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緣起與內涵

　　自二十世紀末以降，隨著「聯大熱」的興起，對晚近大學教育的研究漸成顯學；
加之對知識分子的研究的繼續(xù)升溫，「清華學派」亦漸為人所關注。陳平原、趙敦恒、黃延復、齊家瑩、徐葆耕諸先生在其大作中均已提及此點[1]，且都強調了其重要性，但大多是一筆帶過，未及深究。究其緣由，也可理解：一是時間跨度大，史料太多；
二是人物譜系龐雜多變，牽涉到的院校甚多，不易把握；
此二點為直接的、學理上的原因，而第三點則為隱在的學理之外的原因，特別是涉及到某些政治歷史的因素（如「清華學派」的最后嬗變就很難從文化層面獲得完全合理的解釋）。

　　但是，要研究晚近學術史和教育史，這又確實繞不過這一重要的歷史存在。因為這是大學教育的變遷、政治文化嬗變的一個特寫和縮影，這不僅與清華有關，而且涉及到幾乎所有的一流名校和一流文人學者。而沒有相當的史料爬梳、史實考辯，要知其大略已屬不易，要有所創(chuàng)獲更是難上加難。筆者對此關注有時，略有陋見，現就教于方家。

　　有學者認為，所謂「清華學派」是指清華文科的教學和學術風格[2]，此一說法自有其道理；
但若質言之，它可能有著更豐富多義的內涵。筆者以為，所謂「清華學派」，至少涵蓋了如下層面：一、一個特定的學術（文化）流派；
二、一種治學為文的風格（取向）和文化氣質；
三、一種教育模式和辦學理念。在「老清華」中，許多理工科學者亦有相當的人文素養(yǎng)（如華羅庚之擅詩文、顧毓秀之精文理），善文科、有人文精神者絕不限于文科專業(yè)者，那么，所謂「文科」也就不是一個專業(yè)意義上的范疇，而是一種素養(yǎng)、識見意義上的標尺。因此「清華學派」確以文科為主，但又不絕然限于文科。就此而言，「清華學派」也就隱然標示了一種新的辦學模式（通才教育）和教育理念（精英培養(yǎng)）。

　　二　脈絡與譜系

　　鄙意以為，「清華學派」不是一個學籍教職意義上的概念，而是一個思想（知識）上的譜系。此派人物也就不止于清華師生，還包括與之有關聯的一大批人，比如某些北大人士，以及西南聯大的人物。如胡適雖是長期執(zhí)教于北大，卻是清華出身，且與清華研究院深有緣源；
周一良雖是燕京出身，卻常在一墻之隔的清華聽課，受教于陳寅恪，且日后亦曾受陳及胡適之指教，歸國后更是就任于清華，自是躋身此中；
湯用彤先生長期就職于北大，但早年為清華留美生，也與清華深有淵源；
浦江清等雖出身于他校，后來也結緣于清華。──因此，對此派的外延也就不能僅從學籍教職層面去理解和框定。

　　在「清華學派」的發(fā)展歷程中有幾個重大事件，與之相應的則是幾個關鍵性的年份：

　　1925年，清華學校研究院創(chuàng)立，吳宓親主其事，王、梁、趙、陳四大導師先后登臺，清華研究院開始運作；
同年，朱自清離浙北上，落戶清華。朱于五四前后（1920年）在北大畢業(yè)，僅有本科學歷，且主事新文學創(chuàng)作，而無突出學術成果。朱以中學教員身份出任清華教授（年僅二十七），足見清華不以門戶、學歷為限，勇于吸收新鮮血液，接受新文化的熏陶。自此，「儒林」與「文苑」開始攜手，并存于清華。

　　1928年，羅家倫出長清華，力行「四化」（學術化、民主化、紀律化、軍事化），清華脫離外交部而直屬國府管轄，擴大了辦學自主權。至此，清華初具現代綜合性大學的格局，其文科建制日臻完善。此后，大批文科名師持續(xù)涌入清華，并保持了長期穩(wěn)定的教職，如楊振聲、蔣廷黻、潘光旦，黃節(jié)等等。其中多數是甫入清華便徑評為教授。而按慣例，教授受聘他校后最初只能是副教授。其氣魄之大，冠居全國[3]。

　　1937年，日寇橫行，抗日軍興，眾校西遷，清華與北大、南開三強合一，組成西南聯大。

　　1952，全國院系大調整，地處天子腳下的清華首當其沖，由一個綜合性大學改造成一個多科性工業(yè)大學。學科建制的根本性嬗變，極大地紊亂了其文化生態(tài)；
失去學科支撐的「清華學派」元氣大傷，頹勢日顯。

　　文革期間，「清華學派」不僅學科建制蕩然無存，且一大批「老清華」大受沖擊，離開文化崗位，或老死或病逝，或被邊緣化或被卷入政治，如陳夢家自殺（1966）、李廣田去世（1968）、吳晗自盡、陳寅恪逝世（皆在1969年）；
馮友蘭、周一良等加入「梁效」，等等。

　　90年代前后，大批「老清華」年事漸高，政界、文界的「老清華」大都漸然淡出歷史舞臺，如政界之姚依林、蔣南翔和文界之王瑤、俞平伯、吳祖緗、曹禺、季鎮(zhèn)淮、錢鐘書、韋君宜等均告去世，「清華學派」走向終結。

　　大致而言，「清華學派」始于20年代中葉，終于90年代末葉，時間跨度達七十年余年。其最主要的載體乃是清華國學院和清華文學院；
文學院中，尤以文史哲諸系為最。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歷史中，「清華學派」形成了相當完整的譜系，而這一譜系又以特定的學思傳承而形成了精密的網絡。只是，在既有的研究中，對這一譜系的代際界分尚不明朗；
而沒有對基本譜系的把握，就無法對其脈絡有基本的了解。因此，出于研究需要，筆者對此做了初步的梳理。

