中央’的電報，我負責地對你們說，我是沒有看到過的。毛主席在延安時講過張國燾的危害。至于怎樣危害，我們也不好問”。徐還說：“我們那時候軍隊有保密制度，像這樣機密的電報，是指定人譯的，譯的人就直接拿給這位首長看；
叫誰譯就誰譯。這樣的電報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么都可以看的，這是軍隊的保密制度。張國燾發(fā)的這類電報都是指定人的，但誰譯的我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電報？誰看過？我也不知道。”（廖蓋�。�1993）
當時主管四方面軍電報的宋侃夫也向中央黨史研究室說過沒有發(fā)過要“武力解決”的電報。廖蓋隆介紹說：“宋侃夫同志建議我們寫信給葉帥，請他回憶這段歷史�！覀円呀�(jīng)給葉帥寫了信。”葉對此信的反應，據(jù)葉劍英傳記的作者范碩說：“葉帥當時身體不大好，他考慮到此事不宜公開，回復說，還是免了吧。意思是歷史問題自有公論，還是讓別人去說吧。要照顧大局，以一、四方面軍的團結(jié)為重，不宜激化矛盾�！保ǚ洞T：2002）“不宜公開”說明葉對此有難言之隱；
“激化矛盾”云云又表明一、四方面軍即使在半個世紀之后對此也有不同說法。徐向前是當事人之一，發(fā)表此論時是僅次于葉劍英的軍內(nèi)元老，他的質(zhì)疑是不能不認真回應的。范碩在1995年出版的《葉劍英傳》中，引用多位領(lǐng)導人（主要是中央和一方面軍的領(lǐng)導人）的講話以肯定有這樣一份電報，其中也包括徐向前1977年送給葉的賀詩“呂端當愧公一籌，導師評論早已定”。但是，表彰葉的“大事不糊涂”并不意味著認可有“電報”一事。在后來紀念葉的文章中，徐就完全不提出長征往事。七年之后，范碩在《關(guān)于長征“密電事件”的幾個問題》一文再度論證有此“電報”，其證據(jù)主要是還是毛澤東以下中央和一方面軍領(lǐng)導人的種種說法，似乎還不足以回答徐向前的質(zhì)疑�？磥�，要搞清這個問題，重要是充分正視作為論爭另一方的四方面軍領(lǐng)導人的說法。
葉劍英一生有三大功勞，一是1927年向葉挺、賀龍報信，使南昌起義得已進行；
二是長征中向毛澤東報信；
三是在1976年粉碎“四人幫”中起了重要作用。當華國鋒、汪東興準備對“四人幫”采取措施之后，1976年9月24日，華派李先念去征求葉的意見，雙方完全一致。但華下臺后，葉成為抓捕“四人幫”的主要決策者，很多發(fā)表的記述都與事實真相有出入。1977年，李先念曾說：“去年十月，粉碎了‘四人幫’。這是華國鋒同志提議并征得中央多數(shù)同志同意后實施的�！焙髞恚独钕饶钗募返木幷邆冊谑珍涍@篇講話時，根據(jù)變化了的形勢在文后加了一個注釋，寫成葉為主華為輔。只是在李先念大發(fā)脾氣之后，才改寫成以下文字：“ 注157 1976年10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執(zhí)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這個反革命集團。在這一斗爭中，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保罾^繩，1998：80—81）抓“四人幫”是極其秘密地進行的，似乎不可能像李先念說的那樣是“征得中央多數(shù)同志同意后實施的”，但李的脾氣是有因而發(fā)的：作為主動者（華國鋒）的溝通人，李也是這次抓捕行動的主角。
7、“黨內(nèi)斗爭”與“危害”
毛澤東判斷張國燾加害于中央的證據(jù)是，張國燾在給陳昌浩的電報上，有“徹底展開黨內(nèi)斗爭”一說。為什么“黨內(nèi)斗爭”就等于“危害”？本來，黨內(nèi)斗爭無非是思想斗爭、路線斗爭，但在激烈時期，黨內(nèi)斗爭又會引發(fā)至殘酷整肅直至肉體消滅，張國燾、毛澤東對此并不陌生，以至于毛一看到“徹底展開黨內(nèi)斗爭”一語，就知道張要干什么了。
