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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國涌:魯迅去世之后

發(fā)布時間:2020-05-25 來源: 短文摘抄 點擊:

  

  1936年11月18日,魯迅去世一個月,“新月派”女作家蘇雪林寫給胡適一封長信,稱魯迅為“刻毒殘酷的刀筆吏,陰險無比、人格卑污又無比的小人”。(《胡適來往書信選》中,中華書局1979年版,329頁)同時將她寫給蔡元培的信稿抄送胡適,更是大肆攻擊魯迅。12月14日,曾被魯迅罵為“焦大” 的胡適回信責備了蘇雪林:

  “我很同情于你的憤慨,但我以為不必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魯迅狺狺攻擊我們,其實何損于我們一絲一毫?他已死了,我們盡可以撇開一切小節(jié)不談,專討論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經(jīng)過幾度變遷,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價值的,有些什么是無價值的。如此批評,一定可以發(fā)生效果。余如你上蔡公書中所舉“腰纏久已累累”,“病則謁日醫(yī),療養(yǎng)則欲赴鐮倉”……皆不值得我輩提及。至于書中所云“誠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廿五史儒林傳所無之奸惡小人”一類字句,未免太動火氣(下半句尤不成話),此是舊文字的惡腔調(diào),我們應(yīng)該深戒。

  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同上,339頁)

  之后(1937年),胡適為《魯迅全集》的出版盡了力也是不爭的事實。許廣平等曾就《魯迅全集》出版事宜寫信給胡適,請他“鼎力設(shè)法”介紹給商務(wù)印書館。胡適“慨予俯允”,并在細心詢問了有無版權(quán)問題后,將他寫給王云五的親筆信交給許廣平、馬裕藻。正是有了胡適的引薦,王云五才爽快地“表示極愿盡力”。許廣平致信胡適,感謝他的“鼎力促成”、“功德無量”。(散木《于無聲處聽驚雷——魯迅與文網(wǎng)》,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2年12月版,474—475頁)

  不是胡適忘記了魯迅生前對他的“狺狺攻擊”,但他有他的原則、風度。

  更讓后人難以理解的是另一位“新月派”才子葉公超,居然在魯迅逝世后花幾個星期時間,把手邊能找到的所有魯迅作品重讀了一遍。11月1日,他在天津《益世報》增刊發(fā)表《關(guān)于非戰(zhàn)士的魯迅》一文,充分肯定魯迅在小說史研究、小說創(chuàng)作及文字能力三方面的成就,對魯迅作為“非戰(zhàn)士”的另一面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說:“我有時讀他的雜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時又感到他所‘瞄準"(魯迅最愛用各種軍事名詞的)的對象實在不值得一粒子彈。罵他的人和被他罵的人實在沒有一個在任何方面是與他同等的。”(《葉公超批評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96頁)

  12月8日,葉公超又寫下了一篇《魯迅》專論,對魯迅作了全面的公正評價,發(fā)表在1937年1月25日的《北平晨報》“文藝”副刊。葉認為“五四之后,國內(nèi)最受歡迎的作者無疑的是魯迅。”(97頁)并指出:“在政治上,他的確是個很可貴的醞釀?wù)撸╝gitator),因為他有歷史上成功的醞釀?wù)咚枰臈l件:鋒銳的諷刺,濃烈的大量的情感,動人的真摯與親切。但是,他絕對不是能做政治領(lǐng)袖的人,如史達林、希特勒、莫索里尼等都是同樣地要壓迫人的,要撲滅個人主義的,要取締言論自由的。魯迅在壓迫之下‘反抗一切的壓迫’,究竟是反抗壓迫本身呢?抑或因壓迫者可恨而反抗壓迫呢?我們不敢妄論,也許二者兼而有之;
不過我相信,假使請他來壓迫人,統(tǒng)治人,他還是如他自己所說:‘不夠刻毒’吧。”(99頁)

  他熱烈地稱贊“魯迅最成功的還是他的雜感文” ——

  “他的情感的真摯,性情的倔強,智識的廣博都在他的雜感中表現(xiàn)的最明顯。……在這些雜感里,我們一面能看出他的心境的苦悶與空虛,一面卻不能不感覺他的正面的熱情。他的思想里時而閃鑠著偉大的希望,時而凝固著韌性的反抗狂,在夢與怒之間是他文字最美滿的境界!保103頁)

   胡適雖然批評了蘇雪林對待魯迅的態(tài)度,但讀了葉公超的文章,他還是“很不高興”,不無責怪地對葉公超說:“魯迅生前吐痰都不會吐在你頭上,你為什么寫那樣長的文章捧他?”葉卻有另外一種想法:“人歸人,文章歸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學的成就。”(《葉公超其人其文其事》,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59頁)

  遙想當年,魯迅與“新月”派,左翼與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之間,仿佛水火不容,作為“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作為曾與魯迅激烈論戰(zhàn)的梁實秋的摯友,葉公超在魯迅身后卻能作出如此客觀公允的論斷,說出這樣的公道話,更加難能可貴。作為一個文學批評家,他是客觀、中立的,無論是對朋友,還是對論敵。

