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階梯性社會與“三農”的提升
發(fā)布時間:2020-05-24 來源: 短文摘抄 點擊:
中國迄今仍然是一個農村人口占三分之二多數(shù)的國家。由城鄉(xiāng)差別構成的"三農問題"的存在,直接關系到對中國社會特性的判斷和決策導向。前些年,影響較大的是從國外經濟學引進的城鄉(xiāng)二元結構的提法。近些年,有社會學者受法國社會學家的啟示,認為隨著城鄉(xiāng)差別的擴大,中國社會已是一個斷裂性社會。⑴作為政治學者,我更愿意使用階梯性社會的概念。這一概念的形成源自于2004年10月到中國改革第一村――安徽省小崗村的一次實地考察路線?疾烨拔覄偟绞锥,接著從省城,到地級市,再到縣城,后經過中心鎮(zhèn)、鄉(xiāng)政府所在地,最后到所考察的村莊。一路下來,城鄉(xiāng)之間車來人走,相互流動,并非二元隔絕的兩個世界,也沒有一個非此即彼的斷裂線。給人最明顯的感受是,從都城到村莊,好似一步一個臺階,拾級而下,貧富差距呈階梯式拉開,單純從事農業(yè)的村莊處于階梯的最低一級,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處在最低層次。我以為,階梯性社會更能反映中國社會的現(xiàn)實,F(xiàn)在需要回答的是這一社會何以構成,從事農業(yè)的村莊何以處于最低層次,又如何提升"三農"的地位?
在以農為本的傳統(tǒng)社會,是無所謂"三農問題"的,農業(yè)、農村和農民得以成為公共性的政治社會問題,是在現(xiàn)代化過程中發(fā)生的。傳統(tǒng)社會主要由生產和生活水平大致相同的農民構成,是一個平面性社會。城市只不過鄉(xiāng)村的放大,是政治統(tǒng)治的堡壘,鄉(xiāng)村才是社會和人生的根基。進入現(xiàn)代化過程后,由于新興工業(yè)和第三產業(yè)的崛起,農業(yè)成為弱勢產業(yè),農村淪為邊緣社會,農民成為弱勢群體,出現(xiàn)工農差別和城鄉(xiāng)差別并與平等、人權等現(xiàn)代性理念產生尖銳沖突,由此帶來所謂的"三農問題"。而在問題表象的背后,則是資源一步步由農村向城市集中。正如馬克思說的,"城市已經表明了人口、生產工具、資本、享樂和需求的集中這個事實;
而在鄉(xiāng)村則是完全相反的情況:隔絕和分散。"⑵ 但在不同的國家,由于現(xiàn)代化的起點和過程不同,資源的集中方式不同,"三農問題"的表現(xiàn)也不一樣。
對資源的配置大體上有兩種方式,一是市場,一是權力,即"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F(xiàn)代國家建構和運行的內在機制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市場化,通過市場交換將隔絕和分散的社會聯(lián)為一個有機的整體;
二是官僚化,通過國家政權組織及相應的交通、信息、學校等載體,將國家意志滲透到社會每一個角落,將隔絕分散的社會卷入到國家一體化體系之中。在典型的西方國家,大體上是先市場化再官僚化。市場化起源于剩余財產同時又創(chuàng)造更多的財富。有了剩余財富才會交換,交換是為了獲得更多財富。如果一個社會連基本的生存都沒法維持就根本談不上市場化。市場化的動力機制則是利益。為了維護和擴展自身利益,市場參與者特別強調個人財產不得隨意侵犯,因而要求建立得以保護產權的國家,同時又對執(zhí)掌公共權力的政府保持著高度警惕。在相當長時間,西方國家流行的是"最好的政府是最小的政府",并力圖以民主化的方式約制官僚統(tǒng)治。議會的起源于征稅,其主要功能也是對征稅和公共支出的控制。在這樣一個過程中,西方國家的資源集中主要是以市場化方式進行的,工農和城鄉(xiāng)差別也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整個社會有差別而無等級,"三農問題"并不突出。
中國的歷史進程恰恰相反,資源的集中方式主權依靠的是權力!