　　一般認為，朱自清先生的入教清華揭開了「清華學派」的序幕。只是朱氏「但開風氣不為師」，入得清華后才開始學術起步。因此，「清華學派」的開創(chuàng)并不始于朱，而是肇始于國學院的建立，其第一代掌門人當為王、梁、陳、趙四子。四人年齡相差甚大，年歲最長者為梁（1873年生），最少者為趙（1892）。其時，王、梁年約知命，而陳、趙均逾而立──這在一般學人當是治學起步期，而早慧的陳、趙二子則已進入學術豐收期（陳雖述而未作，但已然是氣象煌煌）。細言之，四人大致出生在1870-1890年前后，在清季度過了至少約二十年時間，而這二十年，一般就構成其學思的啟蒙期。他們在西學東漸的語境中，完成了各自的「童子功」訓練。這樣一個成長背景，決定了其無一例外地接受過較為系統(tǒng)的國學訓練，具有相當的國學根柢。此外，四子均有游學經歷，廣讀西書，識見甚廣，這就奠定了其西學造詣。這樣，學貫古今、才兼中西的一個文化格局，就在晚近的中國標舉了一種全新的治學路向，從而基本奠定了「清學派」的文化格局和學思境界。

　　這些學者雖然為數甚少，但影響極大，在1925－29年的數年中，又熏陶了一批優(yōu)秀學子，從而為清華（乃至中國）后學的發(fā)展拓寬了道路。其中，王力、吳其昌、浦江清、趙萬里、蔣天樞、羅根澤、劉節(jié)、姜亮夫等，均在后一時期成為「清華學派」的悍將。

　　至于其時的李濟、吳宓則在學術上也已初具氣象，其學術上的大豐收將于后一階段到來。

　　如果說「清華學派」第一代成員寥寥，那么緊隨其后的第二代則聲勢頗壯。此時，吳宓、李濟等人已碩果迭出。另有眾多極具水準的名師，在1930年前后都已云集清華，且大都處于學術上的豐收階段，「清華學派」的學術豐收也就此開始。其中代表人物極多，中外文的有楊振聲、楊樹達、朱自清、馮友蘭、聞一多、劉文典、黃節(jié)、吳宓、錢端升等；
歷史學中有蔣廷黻、劉崇鋐、雷海宗等；
哲學方面則有金岳麟，馮友蘭、鄧以蜇等，甚至梁漱溟等人也被邀來兼課[4]；
社會學則以陳達、吳景超、史祿國為翹楚（稍后有潘光旦、李景漢等）。這些學人，學術成型于1930年前后，而其出生時期則約為1890-1900年（黃節(jié)、劉文典略長，生于分別生于1873、1889年，學術成熟亦稍早，但調入清華時間較晚，因此，尚未躋身第一批隊）[5]。這代人大都在「五四」前后完成了大學的基本訓練，學術的奠基、思想的取向也在這一階段初具雛形�！肝逅摹骨昂笫且粋�極為特殊的轉型時期：武昌首義，清廷崩潰；
民元之后，社會文化基本處于激進化的轉型中，在這向左轉的過程中，青年群體尤為激進，大都體認出「激烈的反傳統(tǒng)」取向。在此背景中，他們接受了國內的學術訓練，獲得初步啟蒙后，又負笈海外（多為歐西）接受系統(tǒng)訓練。經數年之醞釀，學術已開始起步。因此，他們大都專心治學，有相當的專業(yè)素養(yǎng)，亦不乏公共關懷，其中一些人構成了二三十年代「新月派」的骨干[6]。

　　當然，以上只是一個基本的年齡段限，并不排除年青后生的崛起。此中，有一個異數，便是張蔭麟（1905年生）。此公屬于早慧的天才，年僅十六便入清華，此后幾年中在《大公報：文學副刊》、《清華學報》、《學衡》等一流刊物上發(fā)表大量文章，并于1925年前后初露大家氣象，開始了其學術豐收期。在「清華學派」的譜系上，他也與馮、金、朱、聞諸子同屬第二代�？上У氖牵�此君家境貧弱，用力過勤，不善惜身，為情所傷[7]，天不假年，在第四代學人碩果漸豐之時，不幸病歿[8]。

　　其時，曹云祥、羅家倫、梅詒琦等相繼主事清華，從全國名校網羅名師（多為全職），并吸納大量歸國留學生。此等氣魄，在南北各國立、私立名校中，絕無出其右者。

　　以年度計，主要有：

　　1922：梁啟超、陸懋德

　　1924：錢端升、吳宓

　　1925：王國維、陳寅恪、吳宓

　　1928：楊振聲、劉文典、俞平伯、陳福田、錢稻蓀、馮友蘭、鄧以蟄、馬衡[9]

　　1929：黃節(jié)、蔣廷黻、葉公超[10]

　　1930：傅增湘（沅叔）、溥侗[11]、羅常培、徐耀辰、楊宗翰、許地山、張崧年（申府）、商承祚、顧頡剛[12]

　　1932：聞一多、雷海宗、許維遹[13]

　　1935：潘光旦[14]、李景漢[15]

　　以學校計，則為：

　　北京大學：梁漱溟、劉文典、鄧以蟄 燕京大學：楊振聲、馮友蘭[16]、顧頡剛

　　南開大學：蔣廷黻、劉崇鋐、雷海宗、李濟[17]

　　北師大：楊樹達[18]

　　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吳宓、葉企孫[19]、顧毓琇[20]

　　這表明，其文、哲二系主要借師于北大、燕京諸校；
史學系班底主要「搬」自南開，而理工科則假手于東大。在此后二十來年中，吳宓為清華培養(yǎng)了萬千英才，而葉企孫則為清華栽培了近百名院士（學部委員、外籍院士），開創(chuàng)了中國數理學界的半壁江山，這定然冠絕中國[21]。

　　至此，大批中堅人物悉數到場，清華文科的基本格局基本奠定，其特征為：大師辦學，名師執(zhí)教，文理兼顧；
國學與西學并重，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并舉�！盖迦A學派」的氣象日漸呈現出來。

