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70年代末，被貧窮壓迫了幾十年的國民，為了擺脫傳統(tǒng)計劃經濟的羈絆與束縛，盡快過上富裕的日子，創(chuàng)造了種種理論，自覺不自覺地回避了過去存量公共資產處置分配的障礙與矛盾。其中，“蛋糕論”就是諸多勸導人們擱置爭論，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理論之一�！暗案庹摗逼鋵嵕褪恰靶�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改革指導思想的形象化表述。時指今日，當我們重新反思“蛋糕論”的時候突然發(fā)現(xiàn)，以20多年的時段看，“蛋糕論”曾經許諾的種種夢想并沒有收獲開始期許的碩果。相反，人們更多看到的現(xiàn)實是：財富總量雖然增多了，但大多數(shù)社會成員所分得的蛋糕并未增多，而且，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尷尬

　　毋庸諱言，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中國的綜合國力是大幅增長了，但另一方面，貧富懸殊化的現(xiàn)象卻令國人萬分擔憂，而這一無法掩蓋的現(xiàn)實，無疑讓“蛋糕論”陷入了十分尷尬的境地。

　　據(jù)國家財政部科研所一個課題組的研究報告分析，改革開放以來，國民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斷擴大，貧富分化加劇。主要表現(xiàn)為：（1）以基尼系數(shù)反映的居民收入總體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經超過國際公認的承受線。1991年為0.282，1998年為0.456，1999年為0.457，2000年為0.458，10年上升1.62倍。（2）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1990年城鄉(xiāng)居民收入之比為1：2.2，1995年為1：2.71，2000年為1：2.79，2001年擴大到1：2.9。（3）地區(qū)間差距擴大。2000年，東部地區(qū)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與最低的省差距超過3倍。（4）行業(yè)間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80年代中期，行業(yè)間收入差距開始顯現(xiàn)，到90年代中期最高行業(yè)人均收入與最低行業(yè)之比為2.23：1，2000年又上升到2.63：1。（5）不同經濟性質的單位職工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國有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與集體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相比，1985年的平均工資差距為1.25：1，2001年擴大到1.63：1，其他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與集體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相比，1985年的差距為1.49：1，2001年發(fā)展到1.77：1。（6）城鎮(zhèn)內部各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的擴大速度明顯加快。2002年1季度的統(tǒng)計表明，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總收入的46.2%，2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占總收入的6%，高低收入差距為7.66倍。[1] 而且，據(jù)最新的調查統(tǒng)計顯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財產總額占全部居民財產的1.4%，另外80%的家庭占有財產總額的53.6%。與此同時，城市居民金融資產出現(xiàn)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趨勢，戶均金融資產最多的20%家庭擁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資產總值的比例目前約為66.4%，在最低的20%的家庭中，戶均擁有的金融資產只有居民金融資產總額的1.3%。當前中國城市居民家庭財產的基尼系數(shù)為0.51，遠遠高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shù)0.32。[2] 而且，廣大人民群眾、農民、下崗職工、弱勢群體過多地承擔了改革的成本。有統(tǒng)計資料表明，我國20%的富人，納稅卻不到10%，沒有成為納稅主體，而工薪階層納稅卻占了60%以上。在城市，低收入階層的納稅額明顯高于高收入階層，“累進制”變成“累退制”。據(jù)統(tǒng)計，城市年人均納稅37元，而農村年人均納稅卻達90元。[3]

　　以稅收為例，蛋糕論”仍然十分尷尬。比如， 1993年與2002年相比，中央財政收入分別為957億元與10388億元；
地方財政收入分別為3391億元與8515億元。中央財政增長了985%，地方財政僅增長了150%，而同期的GDP增長了200%，換言之地方財政收入比GDP還慢50個百分點。若將分稅制改革的前10年與后的10年作以對比，地方財政收入的前10年，（1993年比1984年）增長了250%，而后10年只增長了150%。[4] 顯然，蛋糕雖然做大了，地方政府也沒有分到相應比例的大蛋糕。

　　上述數(shù)據(jù)說明，“蛋糕論”雖然香甜滑嫩、溫馨誘人，但它并未給人們帶來預期的“大蛋糕”，反而使更多的人體驗了“被剝奪被愚弄”的不公平感。有學者說，就比如“蛋糕論”，他說你們現(xiàn)在老說蛋糕怎么切，現(xiàn)在我們要想辦法齊心協(xié)力把蛋糕做大不好嘛，蛋糕做大了，你們每個人分到的一塊不都大了嘛。當時我想這個比喻是多么生動。二十年以后，我再回顧當年他給我們講的比喻，就發(fā)現(xiàn)又一次上當了。我們齊心合力把蛋糕確實做大了，但是我們分得的小塊比原來還要小，也可能比原來大，但是按比例算，更小了。[5]可見，這些數(shù)據(jù)，其實就是對“蛋糕論”的最大諷刺。