在傳統(tǒng)中國,官僚系統(tǒng)就特別發(fā)達。這對于維護一個統(tǒng)一的龐大帝國是必要的,但其統(tǒng)治成本也非常高昂。一是龐大的不事生產的帝國官僚體系需要大量供給。如明朝200多年時間,開國皇帝朱元璋的直系子孫就已達十幾萬人,河南一地的地方經費全部用于供養(yǎng)皇族還缺一半。⑶更重要的是與市場等價交換不同,官僚權力可以運用超經濟的強制手段配置資源。正是在不受節(jié)制的等級權力的支配下,在廣闊的中國大地上人為地建造出一座座等級分明的城。與龐大的帝國官僚體系和不受節(jié)制的行政權力擴張對財富的無限需求相比,小農生產的剩余又十分有限,由此形成一對尖銳的矛盾,使得中國每隔數(shù)百年就必然產生一次以農民為主體的劇烈社會反抗。這種歷史的邏輯一直延伸到1949年!
盡管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大大緩解了國家與農民的關系,但由于歷史邏輯的延伸和中國現(xiàn)代化的特殊進程,資源的配置方式仍然依靠公共權力,使"三農問題"格外突出。首先,中國的工業(yè)化初始積累主要依靠農民的貢獻,除了價格剪刀差以外,國家還通過公余糧制、義務工制等方式無償調撥農村財富和人力,并通過戶籍制度保障農村對城市和工業(yè)的供給。其次,發(fā)端于近代的國家政權建設,改變了"皇權不下縣"的傳統(tǒng),形成了一直延伸于鄉(xiāng)村的政權管理系統(tǒng)。這使得中國的農民和農村在現(xiàn)代化進程中肩負著其他國家少有的重負。這也是中國改革率先從農村開始的重要原因。
市場化取向的中國改革首先解放了農民,農民成為補償性的受益者。但是隨著現(xiàn)代化的大規(guī)模展開,農民再次成為現(xiàn)代化的負擔者。這主要在于中國的現(xiàn)代化具有很強的行政推動性。行政推動性的現(xiàn)代化使資源迅速逐級向城市集中。一是城市愈大,市場化向其配置的資源愈多;
二是中國的城市與行政層次直接相關,行政權力愈大的城市,資源愈多。特別是以分稅制為主的財政體制將這一格局固化了。財政收入自下而上呈抽油煙機型,財政支出自上而下呈漏斗型。行政層次愈往上,財力愈強,行政層次愈往下,財力愈弱。一個典型的事實是,縣鄉(xiāng)公務人員在全國占70%左右,財政收入卻只占30%左右。第一、二、三產業(yè)在全國分布很不均衡,而現(xiàn)代化的管理體系和各種達標升級活動的標準卻一樣。如日益膨脹的基層干部隊伍和"普及九年義務教育達標"等。由此產生所謂"十八頂大蓋帽管著一頂小草帽"、"生之者寡,食之者眾"。問題在于作為"小草帽"的農民,其生產剩余總是有限的,"大蓋帽"增加后所增加的治理成本是他們難以支付得了的。由此,到20世紀90年代,"三農問題"日益突出,并最終以日益沉重的農民負擔和農民拋棄土地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愈是農業(yè)地區(qū),"三農問題"愈突出。作為以純農業(yè)為生的農民集聚地的村莊,處于社會的最低層級。
正是由于在現(xiàn)代化進程中出現(xiàn)了"三農問題",為此有人將"三農問題"歸之于市場化,試圖以恢復公社制的逆市場化方式將農民重新組織起來,固化在土地上。這種思路盡管可能是出于同情農民的命運,但并不是解決"三農問題"的良方。我們同情弱小的農民,并不是要農民永遠弱小下去,也不是人為地降低其他層級,而是要提升農業(yè)、農村和農民,進而實現(xiàn)對階梯社會的改造,使全社會提升到一個新的更高平臺上,達到共同富裕,盡管這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
"三農"的提升,首先在于國家戰(zhàn)略轉移和體制改革,為農民減負。"三農問題"的重要表現(xiàn)是農民負荷太重,使他們無法與其他層級進行平等競爭。提升"三農"首在減負,減負之本又在于國家對農民從"多取少予"向"多予少取"的戰(zhàn)略轉移。近年,在中央明確統(tǒng)籌城鄉(xiāng)發(fā)展的決策思路后,實行對農民減免稅收,給種糧農民以直接補貼等政策,一年便大見成效,農民務農的積極性空前高漲。而要鞏固這一成果,還需要推進包括財政、行政體制在內的改革。如根據(jù)"多予少取"的戰(zhàn)略重新配置鄉(xiāng)村治理資源,解決"生之者寡,食之者眾"的問題。