　　此后的第三代人則在1935年前后起步，他們大都生于1900-1910年（集中于1905年前后），20年代就讀于清華，多為清一色的清華留洋歸國生，如王力（1900年生）、賀麟（1902年生）、雷海宗（1902年生）、陳銓（1905年生）等。另，俞平伯、蕭滌非、余冠英等也與清華深具淵源。此代人年歲略近前代（如俞與朱自清素有交誼，且僅小二歲），但仍屬后一批隊，主要是因其學術成熟稍晚，且受教于前二批隊，與之有師承關系。此時身為陳寅恪門生的浦江清、吳其昌等人開始學術豐收，受教于趙元任的王力、吳宓門下的賀麟、陳銓已學有所長。同屬清華出身的林同濟（1906年生）此時尚在海外，但后來也與賀、雷、陳構成「戰(zhàn)國策」派四驍將。與之相應的，在文學方面，則有「清華四子」（朱湘、饒孟侃、孫大雨、楊世恩）[22]、李健吾[23]和曹葆華等[24]。

　　稍后的第四代則為全新的一代，他們大都于30年代在清華園受教育，如文學院「四才子」之三錢鐘書（1933屆）、夏鼐（1934屆）、吳晗（1934屆），以及「清華四劍客」李長之、林庚、季羨林、吳組緗，另有曹禺、楊絳、楊聯升、費孝通、王瑤、馮契、史國衡、趙儷生、何炳棣，另有出身他校的吳于廑、張岱年、陳夢家等[25]。清華資深教授吳宓的「龍虎豹」之二（錢鐘書、曹禺）都涌現于此時，共和國史上鼎鼎有名的「二喬」（胡喬木、喬冠華）「三錢」（錢學森、錢三強、錢偉長）也出現于此時。此派人物，大多生于1910－1915年間，成長于一個急遽變革的時期，但受過極好的訓練，并未荒廢學業(yè)。其學術多起步于40年代，正逢動亂。此后數十年社會不穩(wěn)定，這對其研究不免有負面影響，多少滯緩了其學術收獲期。[26]所幸其中不少學人，天假其年，得享高壽，因此在晚年仍梅開二度，重煥「學術第二春」，如錢鐘書、季羨林、費孝通、王瑤等[27]。這批學人對此后新中國數十年的學術產生重大影響，1978年后最初的一大批學界領袖、資深教授，多是這批人（80年代最初的一批「新生代」學人也多為其門生）。這也是清華歷史上大家涌現最多的時期之一。此后，學術界在數十年中專家甚多，但再難出現真正意義上的有原創(chuàng)性（有開創(chuàng)性和總結性）的大家，此后數十年都再未走出「后大家時代」。

　　其間有一批人深受「新啟蒙」影響，在「一二五」前后走上了社會政治革命的道路，(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成為數十年后中國政壇的明星，如「二喬」、姚依林、蔣南翔、于光遠等。當然，以學－政二分的眼光看，這與規(guī)范意義上的「清華學派」已有距離。

　　緊接此后的是西南聯大。聯大八年，三強合璧，傲視海內，人才出爐率亦奇高。有一大批生力軍為日后躋身「清華學派」做好了必要的訓練，學術中有殷福生（海光）、鄒讜、王浩、季鎮(zhèn)淮、任繼愈、黃楠森、王永興、張世英，以及朱德熙、王栻、袁方、羅榮渠、李賦寧、許國璋、楊周翰、王佐良等；
而文學一途，亦有卞之琳、汪曾琪、馬識途、穆旦、鄭敏等，他們都已先后完成了其學術或文學上的準備，正走向成名成家之路[28]。此代人大致生于1915－1925年間，但是，天不遂人愿：1949年，他們年約而立，而這本該是一個學者的起步階段；
1957年他們多近不惑，這本該是一個學者的豐收時期；
1978年后，他們已漸入暮年，這是文科研究的成熟期，卻是個體生命的衰老期。幸有一批人堪稱頑健，在1978年后再度出山，與前一代連手，演繹「夕陽紅」（文人如汪曾祺等亦如此）。

　　此為末代「老清華人」，他們與前一代共同構成了三十年后中國知識界的元老。不同的是，他們大都囿于時勢，命運多舛，接受過最好的「童子功」訓練，但極少有緣留學深造[29]，且在生命中的幾乎每個重要關頭都未逢其時，屢遭磨難，蹉跎歲月。執(zhí)是之故，此代學者后天不足，專業(yè)造詣略遜前代，基本上難以出現真正的大家，且在此后基本上長期被「改造」，其成長困難可想而知。

　　盡管如此，仍有一大批人經過卓絕努力而有所建樹，實屬至為不易。細言之，此「末代人」有幾大特點：

　　一、在學思境界上，一般都多專家而少大家。原因如前所述。

　　二、在學科分布上，基本集中在人文學科（與文史哲、語言學），而社會學科則寥寥無幾，鮮有政治學、法學、經濟學、社會學等方面的人才，相對而言，作為法學家的肖蔚云與作為社會學家的袁方，當為其中有數的社科名家。其原因不在聯大之培養(yǎng)，而在50年代社會科學的被取消，使年青學人學無所用，久費成荒。作為資深學者的陶孟和、陳達、費孝通（社會學人類學）、錢端升、樓邦彥（法學）、羅隆基、王造時（政治學）、陳序經、陳岱孫（經濟學）等人（多為清華人），大都處境不佳，或被邊緣化（相當一部分淪為「右派」）。這與出身延安的紅色文化人的境遇適成反差[30]。相反，雖為民主人士卻轉事左翼的馬寅初（經濟學）則境域頗佳。

　　三、此代學人中留在大陸者與留學海外者差別甚大，如王浩、鄒讜，以及此前的楊聯升、何炳棣等，大都較多地發(fā)揮了各自的學術個性和專長，而留在大陸的學者則一度困于時勢。同是主事哲學的聯大人，殷海光與何兆武、黃楠森就差別甚大；
極具詩才、頗具氣象的穆旦也滄桑歷盡，最后英年早逝。