“危害”沒有成功，但一、四方面軍的斗爭確實是展開了。原屬于一方面軍的五軍團參謀長陳伯鈞在兩軍會師后調(diào)到四方面軍任九軍參謀長，沒有受到四方面軍將領(lǐng)的歡迎。1935年9月13日晚，“王樹聲等同志向我提出很多問題對我進行斗爭”；
次日，陳要調(diào)離九軍，九軍要他把九軍的東西留下，“如狼似虎的一些傳令兵洶洶然要這要那，聲言奉命不準我?guī)б稽c東西，只許只身去總部。當面交涉無效，寫信給孫軍長，回答找不著人。最后竟動手強搬東西，強拉所有馬匹，由五軍帶來的馬匹亦被沒收。我當時實在難處，只好憤然舍棄所有東西人員，去總部請示辦法。黃昏前后，才由總部去信將一些東西人員要回，但望遠鏡被搶去，騾子也被換了！自參加革命以來，算是第一次碰到這樣的事。若說是真正的革命同志，其何以出此？若說政見不同，需得斗爭，亦斷不能采取如此卑劣的手段！”（陳伯鈞，1987：459—460）王樹聲后來是十大將之一、國防部副部長；
孫玉清次年壯烈犧牲。陳伯鈞不懂得革命同志之間，也可能會有嚴重的斗爭。
到延安后，四方面軍的將領(lǐng)日子不太好過。1937年，劉伯承曾代表中央對西路軍殘存人員說：“張國燾是一枚毒藥，投到井里，四方面軍的同志都喝了這口井的水，需要洗一洗�！保ㄇ鼗鶄�，1996：96）因為這一洗，四方面軍將領(lǐng)受到冷落。毛澤東1961年6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回憶此事：“一方面軍搞的不對，抗大整的過分了�！医凶T政在延安清查了一下一、四方面軍的職務，調(diào)查結(jié)果，四方面軍的同志統(tǒng)統(tǒng)當總務科長，就是沒有做政治工作的，說他們文化很低，就是不信任他們�！保ㄖ煊瘢�1999：318）而且這一洗就是幾十年。原南京軍區(qū)空軍司令聶風智因為頂著“張國燾的人”的帽子，被空軍司令劉亞樓長期打入另冊，經(jīng)常受到無理指責。對此，“譚震林解決不了，鄧子恢解決不了，連陳老總都解決不了�！保ㄋ芍玻�1994：135）有一次，劉亞樓帶著聶和南空政委余立金到機場為毛澤東送行，“他給毛主席介紹，說余立金是井岡山的。其實余根本不是井岡山的。又說我是四方面軍的，是張國燾的部下，讓人差點兒下不了臺�！保ㄋ芍�，1994：307）
8、偽“中央主席”
張國燾在1935年10月15日的卓克基會議上宣布另立中央，這是一樁嚴重罪行，但確實沒有遭到大多數(shù)人的反對。列席會議的王維舟判斷：“如果當時多數(shù)人都以正確的態(tài)度同張國燾斗爭，就有可能使他的分裂不能得逞。”（王維舟，1982：105—106）原因或許是與會者對當時的中央有不滿：
張國燾于是先指定一方面軍的一位軍的干部發(fā)言。這位同志在長征途中，一直對中央領(lǐng)導有意見，列舉了一些具體事例，講得很激動。四方面軍的同志聞所未聞，不禁為之嘩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語，責備和埋怨中央的氣氛，達到了高潮。（徐向前，1987：459）
這時與四主面軍一起的有原屬一方面軍的董振堂的紅五軍團和羅炳輝的紅十二軍，究竟是哪一個“軍的干部”講得很激動，徐向前沒有講。張國燾則說：“第五軍團和第十二軍出席這次會議的同志們，也紛紛指斥毛澤東等行為不當。他們指出第五軍團和第十二軍同屬一方面軍，以往遇有重要軍事行動，都曾事先獲得通知；
但這次毛澤東等私率一、三軍團北上，卻并示未通知他們，發(fā)言的人對于這一點，一致表示憤慨。”（張國燾，2994下：422）
徐、張都這樣說，肯定是有根據(jù)的。五軍團對中央是有意見的。延安時期，各根據(jù)地分別召開座談會，主要是圍繞路線問題就一些歷史問題作出決議�！凹t五軍團的座談會開得很激烈，因為他們是寧都暴動的隊伍，不被‘左’傾路線所信任，肅反時抓了不少人，當反革命錯殺了，連總指揮季振同也被殺害，軍團長董振堂、參謀長趙博生、前政治部主任劉伯堅、后政治部主任曾日山等軍團領(lǐng)導相繼犧牲，部隊留下的人很少了。隨西路軍過黃河時基本打光了。會上，發(fā)言的人很激動，當有人拿出董振堂軍團長被國民黨殺害時頭顱照片時，不少人嚎啕大哭。”（莫文驊，1996：414）另據(jù)黃火青回憶，１２軍軍長羅炳輝及政委何長工是支持張國燾的。