在知人論世時,常常不以小圈子為重,能超越派別的局限,不存門戶之見。他強調(diào)的是魯迅“非戰(zhàn)士”的一面。你可以不同意葉公超的論斷,但對一個向來只知黨同伐異的民族來說這無異是嶄新的啟示。即使在魯迅生前,作為其“論敵”, 葉公超就對魯迅散文有過持平之論,他坦然地指出:“我覺得魯迅的散文比徐志摩的好!彼隰斞干砗蟪终摴,就一點也不值得奇怪了。

   即使是被魯迅罵為“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的梁實秋,他不僅早在1927年就對魯迅雜文、小說有過客觀的評價,即使在發(fā)生過“人性論”和“階級論”的激烈論戰(zhàn)之后,1934年,他在《現(xiàn)代文學論》中論及“散文的藝術(shù)”時也沒有回避、貶低魯迅。他說:“新文學運動以來,比較能寫優(yōu)美的散文的,我以為首先應(yīng)推胡適、徐志摩、周作人、魯迅、郭沫若五人。這五人各有各的好處!斞傅纳⑽氖菒豪,著名的‘刀筆’,用于諷刺是很深刻有味的,他的六七本雜感是他的最大的收獲!薄皼]有魯迅的老辣鋒利的性格,而要寫魯迅的諷刺深刻的文章,想想看,那又是多么令人作嘔!”(《梁實秋批評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172頁)在論及“現(xiàn)代的小說”時,他說:“魯迅先生的二十幾篇短篇小說,較成功的是那一篇著名的阿Q正傳,亦即因為在那一篇里較為有寫實的手腕的表現(xiàn)罷了!保ㄍ,177頁)

  1941年11月,魯迅去世5年后,他在重慶《中央周刊》發(fā)表《魯迅與我》一文:“平心而論,魯迅先生的雜感是寫得極好,當代沒有人能及得他,老練潑辣,在這一類型中當然是應(yīng)推獨步。但是做為真理的辯論看,我并不心服!保ㄞD(zhuǎn)引自陳子善《文人事》,浙江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184—185頁)

  事過境遷之后,再讀梁實秋的評論,我們不得不承認他的評價基本是中肯的。

  魯迅晚年,梁實秋在青島大學任教并兼任了圖書館主任的職務(wù),于是在魯迅筆下便出現(xiàn)了“梁實秋教授充當什么圖書館主任時,聽說也曾將我的許多譯作驅(qū)逐出境!薄傲簩嵡锝淌谡魄鄭u大學圖書館時,將我的譯作驅(qū)除。”這些捕風捉影的信息來自何處,今天已不可考,從“聽說”到坐實,在魯迅心中也不知是怎么完成的。其時在青島大學求學的臧克家后來回憶,“我想不會的,也是不可能的!保ㄞD(zhuǎn)引自《于無聲處聽驚雷——魯迅與文網(wǎng)》,279頁)

   1964年,梁實秋在臺灣寫的《關(guān)于魯迅》一文提及這段舊事,他回憶說他在青島大學圖書館曾注銷過數(shù)十冊“從前遺留下來的低級的黃色書刊”,“魯迅的若干冊作品并不在內(nèi);
但是這件事立刻有人傳報到上海,以訛傳訛,硬說是我把魯迅及其他左傾作品一律焚毀了,魯迅自己也很高興地利用這一虛假情報,派做為我的罪狀之一。其實完全沒有這樣的一回事!彼谷坏卣f:“我首先聲明,我個人并不贊成把他的作品列為禁書。我生平最服膺伏爾泰的一句話:‘我不贊成你說的話,但我拼死命擁護你說你的話的自由。’我對魯迅亦復如是。”對于臺灣國民黨當局長期封禁魯迅的著作,梁實秋也是持反對態(tài)度的。(同上,280頁)

   魯迅去世之后,作為他的“死敵”、對頭,從胡適、葉公超到梁實秋,這些沐浴過歐風美雨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想到的決不是幸災樂禍,不是彈冠相慶,胡適之所以批評蘇雪林、幫助出版《魯迅全集》,葉公超之所以連寫兩文,對魯迅“蓋棺定論”,以及梁實秋的公允之論,無非都印證了他們生平所服膺的伏爾泰格言:“我不贊成你說的話,但我拼死命擁護你說你的話的自由!睂λ麄兌裕瑢Σ煌庖姷膶捜,對異己的寬容,都是正常的,也正是他們所追求和捍衛(wèi)的。這些植根于他們靈魂深處的理想是與他們的西方教育背景分不開的,是西方人文思想長期熏陶的結(jié)果。葉公超晚年回憶,他當年在美國愛默思等學校所接受的教育,“完全是人文教育”。他們曾為一個古老民族帶入一些異質(zhì)的因子,重讀他們當年的文字,重溫舊事,彌足珍貴。無論他們也有多少缺點、不足,他們的那種氣質(zhì)、風度、心態(tài),他們的追求本身都值得后人深思。

  

  2003年4月30日 5月14日 修改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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