　　四、此批學人中為以后培養(yǎng)和保留了一大批外語人才，如王佐良、李賦寧、許國璋、楊周翰等。這為三十多年后中國西語人才的培養(yǎng)保存了火種。

　　三　源流與變遷

　　如人所言，老清華的美化程度甚高，海歸派占相當比重[31]。清華學派確乎深有西學背景，但與國內其它名校關系亦頗密，其中主要是北大、南開及東大南高（中央大學）及私立的無錫國專。清華與北大、南開關系之深自不必說；
與東大亦較有瓜葛，領導如羅家倫、顧毓琇、吳有訓，教授如吳宓、梁實秋、浦江清、陳夢家等均結緣二者。清華與中山大學也關系甚密，如王力兼長中大文學院，從而創(chuàng)立了國內第一個語言學系；
后來陳寅恪亦南下轉事中大。

　　因此，所謂「清華學派」，就不只是「清華的學派」，而是中國大學體系（知識界）中的「清華學派」。

　　既然「清華學派」不完全是學籍、教職意義上的概念，那么，它到底是怎樣的概念呢？這要對其譜系做一細察。從其譜系來看，該派成員來源主要有三：

　　一、出身清華的文人學者。此中多為「老清華」，少數是在他校讀完本科（或同等學力）后轉考清華研究院（特別是東大、北大和無錫國專的畢業(yè)生），[32] 但這為數甚少，因國學研究院前后四年僅七十多名畢業(yè)生[33]，僅半數于其時清華每年所招本科生；
也有極少者為他校轉學到清華讀本科的（如在北大預科畢業(yè)后考清華）。

　　二、在清華（含聯大）供職的文人學者。事實上，這一批教師約有半數出身于清華；
另有一些是他校畢業(yè)后任教于清華的，如北大、南開、東大（南高）等。其中，有一部分外籍教師也可躋身此列，如吳可讀（Pollard）溫德（Winter）、噶邦福（Gapanovitch）等。

　　三、與清華學人私交較密、因緣較深的其它學者。此一部分只占極少數。

　　因此，「清華學派」成員的主體仍是清華學生與教師，易言之，清華本身即是「清華學派」的人才基地，而北大、南開、東大、無錫國專等則構成其基本的預流。如是一來，「清華學派」便有源有流，有「派」可「流」。

　　抗戰(zhàn)以后，三校雖言北還，但局勢日亂，1949年大批人員南下，多少削弱了清華的力量。三年后，局勢驟變。院系大調整中，國立大學一家獨大，教會大學、私立大學漸告終結。地處京師的名校首當其沖：燕大、輔仁等被撤并；
清華、燕京的文科被歸并至北大；
燕京、輔仁已付闋如，清華成為巨型的純工科大學，北大則為老牌的文理大學。外界強力以其銳不可擋之勢，沖擊了文化生態(tài)，改變了中國的文化格局。是時，頗有淵源的「中國人民大學」已破土而出，成為社會主義的紅色圣地[34]。京城高校出現了「人北清師」的格局[35]。

　　文科編制的撤銷，基本消除了「清華學派」賴以存在的文化土壤。「清華學派」氣脈大亂，亂相頻生，五代而衰。此后的清華文科凋零殆盡，面臨著重生之大任。

　　四　內涵及其表征

　　以上的譜系梳理，可以見出「清華學派」之內在實質與精髓乃在于「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這是陳寅恪頌王國維之語，但又何嘗不是夫子之道或「借他人酒杯澆胸中塊壘」呢？第一代掌門人開創(chuàng)的學風在此后得到了貫徹，清華學派由是薪盡火傳、生生不息。

　　上述分析，折射出該學派的基本特征：

　　1 譜系極完整，延續(xù)性極好

　　這與老清華特有的人才機制有關：領導求賢若渴，教師愛才如命；
一方面「培養(yǎng)優(yōu)秀人才」（學生），另方面「留住一流人才，吸引杰出人才」（教師）。因此，師生共進，人才輩出。但這有賴于兩方面的因素：一是清華學生凝聚力強，有共同氣質；
二是清華教師重視教學，隊伍穩(wěn)定──這在教師流動性極大的民國時期，其穩(wěn)定性可能是獨有的。20年代中葉，五四落潮后的北大有大量名師南下滬寧穗漢諸地[36]，而清華文科建制日進，規(guī)模日壯，處于上升階段，大量名師涌入清華，極少有人舍清華而取他處[37]。而且，這種「有進無出」的態(tài)勢一直維持了數十年，直到后來才橫生逆轉。

　　名師的云集，使其學派極為完善。陳寅恪等人影響了幾代學人，特別是國學院的幾乎每一屆學生，且對此后的錢鐘書、季羨林與周一良影響亦深；
身為國文系主任的朱自清更是重視教學[38]，數十年如一日，先后指導了蕭滌非、王瑤諸人；
聞一多不僅培育了季鎮(zhèn)淮，還提攜了此后的朱德熙等；
吳宓、陳福田門下除了二三十年代的「龍虎豹」而外，還直接培養(yǎng)出李賦寧等人，而李氏又為數十年后中國外語教學的發(fā)展貢獻巨大[39]。

　　當然，該特點的深層原因乃是老清華的體制優(yōu)勢。一是選拔機制上，常規(guī)與破格相結合。老清華素以擇才極嚴著稱，但對特別優(yōu)秀的人才，也可「不拘一格選人才」。如錢鐘書數學僅得十五分，而中英文特優(yōu)，清華予以破格錄�。�
華羅庚亦無正規(guī)學歷，但熊慶來慨然允其入學；
吳晗也被胡適推薦至清華；
錢偉長英語考試不佳，未被北大錄取，而由其叔父錢穆推薦到清華。二是晉升制度上，不惟資歷、唯才是舉。本國教師與外國教師、本校出身與外校出身平等對待，對優(yōu)秀教師敢于直升教授。三是福利制度極為優(yōu)渥。按清華制度，本校教授每五年可有一次定期帶薪休假出國進修（如朱自清于1931年開始的「歐游」即是如此）；
這在其時亦是絕無僅有。