（黃火青，1995：113—120）何長工幾十年后也承認：“出其無奈，被迫只好違反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確方針，飲恨隨張國燾南下。”（何長工，1987：355）在張中燾擬定的名單中，羅炳輝是“中央委員”，何長工是“修補中委”。何是遵義會議后毛澤東親自派到九軍團接替蔡樹藩任政委的，為什么也會“隨張”，可能不僅僅是外在壓力。何之所能得到毛的諒解，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和黃火青成立了一個秘密收容站，保護了一方面軍落伍掉隊者。
張國燾1931年初到達鄂豫皖，任中央分局書記和軍委主席；
1933年創(chuàng)立川陜根據(jù)地后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盡管他有才干、有威信，甚至于四方面軍對“張主席”有“盲目崇拜心理”，（徐向前，1987：461）但“張主席”只能是某個中央分局的主席而不具備做“中央主席”的資質(zhì)。朱德、劉伯承等一方面軍領(lǐng)導人的反對，百團決戰(zhàn)的失利，中央到陜北后的種種爭取等等，都是他的“臨時中央”解散的原因。在主觀上，他也沒有那種“崇拜我好一點”的霸氣和自信，特別擔心遠在天邊的共產(chǎn)國際：
那時，中國共產(chǎn)黨是隸屬于共產(chǎn)國際的支部之一，一切重大問題的決定，必須經(jīng)共產(chǎn)國際認可，方能生效。張國燾是老資格的政治局委員，當然更明白這一點。他深怕公開打出另立“中央”的旗號后，一旦被斯大林和共產(chǎn)國際否決，局面將不堪收拾。特別是王明、博古等人，都是共產(chǎn)國際的“寵兒”，斯大林決不會輕易否定他們。張國燾對此頗有顧慮，要給自己留條退路，便不敢把事情做絕。（徐向前，1987：474）
共產(chǎn)國際當然是中共的太上皇，但遵義會議上毛澤東不就把它的“寵兒”博古和它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扳倒了嗎？而且后來斯大林和共產(chǎn)國際也承認了毛�？赡苷钦莆樟藦堖@種畏懼共產(chǎn)國際的心理，已到陜北的毛就借助從莫斯科回來的張浩，向他“傳達共產(chǎn)國際的指示，肯定中央北進路線是正確的”（其實共產(chǎn)國際是否有這個指示還要存疑），而給了張“當頭一棒”。
堅強的革命者是一個目標干到底、把事情做徹底的人，任何猶豫和動搖都不會成功。而張最缺乏的就是堅定性和自信力，一邊憑人多勢眾自封“主席”，一邊“心里老是打鼓，不敢走得更遠�！保ㄐ煜蚯埃�1987：475）徐說了一件小事：中央紅軍在陜北直羅鎮(zhèn)打了一個勝仗，徐得到消息后找張，要出個捷報，發(fā)給部隊�！皬垏鵂c態(tài)度很冷淡，消滅敵人一個師有什么了不起，用不著宣傳。……可是，沒過幾天，張國燾又準許在小報上登出了這條消息�！保ㄐ煜蚯�，1987：476）消息公開后，使中央紅軍北上的勝利與四方面軍南下碰壁形成了對比，對張國燾很不利。在這個問題上，張本來既可以大大方方地公開出來，因為他是“中央主席”，一方面軍的勝利不也是“主席”的光榮？后來不就是把整個黨史、革命史的勝利都歸為一個人的領(lǐng)導嗎？當然張也可以永遠壓著不發(fā)，真的搞一點“愚民政策”。整風時期毛澤東就嚴格審查一切信息資源；
“文革”時期，除了毛自己的書和他允許的書，古今中外的所有書都是要燒毀的“封資修黑貨”。
張之缺乏政治領(lǐng)袖的素質(zhì)，還在于他會動感情。1936年9月中旬討論行動方向時，朱德、陳昌浩等主張按中央要求北上，張主張先西進青海再轉(zhuǎn)陜北以避免在西蘭通道與胡宗南部決戰(zhàn)，朱陳主張通過后，張還是認為不妥，晚上去找陳昌浩做工作，發(fā)生爭吵。
這是張國燾自與陳昌浩共事以來，第一次發(fā)生尖銳爭論，加上他有個另立“中央”的包袱大壓在身上，所以情緒很激動，還掉了淚。他說：“我是不行了，到陜北準備坐監(jiān)獄，開除黨藉，四方面軍的事情，中央會交給陳昌浩搞的。”（徐向前，1987：497）
