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一個封閉壓迫性的社會，知識份子的反抗義務不會比一般公民少，可是也不會多于一般公民。在這個意義上，我懷疑所謂"有機知識份子"的特殊地位。在漢語世界，公共型知識份子的出現(xiàn)和成長，就還是一個亟待努力促成的理想。這個理想，由于關系到社會生活的公共化、民主化，重要性并不亞于任何體制的改革、或者是民主的鞏固。

　　在一篇紀念殷海光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的文章里，張灝先生談到了知識份子的類型問題。他認為，在大家較熟知的、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所提出的"傳統(tǒng)型"與"有機型"知識份子之外，還應該分出一種"公共型"的知識份子。確實，"公共型"知識份子的概念，近年來時見使用（特別是在美國）。雖然這個概念的來源與精確意義不容易考訂，不過它似乎確實帶出了知識份子的某些特質(zhì)，值得我們思索。

　　近代政治思想所謂的"公共"，指的乃是一種社會生活的形態(tài)，特色在于其間既充滿差異、而又必須藉非權威的方式求取共識。讓我們對這個說法做一點概念分析。"差異"指的是利益、認知、身份與信念、價值觀各方面的差異；
一群人如果相互沒有差異可言，那是一種同質(zhì)統(tǒng)一的狀態(tài)，稱之為有機的共同體可以，無足以構成公共生活。"共識"指的是能夠接受經(jīng)營共同生活所需要的規(guī)范與權利、義務關系；
人們?nèi)绻�不求取共識，無異是說他們沒有共存合作的需要，這樣的一群人稱為偶然的萍聚可以，無足以構成公共生活。所謂"非權威"的方式，指的是這種"接受"缺乏一個先在的目的或者價值標準，足以提供無庸爭議的理由；
如果共識可以由權威的方式達成，那表示權威之所以為權威，在先已經(jīng)有了共識；
這種團體具有其他的特定屬性或者特定目的，卻無足以構成公共生活。關于"公共"這個概念，我們都有一些直覺的理解。稍事反思，我們會發(fā)現(xiàn)，這些理解都預設了"差異"與"非權威的共識"這兩個側(cè)面。

　　公共生活的這兩個側(cè)面，乃是現(xiàn)代知識份子得以取得形貌與角色的社會基礎。在今天，知識份子的特色，當然不會在于他的知識、專業(yè)技能或者職業(yè)分類。在學者、專業(yè)人士、官僚、作家等等身份之外，需要另立一個"知識份子"的范疇，說明了直覺上知識份子是另有其特質(zhì)的�；蛟S我們可以證明，這種特質(zhì)，正是"公共"這個概念所企圖捕捉、表達的。

　　知識份子的特質(zhì)，大抵有兩方面。其一，知識份子理應以寬容開放的說理與溝通來探討議題；
這意思是說，知識份子探討議題的時候，不能訴諸人格、身份、學術、專業(yè)、傳統(tǒng)、信念等等權威。這種以說理途徑處理議題、卻不能訴諸特定領域之權威的情況，乃是公共領域的特色；
抹殺這種特色，我們就離開了公共領域，回到了教室、工廠、軍營、董事會或者教堂。當然，這不是說公共的說理毫無依據(jù)可言；
經(jīng)驗與邏輯都有遵循參考的必要，可是它們不是足以判定正當與否的權威。這個說理概念，羅爾斯（John Rawls）曾經(jīng)以"公共理性"名之。

　　其二，所謂沒有可以直接訴求援引的權威，意思不啻是說，進行公共說理的時候，不能不對所面對的權威有所質(zhì)疑和反思。為了貫徹公共的說理與溝通，知識份子不得不以懷疑與反思的態(tài)度，面對現(xiàn)存的事實、規(guī)范與價值觀。換個方式說，現(xiàn)存的共識，本身對于公共性便構成了潛在的威脅，因為這種共識可能絕對化，成為拒絕接受說理考驗的權威，也就是成為阻礙公共生活的因素。