　　值得注意的是，「清華學派」中相當多人出身清華，但基本上克服了「近親繁殖」的錮弊，這也與其用人機制有關。一般說來，教師的延聘途徑主要有：一、清華畢業(yè)后留校助教，漸次晉升（如吳其昌、李健吾、林庚、王瑤、季鎮(zhèn)淮、朱德熙）；
這只占一小部分。二、清華畢業(yè)后放洋深造，然后回校供職，如「庚款留學生」趙元任、胡適等，以及吳宓、聞一多、賀麟、張蔭麟、錢鐘書、費孝通、華羅庚、陳省身等；
這一部分比重最大，大多成為三十來歲的少壯教授，事實上構成了后期的中堅。三、本校畢業(yè)生在外校任教（任職）后返聘回清華，如羅隆基等。四、從它校（包括國外）延聘。其中，北大出身者最多，如朱自清、俞平伯、劉文典、馮友蘭等；
另，南開、東大出身者也相對較多；
長期服務于清華的外教亦不鮮見。

　　2 以年齡言之，具有年輕化趨勢

　　一般而言，在早期的清華，學生入校時多為十五歲左右，七八年后二十出頭即放洋深造；
數年后即獲得碩博學位，學有所成后即回國，此時仍年未而立。一流的本土教育，一流的歐美訓練，造就了一流的學人。因此，他們大都成為年約三十的教授，如早年放洋的胡適、聞一多、梁實秋等，這批人皆為人杰，屬學界一時之選。在改行新制的清華大學，學生入學時多為十七八歲，但學制僅四年，多數畢業(yè)生仍可在二十出頭就留洋，「海歸」后也不過三十來歲，很快可以晉身教授。如：李濟二十七歲始任教授；
葉公超1929年初抵清華就任教授，年僅二十五；
賀麟歸國后任北大教授，年僅三十出頭；
張蔭麟歸國后為清華教授，年僅三秩晉一；
沈有鼎與張蔭麟同時晉為教授，年僅二十八[40]；
陳銓升為教授時，年僅而立[41]；
「本土派」張清常升任教授時，年僅二十九[42]；
至于錢鐘書，更是在二十八歲就受聘為教授；
邵循正、任華等人也都在三十歲左右升為教授。甚至「本土派」的余冠英、蕭滌非也在三十多歲就獲得了教授。對外校出身的也一視同仁。出身東大的陳夢家號曰「史學天才」，也在三十出頭榮升為教授[43]。及至聯大時期，占半壁江山的清華學人，也多是留美博士出身。清華北還之后，李賦寧、與楊絳（季康）均被聘為教授，李僅三十二，楊亦年方三十八，實屬相當年輕的女教授。至此，錢氏夫婦均為清華少壯教授。[44]既便是1952的院系調整后，王瑤也以其卓異的成果而被評為北大教授，年僅三十八。一旦評上教授，學者便無太多職稱、生計之憂，便于專心教研。毫無疑問，這樣一批三十來歲的教授確保了「清華學派」持續(xù)強勁的后勁。

　　不僅如此，「清華學派」在外校亦影響甚巨。例如，抗戰(zhàn)期間，成都燕京大學有所謂「四大名旦」，即陳寅恪、吳宓、蕭公權、李方桂，無一不是此派中人[45]。其時，清華出身的端木蕻梁，1938年就任復旦大學教授時，年方二十六。

　　因此，在全國范圍來說，「清華學派」擁有一批最年輕、敬業(yè)的實力派教授，這就類于「五四」前后的北大，擁有一批年輕才高（平均三十來歲、有留洋背景）的教授，當是最有活力的。所不同者，只是當時北大的「五四青年」熱衷于「談政治」，「讀書不忘救國」；
而清華少壯派則是安心于「做學問」，「救國不忘讀書」。而此時，清華的年輕教授、外籍教師的比例，均為全國之首。

　　3 以學風論，兼顧文理；
兼修文（化）體（育）；
兼資人文社科；
兼通古今中外。要求既嚴，素質亦全

　　這在清華的課程設置上就可得到反映[46]。清華極重文理的交融和文（化）體（育）的兼顧（如梁實秋就因體育未及格而推遲一年畢業(yè)，錢偉長也因體弱而差點被拒收）[47]。文科學人多才多藝，如聞一多的擅書法和金石篆刻；
不少以理科為業(yè)的學人也兼擅文史，如華羅庚、顧毓秀等，這也并非罕見。

　　清華重新學而不輕舊學，興西學而不廢國學。重西學，首先是重外語。早年清華教育中極重外語，其對外語要求之嚴，是素享盛譽的；
加之早年只招一二百人，所以往往只有極少數外語極好的學生才能入讀清華。清華研究院也以其極高的外語和國學的要求讓人嘆服[48]。后來，大學部只還一度力倡學生們兼修第二外語。及至聯大時期，清華文科研究所畢業(yè)生均須通過第二外國語考試[49]。這樣的一種氛圍，催生了大批通曉多種外語的奇才：老一輩的陳寅恪、趙元任、湯用彤，稍后的梁實秋、更年青的邵循正、錢鐘書、季羨林（甚至周一良）等人，都兼通六七門甚至二十余門外語。這種現象，作為個案的出現可能有其偶然性，但作為普遍的現象，也許就有其體制上的必然性。當然，重西學（洋化程度高）的同時，也不輕「國學」。這種文化氛圍和辦學（教學）模式鑄就了一大批通才和大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執(zhí)教清華的教師中，橫跨數學科的人亦不為少，如陳寅恪長期兼跨國文系與歷史學系，還曾一度兼課于哲學系；
錢端升二十五歲則兼事外文與歷史學兩系[50]；
張蔭麟二十九歲就兼任哲學系與歷史學系教師[51]�！副就僚伞贡究飘厴I(yè)的李長之，二十余歲就在一流名校中承擔了文史哲藝、中外文的教學；
[52]吳澤霖亦曾兼任社會學與人類學兩系教授[53]。于今而言，兼通文理，精通外語，幾乎是成就大家的必備條件。這就可以解釋，為甚么此后數十年中，成就卓異大家中，幾近半數都出自老清華。