《李先念傳》記述張、陳的對話是：“說明陳昌浩無權(quán)改變他的命令，應該注意保護四方面軍，會合后中央會讓我們交出兵權(quán)，甚至開除黨籍，軍法從事。說著說著，便傷心地痛哭起來。陳昌浩向他指出，你的決定是錯誤的，誰有權(quán)決定，要看是否符合中央的要求。必須去會合，會合才有出路。我們的錯誤要聽候中央處理，哭是沒有用的�！睆堃婈惒撇淮饝腿フ每h找徐向前、李先念等人，說明“既然一方面軍主力不能南下，四方面軍獨立在西蘭通道地區(qū)作戰(zhàn)，十分不利�！毙斓韧夂�，張即要陳昌浩前來會合，陳見徐向前等已經(jīng)同意，并已開始調(diào)動部隊，也就不再堅持。后來在中央發(fā)來嚴令，而且徐向前西進洮河后，河西已是大雪封山，道路難行，故又轉(zhuǎn)而按中央要求北上。（朱玉，1999：238—240）
張國燾不反對北上，只不過是避開敵人主力繞道而行，所以其主張是有道理的，但他只會以眼淚來支持自己的主張，既說明中央壓力之大，也說明張意志不夠鋼強。陳昌浩是他的老部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此時居然也不聽他的，亦見張此時大勢已去。政治家不是不流淚，比如三國時的劉備，那是為了表示“仁心”以爭取人心，但張這種的負氣的流淚則沒有任何政治功效。
9、西路軍
1937年，西路軍兵敗祁連�！拔沂俏髀奋姷闹饕笓]者，這支部隊的兩個主力軍（九軍、三十軍），又是我和其他同志從鄂豫皖帶著發(fā)展起來的。西路軍的失敗，長期使我愧悔交加�！保ㄐ煜蚯�，1987：555）應當肯定的是，徐向前的“愧悔交加”之中還有痛苦，因為《毛澤東選集》把西路軍失敗與“張國燾逃跑路線”緊密相聯(lián)。只是在晚年的回憶錄中，徐才得以暢其所郁，強調(diào)四方面軍西渡黃河并非張國燾的“擅自決定”，而是執(zhí)行中央寧夏戰(zhàn)役的計劃、按照毛澤東等人的電報指示行動的。他把失敗的原因歸結(jié)為三條：第一，擔負的任務飄忽不定，變化多端，并大大超過應有的限度，這是失敗的根本因素。第二，無法取得戰(zhàn)場主動權(quán)。三，戰(zhàn)場指揮上缺乏機斷專行。
客觀條件外，三個原因都與中央軍委指揮不當有關(guān)。關(guān)于第一點，西路軍的任務凡五變：開始是執(zhí)行寧夏戰(zhàn)役計劃，渡河西進，鏖戰(zhàn)一條山，待機策應一方面軍西渡，共取寧夏。第一變是放棄這一計劃，獨立西進，準備打通新疆；
第二變是停在永涼地區(qū)，不進不退；
第三變是根據(jù)西安事變后的形勢變化，忽而準備西進忽而準備東進，后明確執(zhí)行西進任務。剛到臨高地區(qū)，又停止西進；
第四變是為了策應河東，改為東返；
第五變是奉命“固守五十天”，在倪家營子堅守待援。
關(guān)于第二點，西路軍孤軍深入，沒有可以依托的根據(jù)地，河西走廊狹長的地形又無法集中兵力，不可能發(fā)揮紅軍的戰(zhàn)術(shù)特長�！爸醒胍笪覀儭斜Α�、‘齊打并進’，原則上沒有錯，但實際上是同建立根據(jù)地的任務和當?shù)氐牡匦螚l件相矛盾的。我們提了不同意見，沒有下文，便只能分兵固壘，就地堅持�！保ㄐ煜蚯�，1987：560）要兵員沒兵員，要補給沒補給，要援應沒援應，曠日持久下去，招架之功尚缺，還手之力全無。
關(guān)于第三點。中央統(tǒng)得過死，不給戰(zhàn)場指揮以應有的自由權(quán)。毛不能容許西路軍領(lǐng)導人有半點異議：“你們（對）過去所犯的政治錯誤，究竟有何種程度的認識呢？何種程度的自我批評與何種程度的轉(zhuǎn)變呢？我們認為今后的勝利是與對過去政治錯誤的正確認識與徹底轉(zhuǎn)變是有關(guān)系的�！保ㄐ煜蚯�，1987：544）這就把西路軍的行動與過去的“政治錯誤”聯(lián)在一起，誰還動彈？“在西路軍面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發(fā)出如此具有嚴重性質(zhì)的電報以壓西路軍領(lǐng)導人，使之機械執(zhí)行其命令，這在毛澤東指揮軍事的歷史上是少見的，也不是單單可以用形勢變幻莫測可以解釋得清的�！保ㄍ粼粕�1999：340）