　　以上所言，顯示知識份子的特質(zhì)，在于以開放而平等的方式針對議題進行說理。這種開放與平等，當然不是單純的道德理想所能產(chǎn)生，而是反映了現(xiàn)代社會里"藉非權威的方式在差異之間形成共識"的結(jié)構性的基本需要。這種需要，促使公共型的知識份子扮演他們的角色。如果他們充分發(fā)揮了這個角色，社會議題就能獲得比較開放而合理的陳述，也為社會提供了較多的說理與討論的資源。對社會的民主生活，這可能是知識份子所能做的較大貢獻。

　　這里有兩個明顯的問題。第一，如果社會還不允許差異存在、不容許非權威的方式形成共識，知識份子該怎么辦？我想，除了協(xié)助差異性的論述出現(xiàn)、協(xié)助非權威性的說理方式出現(xiàn)之外，并沒有甚么事是一定需要知識份子做的。換言之，面對一個封閉壓迫性的社會，知識份子的反抗義務不會比一般公民少，可是也不會多于一般公民。在這個意義上，我懷疑所謂"有機知識份子"的特殊地位。問題在于，由于知識份子的職業(yè)本能是進行開放的說理和對權威的質(zhì)疑，往往他們會與壓制勢力直接沖突。權威與反權威的沖突，最后演變成道統(tǒng)與政統(tǒng)的沖突。身為道統(tǒng)的承載者，知識份子會取得道德的地位，一則形成保護傘，再則也維系、號召一般人的反抗意識。就后一點而言，知識份子成為"傳統(tǒng)型"知識份子，往往被視為社會良知，是有道理的。

　　這就聯(lián)系到了第二個問題：知識份子自己是否愿意接受差異、接受非權威的共識之路，作為社會公共生活的準繩？以我個人的有限經(jīng)驗來觀察，漢語世界的知識份子，在這個問題上的警覺與自惕還不夠。不夠的基本原因在于，漢語世界一般而言，社會分化程度與寬容異己的程度都較為有限。不夠的徵候很多，其中之一是喜好用道德語言進行公共論述，另一就是喜好用學術權威干預公共討論。

　　用黑白善惡的語匯描述社會現(xiàn)象、區(qū)分不同的立場雖然是人情之常，卻也是知識份子應該避免的廉價武器。這不是說我們可能放棄道德觀點，而是說在從事公共性的論述說理之時，以普遍與平等為念的道德要求，應該節(jié)制發(fā)自實質(zhì)價值信仰的道德裁判、發(fā)自道德優(yōu)越感的譴責和傲慢。前者維持了公平與平等，后者則注定會傷害公共領域的差異與共識原則。道德優(yōu)越感如果進一步蔓延，僭稱自己為清流、為社會良知所在，認為自己所支持的立場站在正義的一方，他人則甘于沉淪、甘為鷹犬，自然就更有藉道德口實裹脅公共論述的危險。

　　另一方面，學術知識應該只是公共說理時運用的資源，而不應該（韋伯[Max Weber]會說不可能）成為社會做決定時依循的權威。知識份子追求學術獨立不遺余力，卻往往會忘記學術還有維持中立的必要。"學術獨立"是為了保障學術領域的自主，"學術中立"則是為了保護其他領域━━尤其是公民平等參與的公共領域━━的自主，不要讓學術權威干擾了其他領域的運作邏輯，尤其是公共領域中平等說理的規(guī)范。這個道理，當年韋伯曾經(jīng)致意再三。不過，這種激進的多元論的意義，在一個結(jié)構性的分化還不算很深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里，可能是不容易體會的。

　　知識份子一本公民本分，進入公共領域發(fā)揮他們的說理本業(yè)與文化素養(yǎng)，為公共論述提供亟需的理知資源與說理典范，構成了公共型知識份子。如果以上的觀察不算無的放矢，那么在漢語世界，公共型知識份子的出現(xiàn)和成長，就還是一個亟待努力促成的理想。這個理想，由于關系到社會生活的公共化、民主化，重要性并不亞于任何體制的改革、或者是民主的鞏固。在今天，《二十一世紀》幾乎是唯一一份有心照顧整個漢語世界的知識份子刊物，用以上的一點反省紀念這份刊物十年的努力，或許也有前瞻的意義吧。

　　原載于《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0年10月號，頁7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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