　　4 兼盛文藝與學術

　　清華國學院草創(chuàng)之初，即強調要「研究高深學術」[54]，此與北大（「研究高深學問」）相近[55]。如果說最初的（留美）預備部還多有「預備」性質的話，那么稍后創(chuàng)立的大學部（本科及大學院）則貫徹了這一宗旨。大學之要乃是研究學問（學術），但多才多藝的「清華學派」成員，卻并不以「學術」自封。他們不僅是精于學思，而且是才學兼勝；
既精于學問，亦長于詩文。事實上，清華研究院及清華文學院的多數人物都盛產詩文，且品質不低。此中自以中文系最盛，數十年中歷任系主任幾乎皆為文章大家，吳宓、楊振聲、朱自清、劉文典、聞一多、李廣田大都如此。吳學兼中西，文章亦好；
朱一直專事創(chuàng)作，在五四前后已是新文學名家，創(chuàng)作實績斐然；
劉既是文史大家，亦是古文高手；
聞早年已是清華才子，后為新詩名手、「新月」派悍將。日后出長清華的李廣田雖說學歷略淺，創(chuàng)作、評論卻是成就頗豐，散文尤工。國文系的教師們亦復如此：俞平伯不僅以古典文學研究見長，年方弱冠即為知堂門下之才俊，與廢名等人并為「四弟子」，與朱自清同為新文學名手；
放洋歐西、復又任教清華的王力亦是隨筆名家，曾同時為數刊物開專欄[56]；
陳夢家與張蔭麟并稱「史學天才」，早年即與聞一多同為「新月派」巨子，二十歲便出詩選，后又以古文字學名世。出身清華、供職別處的曹葆華、端木蕻梁亦是此中代表，不僅長于創(chuàng)作，亦頗有研究。身兼文史二系教授的陳寅恪，則尤善古詩；
張蔭麟治史極有創(chuàng)獲，早年已是與錢鐘書齊名的文論奇才；
年青才俊的吳晗深研明史亦工于雜文。外文系陳銓精于德文，卻于翻譯、文論、政論無不擅長；
卞之琳等更是年歲輕輕而久享文名。當年「清華四劍客」（季羨林等），在數十年后都成為有數的才學兼勝的大家。吳宓門下的弟子多有通才，不僅長于創(chuàng)作、亦精于翻譯。當然，更令人稱奇的是那文學院的「才子」錢鐘書，作為一代大家的錢鐘書，更是罕有的奇才。

　　「清華學派」才學之全，造詣之高，影響之大，都是極為罕見的。當然，上述諸特點的形成，其基礎乃是清華本身的精英教育優(yōu)勢。這與其說是人為努力的結果，不如說是天賦地利的碩果。以20年代前期而論，清華每年招生數不過一二百，而報考者則在萬人以上[57]，這種約百分之一的錄取率，從根本上保證了清華的生源品質。而保持低錄取率，正是創(chuàng)建一流大學的基礎之一。若無一流生源，再多名師巨匠也徒嘆奈何。惟有名師育英才，才可保障這種教育模式的運作；
沒有低錄取率，何來高成才率？

　　5 專業(yè)精神與公共關懷

　　清華學派雖崛起于「五四」之后，但仍秉承了五四精神。學人們治學甚勤著述極豐，卻并未藏身書齋、埋首故紙堆，在專業(yè)之外，他們也關心民瘼。雖然其政治觀點可以商榷，但其公共情懷不可抹煞。如果說五四前后是北大獨領風騷，那么三十年代前后則是清華不甘人后。五四以降，學（文）人問政者甚蘩，其中北大最是活躍，先后有過「新青年」、「新潮」、「獨立評論」等派；
相應的「新月派」及「戰(zhàn)國策」派則是清華學人的動作。二十年代的「好人政府」基本上是北大學人的政治實踐，而后來的政治實踐就多了清華的身影。其時，在「談政治」或「干政治」中，胡適、張君勱、王世杰、王寵惠、丁文江、羅隆基、蔣廷黻、吳景超、翁文灝、陶希圣、顧毓琇、何廉等都曾涉足，這其中就有不少與「清華學派」素有淵源。

　　此外，「清華學派」也有「兼容并包」之氣度。這不僅表現在內部的寬容上，而且重要的一點是善于聘請外校教師來兼課。如梁漱溟自不必言，就職于北大的錢穆等人也常被邀為講座[58]或授課[59]。1936－1937年度，清華歷史學系出于學科建構的需要而設「中國地理沿革史」，但本校并無史地研究的專門家，因此特從校外聘來譚其驤（燕京畢業(yè)），此時譚僅二十六歲[60]。──我們知道，五四前后的北大，浙、皖兩派勢力奇大，乃至于讓極具能量的蔡元培也不易制衡；
特別是其時的國文系，馬氏兄弟、沈氏兄弟、周氏兄弟等章（太炎）門友徒幾乎左右了全系，讓外人極難入足[61]。

　　由此可見，如此穩(wěn)定的名師隊伍，如此年輕的教授團隊，如此優(yōu)質的精英培養(yǎng)，如此寬松的文化氛圍（教授治校），為「清華學派」的發(fā)展奠定了無與倫比的基礎。

　　五　尾聲：嬗變與終結

　　長期戰(zhàn)亂，導致基礎教育薄弱；
加之擴招，大學生源亦受影響。清華亦不例外。1947年，「教師人數減少，學生人數激增」，「學生程度比戰(zhàn)前稍差，此為全國學生普遍現象，任何學系皆然」[62]。時勢對教研影響日增，正常教研安排極受影響。五年后，清華、燕京文科并入北大�！盖迦A學派」的學（文）人不復如初，悉數肢解到北大、科學院等處，學派之「流」被腰斬。

　　如果說1952年的院系大調整只是在學科建制上根除了「清華學派」的根基，鏟除了其文化土壤，那么，此后數十年的人事代謝，則在人脈上消解了「清華學派」的傳承。從此，「清華學派」?jié)u成歷史，但見故人去，未見新人來。嬗變既已開始，終結可豈避免？