后方的張國燾此時急于與中央保持一致，也發(fā)電報強調(diào)：“軍委對西路軍的指示是一貫正確的”，“如果還有過去認為中央路線不正確而殘存著對領(lǐng)導的懷疑，是不應當有的�！薄皯斣诓筷犞�，特別是在干部中，提高黨中央和軍委和威信。”（徐向前，1987：538）陳昌浩更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只好急于表忠心：“他曾向我流露過：南下的事，共產(chǎn)國際肯定對四方面軍另有看法。為了紅四方面軍的前途，今后應惟共產(chǎn)國際和黨中央的意見是從�！瓕τ谏霞壍闹甘�，奉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簡直到了一切‘惟上’的盲從地步�！保ㄐ煜蚯�，1987：563）
西路軍過河后張國燾沒有單獨發(fā)過電報，有關(guān)四方面軍的各種指令，是以毛為中心的軍委作出的，因此西路軍失敗的帳不能掛在張國燾的頭上，但史書有時并不符合歷史。1965年，中國人民大學革命專家李新在河西走廓參加“四清”時，“我親眼看到高臺的一個集鎮(zhèn)，據(jù)甘肅到新疆的河西走廓中，當年必是沖殺要地�！遗靼琢诉@次戰(zhàn)斗已是1937年3月的具體日期之后，心中又極為憤懣。《毛澤東選集》中，毛主席在《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中這樣寫道：‘為敵人嚇倒的極端例子，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紅軍第四方面軍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這個路線的最后破產(chǎn)�！擅飨瘜戇@篇文章的時間，是1936年，他怎么能在1936年就預見到1937年的西路軍的失敗呢？很顯然，這是毛著編委們幫助整理這樣的。”（李新：1998：135） 1991年，《毛澤東選集》再版，毛的原文無法改動，但相關(guān)注釋改寫為：三個方面軍會師后，“十月下旬，四方面一部奉中央軍委指示，執(zhí)行寧夏戰(zhàn)役計劃。11月上旬根據(jù)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定，過河部隊稱西路軍。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孤軍奮戰(zhàn)四個月，殲敵二萬余人，終因敵眾我寡，于1937年3月失敗�！�
10、“肅反”與“搶救”
鄂豫皖根據(jù)地和四方面軍歷史特殊。不但內(nèi)部斗爭激烈，而且張國燾的“另立中央”也使它與中央紅軍產(chǎn)生矛盾。在張國燾被認定要為分裂負責后，徐向前成為四方面軍的旗幟。原因很多，但徐本人的謹慎是重要一條。
雞鳴河會議上，徐與曾中生等人意見一致，結(jié)果他的妻子被殺。此后徐就謹慎多了�！靶『涌跁h我沒參加，一些情況是后來才聽說的�！保ㄐ煜蚯埃�1987：227）張國燾的第二次“肅反”就沒有他的事。
張國燾與中央鬧別扭，首先發(fā)生在中央慰問團到雜谷腦時，“后來我聽說，張國燾曾在那里借口‘統(tǒng)一軍事指揮’，向中央要權(quán)�！贝藭r徐正率軍向松潘出發(fā)，“我當時被在蒙在鼓里，對這些事情一概不知�！保ㄐ煜蚯埃�1987：427）8月11日的沙窩政治局會議上，張和中央“吵得很兇”，“至于當時爭論的焦點是什么，誰是誰非，我不了解。那是中央政治局內(nèi)部的事，沒有人和我談過，自己也不想過問�！保ㄐ煜蚯�，1987：439）。8月下旬右路軍穿過草地后，張和中央之間“南下”“北上”之爭日益緊張，“陳昌浩是中央政治局的成員，又和博古、張聞天、王稼祥等同志熟悉。有什么事情，都是他去和中央聯(lián)系�！保ㄐ煜蚯�，1987：444）