"三農"的提升,其次在于農民進城,為農民自己改變自己的命運提供"直通車"。制約中國農村發(fā)展的基本因素是人多地少,只有減少農民才能從根本上富裕農民。農村改革的最大成效就是使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有了支配人身活動的自由,從而也有了改變自己命運的可能。盡管農民進城,從事的可能是較低下或者城市人不愿做的工作,但對于農民來說,他們是在向上流動,在這種流動中他們不僅可以增加收入,而且蘊含著一種希望和夢想。所以盡管我們看到的是一個階梯式社會,但農民的流動沖破了城鄉(xiāng)隔絕的藩蘺,使他們得以自我提升其地位,由此也大大緩和了階梯性社會所必然蘊含的社會沖突。如果是城鄉(xiāng)隔絕和斷裂社會,勢必出現(xiàn)鄉(xiāng)村對城市的反抗。正如現(xiàn)代化研究大師亨廷頓所說:"大多數(shù)現(xiàn)代化中國家的農村相對穩(wěn)定,這恰恰得益于都市化從外部為農村提供了橫向流動(都市化)的機會。"⑷ 如小崗村改革前是一個著名的逃荒村,在人多地少的擠壓下,農民被迫外出乞討。包產到戶的改革使小崗村人吃飽了飯,農閑時則外出務工,以工補農,不僅徹底結束了乞討的歷史,也消除了社會動蕩的根源。
"三農"的提升,再次是推進資本下鄉(xiāng),促進農業(yè)的強勢化。農村最主要的資源是土地。中國的所有革命和改革都源自于農民和土地的關系。農民和土地的結合可以增加生產,緩和社會矛盾,但傳統(tǒng)的生產方式沒有改變,也只能長期陷入在低效農業(yè)和弱勢產業(yè)的陷阱。要使農業(yè)得以成為強勢產業(yè),必須從根本上改變傳統(tǒng)農業(yè)生產方式,將集中于城市的資本引入鄉(xiāng)下,使資金、科技、管理、人才等現(xiàn)代生產要素以資本的形式進入農業(yè)。只有在資本的強勢支持下,"三農"的地位才能得以提升。我國一些種養(yǎng)殖大戶,比城市人生活得更好,其原因就在于其資本支撐下的產業(yè)強勢。從這個角度講,"三農"的提升最終還要取決于"三農"之外的工業(yè)化和城市化。而要使資本下鄉(xiāng),則必須最大限度使土地流動起來。以包產到戶為標志的第一次農村改革,最大成果是解放了農民,最大的局限是土地被固化;
隨著資本農業(yè)的產生,農村需要進行以土地流動為主的第二次改革,將土地解放出來,最大限度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
"三農"的提升還需要提升農民的對話和談判地位。農民人多但力量不大,缺乏與外部的對話和談判地位,其重要原因是分散,缺乏組織性。但在當今,組織農民不能依靠政權的外部強制,更不能依靠傳統(tǒng)家族組織等所謂的本土資源,而應該主要依靠市場導向和利益紐帶的農民自組織。在筆者去小崗村途中的一個村,不久前成立了一個養(yǎng)雞協(xié)會,不僅很快獲得經濟收益,而且迅速改變農民的地位。以往是單個農戶找農資廠商,如今是農資廠商找農民協(xié)會,逢協(xié)會開會時,甚至贈送禮金。道理很簡單,成立農民協(xié)會后,廠商與農民的交易成本降低,雙方都受益,農民作為消費者的主權強勢地位得以確認。
總之,"三農問題"是在現(xiàn)代化進程產生的,也只能依靠現(xiàn)代化建設中對"三農"的提升!
本文為作者主持的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攻關招標項目"我國農村和農民問題研究"的成果(項目批準號:03JZD0031)。
、 孫立平:《斷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第1頁。
、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104頁。
⑶ 吳晗:《朱元璋》,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第278頁。
⑷ [美]塞繆爾·P·享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北京:華夏出版社,1988年。第55頁。
來源: 《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04年第6期 (轉載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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