　　1949年，一批資深教授遠走海外（如胡適、羅家倫、蕭公權、李方桂等），亦有青年學子游學歐美，從此再未歸國（如楊聯升、何炳棣等）。盡管如此，其在譜系上仍屬「清華學派」，且基本上貫徹了「獨立、自由」之精神。因此，「清華學派」在海外猶有余脈，薪火殘存。但是，時光流逝，作為正宗「清華學派」傳人的那幾代人年歲漸長，先后離世。雖然他們大都學有傳人，如蕭公權之傳汪榮祖、楊聯升之傳余英時、殷海光之傳陳鼓應，海外學界亦有數「小虎」[63]，說來，雖與「老清華」不無淵源，但離真正的「清華學派」已太過遙遠了。及至今日，真正意義上的「清華學派」，在海外已是余脈漸絕，薪盡火未傳。

　　1949年，原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的趙元任遠赴北美；
1969年，另一導師陳寅恪病歿廣州，國學院導師盡去，「清華二龍」僅余其一；
1978年，原國學院主任吳宓病逝。至此，清華研究院故人俱盡。四年后，吳宓門之「虎」（李健吾）病故；
十四年后，吳門之「豹」（曹禺）西歸；
又二年，吳門之「龍」（錢鐘書）駕鶴西歸�！付�龍」俱失，「雛龍」安在？！國學院已成往事，文學院亦然歸塵。

　　1984年，金岳霖去世；
1988年，梁漱溟去世；
1990年，俞平伯去世，老清華「首席院長」馮友蘭去世；
至1994年，「清華四劍客」已折其半。2001年，周一良去世。至于學派的其它傳人，夕陽無限好，只是近昏黃。作為個體的某些老清華人仍然存在，只是，作為「學派」的碩學鴻儒「老清華」，已然不復存在。

　　事實上，早在1998年錢鐘書先生的逝世，便已宣告了「清華學派」的終結。

　　注釋

　　1 分別參見以下資料：陳平原《大學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黃延復《二三十年代清華校園文化》（廣西師范大學2000年版）；
黃延復《水木清華：二三十年代清華校園文化》（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以下簡稱《水木清華》）；
齊家瑩編《清華人文學科年譜》（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簡稱《年譜》）；
徐葆耕《釋古與清華學派》（清華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紫色清華》（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謝泳《大學舊蹤》（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等。

　　2 見「朱自清的文學活動」，《水木清華》頁401。

　　3 當然，這與清華獨特的晉升、福利制度和選才機制有關，而且也有賴于必要的客觀條件。其時北京有「師大窮，北大老，清華燕京可通融」之謂，足見清華財力之頗厚。

　　4 1927年1月18日，國學研究院舉行第七次教務會議，會上，梁啟超提議請「對于儒家哲學研究頗深，現正研究『人心與人生』問題的梁漱溟」來校做長期演講，于是，聘梁為專任講師，任教一學期。而我們知道，梁不僅三十出頭，亦無正規(guī)學歷。見《年譜》頁45。

　　5 《年譜》頁90、69。

　　6 需注意的是，十余年后的「新月派」中胡適、梁實秋、聞一多、徐志摩、羅隆基、潘光旦、余上沅等干將無一不是清華人。他們都在「五四」前后數年中完成各自的思想啟蒙和訓練。因此，其中可能有一個潛在早期啟蒙背景。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派知識者，在后來「談政治」的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姿態(tài)，顯然有「五四」「新青年」這樣一個遠在而潛伏的背景，這可以說是其早期思想的余脈和回響。

　　7 關于張早逝的原因，一般學者只歸諸身體因素；
劉夢溪先生在考辯賀麟先生的著作時，則指出：張早年單戀十來年，心受巨創(chuàng)；
婚后又生婚外戀，因此，張氏以情傷身。見劉夢溪《學術思想與人物》頁384，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8 《年譜》頁14。

　　9 《年譜》頁68及69下注。

　　10 《年譜》頁87、89下注及頁90。

　　11 《水木清華》頁120-121。

　　12 《年譜》頁97-99。

　　13 《年譜》頁121、122。

　　14 《年譜》頁155。

　　15 《年譜》頁170。

　　16 蔡仲德《馮友蘭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頁67-68，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7 《年譜》頁11。

　　18 《年譜》頁37。

　　19 「葉企孫──清華物理系的締造者、理學院的奠基人」，《水木清華》頁79-86。

　　20 「顧毓琇──廣識博通的工學院院長」，《水木清華》頁86-92。

　　21 同上注15。

　　22 見「清華新詩歌」，《水木清華》頁433。

　　23 《水木清華》頁420。

　　24 《水木清華》頁446

　　25 其時清華其它方面亦是人才輩出，如「二喬」、「三錢」（錢學森、錢三強、錢偉長）何澤慧、華羅庚等，蔣南翔、姚依林、于光遠等日后亦成為重要人物，文學方面則有端木蕻梁、韋君宜等。

　　26 當然，這也是因人而易。社會動蕩對那些事業(yè)早成者（如錢鐘書）或移居海外者（如楊聯升）則影響較小，但大多數學人尚無此幸。

　　27 當然，此時再度出山者并不僅止于「清華學派」，亦有一批與北大淵源甚深的人物，如張中行、金克木、鄧廣銘、程千帆等。另有其它學人如周谷城、鐘敬文、施蟄存、錢仲聯、徐復、周予同、何茲全等等。

　　28 與文科相應的則是大批理工人才的涌現，特別是「物理四杰」（楊振寧、李政道、鄧稼先、朱光亞），尤為引人矚目。

　　29 筆者在查閱原始資料時，發(fā)現此間出國深造主要是理工科學人。而此前的清華「三錢」、聯大「物理四杰」無一例外都赴美接受過一流訓練。域外的訓練對學者成長的意義于此可見一斑。見《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教職員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0 同為經濟學人的陳翰笙、薛暮橋、孫冶方、于光遠諸子的境遇，與前者適成比照；
號稱「學者」的陳伯達更是一度大紅大紫炙手可熱。此中況味，自可體味。