也許不是故意回避，但在關(guān)鍵時刻總能遠離是非之地，是徐的過人之處。他比較延安整風與張國燾肅反，認為“延安整風的經(jīng)驗證明，只有用正確的方法去開展黨內(nèi)斗爭，克服矛盾，才能達到教育全黨，團結(jié)全黨，增強黨的戰(zhàn)斗力的目的。”（徐向前，1987：693）但細讀下去，就會發(fā)現(xiàn)徐實際是看到了兩者之間的連續(xù)性。
經(jīng)歷過鄂豫皖、川陜根據(jù)地兩次殘酷的“肅反”，徐對“整風”、“肅反”中的極左行徑極為敏感。延安整風初期，他是抗大校長兼負責整風的“分學委”主任，舉措比較溫和，他還給領(lǐng)導成員講紅四方面軍肅反擴大化的教訓以提醒大家保持清醒頭腦。這當然不符合整風的發(fā)動者毛的預期，不久康生的社會部派黃志勇來抗大主持審干，張國燾用過的手法“在整風審干中被康生等人搬來，‘搶救失足者’。凡是從白區(qū)來的，都受到懷疑，甚至連葉劍英同志，都被列為懷疑對象�！保ㄐ煜蚯埃�1987：695）黃志勇是搞逼供信的專家：
名堂多得很，什么“即席坦白”、“示范坦白”、“集體勸說”、“五分鐘勸說”、“個別談話”、“大會報告”、“抓水蘿卜”（外紅內(nèi)白），應有盡有。更可笑的是所謂“照相”。開大會時，他們把人一批一批地叫到臺上站立，讓大家給他們“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證明沒有問題，否則即是嫌疑分子、審查對象。他們大搞“逼供信”、“車輪戰(zhàn)”，搞出特務分子、嫌疑分子六百零二人，占全校排以上干部總數(shù)的百分之五十七點二。干部隊共有四百九十六人，特務和嫌疑分子竟有三百七十三人，占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徐向前，1987：686）
這些比例與“白雀園肅反”差不多�！鞍兹笀@肅反”隨張國燾一起被否定，康生的肅反審干卻未認真清理�！拔母铩敝�，康生又一次威風八面，黃志勇再次出擊，在1968年10月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成為批徐的急先鋒：“聲色俱厲，質(zhì)問我為什么要率四方面軍渡河西征？為什么要搞‘二月逆流’對抗無產(chǎn)階級司令部？為什么要反黨亂軍，支持陳再道和‘百萬雄師’？”（徐向前，1987：841）黃志勇原為裝甲兵副政委，“文革”中因整人有功，一度主持總政治部工作。
當然，延安整風的積極分子并不都像康生、黃志勇這樣好運長久。整人花樣甚多的邊區(qū)保衛(wèi)處審訊科長布魯，在50年代的鎮(zhèn)反時被打成“內(nèi)奸”、“反革命”，屈死獄中。其妻四處奔走，多方申訴，也被開除黨籍�？勾蠼椀路中５囊晃桓毙ｉL當時也是整人的急先鋒，他曾說：“別人說反對逼供信，我們就來個信逼供。我們先‘信’，‘供’給你聽，你不承認，我們就‘逼’！這個副校長后來在‘文化大革命’中鬧得全家慘死，我不知道他曾否回想過1943年他說過的這些話！”（韋君宜，1998：18）
11、選舉
1967年批“二月逆流”之后，徐等一批老干部就“靠邊站”了。所謂“靠邊站”與彭德懷等人被公開批斗不同，也與賀龍那樣被關(guān)起來迫害不同，“靠邊站”者保留職務，沒有生命危險，沒有衣食之虞，但不再掌握實際權(quán)力（比如陳毅的外交部長從來沒有被撤去，但外交部的工作他過問不了），在黨內(nèi)會議上可以被批判�！翱窟呎尽笔菂^(qū)別不同性質(zhì)的矛盾的一大發(fā)明。
在這種極不正常的氣氛下，我們這些人，能不能被選入中央委員會，已成問題。毛澤東同志覺察到這一點，出面做工作�！谶x舉時，林彪、江青一伙又玩了鬼把戲。他們采取分組分配票數(shù)，指定人投票的辦法，對付“二月逆流”的人。票數(shù)控制在不超過半數(shù)太多的范圍，又讓你當選，又讓你難看。這種肆意踐踏黨內(nèi)民主，侵犯黨代表民主權(quán)利，操縱黨代表大會的惡劣手段，充分說明他們是一伙地地道道的野心家、陰謀家。選舉中共一千五百名代表投票，我得票最少，僅八百零八票，其他老同志多些，但也多不了多少。（徐向前，1987：844─845）