　　悖謬

　　為何“蛋糕論”并為收獲期許的預期？筆者以為，問題出在“蛋糕論”本身。

　　“蛋糕論”的基本表述是：與其大家喋喋不休地討論分配問題，倒不如齊心協(xié)力先做大蛋糕，只有做大了蛋糕，每個人才可能多分一些蛋糕；
如果蛋糕太小，即使是上帝，也是愛莫能助。它起源于拉美專家德爾芬·內托的“蛋糕論”和S·西蒙森的“積累優(yōu)先論”。這一理論認為，認為只要經濟發(fā)展了，民眾的生活水平會自動提高。不幸的是，它卻成為中國改革家們最信奉的理論依據(jù)。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很多經濟學家就是相信“大蛋糕論”，認為蛋糕做大了，貧窮問題，收入分配不公問題，財富分配不公問題，等等，都會自然得到解決。于是，“一種與拉美‘精英意識形態(tài)’相似的‘發(fā)展主義’獲得了主流地位。這種‘發(fā)展主義’企圖通過發(fā)展來解決中國的一切社會問題。它主張推動經濟增長和現(xiàn)代化，但同時要避免在社會結構、價值觀和權力分配等方面的變革，或者至少要把這類改革減少到最少限度�！盵6]

　　然而，“蛋糕論”的理論缺陷是十分明顯的。新劍橋學派領袖羅賓遜就曾經尖銳地批評類似“大蛋糕論”的說法。她說：“在對增長的頌揚聲中，贊歌四起。增長即將解決一切問題。無須擔心貧窮。增長將提高底層人民生活，貧窮將要消失，不要再加以注意�！� 她批評說：事實上，財富的增長和貧窮的減輕不是一回事，“貧窮絕沒有因經濟增長而被克服”，尤其是，“絕對貧窮還因經濟增長而增大”。她進一步指出：“當經濟增長在上層繼續(xù)進行時，愈來愈多的家庭在下層被驅逐出來。雖然財富增加了，但絕對貧困卻增長了�！�豐裕中的貧窮’這句舊口號具有了新的意思�！盵7] 豈不知道，“蛋糕”的切割和分配是個變量，切多切少、切大切小、怎樣分配很有講究。比如，有塊蛋糕，是屬于甲乙兩人共有的東西。甲憑借自身的職位、權力、金錢以及“人際關系資本”等，以非常低的代價（也許乙可以得到少許補償），把蛋糕的所有權轉入到自己的門下。在乙看來，“原本是屬于大家的蛋糕，憑什么被甲一個人獨吞？雖然甲付費了（當然有些費用乙根本看不見，因為部分費用是在幕后交易的）�！绷硪环矫�，乙會懷疑，“甲付的費是否能抵得上蛋糕的價值？”而我們知道甲付的費肯定是抵不上蛋糕價值的，要抵得上的話，甲肯定就吃虧了，因為甲必須花費大量資金用于幕后交易。[8] 關于“蛋糕論”的本質，經濟學家梁小民先生精辟地指出：他們只強調“發(fā)展”，即不論以什么手段，都要把蛋糕做大，這樣，即使分配得再不公平，人們也都有的吃——哪怕是切掉下來的蛋糕渣。如果強調階級，突出階級的主義，就會使社會陷入無休止的動亂中，不去做蛋糕，或者只能做出很小很次的蛋糕，那時你們連蛋糕渣也吃不到了。[9] 因此，“為了蛋糕渣，別再談什么階級和主義了吧!這是現(xiàn)代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精詞妙語，而中國只是在20世紀末才由少數(shù)人傳入，并為那些利用職權攫取了利益的人而宣傳。‘大蛋糕論’，實則一種主義，它是資產階級及其他統(tǒng)治階級利益和意識的集中體現(xiàn)�？梢姡�忌談階級者是真正的階級論者，不論主義者又有著堅定的主義。而他們的‘忌’和‘不’，只因為強調階級和主義會揭穿他們各種方式的‘愚民’和‘治民’方術�！盵10]

　　追問

　　如前所述，如果對“蛋糕論”不做深度追問，似乎覺得還挺在理，但深究，則疑惑頗多，有許多被“蛋糕論”所期許的幻象遮蔽的本質需要暴光：

　　追問一：蛋糕做大就能分得與其貢獻相符的蛋糕嗎?從邏輯而言，蛋糕大是利益均沾的必要條件，就是說，要分得與其貢獻相符的蛋糕，必須先把蛋糕做得足夠大。但必要條件的存在并不能保證結果的必然。這是顯而易見的。下雨的必要條件是天上有云，但有云不一定就會下雨。要分得與其貢獻相符的蛋糕的必要條件是蛋糕大，但蛋糕大并不一定是分得與其貢獻相符的蛋糕的充要條件。這一點，相信事實已經給了答案。財富分配兩極分化的現(xiàn)實是對“蛋糕論”違背邏輯缺陷最有力的駁斥。