　　31 見謝泳《西南聯大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頁6，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另可參見謝著《逝去的年代》（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年版）及高增德、趙誠、智效民、丁東等人的有關著作。

　　32 以1925、1926年計，共取學生60人（含備取6人），以母校計（不含1926年度備取生4人），東大畢業(yè)生8人，北大2人，無錫國專2人。見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頁145。其時，清華大學部年招本科生約為150人。其中，1925年為132人（報到93人）。見《年譜》頁11。

　　33 見趙敦恒《清華國學院紀事》，載《清華漢學研究》，第一輯，頁340。

　　34 有關情況，參見周成旺《使命：中國人民大學的世紀傳奇》，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5 見阮宏林等著《我崇仰 我批判──穿行在人大的歲月里》頁4，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

　　36 如1919年陳獨秀去京回滬，1926年胡適、魯迅均離開北大；
1927年李大釗被捕犧牲。足見新文化領袖此時大都風流云散。1925年前后數年中，其它學人亦紛紛南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以文科諸系論，則有梁漱溟（1924）、吳梅、黃侃、黃節(jié)、林語堂、徐志摩、陳源、顧頡剛等碩學名師。名師之流失，無異于大學之「失血」。因此，廿年代中后期京城氛圍一度低迷，而此時清華卻開始崛起。

　　37 當然，這并不排除極少的例外，如1936年7月2日清華的評議會就決定解除張申府的聘約，原因乃是張對「時事」介入太深。1940年，張蔭麟嫌清華待他不公而去浙大。分別見《年譜》頁188、14。

　　38 1942年下半年，朱授新課「文辭研究」，雖只一二人選課，但他從不缺席、遲到，且認真為學生改筆記。他極不同意教師只「研」不「教」，認為：文化是繼續(xù)的，總應該為下一代人著想，如果都不肯為青年人服務，下一代怎么辦？見《年譜》頁267。

　　39 見辜正坤《于無聲處悼李賦寧先生》，《北京大學校報》2005年1月5日。另，可見《松竹氣韻 星月心境──林庚先生喜過九十五歲生日》，《北京大學校報》2005年3月5日。

　　40 《年譜》頁186。

　　41 《年譜》頁10、175。

　　42 《年譜》頁156、303。

　　43 見「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教員名冊」，上引《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教職員卷）頁134、181。

　　44 《年譜》373。

　　45 見智效民《想起蕭公權》，《胡適和他的朋友們》頁166，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6 老清華素來注重總結辦學得失。早在1931年，朱自清在《中國文學系概況》中說：「我們只定英文為必修，似乎不夠用。下年度想增設第二外國語……」蔣廷黻在《歷史學的概況》眾說：「清華的歷史學系向來是合中外歷史為一系的，并且是中外歷史兼重的�！埂盖迦A歷史系，處理兼重中外史以外，還有一種特別：要學生多讀外國語文及其它人文學術，如政治、經濟、哲學、文學、人類學�！憾嘧R一種文字就是多識一個世界』�！惯@不止是空喊口號，而是力行貫徹，后來清華史學奇才的涌現就印證了這一點。見《年譜》頁106、107。

　　及至1936年6月27日，馮友蘭在《清華周刊》向導專號上載有《文學院概況》一文。內中說：「本院各系……于課程中，除各系專門課程外，尚有各學院一年級公共必修課程。在此公共必修課程中，有自然科學及中國通史、西洋通史等課程�！箖H此可見一斑。見《年譜》頁187。

　　47 詳見各期《清華校友通訊》（清華大學出版社），其作者多為老清華校友。

　　48 關于此點，可參見桑兵「陳寅恪與清華國學院」，《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頁136-16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另，欲深究其源，可參見羅志田《國家與學術：清末民初的「國學」論爭》，三聯書店2003年版。

　　49 《年譜》頁311。

　　50 《年譜》頁4。

　　51 《年譜》頁14、186。

　　52 李長之本科畢業(yè)后即從事教學，歷任云南大學、重慶大學、中央大學教師，年僅二十余歲。所授課程有中文、英文、美術史、哲學概論、文學批評、西洋美術史、中國文學批評史、文學概論、中國文學史、邏輯、倫理學。以一人之力而橫跨文、史、哲、藝諸領域，其才學可見一斑。需指出的是，這樣的例子，在「清華學派」中亦非鮮見。見《水木清華》頁469。

　　53 《年譜》頁368。

　　54 《年譜》頁8。

　　55 有趣的是，1930年代創(chuàng)辦的金陵大學國學研究班則旨在「培養(yǎng)國學師資，造就高深人才」，見徐雁平《金陵大學國學研究班述考》，《中國學術與中國思想史》頁586，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梢姡瑢Α竾鴮W」與「高深」的訴求，成為民國研究生教育的基本主題，亦折射出其時學術研究的基本去向。

　　56 主要刊物有《星期評論》、《中央周刊》及《生活導報》，王氏后來所出《龍蟲并雕齋瑣筆》即由此而來。見《年譜》271-272。

　　57 半世紀后，清華留美生李方桂（1902-1987）對此仍記憶猶新。詳見李方桂《李方桂先生口述史》，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58 《年譜》頁149。

　　59 從《國立清華大學一覽（1934-1935）》中可見其歷史學系的課表，內有錢穆課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這正是其時錢穆的主研課題之一，足見其時教（學）研（究）相長之況�！赌曜V》頁151。

　　60 《年譜》頁183。

　　61 關于早期北大的詳情，詳見蕭超然等著《北京大學校史（1898－1949）》（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其氏國文系教師除上述諸兄弟外，還有陳漢章、黃侃、劉師培、黃節(jié)、鄧實、陳去病、錢玄同、劉半農等，幾乎皆為章太炎之故舊門人。

　　62 梅貽琦《復員后之清華》（續(xù)），載《清華通訊》復員后第二期，轉引自《年譜》頁332。

　　63 如余英時、林毓生、杜維明、許倬云、汪榮祖、張灝、張光直等。不贅。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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