當時的投票是有嚴格控制的。肖勁光回憶：“‘九大’期間，李作鵬是布置過選誰不選誰的問題。據(jù)蘇積成同志后來揭發(fā)說‘九大’時，李作鵬曾在海軍代表中點了所謂參與‘二月逆流’的朱德、葉劍英、陳毅、聶榮臻等同志的名，布置海軍參加‘九大’的17名代表中的八名基層來的同志在選舉中央委員時不投這些領(lǐng)導同志的票。”（肖勁光，1988：308）選舉是有領(lǐng)導的，票在代表的手中，但選誰不選誰卻是由上面指定的。至于這些代表又是如何產(chǎn)生的，就不用再說了。不止于此。像肖勁光這樣老資格的代表、又是李作鵬的對手，李作鵬當然不便叫他選誰不選誰，但他的“自由選舉”卻是要承擔風險的：“‘九大’選舉中央政治局的時候，我沒有投票選張春橋、姚文元、葉群、李作鵬、吳法憲、邱會作（據(jù)江青講還包括她）等人的票，是因為我認為無論從那一方面講，他們都不夠當政治局委員的條件�！緛磉x舉是無記名投票，選誰不選誰是黨員的權(quán)利。江青、張春橋卻搞查票勾當。他們用什么方法把我的票查出來，我不得而知，但手段之卑劣卻可見一斑了�！保ㄐ殴猓�1988：308）肖勁光是解放軍的大將，長期擔任海軍司令（包括“文革”期間），毛曾說過肖是終生司令。如果像他這樣的代表的選票都要被檢查，每次選舉又怎么不會是“熱烈鼓掌，一致通過”？
徐向前簡歷
1901年1月生于山西五臺。1924年5月年進黃埔軍校，畢業(yè)后留校任排長，后到馮玉祥部任教官、參謀、副團長等職。
1927年3月加入共產(chǎn)黨；
11月參加廣州起義，任第六工人聯(lián)隊隊長。起義部隊退到海陸豐后，任紅四師參謀長、師長。1929年6月到鄂豫皖根據(jù)地，先后任副師長、副軍長、軍長、紅四方面軍總指揮，當選為中革軍委委員。1932年四方面西征后，任西北軍委副主席；
1936年10月，任西路軍總指揮。
1937年后，先后任一二九師副師長、山東縱隊司令員、晉綏聯(lián)防軍副司令員、抗大校長。1945年在“七大”上當選中央委員。
1946年6月，任晉冀魯豫軍區(qū)第一副司令、華北軍區(qū)第一副司令、第一兵團司令兼政委。
1949年后，任軍委總參謀長、軍委副主席，1956年在“八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66年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1967年1月，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
1975年在四屆人大上當選為副委員長。
1978年3月，任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長；
1977年在“十一大”、1982年在“十二大”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1990年9月逝世。
參考文獻
徐向前：1987 《歷史的回顧》，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廖蓋隆：1993 《徐向前元帥生前的肺腑之言》，載北京：《炎黃春秋》第1期。
蕭 克：1993 《朱毛紅軍側(cè)記》，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
田樹德：2002 《真相：毛澤東史實80問》，(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李 銳：1994 《30歲以前的毛澤東》，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李 普：1992 《記劉帥》，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康克清：1984 《康克清談朱德革命實踐中的一些重要情節(jié)》，載北京：《文獻與研究》第1期。