　　追問二：蛋糕由誰來做大?從字面上看，似乎應由全體人民共同做大，由大家來分享。問題是，如何保證做大的蛋糕能夠真正歸做者所有?如果由廣大社會成員做成的大量蛋糕由極少數(shù)人通過不公平不正當?shù)氖侄尉鹑�，從古老的公平觀而言，寧愿不做大。試想，有誰愿意將自己辛辛苦苦掙得的財富白端端地拱手相讓?誰愿意在沒有任何權利與義務保障的前提下，低著頭任人驅使，用自己的血汗去填充惡者的腰包。其實，“蛋糕論”如果在做蛋糕之前不明確蛋糕的最終歸屬，其號召者的動機本身就值得懷疑。

　　追問三：做大的蛋糕應該由誰來切?在什么臺案上切？用什么刀來切，以什么原則來切?什么時候在什么地方切?由誰來切，是一個分配人資格確認問題，切蛋糕者的資格當然應該由蛋糕制作者、所有者共同推舉，他必須獲得大家的共同認可，具備公正切蛋糕應該具備的品德和能力。否則，刀子一歪一斜，就可能導致不公平。當然，如果切蛋糕者本身就心懷不公，只切給一個人，或者幾個心腹，而對其又無法監(jiān)督，那不公就會加劇。在什么臺案上切？這是一個制度安排問題；
用什么刀來切？是一個工具問題。因為如果工具不得心應手，也會造成不公，甚至增大成本。以什么原則來分配？本質就是一個公平問題。多勞多得，少勞少得，就一般意義而言是沒有錯的。應該按貢獻分配權利。一個人為蛋糕的做大貢獻越多，便應該享有相應多的參與分配蛋糕的權利。而一個人為蛋糕做大的貢獻，一方面則取決于他做貢獻的能力，如先天資質、稟賦、才能、經濟實力等等。另一方面取決于他對所做貢獻(做蛋糕)的認識、情感，以及貢獻的意志，即他的品德。這樣，才能體現(xiàn)公平。就是說，只有按德、才兼?zhèn)湓瓌t分配才是公正的。但這奉行的只是比例平等原則，是非基本權利的比例平等分配原則。然而，一個人既就是對做蛋糕的貢獻再小，至少，它還為社會合作體系的創(chuàng)建做了一份貢獻，因此，在分配蛋糕時，他也應當分得維持其生存與發(fā)展起碼的一份，屬于人權的那一份。而且，這是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基本標志。就是說，不論一個人的貢獻如何，應該平等地享有基本權利，即獲得蛋糕的基本權利。同時，做為蛋糕的制作者——社會成員在對非基本權利進行分配的過程中，由于獲利多者較好地利用了大家共同創(chuàng)建的社會大市場，便應該給獲利較少者以補償，這樣，才能真正體現(xiàn)公平的本質精神。

　　蛋糕在什么時候切？在什么地方切？同樣是一個問題。道理很簡單，如果切蛋糕的時候有人由于特殊的原因不在場，其結果肯定會有些人多吃多占，而使一些人吃虧。這不只是一個技術問題，也是一個策略和藝術問題。只有 “切”的標準、條件、原則等等問題取得了大家的共識，并且白紙黑字寫明白是如何切，大家才能感到公平，才有動力參與做大蛋糕的偉大計劃，否則，誰會甘當傻冒，參與一場競賽規(guī)則模糊不清，而且顯失公正的游戲。

　　也許，“蛋糕論”始作俑者的動機和出發(fā)點是善良的，但是，社會發(fā)展不是靠善良愿望和動機推進的。坦率地說，愿望總歸是愿望，潛藏于深層的利益沖動和訴求，才是歷史發(fā)展永不干枯的能量源泉。如果有意繞過了這個“坎”，為學，便不是一個真正的富有良知的學者，為政，便不是一個成熟的理性的政治家。更何況，作為理論旗幟的“蛋糕論”原本就存在諸多模糊性和缺陷。“蛋糕論”最大的缺陷在于繞過了人們最關心也最敏感的公平問題，它是一種高高在上的說教和訓諭，企圖通過這種簡單的教育去化解矛盾，凝聚全體社會成員的力量，專心致志于做大蛋糕的偉大計劃。當然，如果要切的蛋糕中還有過去體制下人們的貢獻時，邏輯的前提必須是——對歷史的欠賬進行結清。

　　注釋：

　　[1] [2] 貧富分化加劇 報告稱中國收入分配存五大問題/2003-06-16 09:44:29 中國新聞網 財政部科研所課題組。

　　[3] 曾昭寧、姚軒鴿，《當代陜西》2005年第一期,P37頁。

　　[4] 2004年11月5日第618期，《經濟學消息報》湯安中（山東）：“國情沒法給分稅制打高分”。

　　[5] 《九三年》與革命問題的討論，孔慶東 等

　　http://www.eduww.com/Article/Class4/200409/1190.html

　　[6] 于建嶸：終結革命:背棄承諾抑或重構價值――解讀20世紀中國工農運動//燕園評論。

　　[7] 羅賓遜：《經濟理論的第二次危機》，《美國經濟評論》1972年5月號，譯文載《現(xiàn)代國外經濟學論文選》第一集，商務印書館1979年。

　　[8] 參閱張泓駿：“警惕收入分配差距擴大——關注‘公平與效率’”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9] [10] 2002年2月21日《中國經濟時報》，梁小民：“做蛋糕中的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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