曹金山：1981 《陳毅同志救了我》，載陳毅、肖華等著：《回憶江西蘇區(qū)》，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楊文局：1987 《紅色的好管家》，載《星火燎原》第5期，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楊繼繩：1998 《鄧小平時代》，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韓熙型：1982 《揭穿張國燾在鄂豫皖蘇區(qū)肅反問題上的謊言》，載盛仁學編：《張國燾問題研究資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何干之：1982 《張國燾路線與黨對張國燾的路線斗爭》，載盛仁學編：《張國燾問題研究資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喬培華：1998 《周恩來與信陽事件》，載北京：《史學月刊》第6期。
張樹藩：1998 《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載北京：《百年潮》第6期。
王宏坤：1991 《我的紅軍生涯》，北京：人民出版社。
秦基偉：1996 《秦基偉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師 哲：2001 《我的一生》，北京：人民出版社。
宋任窮：1996 《宋任窮回憶錄（續(xù)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松 植：1994 《血色年華一聶鳳智將軍傳》，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范 碩：2002 《關(guān)于長征“密電事件”的幾個問題》，載廣東葉劍英研究會、葉劍英基金會編：《葉劍英研究》第2期。
莫文驊：1996 《莫文驊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聶榮臻：1983 《聶榮臻回憶錄》，北京：戰(zhàn)士出版社。
楊繼繩：1998 《鄧小平時代》上卷，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陳伯鈞：1987 《陳伯鈞日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維舟：1982 《我的回憶》，載北京：《中共黨史資料》第１輯。
張國燾：2004 《我的回憶》上下，北京：東方出版社。
黃火青：1995 《一個平凡的共產(chǎn)黨員的經(jīng)歷》，北京：人民出版社。
何長工：1987 《何長工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汪云生：1999 《29個人的歷史》，北京：昆侖出版社。
李 新：1998 《回望流年——李新回憶錄續(xù)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韋君宜：1998 《思痛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肖勁光：1988 《肖勁光回憶錄•續(xù)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朱 玉主編：1999 《李先念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金沖及主編：1998 《周恩來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6 《毛澤東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譚克繩、歐陽植梁主編：1987 《鄂豫皖革命根據(jù)地斗爭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2000年8月初稿
相關(guān)熱詞搜索：回顧 徐向前 歷史 單世聯(lián)
熱點文章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